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ochina:学运能否改进台湾体制?

编者按:从3月18日台湾学生占领立法院议场起,反对服务贸易协议的太阳花学运已持续17天。这场运动在台湾支持者众,但也不乏争议。学运能对台湾政治环境带来怎样的改变?谢宇程的两篇文章,或许可以启发我们的思考。

学运能不能救台湾

作者:谢宇程

(本文转载自学与业小栈)

(上) — 割癌瘤和调体质的论辩

“你这几天去现场了吗?”开完会的短短午餐之中,有人提出这个问题。

“没去,我没有要加入这些自以为是的人,这件事对我一点意义也没有。”这个不熟的年轻人冷淡地说。

一口茶差点呛到,我还以为我听错了。

自318学运发生后,我在脸书上看到年轻朋友的贴文,一面倒的支持学运。有些人态度犹豫,或是偶尔转贴一些别人写的,支持服贸的文章,少有人直接表达反对。那天,在一群朋友的讨论之中,有人问起这个问题,我竟然听到了一个意外的答案。

这个年轻朋友我并不熟,他年纪约莫和我相当(三十上下),看起来比我更风霜一些,我不太清楚,也不打算仔细描述这个年轻朋友的背景。当我多问一些问题,这个年轻朋友,用一个略为不屑不耐的态度,低沉有力的嗓音,说了好一段话;我发现,那是我不会去思考到的视角。

谁的政治机会和言论自由?

他的话之中,颇多问候别人家族成员的语汇,有些情绪和杂乱,我修饰整理之后,大致如下:

“我是‘台湾一般人’,没什人比我更一般了。他们抗议,就我看来,不是帮助我这种‘台湾一般人’,只是帮助他们自己。我很希望他们,在自以为代表、保护‘台湾一般人’的时候,可以把我扣掉。

“他们当然可以去抗议,我管不着。就像我去喝酒把妹,他们也管不着一样。但是,他们去抗议,我一点都不觉得有什么了不起,就和我喝酒把妹一样,都没资格自以为是英雄、是慈善。

“从经济来说吧。大部分的人都说,虽然有更多就业机会,工资也会提升,但是服贸后会贫富差距拉大,所以要帮我们『台湾一般人』上街头挡服贸。但说真的,我觉得自己现在够穷了,如果服贸后多一些钱,实在没什么不好。即使贫富差距拉大,不好意思,我觉得现在已经很大了,帝宝一坪多少钱?两百万?如果它变四百万,对我有什么差?一样是买不起。

“我知道他们抗议的主要要求是政治,是自由。那我们就来谈政治机会和言论自由。不过,谁的政治机会和言论自由?

李到陈到马,都从英雄变恶魔?

“先说言论自由,现在台湾言论很自由了,这么自由的环境下,我们得到什么呢?台湾本土电视台有好几打,好自由,但最终还是被无脑的蠢节目垄断。你说我们现在能抗议、能批评政府,很重要;但是,抗议,批评了这么多年,政府变得很好了吗?

“你说政党竞争和选举很重要,但每一个总统都是我们自己选的,你看看,你不是讨厌李登辉更多于蒋经国、憎恶陈水扁更多于李登辉,现在又仇视马英九多于陈水扁?每一个立法委员,都是我们自己选的,我们看到他们有事没事不议事只闹事,我们现在看不过去就把他们赶出议事厅,由我们自己来闹事。

“在我看来,我,这个收入不多,工作普通,头衔不高,没有家世,没有好学历,也不会演讲、不会写作文的人看来,这些都和我没什么关系。

“即使能选举,被选上的不会是我,不是像我这样的人。我们选总统,一开始以为他多好,后来总发现他是烂的;每次选立委,我们一开始知道他很烂,后来总发现他还能比我想得更烂。我们也知道,总统,政党、立委,无论怎么选,他们背后都是财团、营造商、甚至还有中国 — 无论服贸通不通过。

“追根究柢,这个学运争取的政治自由,始终不是我的自由。我的言论,在台湾不会被禁,在大陆也不会被禁。因为关于政治,我本来就没什么言论。但我的言论,在台湾不会被视重视,在大陆也不会被重视。因为这个社会,也不关心我的言论。无论选举或是不选举,有机会当选的,对于政治人物有真正影响力的不会是我,或是我这样的‘台湾一般人’。”

民主、自由、平等的体质僵死腐败

听完他的话,我静静地想了好一会儿。我知道自己并不全然认同他的话,但是,他似乎确实隐隐约约指出一些关键:我们抗拒外力(中共),我们指责个人(马江),我们看到一个肿瘤,极力想把它切掉。但是,如果我们忽略了引发肿瘤的体质病灶,今天切了一个瘤,日后还会长出千千万万的瘤。而体质病灶是指,我们自豪且珍惜的民主、自由、平等,其实体质上已经僵死腐败。

我们曾经自以为傲的民主,现在,带来什么样的政治机会、权力分配、治理成效…?曾经的人权律师、改革斗士、法学博士、民主学者,这些我们曾经认为这么值得支持和信托的对象,后来让我们何等失望,我们曾全力拥戴的,现在全力嘲笑讥讽,一次又一次。我们若担心中共控制台湾后停止选举,但现在,选举似乎也已名存实亡。

我们不断选举、不断言论,不断骂政府,政府被我们骂好了吗,政治人物被我们愈选愈好了吗?我们造了神,很快却又发现只是神棍,下一个神,又能救赎我们吗?

在318学运初始,我写了文章呼应这个运动。但与这个朋友谈话之后,我减少发言,观察思索那些更重要长远的体质问题。

学运总会结束 — 我希望。

学运之后,部分人在事件中灰头土脸,部分人得利暗喜,但是,大部分的“台湾一般人”呢?服贸若逐条审查,国民党逐条动员,民进党逐条抵制,无论结果如何「台湾一般人」会得到胜利吗?服贸若在更严谨的防护下通过了,或即使它被阻挡了,中国大陆的影响力就不会进入台湾了?我们对服贸未来「可能造成」的负面影响胆战心惊,却对台湾内部现在「已经造成」的千疮百孔视若无睹。

这几年,一次又一次街头运动,组织与运作是愈来愈成熟了,然而,是否有达成「改善台湾」的目标,这值得想想。要求某人下台,要求政府接受要求…也许,在每次的个案中都有正当性。但是,这些作为的效果,是割掉了癌瘤后,维持半死不活的状态,还是彻底让国家社会体质健康强壮?

(下) — 五个病入膏肓的体质病灶

童话故事,好莱坞电影,往往结尾在「英雄打败坏人,世界恢复宁静,从此以后,和美女过着幸福快乐的日子」。今日,我们看台湾的形势,是用差不多的思维吗?

媒体、脸书上的朋友,嘲笑或怒骂的对象,集中在马英九和江宜桦身上。情境似曾相似。三十年前骂两蒋集权,十五年前骂李登辉黑金,五年前骂陈水扁贪腐,今日骂马英九独裁。找坏人,钉死他,认为这是解决问题,这样的作法,从远古就常见;欧洲中古时代出现焚烧女巫的热潮,以为可以制止黑死病。

我们倒带一下时空;陈水扁、马英九、江宜桦,都曾是台湾政治人物中的一时之选。台湾人的眼睛没有瞎。陈水扁是一流立委,绩优市长。马英九清廉自持,温和节制。江宜桦聪明过人,富理想性。他们不仅公众形象如此,他们身边的人,在他们掌权前,对他们的评价都非常高。

在他们上台前,各方看好,上台时,各方称庆,上台后,却总是渐渐走味变调,变到让人难以容忍的地步。为什么?

是他们害惨了台湾现况,还是台湾现况扭曲了他们?这个问题,可以问吗?

我们总是把眼光放在对个人的好恶,我们会错失更关键的原因。其实,现在有一些实况和制度病灶,造成任何人当总统,都会流于「昏庸荒唐」;陈水扁如此,马英九如此,下一个总统,仍然如此。如果我们总是只把激情投注在对个人的斗争上,对不起,三十年后,我们仍然骂政府,三十年后,换我们的儿女攻行政院、睡立法院 — 如果还有政院可以攻,如果还有立院可以睡。

依据我十年来对台湾政府的观察,台湾至少有五个体质病灶,我们若回避或忽视,就绝对无法真正解决问题,改善大局。

第一个病灶:政党政治+两权制衡,设计矛盾造成必然毁坏

政党政治的意思是,同政党的人,为同一个政治目标努力,也为此负责。如果这样,事实上,立法院还可能公正地制衡行政院吗?立法院中的执政党立委,对于行政当局决策,当然会护航,那谈什么公正监督?在野党为求政党轮替,当然恨不得对行政方的政策百般刁难、恶意阻挠,摊痪或是勒索执政者。事实上,这个情况,陈水扁和马英九任内,都一再重复发生。

美国,凭着较深厚的公民素养和政治文化,在政党政治+两权制衡制度下,政治勉强及格(但是漏洞已经明显)。但台湾,连体质和土壤都没有,矛盾的设计,使国会运作流于多数暴力,或是少数抵制。这个情况,使总统,或者看起来无能,或者看起来暴冲。

第二个病灶:政府人事与组织管理制度,如同腐败长蛆的丧尸

所有成功企业,都全力在争取人才、留住人才、培育人才,制定合理的制度让人才能发挥所长。但政府,它的人事与组织管理制度,思维停留在1950年代。人事单位的业务主要是批核休假和处理旅游补助等「福利」事宜。分科考试取才制度,看不出来一个人是否宏观,是否有创造力,是否有服务热忱。

政府的内部管理,重视上令下从,少有创新空间。政府内部的管理与考评,不重视事务质量,不重视彻底改善问题,不重视想象力和热忱。政府组织,无法随业务量变化而调整,经济部由十八个基层公务员来负责服贸的研议与沟通,不是长官误判,而是目前行政规则僵化下的必然。

第三个病灶:善良台湾人的选票被人情、私利,与僵固认同绑架

“选贤举能”是选举的理想,但是现实中,什么样的人容易参选,容易当选?事实上,在许多选举之中,能被选上的人是:花时间经营黑白金红各种道上人情人脉、利用职权对亲朋好友乡里选民施予恩惠、用不太高明的方式经营媒体曝光与形象,或是诉诸族群、党派、立场的忠诚与挑动对立。

第四个病灶:选举机制迫使政治人物当企业家的干儿子

现在两党的政治人物,要得到党的提名,要花钱养人头党员,要花钱经营人际关系,要花钱养人马干部,要花钱选举造势…。政治要花钱,而是是大钱。钱从哪里来,企业家给最快;哪些企业愿意给,有求于政府的企业最愿意给,两者一拍即合。企业家帮政治人物当选,政治人物帮企业家得利。

第五个病灶:大陆因素,我们没有对应策略,只有投机与恐惧

事实是,台湾在中国大陆旁边一百公里,人民金钱信息物品密集往来,中国大陆是台湾的工厂、市场,甚至是未来的人才库,学生来源、夫家和娘家。中国大陆事实上就是我们最大的危机,也是最大的机会。而且事实是,我们可以割舍放弃机会,但无法阻挡危机。

我们的政府和政治领袖,并不面对中国的实现,提出整体的方略。每当选举,蓝方政党以大陆商机诱骗选票,绿方政党以恐中情结勒索选票,往复拉锯的结果,台湾内部对立割裂,却中国大陆对台湾的影响程度日深一日,事实却没改变。我们都知道中共有对台湾近逼收编的策略,我们却没有吸附影响与借力使力的策略。

其实,在这些病灶下,不待中共破坏与干扰,我们自毁了本身的政府效能与经济竞争力。也是因为本身的体质脆弱,我们的民主抵抗不了外在的侵扰、收买、利用、分化。

所以呢?

所以,我们,包括学运的领导者、参与者、旁观者,都感认清。在这场学运后,甚至在学运之中,我们都该开始思考、改善、扭转大局和体质的病灶。专注于要求,对于学运动能量是正确的,对于社会改革却不一定。如果我们认定自己只是“反对者”,不以建造和社会的前进为己任,事实上不会比“依法定程序”潦草拟定、仓促通过服贸的官员及议员,高尚太多。

所以,我支持学运唤起社会关心议题,支持民众参与国家的命运。但是,关心和参与,不该停留在“我们一起恨某人”的层次,不该认为某人下台、要求被接受,民众就“成功了”。没有,我们的路还很远,如果我们不一起走后面那一段路,我们永远在泥沼之中。

所以,如果我们不愿看到,即使运动成功,台湾仍然走向衰亡,我们就应该拿出讥讽马英九、痛恶江宜桦的热忱,来审视台湾的体质与大局:政府怎么进行重大决策,怎么执行,怎么评核管理 — 需要我们打掉重建的陈旧与腐败太多了。

所以,我们拿出 kuso 鹿茸香蕉太阳饼的创意,延烧研究服贸条文的热情,来对付我们面前真正深重的问题。我们已经做出了许多让人惊艳的事、政府高层想不到也做不到的事。许多过去没做到,没做好的地方,我们来,做更多。

所以,如果我们不容许民主在外力之下毁坏,最好,我们也不要容许民主在我们自己手上被糟踏。

或许,我们面对的问题重大而且困难,用“愚公移山”、“卫精填海”还难以比拟。但我并不打算悲观。看到我们对于社会有这么炙热的关切,看到我们有这么多善意与创想,就知道没有什么真的不可能。

再说乐观一点,今日,台湾有五大病灶缠身,我们还挣扎得活出“小确幸”,可见并非药石罔效。如果这些病灶改善,体质强健,会有多大的活力、动能、成就被释放出来,我们根本无从估量想象。

(本文作者谢宇程是芝加哥大学社会科学博士、台湾作家、政策分析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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