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知远:从北京到台北

他们在凌晨抵达,并肩站在一起,四周是激动疲倦的青年,还有横七竖八的标语条幅。他们都发福了,不过昔日的形象仍清晰可辩。这形象曾鼓舞了整个世界,他们是中国理想无畏青年的代表,试图挑战中国共产党强大的专制机器。他们也曾让台湾社会激动不已,乡音各异的国大代表声援北平的游行,似乎这群青年比老蒋的军队更可能实现他们的反共志向,受他们鼓舞的学生占据了台北广场,用静坐与抗议来加速威权政治的解体。

他们的挑战失败了。25年过去了,这两个昔日青年仍处于流亡状态,仍是北京名义上的通缉犯。他们失去了天安门广场的舞台,却未退出历史。那个更胖些的几年来一次次试图闯入中国,在东京、澳门、香港的机场激起媒体的关注、让人重温被淡忘的记忆。他在立法会里发表了简短的讲话,急速的、戏剧性的语气仍让人想起他25年前的形象,他曾是广场上最有魅力的人物。没有演讲的另一位在这群台湾青年中有着更广泛的影响力,几年来,他以一名历史教授的身份,帮助新一代人理解中国大陆、激发他们参与社会变革的热忱,这也是个奇妙的相遇,一个无法回到大陆的学运领袖,成为一群茫然的台湾青年的精神导师。

在网络上看到王丹与吾尔开希的照片时, 你很难不想起福克纳的名言,过去永不会消失,它甚至不会过去。25年前的流亡学生领袖,身处一个65年前开始的流亡政权的立法机构中(于右仁书写的匾牌犹在,立法会的章程仍与1947年的宪法紧密相连),也表明历史的重要特性——被压制的历史可能暂时处于弱势,它常以意外的方式再度闯入现实。他们的照片在内心激起的共鸣,也印证了,历史也绝非现实力量的较量,象征、情感、认知、想象同样占据重要的角色。

但王丹与吾尔开希的出现,似乎也在提醒这些自称“太阳花”的年轻人面临的严竣挑战。当在天安门枪声响起,入狱与流亡刚刚开始时,大多数人对未来是乐观的。流亡中的严家祺在1990年写下的《中国人的第四个政治》是这种情绪的反映。它也是对金耀基两年前著作的回应,金耀基相信台湾、香港、大陆因不同的历史际遇正在形成三个中国人的政治,但最终它们都会通向同一个目标——现代化导致民主政治。1988年的金耀基有理由乐观,这三地似乎都正处于一个嬗变的关头,台湾的威权瓦解自不必说,香港也正因回归寻找政治表达,十年的改革开放则令大陆的极权主义似乎退隐了,同为中国人的社会,这三地也正在形成一种良性的相互影响。

严家祺重拾这股乐观,他把海外民运视作中国人的第四个政治。“六月四日的一声枪声,送走了中国的马克思主义”,他不无戏谑地写道。屠杀不仅迅速催生出一个政治流亡群体,还将海外华人世界连接在一起,它可能与台湾、香港共同汇聚成一股对大陆的政治压力。他相信北京的合法性业已消失,更无法应对新的挑战,从东亚到东欧,历史潮流站在自由这一边。“六四”平反为时不远,届时流亡者们归来,这四种政治最终汇聚成一种政治——一个尊重自由、民主、法治、人权的政治,一个崭新的联邦制的共和国就此诞生。

25年过去了,流亡政治早已分裂、式微,曾对屠杀义愤不止的海外华人、留学生急于靠近北京,不管是香港的中环,台北的立法院,你都能感到一股似乎无法阻挡的力量的到来。这四个政治的确在向一个方向演进,与严先生期望的相反,它不是朝向自由与民主,而是大陆的专制日益的增强。

太阳花们的愤怒似乎针对服贸协议的缺乏程序正义(它似乎退回了早期的威权形式),深层却是整个社会的挫败与恐惧感的爆发——找不到自己方向的台湾,正迅速、不可阻挡地被引向正在兴起的大陆,作为领导人的马英九不仅未能作出反应,反而主动拆除了藩篱。

高喊“如果独裁已成事实,革命就是一种义务”的太阳花们,夸大了他们面临的残酷,即使出现了偶尔的流血事件,他们面对的也是一个温和得乃至无能的民主政府,他们要对抗的对手不仅不在眼前、而且强大得超越他们的想象,这就是他们所乐于谈论、却又所知甚少的“中国因素”。在这个意义上,他们遭遇的困境要比“野百合”的父辈严峻得多。

王丹与吾尔开希的存在也正是这注定漫长斗争的象征。25年前的天安门前的民主运动,不仅是一场理想主义的盛宴,也同样是一场混乱、缺乏准备(理论与组织上皆是)的行动。正是缺乏内在的准备,在一场浩大的运动之后,一切都消散得如此之快,抵抗无从谈起,参加了理想狂欢的同一批人又一头扎进了金钱的狂欢。对于坚持抵抗的人,除去扮演好道德符号,他们似乎很难有直接的作为。

面对这样的一个北京强权,只有一个既富有原则又足够狡猾的台北才可能与之周旋,在不平衡的力量对比中获取暂时的平衡。但很可惜,台湾的两党似乎都难以产生这样的领导人来应对这复杂局面。社会力量对此深感不安,他们可能暂时瘫痪立法院、甚至政府,却无法创造一个既代表他们、又能对抗北京的政党与领袖。

我们当然要为太阳花一代喝彩,他们不是“暴民”,而是社会力量的一次集中表达,这即兴的、影响迅速的集体行动正是一种新的政治、社会形态兴起的标志。像1980年代末一样,此刻的台湾正在寻找一种更能顺应民意的政治秩序。这个过程注定长期复杂,太阳花一代将很快意识到,他们面临的困难要比预想的可怕得多。面对中国崛起这股巨大的、令人忧虑的潮流,需要深刻的智慧与持续的牺牲,而不仅是即兴的快乐抗争。它也需要你从往日的经验中寻求灵感与支持,在台北,我分明感觉年轻一代对于自身历史与大陆历史的漠然(不管是台湾的党外运动,还是王丹的天安门经验,他们又有多少兴趣理解呢?),历史不断证明,缺乏内在思想与情感的抵抗,总是难以持续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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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匿名
    2014年4月3日11:56 | #1

    写的很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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