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村官的复杂角色

从平度事件看“村官那点事”

1个生命消逝,3人被烧伤,“3·21”平度纵火案告破,村主任和承包商合谋唆使4人纵火,7名嫌犯被刑拘。记者调查进一步发现,涉案村主任被指靠贿选上台。

村官腐败已经不是新鲜事,但村官到底有多腐败?我们请几位评论员聊一聊。

陈方(《燕赵都市报》评论员)

李妍(《重庆日报》评论员)

马想斌(《华商报》评论员)

周东飞(《潇湘晨报》评论员)

A、村官那点事儿

陈方:平度事件之前,村官的腐败新闻已经很多。比如,儿子结婚大摆“土豪婚宴”,去KTV唱歌集体找陪唱女,妻子去世后大办丧礼70辆车送行,还封了路口,这几桩丑闻都和村官有关。虽然说村官腐败不算什么新鲜事,但如果把几起丑闻集中在一起,还是有围观热度的。

李妍:村官这些丑闻不值得大惊小怪,恐怕是很多人共同的观感吧。县官不如现管,虽然只是一个小小村官,可现在千万别把村官不当干部。现在不少村官,非富即贵,权力极大。这些年来,我们已经见到了太多的土豪村官,见过了太多的“小官大贪”的新闻。许多富裕地区的村官,手中掌握的权力,握有的资源,掌握的财富,远远超过很多人的想象。

马想斌:村官腐败,你们都说的差不多了。我补充一组数据吧。刚才在百度输入“村官腐败”关键词,找到相关新闻630,000篇。真可谓是,遍及全国各地,触目惊心啊,查了一下网络,有一组相关部门的统计数据显示,在当前查处的基层违纪违法案件中,村官占据了案件数量的70%以上,由村官腐败引发的群众信访已占农村信访总量的50%以上。

自人口流动放松之后,农村人员不断外出务工,村官腐败的情况越来越严重。而自城镇化运动开始,土地征收补偿、中央对农村的各项补贴,最终的末端都有村官来执行,所以村官腐败更是加重。我的判断是,如果没有根治的话,那随着新一轮城镇化的启动,村官腐败依旧会加重。

陈方:我没有在农村生活过,对村官腐败的影响没有切身感受。但是看新闻里报道村官腐败时,总会有一种幻灭感。比如那位浙江台州的村支书,为亡妻送葬,送葬队伍竟然有70多辆车。而且在主要路口都有一帮气势汹汹的人把守。别把村官不当干部,可真不是说说看的。

还有,连云港市赣榆县城头镇官路村6名村干部唱KTV时集体找陪唱女,其中一位村干部拍了照之后还四处炫耀。把丑闻当作炫耀的资本,你到底应该嘲笑他们没“见识”还是太堕落?

周东飞:陈方刚才讲到了幻灭感,我从小生活在农村,所以我对这些所谓的腐败乱象真的是一点都不奇怪。腐败不是自今天才开始有,人们说腐败在某种程度上已经成了一种生活方式和生存方式。这样一个判断,在许多年前的农村,也是一样的。

我在读中学的时候,有一年放了暑假,就去开过一个会。会上是商量选举队长(就是村民小组长)。有人提议选一个很穷的人当队长,大家都笑了。那人说,你们笑什么,让他当几年队长,他家的房子就盖起来了啊。这就是农村的现实之一种。

B、小村官大黑洞

陈方:平日里我们都说,“别把村官不当干部”。可严格意义上来说,村官不再公务员序列,他们确实算不上“官员”。关于村官的丑闻,有些村官是“村霸”。如果仅仅是“霸”,那恐怕不完全和权力有关系,也可能和他的宗族势力有关。但是在这部分丑闻里,很多都是有关腐败的,而且一些地方还是“小村官大腐败”。小村官何以大腐败?

马想斌:小村官何以大腐败。我觉得有这么几点,第一,就像之前说的,城镇化进程中土地征用拆迁补偿等近几年在全国各地上演,还有中央不断加大对农村的各项补贴,那么利益多了,腐败自然就多。利益大了,腐败也就大了。

第二,按照行政序列,村官不是官。但各项政策、各种利益分配,村官是最终的执行者。而对村官的管理,基本处于民不举,官不究。按照法律规定,乡镇与村委会是指导关系,不是领导关系,政府不能对村干部进行监管。甚至,在基层,有的乡镇干部与村干部有利害关系,乡里领导不但不愿管,有的甚至还会去四处说情包庇。

第三,村级财务混乱,之前多源于熟人社会和权利意识薄弱,很少有人去追问。现在尽管权利意识可能加强了,但有这样意识的人都不在村里。所以,也就没人过问。

周东飞:想斌说的已经很全面了,我的是补充,小村官能腐败,甚至是小村官大腐败,无外乎两个原因:一是权力大了,二是监督小了。先说权力大了。

其实,村官的权力一直就存在着,计划经济时代可能权力更大点。改革开放之后,一度村官的权力变小了,因为农村获得了一定的自主权利,不太依赖所谓的“集体权力”了。但是,这些年来,一方面土地不断增值,征地拆迁的繁荣,也带来了村官权力的繁荣。另一方面,国家对农村的补助越来越多,这些都要通过村官这道关卡来实现。所以,一度不再重要村官,现在是越来越有梅开二度的架势。特别是一些城中村、郊区村,土地就更是值钱,所以他们手里的权力就更是不容小觑。

陈方:有关村官腐败的原因,还有一个重要因素。村干部相互勾结、共同作案,互相包庇,查处起来也不容易。况且刚才大家说了,村官是“从事公务”的人员,但不是公务员,故而纪委的纪律之杖够不着;村官是一级组织的“干部”,但不是我国行政意义上的“党政干部”,故而“监察”的规矩之箍套不上。

C、乡村民主的困境

周东飞:像上面说的那样,人们普遍会认为,村官能贪个什么嘛。所以,相关的监督也就随之松懈。

几个月前有一则新闻,说某地的一个村子,支书有问题,村民告了10多年,结果上面派来好几个工作组,村里白白花了几十万,什么也没查明白。

把村民自治制度说成贪腐根源,这不公平啊。只能说自治制度的贯彻没有彻底,本来村民有权罢免村主任的,可是现实中,有几个村主任是被村民罢免的?

马想斌:这点我很认同。村官腐败的一个根源,就是国家行政权力退出农村领域后,村民权利并没相应的填补这一空白,造成了权力的真空,这个村官腐败创造了一个可趁之机。甚至,这种情况下,村官腐败成了一种必然。

周老师刚才谈到,村民自治才是真正根治和监督村官腐败的最有效渠道。只有把村民自治真正落实了,村官也就被监督起来了。

李妍:二位说到村民权利、村民自治,其实我想说的是,现实条件下,这项权利实施起来是多么困难。

村官复杂的角色,决定了他不仅不容易被监督,更不容易被罢免。中国乡村社会,许多乡镇、县市政府都有自己的利益,特别是近些年来,一些地方政府几乎靠土地财政养活,他们有一种天然地拿走农民土地的冲动,而这一行动成功,必须要有村干部的配合。所以村干部的处境就比较微妙而尴尬,一方面他们是被村民选举而出,理应代表村民的利益;但另一方面,他们又需要取悦地方政府巩固自己的权力,依靠组织的力量确保自己始终在位。

所以最后,村官以权谋私,就很容易与地方政府结成联盟。

陈方:从一定程度上看,村庄基层领导的变迁其实是国家和农民关系的最好标志。对农民来说,国家政策怎么落地,基本都要靠村庄基层领导的执行。

对于那些能干的村干部,村民们的心态其实也是矛盾的。如果一个村干部能为村民带来致富的途径,那么这个村干部稍微腐化一些,村民们对他的宽容程度好像就会高一些;如果一个村干部特别清廉,但是对于村集体乃至村民不能带来什么利益,村民们对他的评判似乎也会复杂一些。

马想斌:以前,能带领大家致富的村官就是好村官。关键是,现在村官都和大家对立起来了。村官致富,是要劫村民的贫啊。

周东飞:我理解,就是说村干部不能被撇清在反腐的议程之外。这个是必须的。村官是村民能够接触到的最近的“官”,他们的表现如何,民众往往把这当成国家的形象如何、权力的形象如何。

几个小村官找女人陪唱歌,严重吗?很严重,因为老百姓看着呢。

当然,如前面我们的共识,对于村官的监督,应当在更大程度上放手给村民来行使他们的权利。

陈方:虽然说,村官不是真正的官,但是,村官作为基层干部,它是国家庞大行政机器中的末梢神经,直接面对着基层群众,其职务犯罪严重影响农村经济社会发展和稳定。而且,国家涉农的各种政策,村官是最直接的执行者,如果村官腐败,那么这些政策执行最终会大打折扣。

一个高官贪污了多少钱,咱们普通老百姓可能没有直接的感受,因为那些钱表面上没有和自己发生直接关系;但是,如果一个村官贪污了扶贫款或者惠农款,村民到手里的钱立马少了。所以,有人说,反腐不要盯着这些村官,要抓打老虎。老虎要打没问题,但这些苍蝇难道真的不该重视吗?非也。

马想斌:现在我有个很困惑的问题,我们都明白,村民自治,加强村民自治权利,是对村官最好最大的约束和监管,但问题是,社会流向是精英离开农村,留在农村的,大多都是老弱病残,这部分人很少关心村庄选举啊。换言之,没人来完成村民自治和去监督村官。

周东飞:我不觉得这是问题。民主,从来都不是精英的问题。民主,基于利益的平等,这一点即便是老弱病残也并不会不领悟,也并不会不争取。

李妍:我想说一个现在农村选举的现实,就是农民对村干部的看法普遍是:什么干部不干部,谁干都是一个样。

大多数农民看重的是即时的实惠,谁给实惠就投票给谁。

想斌说的留守村庄的人很少会真心关注村官选举,甚至贿选已经成为一种风潮,其实和现在的村官角色定位有关,他们很少能代表村民的利益,自然老百姓会觉得选谁都一样

甚至有三农专家还出来说,好人不会主动出来当村干部,因为村干部动不动就要配合地方政府违法,侵犯村民利益嘛。

周东飞:乡村治理,到底是治理什么?我觉得首先是要治理村官。

陈方:我觉得,化解基层矛盾也是治理的一方面吧。矛盾不只是村民和村官的矛盾吧。

周东飞:他们像古代绅士一样公平正义,就能引导民风向好。给农民权利,让农民自由在经济、社会领域摸索,他们自己搞的,恐怕比专家和官吏搞得都好。

马想斌:我的看法是这样的,村官的腐败和乡村的衰败,在于利益纠葛,更在于乡约的瓦解。无论如何,乡村的治理,都是国家治理的一部分,也是国家建设中不可或缺的,尤其是在农民没有“终结”之前,国家还需要与千万的分散小农打交道,必须依靠基层政府去组织农民、发展农村,需要不断完善乡村治理的路径,一旦基层组织退出乡村,现在的土地流转、农村合作社等利民项目就很难办,农村发展步伐就会显得举步维艰。所以,相比于各种城镇化建设、新农村建设等词汇,我更倾向于乡村建设,这是更侧重于文化脊柱和秩序文明的建设,需要基层政府开放的心态,需要民众权利意识的觉醒,需要学者、企业家等士绅的介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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