杜光:五十年代共产党内的民主呼声

1957年中国展开“反右运动”.jpg-787924
图:1957年中共动员知识分子“鸣放”——引蛇出洞后展开“反右运动”

1957年5月1日,《人民日报》发表了《中共中央关于整风运动的指示》,指示宣告要在全党进行一次以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为主题,以反对官僚主义、宗派主义和主观主义为内容的整风运动。接着是大规模的宣传动员,各级机关、学校、事业单位纷纷召开会议,报刊媒体连续报道发文章,号召各界对党和政府的缺点错误提出批评建议,帮助党整风。
在大张旗鼓的动员号召之下,党内外都掀起了批评建议的高潮。这些批评建议,就其内容来说,大都是对政治权力的日益专制化而造成的缺点错误的批评和改进工作的期待,因而具有反专制争民主的民主主义性质。所谓“大鸣大放”,就是民主主义高潮的表现形式。这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的首次民主主义高潮,不论是在党内还是党外,积压几年的对专制统治的不满,都在这次“帮助党整风”的动员令下,或被动或主动地倾泻而出。这个民主主义高潮虽然在6月8日后逆转为反右运动,提出批评建议的人员,无不遭到残酷的镇压,被打成右派分子者达55万多(一说300多万),但这个具有反封建、反专制精神的民主运动,已经在历史上留下不容抹杀的记录。我们的责任是要探寻这些先行者的足迹,继承他们的精神,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继续推进反封建、反专制的民主主义革命运动。
在大量“右派分子”中,党内的右派分子更富于悲情色彩。他们积极参加整风运动,批判官僚主义、宗派主义和主观主义,是为了促进党纠正缺点错误,更好地实现党的领导,这完全符合于党章的要求,也完全符合于国家的利益。但他们最后却被判定为“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资产阶级右派分子”。这当然十分荒唐,然而,这个荒唐的结论也具有一定的合理性:这些党内右派所批判的、反对的,是日益专制化的党的领导和实为专制主义的假社会主义;他们所追求的、希冀的,是党和国家的民主化、现代化。因此,他们的言论,体现着那个年代的党内民主派的民主要求和民主呼声。他们代表着共产党内反专制争民主的民主派。
反右运动已过去57年了,当年党内的民主呼声,由于时过境迁,有些已经成为历史陈迹。但是,这些呼声的精神和指向,在当前仍然有着十分积极的意义。这是因为,我们现在的指导思想,不论是在意识形态方面,还是在政治体制方面,都继承了反右时代的专制传统。得不到应有制约和监督的政治权力,在市场经济的条件下,衍生出远远超过当年的官僚主义、宗派主义、主观主义所产生的恶果。之所以如此,一个重要的原因是执政党拒绝对历史上的失误进行必要的反思总结,从中吸取应有的教训,以致今天仍然不断重复57年前的坚持专制统治、以友为敌的错误。历史的经验教训是我们民族的宝贵的精神财富,这个宝藏应该及时开发,使之成为推动社会进步的正能量,不能让它随着时间的推移而流逝。我的这篇材料性的文章,就是在这个认识的基础上产生的。
本文旨在发掘五十年代的党内民主呼声,但当时的党内右派遍布全国,数量很多,势难面面俱到。我这里以中共中央高级党校被划为右派的学员言论为典型,虽然未能展现党内民主派民主呼声的全貌,但也相当普遍地体现出那个时代的共产党员的民主要求。高级党校反右运动时在学员中共划出右派分子63名,占参加运动的学员总数1530人的4.2%。其中入学前原为厅局级领导干部的普通班学员24人,占全班898人的2.7%;原为各地新闻单位负责人的新闻班学员5人,占全班94人的5.7%;原为高等学校和各级党校理论教师及党委理论宣传部门干部的师资训练部学员34人,占全班638人的6.3%。
这些学员来自全国各地各个不同部门,具有一定的代表性。特别是普通班学员,身处中上层的领导岗位,对高层的决策和基层的运作都有所接触、有所体验,对民情民意也有所了解、有所思考,他们的批评建议,更能较好地反映出党内民主派的心声。但因为这些意见都是在反对官僚主义、宗派主义、主观主义这个整风主题下发表的,所以内容偏重于批判,建设性的建议很少。这些批判集中于我国社会五十年代中期存在的主要问题,体现出刚经历“社会主义改造”的时代特色,反映出政治专制化、经济垄断化过程中呈现的严重弊端。这些见解就其性质来说是反封建反专制反垄断的,本应成为纠正错误、推动进步的动力,却被认为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右派言论”而遭到严酷的批判,发表这些意见的党内民主派,无一例外地被打入社会最底层,沦为贱民。在这个历史转折关头,中国社会没有转向民主和进步,却朝着进一步专制独裁的方向发展。党内民主派提出的批评,不但没有得到纠正,相反却不断恶化。反右运动之后,接着就是大跃进、反右倾、四清、文化大革命。这些社会大倒退、大反动、大灾难的历史教训,迄今没有很好总结吸取。五十年代党内民主派所揭露批判的弊端,有许多依然顽固地出现于当前的社会。因此,再现当年一些党内的民主呼声,在目前仍有一定的积极意义。
本文选取普通班22人、新闻班4人、师训部8人的“右派言论”,分类汇编。这里整理的,都是他们的原话,因为把在不同场合、以不同形式提出来的批评建议集中在一起,通篇引号太多,不便阅读,所以我在整理时把引号全部删去。最后附列发言者入学前的身份,分别班次,依姓氏的汉字拼音为序,以备查考。

(一) 关于个人崇拜和对毛泽东、党中央的批判
普通班的学员由于一般都具有一定的地位和资历,对党内情况比较了解,因而对党中央和毛泽东都有一些看法,但要在整风期间提出意见或在文章里进行批评,却需要有足够的勇气。
在这方面比较突出的是王谭。他在入学论文和学习心得里,多次表述了他对毛泽东的不满。如他说:在抗大三期时,毛主席给墙报题词:一切为了统一战线,一切通过统一战线,可见右倾毛主席也有,不能光怪王明。“三反”期间,“深山必有虎”的电报都是毛主席亲自批的,为什么不强调研究?结果打出虎来,80%都是假的,直到现在也没看到中央的总结,我不知道可以不可以说成绩是基本的!中央没有错误吗?从遵义会议后中央就没有犯过错误吗?学苏联,中央指示一边倒,要全面端过来,结果又批评下边。一长制是中央批准的文件,光批评下边,没有看到中央的检讨。中国党是不是有类似斯大林的情况,就是说一切归功于毛主席,出了错误就与他毫无关系了?对毛主席是不是有个人崇拜?
张宗麟:一个人长期地终身地担任主席,可能要犯斯大林一样的错误。斯大林是暴君,品质恶劣,他杀了那么些人,这一系列的恐怖,是为了巩固他个人的专断独裁。苏联是否宪法规定的制度有问题?斯大林晚年所犯的错误,就是因为任元首太久。毛主席不应该再连任下去,要不然,就像斯大林一样了。
徐光:毛主席不如在延安时期那样谦虚、谨慎、接近群众了,现在脾气大了,不够谨慎了。毛主席不如革命初期的列宁,列宁虽然被剌后身体不好,他还参加星期六义务劳动,还到工厂讲演,毛主席仅仅是在节日在天安门向群众招招手。毛主席在中国革命胜利后骄傲了,胜利冲昏头脑了,主观片面,好大喜功,批评别人严厉,尖刻,有火气,有脾气,但自我批评不够。毛主席批评农业合作化运动中的右倾保守为“小脚女人走路”是过火了,批评邓老很严厉,批评各部门也很尖锐,结果工作冒进了,毛主席却仅仅说有上马就有下马,缺点都是难免的,这就使人不能心服,觉得不公平。一切都是难免的,那还批评什么呢?中国党有个人崇拜的苗头,毛主席事实上处于不能听到反面意见和批评意见的地位。毛主席和斯大林的后期一样,有个人专断,毛主席的理论与自己的实践脱节。毛主席关于人民内部矛盾问题的报告没有什么新东西,意义不大,可有可无,是为了掩盖工作中的缺点错误。我怀疑毛主席是不是真正的成熟的马克思主义者,中国共产党是不是真正光荣的、正确的、伟大的政党。徐光还认为中国党在苏共第二十次代表大会后,在处理国际问题上,主要是与苏联关系上有骄傲情绪,翘尾巴。在取得一连串国际国内的胜利后便自负了,是否我们自己想作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中心。
王文良:王明路线错了,难道毛泽东路线就都正确吗?左、右,哪一次不是从中央来的啊!中央整下不整上,搞错了许多人的康生,为什么在七大时汗毛未动,还选为政治局委员?
赵节:毛主席1953年在政协会议上严厉批评梁漱溟,大发脾气,有失风度。
盛坚夫:毛主席没有什么了不起,他讲到的我也想到了。除四害问题,尤其是消灭麻雀,是缺乏独立思考,事实上麻雀是消灭不了的,这完全是主观主义。麻雀并不为大害。毛主席对打麻雀,恐怕走火了。党内不民主,整下不整上,党内没有人敢提反面意见。八大文件光讲正确的东西,没有自我批评的精神。人都有缺点,错误又不可避免,但是到领导那里就不是这样了,只能拿这个东西教育别人,为什么一般人犯了错误又是根源又是分析,负责干部有了错误就什么都不见了呢?
刘晓晞:我们党内对领袖的个人崇拜的程度,已经把领袖偶像化,神秘化,认为领袖无所不知,无所不晓,他可以独断专行,一切成绩归功于他,他说的都是正确的,他写的文章一个字也不能改。 迷信革命领袖,迷信革命理论,都是违背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当一个领袖人物,他的本领不一定样样超过别人,但他能使比他本领大的人,甘为他利用。只要有一套权术,就能统治起来。有些问题都是主席一个人硬搞起来的,不是主席搞,别人就不一定搞得起来。如批判俞平伯的红楼梦问题,反胡风,接着搞成全面的肃反运动,都是主席硬搞起来的。主席讲他有过好大喜功,一个领导人,这是很大的问题。影响是不小的。农业合作化冒进了,那么大的事情,不是主席谁敢当家!
刘德焜:许多问题光怨下边,如说国民党作风、知识分子问题紧张、肃反等,中央缺少自我批评,对几次运动,中央没有提出过自己的责任是什么。党中央缺乏集体领导,毛主席处理案件火气太大,不冷静,对三反运动的领导太不稳。中国党也有个人崇拜。
石天行:几年来发生的左右偏差,实在太大,损失太大。风都是从上往下刮的,一级比一级大,不仅思想批判,而且组织服从,不随风倒不行。这是一种片面性,根源在于好大喜功。中央自我批评精神不够。总说成绩是基本的,缺点是次要的,有些公式化,到处套用。中央和省的报告往往只讲成绩,不正面讲缺点。上边的缺点,都归结为情况的变化上,是辩证法,结果有了缺点和错误只批评下面。
王善玲:中央政策左右摇摆,工作忽左忽右。一些运动初期总是反右,中间就左了,后来又纠正。农业合作化先是反保守,到高潮时又太快了。基本建设先是反对保守,现在又觉得投资过大了。
杨赓:党中央执行政策不稳。这几年我国革命和建设事业的胜利,一个接着一个地到来,毛主席是否有点脑子发热了,骄傲了。中央决定提前整风和采取大鸣大放方针是出自“灵机一动”的决定。
孙方:中央讲一句话影响很大,一阵风应由中央检查。一阵风怎样来呢?发展党员要数字,提拔干部要数字,此外还有建筑方向等等,都是一阵风,这些都是从中央来的。领导上管事不管人,组织部门也只管组织工作很少管人,对人的关怀也少了。非党非团更没人对他们进行工作,运动来了就找中间分子,平时没人关怀他们。
杨成亮:向中央写报告时开头为什么要写主席并中央,中央是集体领导的,中央就包括毛主席在内的。写了中央何必再单独写主席呢。
杨林:中央给下边任务太多,中心太多,如增产节约、肃反、审干齐头并进,都是中央来的,各讲各的重要,都让首长负责,亲自动手,每个工作都设办公室,忙得要死,还要受上级批评,下级也埋怨我们。我们是两头受气。各部门互相扯皮,各有各的制度,互不统一,这些制度大都是经国务院批准的。这是政出多门,朝令夕改,各搞一套。
王晓天(报上刊载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发展养猪的决定后):中央总是这么干,连生猪的问题也要发联合指示,这有什么好处呢?这样的指示到下边以后,就会造成以党代政。中央有骄傲自满情绪,对错误估计不足,因此放后就乱了。笼统地说成绩是主要的,错误和缺点是次要的,不足以服人。”
张生强:有成绩了,是上边领导的好,错误了,就是下边的。工作中的缺点与错误,难道都是下边的责任吗?应说与中央是有关系的。中央在掌握运动上,往往是反右的劲头很大,但防左则注意不够。上边风一来,下边同志就跟着来。下边同志怕批评右,左了感觉不算什么。党内很少人敢提反面意见,谁提了意见,最后还是吃亏。
盛坚夫:中央的指示和党报的社论都是老一套,没有指示也能做好工作。上级没有对你非常信任,虽然正确也不行;如果信任,错误的也是正确的。
齐佩轩:国务院副总理那么多,没有一个民主人士,应当增加党外副总理。
方德也赞成增加—个非党人士当副总理,并且说:我早就考虑过,副主席也可以增加一个非党人士。
孙方:关于十二个副总理都是党员的问题很难回答,其实安置个把民主人士也不妨。
黄维忠:国务院可以安排一两个民主人士,这样作既不影响政权性质,又可以发挥民主人士的积极性。否则如何体现出党的领导和统一战线呢?
齐佩轩:国务院副总理那么多,没有一个民主人士,应当增加党外副总理。
(二) 对党内生活和社会现象的批判
张宗麟一次到同仁堂买虎骨酒,看见几个军官带着衣饰漂亮的女人买人参,非常气愤,回来后说:解放军的优良传统消失了,生活腐化,这样下去,人民要起来革命;人民不革命,我也要革命。现在若干现象是腐化的开端,衣着、饮食、送礼、宴会、高楼大厦等等,一天阔气一天,而且不少同志说起来,就是比几钻的手表,比衣料,说吃好馆子等等。北京不少高楼、好房子,是军队的住宅和办公室,军队与人民疏远了,生活开始腐化了
石天行闲谈时说:做工作要有“靠山”才能吃得开,有人说党内要认个“干老子”才行,我感到也有道理。一次闲谈,说起“要坚持原则”,“头上要长角”。他说:长角不容易,谁敢顶,不长角还好,长了角不仅会锯掉角,而且会砍掉脑袋。党内有这样一些人,在中央反右的时候,马上可以拿出右的材料,反左的时候,可以马上拿出左的材料,并且还都有数目字。
张生强:有些人身上有两个口袋,装着好坏两种材料,上级要什么就有什么,作假报告,报喜不报忧,品质恶劣。
徐光:党内有一股风的作风,上面有片面性,下面有盲目性。
高汾:许多问题是否一定要经过运动来解决。一搞运动就是一阵风,副作用很大。
王谭在一份“批评上面的提要”里,揭露了在领导干部中存在着的九类不良倾向,包括:抱有“伪君子之风”和“阿瞒之风”; 唯我独尊自专和“甘作独夫”; 以合乎“孤意”为则的用人行事,好象搞什么“家天下”; 形形色色的“一点论”和对什么都采取“唯一主义”; 老搞“报喜不报忧”,“要什么报告就做什么报告”和“假报告”来“骗”党;不管是“自生的”或效颦的却有“阿Q气”;等等。
高朗:只要能体会领导意图能拍马屁的干部,都能提升;敢于独立思考真正做工作、积极负责的干部往往受到打击。
曾军:一对党委书记提意见,就是不尊重党,能这样说吗?能说毛主席的每一句话都是对的吗?今天党内的黑暗面是正直者罚。建议中央明确规定德才标准。凡是敢提意见,敢吵、敢顶、敢抗上,敢于逆水行舟,不屈服,不怕掉脑袋的,都应当看成是好干部。对那些吹嘘拍马、人云亦云、上呼下应的人,就要降下来。
王善玲:不仅在党群之间有墙、沟,党内上下之间亦有墙和沟,现在党内不团结的现象比以前多了。科员对科长,科长对处长,处长对司长,司长对部长,层层有意见。劳动部调走的干部差不多都是闹别扭,吵吵闹闹,甚至哭哭啼啼走的,但有些到了别的机关,工作做得很有成绩,成了好干部。等级制度是引起党内墙和沟的重要原因,现在住房子,日用家具,坐汽车等等,都按等级待遇,这就使同志间关系疏远了。其实“争名夺利”是因为有了等级制度才有的,没有级别谁去争?另一方面,领导上叫干部不要争级别,但许多制度又按级别办事,这是人为的矛盾,好像鼓励人家讲究级别,如坐火车要十一级才能坐软席等。现在工资悬殊很大,高级干部的生活特殊,吃得好,穿得好,还有供给制尾巴照顾着。老百姓反映:共产党小汽车、小公馆比国民党当官的还多。我认为现在整个国家干部的生活水平都应当低些,高干尤其要降低,不要苦乐不均。
方德:看来有股阴沉不正之气向中央扑来。党内有些领导干部和下级的关系是主奴关系,有的同志只能使用奴才,不能使用人才。
尤力:在我们国家里已形成了新的统治阶层——工人贵族,这个贵族虽不占有生产资料,但在政治上、收入上多方面特殊的关系,仍然跟群众隔绝。领导干部一人飞升,全家享福,在各方面特殊化,衣(毛、呢)、食(全聚德)、住(高干宿舍、小公馆)、行(小包车)与绝大多数群众的生活悬殊。他们政治上的衰退——贪图享乐,不学无术,民主生活不够——封建主义的特权思想严重。因此,要从各方面展开反专制主义的斗争,不让个人专权独裁的现象为害,不让任何人利用国家所给予的权力,把自己的利益放在群众之上,把自己的意志强加在群众头上,横行霸道,作威作福。党群关系隔高墙,民主原来未发扬,深坐宫厅听汇报,偏听偏信事堪伤。
龙纯璋:高级干部待遇太特殊化了,孩子、老婆都一齐坐小汽车,还有专门的干部子弟学校。我们武汉的首长都是一人一个小公馆。这不是形成等级是什么?过去革命是工农群众流血牺牲,而胜利果实却为少数人所得。工资高低相差那样多,这不是剥削是什么?
宋宏钊:党是官僚主义集团的化身,官僚主义在党内合法,谁得罪了领导同志,就得挨报复。高级干部官官相卫,党内没公道,没是非。为了维护高级干部的威信,不惜冤枉小干部,大干部处境优越,小干部受统治。
姚北桦:党内有两种人:一种是整人的,另一种是被整的。新社会交朋友不自由,甚至不敢交朋友。偶一不慎,在运动中就要受牵连,受审查,挨批评,因而朋友愈来愈少。平常再好的朋友,斗争起来翻脸不认人。同志之间,缺乏友情。有些党员干部缺乏最起码的社会生活经验,对人冷若冰霜,缺乏人情味,真是“人情薄如纸”。人们之间缺少一根把友谊串连起来的红绳,缺乏一种推动着相互之间加强接触的力量。关心人,便是把友谊串连起来的红绳。因为只有关心人的人,才能够得到别人的关心。有了相互之间的关心,便有了接触,有了了解,有了友谊。
徐光:党与党外人士的关系不好,主要是由于党组织的领导有问题。
宋姜生:在大大小小单位里只派党员作领导干部,没有党外人士作领导干部就是宗派主义,就是不要群众。
寿逢午:我们过去集中多,民主少,纪律多,自由少。他赞同“资本主义有民主,所以今天有生命力”的观点,认为这合乎辩证法,不能一概否定。
黄维忠:三个主义产生的根源和上层建筑某些环节处理不当有关。象行政机构庞大、层次过多、等级制度、特权思想等。前者可能产生官僚主义,后者可能产生宗派主义。社会大变动时期,有些制度要进行根本改革,如工资制度、等级制度等。我们的工资制度就没有贯彻巴黎公社原则。我们国家的许多问题应该重新考虑,广西饿死人是因为法制不健全,如果死了人要法律制裁,下面就不敢胡作非为了。
王谭:我感到党内民主基本上要保持两条:一是各级党委要经过选举产生;二是党委要定期向全体党员或党员代表作切实的报告,报告前后要有充分的讨论,并经批准。如果没有这两点,就忽视了党内的基本民主。党内对于某些错误的处理,给我的印象好象有算总账的味道,讲理不足。这几年来,有这样一种感觉,在同志之间的批评也好,对同志出错误处理也好,很容易戴上一顶富有政治性、原则性的帽子,道理没说清楚,就抓上一顶,或好几顶,其实有什么好处?
肖鲁:我们尽是说“成绩是主要的,缺点是难免的”,似乎说不过去。
宋宏钊:事实上工作中的错误和缺点是很多的,如果光说成绩优点是主要的,缺点错误是次要的,那就不用去纠正错误了。”
(三) 关于延安整风、土改和历次政治运动的评论
王善玲:康生同志说1942年整风开始时,就采用“团结——批评——团结”的公式。事实不是这样,而是偏差不少,特别是抢救运动中发生逼供信现象,弄得人心惶惶,有的因而自杀,伤害了一些好同志。现在党校学习的有些同志,当时挨过整的,多少还有些不满。康生同志为什么不讲缺点呢?没有自我批评,不能以理服人。
刘汉仁:陆定一同志关于纪念整风十五周年的文章是不符合1942年延安整风实际的,因而也是不能说服人的。对知识分子那样整,就是整顿三风?当时不管有没有材料,都得过一下子,不管有没有问题就整。没有挨整的,都是家庭参加革命的或是老陕北人,至于在外边上过学的学生都得整。组织上让我组织一些人收集一些材料,我心想为什么党还要用这样办法,所以我有些也没有做。不管42年整风结论如何,我是被整了,我是受了罪。你们说42年整风是取得抗日战争胜利的关键,保证了我们打胜仗,我看整风不整风也照样打胜仗。
曾军:1946—47年,冀热察在土改中,搞扫地出门,分地主、富农浮财,杀人,把地富的妻子和女儿也分了。我反对这种作法,结果斗争我,把我的枪也下了。
杨林:1947年土改三查搞得太过火了。当时提出农民坐天下,贫雇掌印把,群众要咋办就咋办,结果把不该斗的也斗了,农村中发生惨死现象。当时所用形形色色的刑法如推肉磨、站老虎凳、凤凰单展翅等,就是桀纣时代的刑法也没有这些。土改中的问题,中央应有个总结,向全党有个交代,但在八大也未提。中央冒进了,领导“一阵风”,有忽左忽右的现象。中央一冒,影响我们各个方面都冒了。一件事一下急起来,马上公布动员搞,风过去又放松了。
刘德焜:三反运动有很大的缺点和错误,后期打虎的结果,浙江省有90%是假虎。毛病出在对情况估计有偏差,由上而下规定打虎数字,要求过急,限期发动,打不出老虎来就撤职。限期发动是强迫命令,提到思想上就是主现主义。打虎的方法实际上是逼、供、信。听别人说“三反运动是毛主席用鞭子赶上战场的。”肃反在某种意义上说是重复了三反的错误,对情况的估计有扩大化。当时规定5%的数字是不够科学的,实际上反革命不到1%,这个情况估计是主观的,不合乎实际的。第一批肃反,批判右倾无边无沿,凭着群众热情去斗,硬压,错斗了很多人,使知识分子伤了心,加深了党和知识分子间的墙和沟。现在知识分子的意见都集中在这个问题上,不是完全没有道理的,和知识分子的关系紧张,这是最主要的原因。在大学里搞肃反运动,斗争面宽,搞出的反革命更少,伤了许多人,学生们不满,老师也不满,这样搞法不—定必要。胡风案件,群众要求公布,为什么不公布?不公布如何向群众解释?不公布老压着是否合乎宪法?《人民日报》公布的三批材料是不足以说服人的。
刘晓晞:报上公布的关于胡风的三批材料,还不足以说明胡风是个反革命。胡风问题长期未予公布,因而引起群众不满。
薛一平:三批材料在法律上可能说不服人。历次运动都是准备不足,干部都是被迫上马;往往左右摇摆,先右后左再纠偏,闹出片面性。55年肃反仍有这毛病,此次整风又是突然来,思想上没有准备。
赵节:三批材料不充分,胡风不够反革命;捕了几年不公审不合法律程序。从三批材料看不出胡风的具体罪行,也就是看不出阴谋组织活动,即现行反革命活动。
黄维忠:胡风是不是反革命,不能做结论。胡风的文艺纲领与我党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相似。
张生强:为什么各种工作都要采取运动的方式?机关肃反采取运动的方式,多伤害了那么多人,多得罪了那么多人,不该死的也死了,又费了许多人力、时间,结果还得调查、对证材料。肃反的错误决不是个别的,相当一部分被搞错了。
高汾:肃反运动扩大化了。别人都可以得罪,高级知识分子可不能得罪,我们建设得靠他们。有历史问题的,有思想问题的,特别是历史问题小的,我认为这些人就不该斗,都是从旧社会来的,谁能没点历史问题,老区的同志看到一点历史问题就大惊小怪,这是非历史观点。我们向斗错的人道歉,也有形式主义,向人家道歉,还要首先说人家是错的。
姚北桦:肃反运动中斗十个人九个没有问题,所以应该说90%斗错了。如果斗错的多了,成绩是主要的如何说明呢?是用10%的成绩来说明成绩是主要的吗?成绩是基本的说法需要分析。1955年肃反开始时就没有调查研究,没有材料,是凭印象斗争。第一批肃反是从知识分子开始的,打伤了很多同志,反革命分子没有搞出多少,应该说偏差是主要的。我从南京到北京,听到了一片喊冤声。我看肃反运动一开始就把敌情估计错了,知识分子有多少人喜欢蒋介石?5%的估计是大了,学生中就有凑数现象。我怀疑肃反运动选择的时机是否恰当,由文艺思想批判就转入了政治斗争。肃反开始,是从斯大林的学说来的,就是我们的进展愈大,胜利愈多,阶级斗争愈尖锐。斯大林的理论影响了我们,并不只是在个别问题上。肃反初期形成了人人自危。不能因为提高了警惕性,就谁也不信任,六亲不认。
周毅扬:我看肃反运动中被斗的人多、查出反革命分子少的单位,就不能说成绩是主要的。为什么说错误是难免的?我就不怎么同意。你可以多调查调查嘛!慎重的处理。为什么我有右倾思想,而且右倾思想很突出?就是因为肃反我被冤枉,受过打击。
寿逢午:肃反面宽了,涉及到知识分子,给人家扣了很多帽子,怎么叫人家发挥积极性呢?
孙方:肃反有阴暗的一面,有的单位肃反搞得太粗暴了,反没有肃出来,反而伤害了知识分子的感情。在外交部的座谈会上,有一位在肃反时挨整的干部对肃反运动提出批评,孙方在会议休息时上前与她握手,问候道歉,并且说:我过去错了,对不起你们,今天我才对你们的委屈有深刻的体会。
张生强:三反中,上级规定打老虎的数字,并拿着电话,天天问下边,打了多少老虎?打不出老虎,戴右倾帽子。
王文良:三反中有些同志被搞得够呛,三反是伟大的吗?我是挨过整的,我认为是错的。三反虽有成绩,但也有严重的错误。西北军区的三反是以官僚主义反贪污,以官僚主义反官僚主义。
杨赓:中央批示的“凡大抵管钱管物者,必有贪污犯”的批语,说得过于肯定。中央限时限量要老虎,是搞出一批假老虎的原因。肃反运动是劳民伤财,扩大了打击面,伤害了一些知识分子的感情。1955年各方面都反对右倾保守,结果引起各项建设工作的“冒进”,造成1956年财政上和物资供应上的人为紧张,原因是中央掌握政策不稳。
姚北桦:三反、肃反搞得太猛了,这样搞副作用太大。有些人被冤枉了,斗得成了精神病。
高朗:过去的运动究竟成绩是主要的呢?还是缺点错误是主要的呢?很难说,血的教训太多。上海浙江财务部门三反时打的老虎,90%都是假的。每次运动都混乱了财会制度,打乱业务计划。财会工作技术性大,业务需要不断连续,一有停顿,往往花加倍时间也弥补不上,所以财会工作与重大的政治运动间的矛盾是比其它业务工作来得明显。依靠运动不是办法,以运动代替业务,以口号、群众路线代替业务是不行的,要建立长期制度、法治。过去的事过去了,中央是否以后不要搞运动了。
杨成亮:三反时中央向下分配任务指标根据是什么?如分配那么多大小老虎,根据是什么?是否合乎实际情况?我看犯有主观主义,不摸真情,伤害了不少人。肃反问题,不能因为“成绩是主要的,错误是难免的”,就放弃自我批评,自己原谅自己。中央提出5%的界限,究竟是起了防左防右的作用?还是反而宽了呢?搞出个胡风,心血来潮就肃反,缺乏准备工作,摸不清底就搞。在肃反问题上,中央从思想、组织、材料三个方面准备都不够,打击面宽,打击面大,应该是打击面小一些才对。
盛坚夫:合作化不巩固,江苏、浙江都有大量退社的出现。农业发展纲要四十条提出,江苏修了多少汽车路,但又无汽车可走,废了不少农田。有的农村电线和电话机搞起来了,但人民没有饭吃。
易祥:合作化后农村搞得灰溜溜的,群众很不满。农民生活苦,田里是丰收了,政府得去了好处。
方德:(因“三大改造”后生活上反而不方便了)这样的社会主义,还是少一点好。老子就不要这样的社会主义。
(四)对反右运动和右派分子的态度
“六八社论”发表后,风向突变,报刊上对“右派言论”的批判,铺天盖地而来;各地各单位大会小会的反右斗争如火如荼。但许多共产党员却不以为然,一方面,他们内心对民间的民主呼声怀有同感;另一方面,他们自恃共产党员身份,自觉并无反党之意,更无右派之嫌,所以在不同场合发表了赞赏右派言论、或同情右派分子的意见。如:
杨赓赞成李景汉说的“沟和墙是学校中的党团员对老教授不尊重造成的”,同意庞熏琴说的“外行不能领导内行”,肯定他们都是为了帮助党整风,克服官僚主义。有的人说“共产党员没有人情味”,“六亲不认”,杨赓表示自己有同感。
肖鲁觉得北大、清华的大字报没有什么不正常,认为大字报里的意见都可考虑。对大字报反映的内容,他感到触目惊心,没想到党这样脱离群众,工作搞得这样糟。
高朗一次谈到北大的大字报时说:在帝国主义国家里,还允许共产党说话,还可以提反面意见,英国还有海德公园,北大有自由论坛那怕什么?
孙方看了北大大字报回来后说:好!骂得好!他觉得人家的冤气不少,吐一吐也好。
刘晓晞很赞赏社会学家李景汉的文章,认为李的调查研究很好。他对黄万里的“花丛小语”也很感兴趣,积极介绍给别人看。还认为葛佩琦的发言是有根据的,有群众的。
王谭认为林希翎、谭天荣的意见不错,也许万年之后会成为香花。孙方则认为林希翎抓住我们的小辫子不容易驳倒。
杨成亮非常称赞林希翎的才华,说她才22岁,懂得东西真多,能在几千人大会上作报告,真是有本领的。
金光政也很赞赏林希翎。说林少年女子,善于辩论,能说会道,思想开朗,知识广博。他认为刘奇弟、谭天荣的文章很锋利,笔法和鲁迅的文章一样尖锐!他很欣赏费孝通的《知识分子的早春天气》,说写得很好,真正反映了知识分子的心情!文章通顺,感情真实,有说服力,我一连看了两遍。
黄维忠认为北京大学大字报是好得很,不是糟得很。看不出北大大字报有什么反社会主义的言论,何必大惊小怪!他很欣赏林希翎所讲的“大鸣大放是对群众的考验,也是对领导的考验”,认为领导应该放手,无条件地放。他说林希翎年青聪明,知识面广,能独立思考,大胆地提出了自己的见解,揭发了一些事实材料,有很多问题是值得研究的。林希翎说我们现在的社会是建立在过去封建法西斯的基础上的,这个问题要好好研究。
寿逢午赞赏黄万里的《花丛小语》,认为文章里提倡的三点意见是好的,应该采纳。
钱辛波在一次小组会上说:社会上提出的党政不分、以党代政、党外人士有职无权、外行不能领导内行等言论都是事实,有道理,是帮助党整风的。虽然有些意见不一定正确,但动机是好的。
龙纯璋在小组会上说:《长江日报》也出了右派,就是因为对党不满。对党不满就是右派?我想不通。党有缺点提了意见还不改,就可以不满。要是我遇到这样的事也不满。
宋宏钊:右派的话也有合理的部分,有些右派言论正击中了官僚主义的要害!党请人家帮助整风,说几句过火的话有什么了不起!
寿逢午:“党天下”、“政治设计院”、“平反委员会”、“马列主义在中国对不上号”等,只不过是一些意见,可以接受下来,今后注意纠正,作为教训。我们确实有宗派主义情绪,只重视党员、团员,某些党外人士有职无权。
王晓天:对右派批评是否过早?社论有什么根据说右派要推翻我们?从哪里看得出右派是在进攻?说那样几句话就在夺取政权?
张生强针对报上批判右派言论的文章说:人家批评你一下就受不了吗?过去我们打人家十下子,现在人家打我们一下子,有什么大惊小怪呢?”
方德:这个反击用《人民日报》社论的形式出现(指“六八社论”),像石磙压鸡蛋,是太重了,影响鸣放。
孙方也认为“六八社论”收得太早了,太重了。
(五)对合作化和统购统销的批判
丁景才:在1956年农业合作化的高潮中,农民进入合作社并不是那么自愿,有很多贫农、下中农是随大流进来的。如果现在政府下令允许退社的话,就会有50%的社员退社。合作化后,政府对农民经济照顾不够,掐得太死,有的副业是政府规定不准搞,有的副业由于政府控制了原料,老百姓也无法搞。商业部门处处想赚老百姓的钱,与民争利。解放后农产品价格与工业品价格的剪刀差比解放前扩大了。自从棉花棉布统购统销以后,织布副业停顿了,收入减少了;粮食统购统销以后,留粮标准只有300斤,不够吃,因此农民生活就不会上升和改善。农村中增产而没有增加收入,农民手中钱少,生活基本上没有改善,说农民生活好,我是不相信的。农民到领导机关来开会时,有的连两毛钱也没有,带的被子也是破破烂烂的,有的连被子也带不上。
1956年寒假,丁景才回江西,他母亲从家乡江苏江阴来帮他带孩子,对他说:他弟弟丁仁才因为当乡干部,带头卖粮,每年卖得连自己都不够吃,只好常常吃些菜饭,以菜和红薯充饥,以致她现在看见青菜就反胃,此外还跟他诉说了家乡许多农民生活情况,而且边谈边哭。丁景才据此给江阴县委写信,反映农民粮食不够吃、儿童上不起学等情况,建议调查解决,结果被批为向党进攻。
薛一平:合作化发展太快,社太大,不好领导。合作化以后,看不出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农民生活苦,没有零花线。山区人口稀,住的分散,合作化了没啥好处。
王晓天:合作化的问题很多,我看合作化就没有优越性。土改才多久,又集体化了,农民没有意见吗?
张生强:合作化运动中的问题很多。羊、牲口入社后,损失不小,邓老(邓子恢)报告说华东地区死了一百五十万头牲口,全国不知死了多少!果树入社后,损失得多了,副业生产上损失也很大,搞得太快了,如慢一点,问题就不会这样多!中央发下《1956年——1967年全国农业发展纲要(草案)》以后,下边的脑子热了。我们专区的打井工作,很多井都打瞎了,能用的很少,劳民伤财。造林的成活率很低。据某县报告,造林27万株,只活了一株,浪费了多少劳动力呀!合作化后,妇女出工,有不少在打井、修坝中小产了,还有人累死在工地上。冒进造成了多少损失,浪费了多少劳动力呀!很值得研究。
王善玲:农业合作化高潮时,从初级社转到高级社有些快了,干部经验不足,群众思想准备不够,问题很多,闹社、退社的不少。如能慢一两年转为高级社,逐步巩固起来,问题就会少些。现在工农生活差别大,农民生活苦。
齐佩轩:中国无产阶级专政当前主要是农民生活的改善问题。目前合作化冒进,社大、干部弱、力量不足,当不了这个家。农民生活困苦,存在些严重问题,复员军人的问题也比较严重。我们的专政不容太平,如不警惕,有流血的可能,可能转化为对抗性的斗争。农民生活比工人生活还是苦,应当承认这个现实。我姐家一年才分到两块半钱,有病都看不起,学生上学一年要花一百多块,上不起学。统购统销有副作用,农民卖出贱,买进贵。在国家预算上积累多了些,工业化快了些,从农民那里拿的多了些,如物品差价、购粮。
盛坚夫:统购统销很紧,每人200斤口粮不够吃,农民生活确实很苦。
实行统购统销的第二年,杨成亮在地区会议上听一个地委书记说,农民一天三顿稀饭,水多米少,难于吃饱肚子。他说,这是因为统购统销中购得多了,在购销数的分配上,犯有主观主义错误。
杨林:统购统销政策在执行中过死过严,西安市有的学生饿跑了,工地工人饿得睡不着觉,剧团演员下台后没有吃的哭鼻子。国家并不是没有粮食,铁路沿线粮堆霉烂、随风飘洒,却不让老百姓吃饱。
刘德焜:前年和去年上半年反右倾,什么都是思想落后于实际,结果我看是冒进了,提出多、好,省、快四字,结果冒了。去年上马,今年下马下马是难的。去年多用了钱,物资紧张,市场紧张,许多工程中途停下来,浪费很大。市场紧张,政治上损失也不轻;今年的闹事,与去年的上马、下马有关系。
(六)赞赏新闻自由,主张同人办报
龙纯璋:咱们报纸的党性、阶级性等等什么性太多了,因而新闻少,消息慢,不生动,不活泼,趣味性少。咱们的报纸很少反映出人民的要求,也没有真正反映出人民的思想意识。资本主义国家的报纸可以攻击政府。过去国民党的报纸还不是一样说官方的坏话,我们对新闻这方面控制得太死、太严了。我国应当有资产阶级报纸或民间报纸,也应当有资产阶级的通讯社。报纸要互相抢消息。
杨赓:党对出版事业统得太死。出版局在纸张分配、印刷力量、人员任用上,都卡得太紧。希望在企业自治的范围内给出版社以适当机动之权。
徐盈:我的新闻观点是三条:1.同人办报(文人办报),2.新闻自由,3.尊重报人。所谓“同人办报”,是由知识分子一部分人来办报,文人办报。文人,就是像皇帝时代的非臣子,站在皇帝对面的“清议”,好似第三条路线的人。同人办报,就是不要党领导或名义上有而实质上只是形式的那种报纸。记者要下去采访,找缺点,和旧社会对比,不怕暴露阴暗面。文章不怕片面,片面多了可以成为全面。现在的新闻自由不多,党委审查,党组讨论,影响报纸出版发行及销路。
刘晓晞:同人办报也可以和我们党报唱对台戏。文汇报、新民晚报、就是“同人办报”。
钱辛波曾同陈铭德,邓季惺(《新民报》老板)、徐盈、高汾等谈过要办一份同仁报——北京晚报,提出要徐盈做总编辑,并表示自己愿意离开广播电台,去做这个报纸的记者。他说,党报的缺点很多,办得呆板、枯燥、缺乏趣味。他盛赞老报人的技巧。称赞《文汇报》的版面活泼,标题醒目,文字体裁花色很多。他还说,广播电台一家独鸣,节目的质量不容易提高,有两个电台就可以互相竞争了。
高汾:老报人没有党的领导也可以把报纸办好。老报人能力强,会出点子,《文汇报》有起色就是找了许多老报人回去了。她多次找徐盈商谈,要办个同人报,感到搞这样的报纸比较自由一些。
姚北桦:若要办同人报,即使我的工资此现在少一半,工作不分昼夜也干,十小时以上也干。我觉得办同人报痛快,在党报工作不能随心所欲,约束太多,写一篇社论还要审改几次。对做文化工作的人,应该恢复过去那样有找职业的自由。应该开放一部分干部的自由市场,对文化教育界过去称为自由职业的人,采取聘请制,理由是:①这样可以作到“人尽其才,才尽其用”,解决某些单位某些人想进进不去,想出出不来的现象,改善现在乱点鸳鸯谱的情况;②刺激干部的积极性和上进心,解决一些人的“铁饭碗”、“银饭碗”等不求上进的思想。
赵节:有人提到办同人报、同人出版社,我有共鸣。就像在一定条件下开放自由市场一样搞法,来一个领导下的私营报、私营出版社。现在报纸内容单调,编排形式呆板,能办几个私营的也好,会丰富多采一些,因为有竞争就多样些。
金光政一直坚持认为新闻没有阶极性,没有党性,报道要“实事求是”。他说:报纸内容分两种,新闻报道没有阶极性,评论有阶级性。我们的消息少,新闻不灵通,不真实,我在机关经常听美国之音、日本的对华广播和台湾广播,人家的消息灵通,而且新闻真实。
(七)对执行知识分子政策的评价
孙方:我们对知识分子不够了解,不敢大胆重用,不敢大胆对他们负责,没有把他们放在人民内部来重用,数年来的运动都反在知识分子头上,使得隔阂愈来愈深。人事部门工作简单化,对知识分子不能做到真正关心人的工作,鉴定和档案材料常常和具体情况很有距离。这些错误影响到对他们的信任与提拔,今后必须从这方面加以根本解决。
高汾:党对知识分子照顾不够,他们在建设中没有得到重用。他们的积极性没有发挥是因为对他们安排不当。对知识分子照顾不够才有了墙和沟,使他们受了委屈。几次运动搞下来,知识分子确实受了委屈,我对他们表示同情。
徐光:知识分子思想改造以群众运动过关的办法,值得考虑。这样比较粗糙。他们说“士可杀,不可辱”,这句话有道理,这是伤害了知识分子的自尊心。”
赵节:我们在知识分子政策的执行上有很多问题,他们有委屈,应该让他们发发牢骚。
钱辛波:党和政府对知识分子,在地位、待遇方面照顾多,在思想感情方面接近少。知识分子需要感情的温暖,更甚于其他方面的照顾。党应该了解和掌握知识分子的个性和特点,不要一般地对待。所谓个性和特点,就是爱清高,不愿多受约束,生活态度比较随便,等等。党不了解知识分子这些特点,就不能发挥他们的特长,因而和知识分子的关系就疏远了。人事制度中统一调配干部的作法,既增加了国家的负担,又束缚了个人的喜好和特长,可以考虑在大学生和知识分子中采取考试录用和订合同的办法,逐步过渡到完全的自由市场。
姚北桦:我怀疑党对知识分子是否搞得太凶,抗美援朝、思想改造,他们都是对象,特别是1955年的肃反,把他们搞得太凶了,伤害了他们的感情,结果对我们意见很大。有些人工作得并不错,可是也老被整,整得他们不敢抬头,自尊心都没有了。
(八)主张教授治校及其他
杨赓认为钱伟长提出“教授治校”的主张有道理,他说:高等学校有特殊性,要依靠专家才能办好。高等学校党委制可以考虑取消。
肖鲁:大专学校可考虑改变党委制,采用教授治校。因为大学教授对我们意见很多,我们管不了教学,我们某些领导干部确实不行,既然我们不行他们行,就让他们领导,搞不好再批评。
孙方:庞熏琴一炮打二个目标——外行不能领导内行,知识分子政策——我很同意。党委制在大学里是否合适,我发生怀疑,因为党委不能包括大学教授。党委不尊重老教授,青年们的骄气太大,学生不如从前。他主张把党委改变为党组,依靠老教授办好学校,不要光是依靠培养青年的红色教授。他还认为:政治理论课的教条主义确实太严重,学生闹事,应由政治教育方面负责,在大学里教条主义如果少一些也不致这样乱。
张宗麟:学校应实行一长制,党委只起保证作用。这就是校长领导下的党组制。本来高教部同各省市对学校的领导是垂直关系,直接领导校长,中间夹了一层党委制是否必要?
易祥主张取消大学党委制,成立校务委员会。他说:党委领导下的校长负责制,教授有很多意见,由校务委员会领导,吸收教授参加,就可以缓和党和教授之间的矛盾。党委只能管党的组织,党员可以参加校务委员会,提出意见人家接受就接受,不接受就不接受。他赞成把大学里的马列主义课由必修改为选修。他说:不能强迫人家接受马列主义;马列主义课不及格不能毕业,这不是强迫人家接受吗?
周毅扬:为什么老教授对党委不满?就是由于我们领导不懂业务。有的党员不懂装懂,官僚主义、主观主义就多了。我们党员都不懂业务,不好管理高等学校;党委会不适合,可以取消。思想改造时的方法是太粗暴了,伤了老教授的面子;知识分子的面子是非常重要的,真是“士可杀而不可辱”!
龙纯璋:资产阶级民主有它的好处,人家的总理是坐公共汽车上下班。实行的是直接选举。我们也可以来个两院制,一个在台上,一个在台下,你可以攻击我,我也可以攻击你,你有你的纲领,我有我的纲领,互相竞选,看谁可以选过谁。
宋宏钊:在工作岗位上,领导强调集中,民主是个形式,虽然也发扬民主,但一经集中就没有民主了。下面提的意见就置之不理了。领导上强调集中,实质上就是独断专横。
高朗:现在国内阶级斗争基本结束了,应该强调法制工作。马上得天下,不能马上治天下。中央以运动打天下,用这种方式能否治天下?以运动代替业务,以口号、群众路线代替业务是不行的。
齐佩轩:现在为什么没有一个全国性的农民团体?工人、青年、妇女都有团体。有一个农民团体,好替农民说话。
孙方:封建时代重感情,所以管人;资本主义重赚钱,所以多管事;现在的官僚主义既不管人也不管事。
尤力:今天的官僚主义和旧社会的官僚主义没有任何区别,一个是猪屎,一个是狗屎,一样臭。如果说资本主义比官僚主义更危险,那就是站在官僚主义的立场上为官僚主义作辩护。
龙纯璋:斯大林是什么东西!斯大林就是专制独裁。对苏联,你们不要太相信了。社会主义还不是大国欺侮小国?波、匈事件所揭发出来的一些事实,证明苏联实际上也是干涉小国的内政。
高朗:学习苏联先进经验是对的,但究竟什么是先进经验,没有人去研究过。苏联专家不研究中国情况,往往硬搬苏联经验。下面同志提的不同意见,就认为是不尊重专家意见,支持专家硬搬。
周毅扬:苏联编的《政治经济学教科书》,越看越空洞,越看越教条,越看越枯燥,净吹牛,真是没味道。

附:本文所列言论发表者简况
(一)普通班学员
丁景才,男,41岁,农业专科学校毕业。1938年参加工作,1946年入党。来校前任江西省农业厅副厅长兼农业科学研究所所长。9月18日在颐和园后山自杀
高汾,女,37岁,1938年10月入党,来校前任北京《大公报》首都记者组副组长。
高朗,男,54岁,1939年入党,来校前任对外贸易部财务会计局副局长。
刘德焜,男,38岁, 1938年3月参加工作,同年6月入党,来校前任宁波市委书记。
刘汉仁,男,44岁,1935年12月参加工作,1937年3月入党。入校前任长春市检察院副检察长。
刘晓晞,男,41岁,1938年3月参加工作,同年9月入党,来校前任人民日报农村工作部副主任。父亲在1950年土改时被镇压。
齐佩轩,男,46岁,1937年参加工作,1938年入党,入校前任财政部国防财务司司长。
盛坚夫,男,48岁,1939年入党,来校前任长春汽车拖拉机学院党委书记。
石天行,男,40岁,1937年8月参加工作,1938年4月入党。曾任江西建筑工程局局长,来校前任江西省委工业部第二副部长。
孙方,男,39岁,1938年入党,1940年1月因自由行动脱党,1940年7月重新参加工作,1940年10月重新入党,来校前任外交部新闻司专员。
王善玲,女,38岁,1937年11月入党,同年12月参加工作。来校前任国务院劳动部工资局副局长。
王文良,男,54岁,1928年入党,1933年参加工作,来校前任中共陕西省委统战部副部长。
王晓天,男,41岁,1937年9月参加工作,1941年3月入党,来校前任内蒙粮食厅副厅长。
肖鲁,男,36岁,1937年参加工作,1938年入党,入学前任全总海员工会国际部长。
徐光,33岁,1937年底到延安,1938年1月入党,入学前为中共中央书记处第四办公室青年组副组长。
杨成亮,男,34岁,1940年5月入党,同年7月参加工作,入学前任福建省邮电局副局长。
杨赓,原名杨隆誉,男,44岁,1938年1月入党,入校前为通俗读物出版社副社长,10月10日自杀。
杨林,男,49岁,1930年入党,来校前任西北工程管理局党委书记、副局长。
曾军,男,37岁,1938年工10月参加革命,同年11月入党。入校前任沈阳市物资供应局副局长。
张生强,男,39岁,1937年参加革命,1938年入党,入校前任甘肃定西专区专员。
张宗麟,男,59岁,1946年入党,来校前任高等教育部计划司司长。
赵节,男,40岁,1938年5月入党,同年参加工作。入校前任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华侨部主任。
(二)新闻班
方德,男,43岁,1940年1月参加工作,1941年4月入党,入学前任新华总社国内部政治组组长。
钱辛波,男,34岁,1949年8月入党。来校前任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组副组长。
姚北桦,男,35岁,1948年8月参加革命。1948年10月入党,来校前任南京新华日报秘书长。
尤力,男,34岁,1946年8月参加工作,1949年1月入党,入学前任新疆人民播电台副台长。
(三) 师资训练部
黄维忠,男,27岁,1949年8月参加工作,1950年1月入党,来校前任北京市公安学校政治教员。
金光政,男,24岁,1951年3月入党,1952年9月参加工作。来校前任旅大市教育局人事科科员。
龙纯璋,男,26岁,专科文化程度,1951年参加工作,1952年入党。来校前任中国人民银行武昌区办事处人事科副科长。
寿逢午,男,26岁,1949年参加工作,1953年入党。来校前任山东省济南市委文教部干事。
宋宏钊,男,39岁,初中毕业,1938年入党,1949年参加工作,来校前任陕西省委党校总路綫教研组副组长。
宋姜生,男,32岁,1942年8月参加工作,同年9月入党。 来校前在山东省委高教党委宣教科任副科长。
易祥,男,32岁,1950年1月入党,来校前任新疆公安学校理论教研室主任。
周毅扬,男,33岁,1944年参加工作,1945年4月入党,来校前任上海市委党校二部教研室教研组长

2014年3月25日整理完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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