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52邮报》林培瑞教授评服贸“真相” 要台湾香港化牺牲民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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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於在台灣社會引來極大震盪的「兩岸服貿協議」,台灣總統馬英九多次重申簽訂的好處,是有利台灣經濟發展,也讓台灣可藉中國走向國際;然而,台灣朝野以至民眾,卻擔心協議令台灣從此向中國靠攏,隨時因此踏上「不歸路」。

《852郵報》較早前就引述英國《金融時報》的報道及分析,直指330當天50萬人佔領凱道,反映台灣人對中國藉服貿影響台灣的不安,憂慮與中國有更大的經濟統合,會威脅台灣的民主,亦因此令中國的收買「統戰」政策正在失效。台灣《蘋果日報》今天再刊載一篇國際著名的漢學家林培瑞(Perry Link)教授的訪問文章,評價服貿協議的「背後真相」。

林培瑞教授為美國加州大學河濱分校人文、文學與社會科學學院創意教授比較文學及外國語文校長級講座教授,以及為普林斯頓大學東亞研究榮休教授,研究範圍包括中國文學及中國語文,對中國文學和政治問題的評論一直有著廣泛而重要的影響。他曾先後任教普林斯頓大學及加洲大學洛杉磯分校,又曾負責翻譯《天安門文件》一書,當中內容詳述中國政府對89年民運的回應。此外,他也翻譯了由諾貝爾和平獎得主劉曉波有參與起草和聯署的《零八憲章》。資料更顯示,在六四期間,他正擔任美國科學院中國辦事處主任,在6月5日凌晨,把當時被視為中國民主運動領軍人物的方勵之夫婦帶入美國大使館。自此,他就被中國列進入境黑名單。

北京眼中服貿協議95%是政治

林培瑞在訪問中認為,中國共產黨在世界上多個地方,一直利用自身的政治與經濟力量來擴大影響力,以減少其他國家的人權意識與民主政治,而台灣明顯是目標之一,中方欲破壞台灣的民主,當中除「統一祖國」這基本因素外,更因為北京政府一直指民主體制與中國文化不相容,並以此作為拖延中國民主化的藉口,但台灣民主的存在,卻成了最令其頭痛的反面示範;此外,北京政府重視對國內社會的控制及政權的維繫,而方法正是挑起不必要的矛盾,藉此轉移群眾的注意力,而台灣問題正好被用來作「愛國」議題的「材料」。

因此,林培瑞認為,服貿協議對共產黨來說,其「政治意義絕對遠大於經濟上的意義」,從北京政權的立場來看,服貿協議「95%是政治、不是經濟」,而北京就是想借服貿將其影響力進一步擴張至台灣,以便對台灣施加壓力,最終目標就是把台灣「香港化」。

中國影響由新聞自由開始

林培瑞教授又分析,香港正是受共產黨「和平演變」較明顯的例子,當中最明顯情況是在新聞自由之上。他指出,香港傳媒在1997年前享有高度的自由,「中國共產黨的聲音、台灣國民黨的聲音都有」,但97年後不到十年就產生了巨大變化,而北京政府基本上以兩種方式去影響新聞自由,第一是購買媒體,其次是「自我審查」,「對買不到的媒體採用商業力量施加壓力,壓縮其生存的空間;針對個別記者、編輯利用各種威脅手段,讓說真話的人必須付出代價,新聞工作者的理想和利益於是被對立起來,人人得開始『打自己的算盤』」,於是,得到的效果,是愈來愈少人敢提「六四」、「法輪功」、「達賴喇嘛」、「維吾爾」、「台獨」等北京政權不喜歡的詞彙,「日子久了,就變成一種下意識的反應,說謊於是變成一種『很自然的生活方式』」。

他形容,如此手法,不僅對傳媒生態造成衝擊,更令人擔心會使社會大眾被謊言蒙蔽,愈來愈沒法接近真相,「中國過去數十年正是這樣,香港也開始走上這條路」。至於台灣人,就應該問是否要「今日香港,明日台灣?」如果是不要的話,「早說『不』比晚說『不』來得好。」

而其實除香港傳媒以外,北京也開始透過自我審查手段,試圖影響美國的新聞自由,例子有中國當局拒絕延長《彭博新聞》及《紐約時報》記者的簽證,而這兩個新聞機構,湊巧都曾揭露了國家領導人的家族財富問題,「北京採取了對付香港媒體的方法來對付美國媒體,對台灣有可能不一樣嗎?有的台灣媒體已經開始對北京「學客氣」了。」

國共兩黨評學運字眼竟相同

林培瑞認為,面對共產黨的壓力,台灣最佳的對策是向國際展現自己的人權、民主、文明等價值,理直氣壯地讓對岸及全世界用來跟共產黨治下的社會生活作比較,「其實大陸人到台灣訪問,眼睛是雪亮的,哪一個社會比較『優越』,一目了然」,而雖然中國經濟發展迅速,但如果以人民的平均生活來作標準,台灣仍是高得多,只是台灣遠遠低估了自己的軟實力。他提醒,台灣現階段最值得珍視的,其實是一種現代文明的價值觀及生活方式,不應為一時的經濟發展而犧牲更寶貴的民主價值。

至於引發出太陽花學運的318佔領立法院事件,曾在25年前在北京親睹當年北京學運經過的林培瑞指,兩者有相似也有不相同之處,例如同樣是學生要求對話但政府不接受、學生佔領地方而官方採取暴力。不過,台灣不同之處,是政府後來作出一些讓步,使用的暴力程度也大不同,台灣只是打棍、踢腳,但當年北京卻是開機關槍及出動坦克,而且現時台灣仍有新聞自由,惟當年北京卻是「一言堂」。

不過,林培瑞也指出,國民黨副祕書長林鴻池在318學運後,曾稱事件是被「極少數、別有用心」的某些人在幕後利用而發生,所用的字眼,跟當年六四共產黨媒體指北京學運是「極少數、別有用心」的幕後黑手挑撥,兩者如出一轍。他最後更肯定現時台灣學運對台灣社會的影響,認為能把公民社會的聲音傳遞給政府,協助公民社會跟政府對話,打開政府裡面不民主的「黑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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