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台湾纪录片工作者眼中的服贸争议

张钊维


前在高雄市教育影展《教改学堂》纪录片的映后座谈上,我满脑袋都是服贸争议。

我在座谈上说,我们一方面是制造业,制造许多真实影片出来,一方面是服务业,以教育影片为例,希望服务像高雄市教育局、各中小学、教师工会等等,让他们可以运用这些影片来进行它们的工作,以及接触到更精准的受众、引起更多的讨论与对议题的关注。

我补充了一句:但我所说的服务业,跟当前服贸协议所说的服务业不一样。

过去经常有人问我,在大陆生活这么久,有什么感受?会不会觉得不容易施展?其实,我所工作的这个领域──纪录片,跟绝大部分其他领域有蛮大差别。其他领域可能需要大量的混圈子应酬之类的,同时有许多政治权力关系、金钱游戏跟潜规则。但纪录片因为它真诚、深刻的本质因素,会单纯许多。我在这个领域认识的朋友,很多都是情义关系与臭味相投,即便当中有金钱往来,但比起诸如剧情片动辄数百万、上千万人民币的投资,纪录片仅仅只是其零头,因此,即便不谈情义,利益关系也不会是最重要的。这让我在中国大陆的生活与工作,相对轻松,至少,不用喝太多白酒。

这种情义不仅存在于体制外纪录片圈,即便在体制内纪录片圈里,我也感受到这样的理想主义情怀。虽然,体制外与体制内条件环境有所差异,但我的朋友们都在各自的岗位上,尽其所能地追求真实。

不久前,听到一个体制内纪录片的好友不胜感慨地说:中国人缺乏诚信的习惯。与此同时,我接触到的一个年轻纪录片工作者,刚刚决定离开体制,从事独立纪录片工作,只因他所认识的一个拍摄对象,一个拒绝卖画、开画展但是作品又让美院大腕专家震惊的素人女画家。这个人生的遭遇,让他感受到无比的心灵震撼,决定展开自己的追求。这样的良知或自省之声,在我八年的大陆生涯里,不时可以遇见,并且,我深知在大陆的环境条件下,要达到那样的良知与自省,并采取行动,并不容易。而纪录片领域之外,即便我接触不多,也有这样的朋友,如剧情片、文学、媒体、音乐、学术思想界……

我愿跟这样的一批人从事文化制造业与文化服务业的工作,我愿跟他们签订服务贸易协议,一起搭伙追寻共有的理想,也追寻那可能不多的利益,如果可能的话。

这就是我要说的,文化价值大于价格。

我不会轻易地用文化价值来划分台湾与大陆,即便如许多人提到的,大陆充满丛林法则、言论管制、金钱至上、缺乏信仰与信任感。但我所重视的,是在这样庞大的社会现实之中,如何去遇见、发掘、交结气味相投的伙伴,扩大这个伙伴圈,从而可以渐渐改变这个社会现实、催化其进步,继而,作为制造业跟服务业的文化工作者,可以有它真正意义的落脚点与对象,并且有合情合理合法的利润产生。

这个过程,还在缓慢进行中。这个社会,浸润在农业时代血缘与裙带关系里头太久,即便2012年城镇人口超越农村人口,是真正千年未有之大变局,但是城市化所不可或缺的契约关系与法治体系,还相当薄弱。而正是在此现实条件下,我更要对我所认识的那些大陆朋友,那些情义相挺、理想主义的朋友,表示敬意。同时,也希望通过共同努力,可以让这个社会变得更好,那么,将来台湾年轻人到这边来工作,才有着力点,才有更大的利基。

而目前在台湾沸沸扬扬闹翻天的两岸服务贸易协议,可以做到这一点吗?恐怕其立基点,仅仅是嗅到大规模城市化所带来的商机,而不是去看到社会本质改变的过程中,所可能产生的新的文化价值与进步动力。

去年在某个场合,我问过一位台湾资深财经官员一个问题:文化产业为何仅仅被放在经济部所订定的服务业的范畴?创意与创造力,如何可以仅仅被束缚在法规所认定的服务业的行业分类?他答不出个所以然。

我知道,这一辈台湾财经官员,在过去30年来,以他们的青春奉献与努力,为台湾经济奇迹打下基础,继而才有中产阶级社会的成熟,才有第一波宪政民主的起步。但那时候的产业框架,仅仅是第一产业(农业)、第二产业(制造业),到上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才出现第三产业(服务业)。

而到了21世纪,我们这些文化工作者,以及许许多多的创意工作者,乃至高科技与网络产业当中的创造力与品牌追求者,早已走出第三产业的框架,不仅以市场价格,而更以文化价值来衡量自己的工作与产品。在这种情况下,我们的财经官员或相关法规,似乎还停留在20世纪后进国家发展主义的思维惯性当中。

因此,这是为什么我说,这次台湾学生所引发的抗争,是一场关于如何定义文化价值的战争。与此同时,也是对两岸关系的重新诠释与定义。

简单地说,自1987年两岸开始往来,以及90年代初邓小平二次南巡以来,台湾当局面对这些新情势,国民党跟民进党的对应策略是不一样的。国民党的两岸关系是,经济第一、文化第二、政治第三;民进党的两岸关系是,政治第一、经济第二、文化第三。

国民党想的是如何延续他们自蒋经国主政时期所储备的经济发展能力,来为企业家创造新商机,继而能够在每一次选举中,巩固其正当性;而民进党则本着其台湾主体性的思维,对于去跟中国大陆产生任何关系都充满疑虑,并且,其核心骨干是戒严时代经历过大大小小抗争冲突的、法政科系出身的政治人物,对于经济擘划,他们远逊国民党,但法政论述与民主思维是他们的强项。

但两党无论差异多大,其实有其共性。台湾自1970年代蒋经国对台湾大学哲学系师生实施镇压之后,文史哲逐渐衰退,思想与文化氛围倾向美国式的逻辑实证主义,包括注重量化与数字管理的财经企管,以及充满英美抽象分析语言的法政论述,并深深影响两党菁英。借用德国社会学家马克思•韦伯(Max Weber)的观念来说,以财经渐长的国民党以及以法政见长的民进党,都是工具理性的产物,他们并不擅长于叩问、追求实质理性。

于是,作为文化价值的实质理性,自然消失在两党竞逐的格局当中;在两岸关系的架构当中,也排不上号。而恰恰是这种文化价值与实质理性的缺位,让今天的台湾在面对服贸协议争议时,陷入动弹不得、剪不断理还乱的危机当中。

简单地说,如果台湾人去大陆工作、做生意,跟去美国或越南工作、做生意,没有什么两样(这是民进党想追求的),那么,两岸关系其实就等同一般国际关系;那么,台湾何不就趁早在WTO架构下把服贸协议给签了?而如果两岸关系跟一般的国际关系不一样,那么,我们又如何可能仅仅在WTO的框架底下,看待服贸协议,以及两岸关系呢?

但是,如果说两岸关系有其特殊性,那么就要进一步追问:台湾人去大陆发展,仅仅是为了做生意、赚大陆人的钱(这是国民党想追求的),还是进一步为了华人社会更美好的未来?台湾的发展、台湾的安全,能不极大部分地仰赖大陆社会的进步,以及更多的现代性质素吗?台湾能不扮演撬动、协助大陆社会进步的角色吗?当前的服贸协议,能够反映这种理想性格吗?抑或,此一协议仅仅是工具理性计算下的利益交换,仅仅是跟着黑猫白猫论的现实主义丛林法则起舞,仅仅只是摸着石头在河中摸鱼,但不觉彼岸该有何风景?

是故,国民两党及其追随者,不管是财经背景还是法政背景,只要他们浸泡在实证主义、工具理性的思维惯性里,大概就说不清楚两岸关系的特殊性究竟在哪里,继而,就无法解决当前的难题。

我认为,两岸关系,文化第一、经济第二、政治第三。 我说的文化第一,不那么因为所谓的“同文同种”(可能有些独派朋友不同意同文同种一说,但我们不能否认,台湾汉人跟大陆汉人之间的文化连带),而更多是对于两岸未来发展的一种文化想象:生态平衡、公平正义、思想与文化创造的百花齐放、以同理心对待异己以及对人类文明的未来担负起道义责任与实质责任。

我所期待的两岸关系,是透过这些对未来的想象及在当下的实践,来清洗二三十年来过度的金钱主义跟工具理性利益交换,以重建社会信任感、补实信仰空洞──这些正是我跟我的纪录片朋友们,努力在进行的。如果两岸关系的定位与经营上,在上位者未能认识这一点,而仅仅把文化创造当成服务业、把价值当价格,那么服务贸易协议所引发的冲突,就会是两岸关系最大的危机,同时也会是台湾社会最大的危机。

本文作者张钊维是CNEX纪录片基金会制作总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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