退红包记

吴岳

作为一名正在北京某三甲综合医院接受外科住院医师培训的医科生,第一次收到并退还病人家属送的购物卡的经历,实在让我百感交集:是什么令病人和家属们相信只有送医生红包才能得到负责任的治疗?是什么令一些原本只想治病救人的医生渐渐堕落成唯利是图的黑心医生?

我曾经收过不少病人或家属的小恩小惠:一顿手术餐,一箱饮料,一篮水果,一包牛肉,一盒茶叶。家属帮忙订餐买饮料算是家常便饭,因为手术没日没夜,饮食没有规律,是外科大夫经常的生活状态。连台手术之间根本没时间去食堂买饭,家属体谅大夫的辛苦,买点快餐饮品送到病房或手术室,让我们能填饱肚子立刻战斗,虽不贵重,却最贴心,也最受欢迎,我们不会拒绝家属这样的“贿赂”。有些患者来自穷乡僻壤,囊中羞涩,动辄成千上万的住院费已经是天文数字,几份盒饭几十块钱对他们来说也算是巨大的额外支出了,但乡下多土特产,且不需额外开支,于是来接病人出院回家,或再来复诊时,家属常会带些自家特色食品,以示感谢,这种淳朴的谢意我们更是乐得接受。更有些患者来自美丽边疆,得知我爱好旅行,便主动留下电话,承诺今后尽地主之谊,这样的邀请,我自会斟酌究竟出于真情还是敷衍。这些恩惠,都算是做医生可以正当享受的福利。医生与患者萍水相逢,相处多日,透过治疗疾病,会对彼此人品有个基本了解,等手术做完,病治好了,很有可能再也不会相见,并没什么后续利益可图,人家还想有所表示,那一定是自己的工作和品行得到认可,没有理由不领受。

可是也有一类病人和家属,他们在入院之始,还没安排手术时就想尽办法有所表示,比如红包,比如礼品,比如贡献人脉的承诺,作为资历尚浅的医学生,我对这类人只有耳闻,并没遇到过,也不希望遇到,但我也知道这只是美好幻想。

早在1988年卫生部就公布施行《医德规范》,规定不得以医谋私;卫生部主导制定的《执业医师法》更规定医师不得利用职务之便,索取、非法收受患者财物或者牟取其他不正当利益。有些省市卫生局制订的法规更是规定,医生只要收受几百元的红包,就有可能被吊销执业证书。而在今年两会期间,国家卫生计生委再次强调指出,从今年5月1日起,患者住进二级以上医院的24小时内,将会和医生同时签订协议,承诺不收、不送“红包”及贵重物品。虽然如此,但老百姓的直观感受仍然是医疗系统红包现象十分普遍,在住院治疗,尤其是开刀、麻醉环节尤其突出。2011年,一项刊载于《医学与哲学(人文社会医学版)》、涉及中国10城市4000名住院患者的调查显示,54.4%的受访者曾向医生赠送过红包。我的指导老师们也曾严格要求我必须拒收红包,“有些家属会偷偷录下送红包的过程,出院后突然向院方投诉,这样一来你的职业生涯就完了,”他们这样告诉我。

几天前,一个结肠癌病人由消化科转过来,准备手术治疗,病人和他的老伴看起来都是有文化有修养的人,积极配合治疗,很易于交流。下午他儿子来与我交流,他三十多岁,说话毕恭毕敬,甚至有些过分谦卑了,简单询问病情和治疗方案后拜托了两句,一切都很平常,直到下午下班。我正在办公室开医嘱,他进来道别,没想到他迅速将一个粉红色的小纸包丢到我电脑桌下层的抽屉缝里,还扔得很深,我知道那就是传说中的“红包”,先是想去捡出来,后来发现小纸包虽然就在视线范围内,想掏出来却得费一番功夫,还是先把人叫住吧。耽误了这么一会功夫,再出去发现人已经走了,没在电梯间,也不在他父亲床旁。怎么办?总不能就把红包丢在那里不管吧。反正账已经记在我头上了,那就先收着吧。

我并没有经历什么激烈的思想斗争,只觉红包里金额不详的购物卡有如烫手山芋,必须忙退还,只是时机和方式的问题。给病人或他的老伴?我不知他们是否知情,如果因为这影响病人的情绪肯定不合适,还是直接还给那个儿子吧。可是要如何做,如何说才能成功退还呢?我不是一个八面玲珑的人,琢磨了很久语气和措辞,还是很混乱。第二天的工作依然繁忙,一整天手术上完,刚给一个病人换完药,正好看到病人儿子准备离开病房。我赶紧追上去,将在衣兜里捂了一天的红包塞回到他手里,他当然推辞,坚决不肯收回。我说我不要这卡。他说:“那我买点东西拿过来?大包小包的,不是更惹眼?”——人啊,一旦陷入一种思维模式再想跳出来真挺难的。

我认真地跟他说:“我家里虽然不算富贵,但也不缺钱花,我学医当大夫从来就不是为了要挣多少钱,只是想学点救人的本事,干干净净地做点助人的事。如果我收下这钱,这个理想就算破灭了。至于老爷子的病,有没有这点意思,我都一样尽心尽力。我不认钱,但是认人认情,本来对您一家印象不错,不要因为这点小事让关系变了味儿。”

话已至此,他也不好再坚持,只得收回。

这大概是三天之前发生的事,这三天来一切如常运转,等做完了各项检查,老大爷就将接受手术。这一天,另一位同学也收到了生平第一个红包并成功退还,回宿舍后感叹“红包果然是红的”,一时间我们感慨万千。

红包果然是红色的,它不是血,却比血还要腥。我有过被病人鲜血直喷满面的经历,那时会紧张、不知所措,但没觉得有什么不适,如今面对小小红包,淡淡的红,竟有点恶心。

适逢最近频繁传出医护人员被砍杀,医患关系再次陷于崩溃边缘,依然听得到那些埋怨医生黑心收红包,活该千刀万剐的话。心里实在觉得冤屈。不曾主动索取,也会像我这样被强塞,到底是黑心医生逼迫患者,还是世故患者惯坏了医生?我和我的同学大都抱着单纯的理想,初入医疗行业,就面临这些诱惑,家境优裕者尚可抵御,生活拮据、每月靠3000元左右工资过活的就得好好掂量了。不是说经济基础和道德水平有什么关系,可人的本性就是如此。医生不过是芸芸众生,并非都有殷实的家底,也没道理天然都德近佛陀,得来全不费工夫的福利摆在眼前,为什么不要,有什么理由拒绝?那些前脚送红包,后脚就骂医德沦丧的人们,是否也在其中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呢?

再进一步说,我的一些老师每天工作10小时,工作10年,月收入才从3000元涨到1万左右,这样的收入结构又是否真正合理呢?哈佛大学荣休经济学教授雅诺什·科尔奈(János Kornai)是世界著名的经济学大师。他在20世纪80年代初对中国、东欧等传统社会主义国家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进行过深入的研究,认为随着社会主义国家转轨,医疗保健部门成为资本主义汪洋大海中的一个社会主义孤岛,并且伴随着令人熟悉的各种特征:短缺、排队、申请名单、强迫替代、政府分配和定量配给。如此一来,病人就必须通过送“红包”来影响医生,以得到更及时、优良的医疗服务,为自己争取一定程度的选择权。医生感到自己的工资收入与市场经济下的其他人的收入有较大差距,对病人送的“红包”也就照单全收了。因此,病人送“红包”是在计划经济模式下形成的特有的“灰色市场”。也就是说,现在医生明面和灰色收入加在一起,或许能反映出其真正的市场价值,但其中本应合理合法得到的收入,是冒着损失名誉、失去工作的危险战战兢兢拿到的。

我明白,中国素有“红包文化”,不仅仅是对医生,人们在对待子女升学、职业晋升等问题时,也习惯于用红包来表达谢意、打通关卡;我虽然未眼见,也知道在医生群体中确实有相当多的医生收红包甚至主动“讨”红包,也正因此,医生这个群体被赋予了黑暗、灰色、丑恶、唯利是图的负面色彩。正是由于这部分医生的存在,病人和家属对医生的职业道德充满不信任,以至于很多人相信只有付出了红包才能得到医生高质量的服务,或薄或厚的红包,有时代表着送礼者的圆滑与功利,有时也满载着一家人不遗余力挽救家人的急切渴望。

作为一个刚刚踏上职业道路的年轻医生,我想要成为好医生的初心没有改变,不仅仅是治愈病人的病情,更是关爱和体恤病人的心灵。但我也意识到,要成为自己心目中干干净净的好医生,远比我设想的艰难。

如今,这位老大爷已经手术成功,平安出院。儿子对父亲尽心尽力,在老父亲出院后也曾特地来医院与我沟通父亲后续的治疗安排,我们都不再提红包的尴尬往事,但可以看得出来,他对我的态度真诚了很多。如果老大爷的手术不那么成功,结局会不会完全两样?我不敢多想。

吴岳是临床医学(八年制)学生,目前在北京某三甲医院接受外科住院医师培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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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匿名
    2014年4月3日09:55 | #1

    好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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