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永發:紅太陽下的罌粟花:鴉片貿易與延安模式

新史學 一卷四期 頁41-117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

一,序言

文化大革命中,山西省音陽縣的大寨大隊熱鬧非凡,幾乎每天都有人潮前來參觀學習。這些成千上萬的人,來自全中國各地,他們不遠千里,究竟所為何來?簡單說來,他們想要學習大寨農民自力更生,以群眾路線克服貧窮落後的寶貴經驗,學習大寨農民以「愚公移山」精神改造地形的戡天氣魄,以及學習大寨農民大公無私、平等互助的精神。易言之,他們想要學習美國學者賽爾頓 (Mark Selden)在他成名大作〈革命中國的延安道路)(The Yenan Wan in Revolutionary China) 中所揭示的延安發展模式。

據賽爾頓研究,一九四零年代,中共在陝甘寧邊區面臨空前所未有的經濟危機,可是政權非僅沒有因此而崩潰,反而根據群眾路線的原則,創造出一套發展策略。這套策略的主要內容是減租減息、知識分子下鄉、大生產運動和勞動互助等等。由於執行這套策略時,通過群眾、依賴群眾,中共調動了農民生產的積極性,使陝甘寧邊區終於掙脫了千百年來極端貧窮和落後的桎梏,而欣欣向榮。不僅為後來的大寨經驗立下典範,更為其他第三世界國家標舉了一盞明燈。當然這一套說法隨著大賽經驗的破產,已經沒有幾個學者願意相信。大家都知道大寨經驗有假造成分; 倘若沒有中共中央暗中給予大量財政支援,則大寨農業增產的奇蹟根本不能出現。由此推彼,延安經驗恐怕也有類似問題。不過心中雖然有此懷疑,卻迄今無人能夠提出具體證據。因此只是猜想塞爾頓在評估延安經驗時,受限於中共所公布的資料,是否也犯了同樣以偏概全的錯誤?

檢視中共最近發布的文字史料後,發現果真如此。大寨經驗背後暗藏著鉅額的國家財政補貼,延安經驗背後則藏有人神共憤的鴉片貿易。如果當時中共全面禁種、禁運鴉片,則所謂延安經驗根本是空中樓閣。因為無論當時中共採取何種發展策略,都必須面對資金短絀的問題; 資金如不能自外輸入,就必須從內籌集。單憑群眾的理想、熱情和奉獻,要想徹底解決此一問題,根本是癡人說夢。這種看法誠然是卑之無甚高論,可惜對這麼一個顯而易見的常識,我們經常忘得一乾二淨。更令人驚訝的是,鴉片賀易如此重要,至今竟無學者加以注意,以致面對今日陝甘寧邊區的窮困和落後時,沒有一個人能說出所以然來。如果知道「延安經驗」曾在四十年代的陝甘寧邊區製造「奇蹟」反而要問:為何同樣的延安經驗不能在八十年代繼續創造奇蹟?為何四十年前的盛況不再出現,延安「奇蹟」像過眼雲煙,從未發生過似的?殊不知時移勢變,中共在奪權過程中敢冒大不韙,從事鴉片貿易,卻不敢在建國之後繼續同樣規模的鴉片貿易,致使當地財源受堵,加之外來資金無望,經濟發展遂又進入難以克服的瓶頸階段,所以陝甘寧邊區今天仍是中國大陸最窮困和落後的地區之一。

不過,要證明中共在延安時期曾經大量產銷鴉片,或證明鴉片貿易曾對賽爾頓所謂延安經驗產生鉅大貢獻,均非本文唯一目的。本文企圖在兼顧這兩個問題之餘,同時說明種植和販賣鴉片的決策環境,並對中共種植和販賣鴉片的過程,不厭其詳的加以描寫。其次,延安的鴉片經驗並非孤立的歷史事件,它有一個歷史脈絡。唯有說明這一個歷史脈絡,我們纔知道延安的鴉片經驗和以前有什麼異同,也纔知道歷史如何在陝北的經濟危機中引導堅決反對鴉片的中共走上鴉片貿易道路。再其次,鴉片賀易固然是迅速累積資金的一個途徑,但其高額利潤是建立在他人的煙癮之上,並經常會帶來貪污腐化的併發症,如果打一開始就不加任何防範,則它所帶來的經濟繁榮究竟是正面或是負面,實可不言而喻。從此觀點看,賽爾頓的延安經驗也應該包括鴉片貿易行為的控制問題。由於這一個問題牽涉到延安時期的整風、審幹、鋤奸政策,而且本身材料極為有限,本文僅將點到為止。

在進入正文之前,必須先就材料的來源及其處理方法加以說明。材料主要來自中共一九八零年代的出版品,不足之處再補以國民政府方面的情報。不過,因為鴉片賀易是中共歷史上的最大機密,我們所能得到的資料都是中共方面無意(至少表面如此)之間洩露出來的,其殘缺不全,不問可知。其次,所用主要資料儘管是編 重印的原始文獻,但由於無法接觸到原件,故亦難以確定其可靠程度。就我個人對中共出版品的暸解而言,這些資料的真實性當無問題,儘管其中的數字經常出現前後牴觸的情形,但其可靠性也不能隨便加以否定。據我研究,這些前後牴觸的數子,有一小部分乃校對失誤所致,其餘絕大部分則是將錯就錯,重覆原始文件已有之誤。在我看過的抗戰時期中共原始文件中,就有很多類似的錯誤。這些錯誤固然和幹部的教育水準低落有關; 但是其他因素,譬如幣制混亂,物價變動劇烈,通貨膨脹嚴重,以及數字動輒億計,也都是可能原因。不過,縱使數字出現矛盾,那也不表示這些數字不能使用。因為總的說來,這些數字所顯現的延安經濟狀況相當一致,而本文所最關心的本來就是這些一致現象對賽爾頓延安經驗所提出的挑戰。如能乘此機會,澄清一下延安的統計數字,那倒是意外收穫。

二、三年經濟危機以及其根源

一九四一年,根據中共官方資料,延安的小米價格漲36%,比起去年的50%,漲幅少了將近一半,比起前年的8%,則依然是瘋狂飆漲。尤其考慮計算的基數,更不容樂觀。
接下來的兩年,情況再度惡化。一九四二年漲 129%,而一九四三年漲107%,漲幅之大, 簡直嚇人聽聞。比起國民政府地區,陝甘寧邊區的通貨膨脹,實有過之而無不及(1)。在解釋如此嚴重的通貨膨脹現象時,塞爾頓強調外在因素,那便是國民黨停止提供經費,並實行嚴厲的經濟封鎖。他這種說法不能說錯,可是完全忽略了陝甘寧邊區經濟原有的脆弱體質。陝甘寧邊區先天不足,後天失調,中共的土地革命雖然消除了農村中貧無立錐之地的現象,但仍然無法造就一個能夠單獨提供中共所需糧餉的嶄新陝北。如果不是中共推行其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策略的成功,從而取得大量外援,則單從經濟觀點來看,陝甘寧邊區能否在國民黨的圍剿下「苦 待變」,實在是莫大的疑問,更遑論進一步支援其他中共地區了。

關於外界對陝甘寧邊區的援助,尤其是國民政府對陝甘寧邊區的援助,早已成了歷史舊聞。塞爾頓也曾提到國民政府的撥款,不過僅寥寥數語,令人不覺其有任何重要性可言。但是從一九八○年以後出版的資料中可以發現,這種輕視態度是完全不瞭解當時陝甘寧邊區經濟的落後所致,而且因為有此態度,他一方面高估了由土地革命解放農民生產力而產生的效果,另一方面又低估了國民政府全面經濟封鎖所帶給陝甘寧邊區的危害。更嚴重的是,由於不瞭解陝甘寧邊區經濟發展的內在限制,以致令人難以想像,中共在禁煙多年之後,竟然認為渡過財經危機,必須走回軍閥時代的老路,亦即栽種和販賣鴉片。

陝甘寧地區從一九三四年中共成立陝甘邊工農民主政府之後就開始所謂土地革命,沒收地主所有土地、糧食、牛羊和一切其他財物,也沒收「富農」多餘的土地; 根據「抽多補少、抽肥補瘦」的原則,加以重新分配。儘管在此過程中,對富農的政策曾因為中共中央紅軍的到來,而稍微趨緩; 基本上可說,直至一九三七年九月中共宣布放棄土地革命以前,接連三年都是貧苦農民大翻身的時代,大約有六十萬農民獲得土地(《星光》,頁17-8,20)。至於農民分配到土地之後,是否如中共宣稱,立刻提高生產力,則難以證實。無論如何,陝甘邊政府當時正忙於應付外敵,對內又何能奢談經濟建設?
農民處在戰爭狀態之中,有無餘力充分利用分配得來的土地,也是一大問題。在生產力無法大幅提昇的前提下,中共又有何辦法硬要一般農民負擔政府和軍隊所需呢?所幸在停止土地革命之前,縱使邊區地瘖民貧,來自對「階級敵人」的沒收、罰款和「打土豪」所得,也勉強足夠政府和軍隊的開銷了(《星光》,頁 28)。

一九三五年十月,中共中央經由「兩萬五千里長征」來到陝北。這些新來的軍隊和幹部大約有六、七千人之多,均未帶來任何糧秣,而必須就地取食。然而此時,陝甘邊土共已經打了好幾年的土豪和地主,報酬率迅速遞減,再想從他們身上壓榨出足夠的財力和物力,似乎早已不太可能。(《史料》,1 69)據中共統計,一九三五年十二月,陝甘邊區共收入蘇票168,694元。其中得自地主和土豪者為87,364元, 為全部收入的51.79%。次年,陝甘邊區沒收款在全部收入中所佔的比率大體維持原有水準。在此期間,中共的歲入歲出詳情如下:

收入(元) 沒收款 銀行借款 鹽稅和企業收入
1935/12 168,694 87,364 51.79%
1936 1,187,227 652,858 55% 1,194,016 57,775

支出 軍費 糧食 行政費
1935/12 146,150 (133,172) 91.12%
1936 2,321,606 1,343,680 57.86% 105,663 4.5% 75,281 3.3%

資料來源:《星光》,頁27,31。數字有誤。單位當為蘇票(中華蘇維埃國家銀行西北分行所發行)。據〈陝甘寧史料〉,卷5,頁5,蘇票:法幣= 6:1(官價)。

革命之前,尚有鴉片支 的商業,工業則完全談不上; 經過土地革命,所謂資本家不是紛紛逃亡,就是破產歇業。中共中央來到之後,為恢復地方上的繁榮,還特別廢除了一些「關稅」和營業稅,因此又如何從商業部門設法呢?除了勉強徵收了一些鹽稅以外,就毫無辦法。雖然中共也己想到自己經營企業並發行鈔票,然而這些作法顯然尚無法滿足需要,所以一方面成立西北辦事處,整頓「打土豪」的收入,另一方面則提倡節約,企圖咬緊牙根 ,渡過難關。

可是這些辦法雖然有效,一萬左右軍隊(加上地方原有軍隊)的給養卻是一個不容拖延的現實問題。沒收自豪紳地主的糧食有限,如果要向農民購買,則除非高價,難以獲取所需。何況中共財經當局早已一貧如洗。或許從鄰近產糧地區進口便宜糧食,是一個解決方案,然而國民政府正厲行經濟封鎖,不容嘗試。剩下的惟一辦法只有向老百姓強迫徵收了。其實中共當時已有徵收計劃,不過,一直到一九三六年底西安事變發生均未能執行。其中原因,極可能是知道,陝北的農村早已破產,農民根本沒有餘糧可供搜求,而從江西的失敗更學到一點教訓,即民間的人力、物力、財力有限,不能無限動員,無限動員的代價是人民離心離德,最終會失去整個蘇區。在此情形之下,一九三六年二月,中共入侵山西之舉就有「東征抗日」以外的現實意義了。中共是想以「東征抗日」的藉口出兵到山西「打土豪」同年五月中共回師時,所帶回的是無數物資、糧草和幾十萬元現金(《星光》,頁29-30)。

到一九三六年八月,中共中央盱衡時局,放棄了不切實際的「反蔣抗日」政策,另外喊出所謂「逼蔣抗日」的口號,希圖利用抗日輿論,「逼」蔣中正停止圍剿,然後全國一致槍口對外(2)。中共的戰略構想相當正確, 可是政府和軍隊給養是嚴重的現實問題,適巧此時正值內蒙自治軍在日軍鼓舞之下進攻綏遠,中共乘機一箭雙鵰,在北向支援晉綏軍抗日的口號下,計劃派軍奪取寧夏的銀川。然而國軍防範極嚴,中共不到兩個月就放棄了此項計劃。十月左右,紅二和紅四方面軍前來會合; 加上迎接他們的紅一方面軍,三支軍隊大約有三萬人馬,聚集在定邊附近。由於紅二和紅四方面軍甫從缺糧的松潘高原過來,兵丁衣裳藍縷,面有菜色,尤其寒冬在即,能否安然渡過,實在大成問題。為此,中共中央曾先後考慮攻打安邊和漢中籌糧(李維漠,頁380-81)。但是計劃尚未定案,西安事變就已發生。中共所處的形勢大變,必須另謀解決方案。

西安事變之前,國民政府在陝北實行經濟封鎖,但一九三六年四月前後,這項禁令已因為中共分別與張學良和楊虎城達成秘密停戰協定而放鬆,到了西安事變爆發,國民政府的經濟封鎖更正式解除,中共所承受的經濟壓力因而劇減(3)。 但是經過土地革命和長期的戰亂之後,陝甘寧的人口最多不過六十萬(《史》,1:123)。 人民渴望休息,中共亦無法大肆興革,而只能依靠過去節餘和外來援助勉強渡日。所幸到了一九三七年春天,共產國際送來「鉅款」(4)。 不過,無論送來多大的贈款,總有用盡的時候。
蘆溝橋事變和隨後爆發的八一三淞滬戰爭則為中共帶來新的轉機。當時國民政府為全力抵抗日軍侵略,而不得不接受中共起草的共赴國難宣言。根據此一宣言,中共名義上承認了國民政府的領導,實際上則仍然保持獨立自主和行動自由。至於國民政府,為了贏得此一虛名,卻必須提供陝甘寧邊區政府以及三萬共軍糧餉,亦即後文說到的國民政府協款和撥款。這筆經費由國民政府在西安以法幣形式支付,中共取得之後,以其部份換取所需物資,然後連同剩餘現金,一齊運回延安。由於前述三萬共軍幾乎全部改編為國民革命軍第八路軍,開赴晉北和其他戰區作戰,並在當地自行發展,致使中共中央的財政負擔大為輕減。正因為如此,中共中央可以把得自國民政府的軍費挪作政費,而陝甘寧政府則可以繼續其輕徭薄賦、與民休息的政策。據邊區政府主席林伯渠說,從一九三七年到一九三九年,邊區政府每年約需糧十二萬石,錢一千三百萬元,由於這些負擔絕大部分靠外界援助,所以老百姓幾乎可以完全不用繳稅(《史料》1:66-67,123)。

一九三七年後,邊區農民的財政負擔主要是救國公糧。救國公糧徵實,為統一累進稅性質,收穫在一定數量之上纔必須繳稅,稅率則隨收穫多寡而遞增,對窮苦農民極為有利。下表為中共一九三七年至四零年救國公糧應納稅額、實際徵收數目、每年糧食產量,以及農民實際負擔在每年生產量中所佔的百分比:

稅額 實收(石) 產量(石) 實收/產量
(石) 甲 乙 甲 乙 甲 乙
1937 10,000 14,197 13,895 1,116,380 1,260,000 1.27 1.3%
1938 10,000 15,955 15,972 1,211,192 1,270,000 1.32 1.3%
1939 50,000 52,251 52,250 1,754,285 1,370,000 2.98 3.8%
1940 90,000 97,354 97,354 1,526,471 1,430,000 6.38 6.8%

資料來源:甲欄部分根據〈陝甘寧史料〉,卷6,頁152。乙欄部分中之實收,根據〈陝甘寧史料〉,卷6,頁13,產量根據同書卷9,頁31。又參見同書,卷1,冊12,73-74,94-95。據同書,卷9,頁123,1937年產量為1,100,000而1940年產量為1,600,000。

救國公糧由農民自報收穫量,經公議核實後,再據以徵收。如上表所示,稅率極低,故中共很容易超收。至於農民,則因為負擔不大,所以儘管中共並無多徵之意,反應卻極為熱烈。有些農民本來應該享受免稅待遇,也自動前來納稅完糧。正由於中共的需索極少,幹部只需要很短的期間就能完成徵收任務。一般說來,徵收任務都是提前一個月就完成的,有的地方甚至三、五天就完成了(5)。

從一九三七年到一九四零年,邊區的糧食產量由一百一十萬石增為一百六十萬石。
但人口也由六十萬增加到一百三十萬(《史料》,1:74,123, 林伯渠說有一百四十萬人,恐有誇張),因此農民的生活不可能有明顯改善。所幸如上所示,中共向農民徵收的糧食不多,農民不怕繳了糧食之後無以維生。但邊區經濟仍然無法自給自足,許多物品都仰賴外界輸入。一般說來,輸出都是農產品,輸入都是工業品,由於農賤工貴,質易對邊區相當不利;到抗戰爆發後,邊區對外貿易更出現嚴重的剪刀差現象;易言之,輸入品價格上漲的比輸出品快,所以越到後來,中共對外質易的赤字越大。據中共調查,如果不考慮剪刀差現象,一九四一年以前,邊區每一個月的入口額都比出口額多約四分之三,邊區經濟根本無法獨立自主。

至於外在的政治環境方面,自一九三八年底武漢失守後,抗戰逐漸進入第二階段:
一方面日本已發覺戰爭不可能速戰速決,必須以戰養戰,鞏固佔領區遂成為當務之急,於是大力加強對敵後的掃蕩工作。另一方面,國民政府由於其所擔負的正面戰場喪失了支配性的地位,比較有餘力來對付中共的擴展。尤其是在一九三九年冬季戰役失敗之後,蔣中正瞭解短期之內不可能再對日軍發動反攻,遂把注意力轉移到內部威脅上,當時正在敵後迅速發展的中共自然更成為其全力防範的對象。面對此一惡化局勢,中共也逐漸瞭解國民政府的「外援」不可長恃,而必須大力發展邊區的經濟,否則,「外援」一旦不來,生活就難以為繼了(《史料》,1:74)。

不過,儘管中共有此覺悟,但在中共一九三九年的全部歲入中,國民政府的「協款」仍高達89.66%。如果加上外界同情中共人士的捐款,則外來支援所佔的比率更高達89.89%。一九四零年,國共之間的衝突和摩擦加劇,非僅次數大量增加,而且規模明顯擴大,但是這一年中共歲入的73.54%也仍然是國民政府的「協款」(《史料》, 6:41,45)。關於外援另外尚有三系列相關的數字,儘管它們彼此不同,但在顯示外援對陝甘寧邊區的重要性一點上,卻毫無二致。第一組數字來自西北財經辦事處一九四四年的總結,其詳情如下:
國民政府協款 外界捐款 商稅 其他 總數
1937/10 (華僑為主)
1938/9 (411,000) 591,000 180,000 1,182,000
1939 7,900,000+元 8,800,000+元
1940 7,260,000 300,000+ 15,120,000

資料來源〈挾甘寧史料〉,卷1,頁73-74,94-95,卷6,頁22。單位為法幣,以下均同。
括弧中的數字為總數減去商稅和其他兩項所得。

第二組數字也是來自西北財經辦事處的統計,不過年代是一九四八年,晚了四年。根據此一資料,外援數目和其在全部歲入中所占百分比如下:

全部歲入 外援金額 外援占歲入%
1937 526,302.45 456,390.01 77.20
1938 907,943.31 468,500.00 51.69
1939 6,602,909.88 5,644,667.34 85.79
1940 9,750,995.31 7,550,855.04 70.50

資料來源〈陝甘寧史料〉,卷6,頁13,427。單位不詳,當為法幣。據同書卷6,頁32,在1948年,南漢宸曾指出外援約佔1939年財政開支的87.5%,1940年約佔74%強。故上表數字仍有商榷餘地。

前一表中,國民政府協款和外界捐款被完全混在一起,不知孰多孰少。僅知外界捐款中,至少包括菲律賓華僑捐款、重慶親共人士贈款,以及中共幹部家屬匯款三部份在內(《史料》,6:428-29)。以其中數字和此表的一九三九和一九四零年的外援部分比對,發現此表一九四零年的數字僅比前一表國民政府協款加上外界捐款的總數稍低。如果這一結果證明此表所謂外援乃指國民政府協款以及外界捐款總合而言,則關於一九三九年的部分就令人不得不懷疑了。根據此表,中共在一九三九年所得外援總數竟然要比前一表的國民政府協款少二百廿五萬元。這到底是何緣故?我們無從解釋,但此矛盾提醒我們在使用中共統計數字時,千萬小心謹慎。第三組數字來自一九四六年的《陝甘寧邊區九年來財政收支報告》,撰寫單位應該是陝甘寧邊區財政廳。統計表中國民政府所撥發的款項和國內外捐款是分開的,所以我們可 以之檢查第一組數字。謹將這一組所有數字羅列如下:

國民政府撥款 國內外捐款 總 額
1937/7一12 1,927,672.84 36,254.20 1,963,927.04
1938 4,480,157.16 1,973,870.97 6,454,028.13
1939 5,000,436.10 604,207.53 5,604,643.63
1940 4,997,074.11 5,505,901.69 10,502,975.80
1941 0.00 779,106.20 779,106.20

資料來源:《陝甘寧史料》,卷6,頁428。單位為法幣。

這一組數字和上面兩組數字比較起來,明顯出現差距,一方面是從國民政府所得遠比西北財經處所說要少,另一方面是其他外援金額遠比西北財經處所透露為多。我們懷疑,這一組數字是用來對外公布的,其目的在顯示中共的朋友「滿天下」。其次,在上表中的國內外捐款中,我們懷疑有一部分是來自中共新發展的「敵後抗日根據地」。然而,無論以上三組數字如何彼此抵觸,也無論這三組數字和我們上文所引中共統計有何矛盾,它們都證實一個現象,亦即外援在此時期中共財政中的重要性極大。

到了一九四一年,國共關係極度惡化。年初,新四軍事變發生以後,兩黨的關係瀕於全面破滅(6)中共不但不能從國民政府方面得到任何「協款」 而且還要遭受國民政府的全面經濟封鎖,外貨由於進入中共地區困難,價格飛揚;陝甘寧的外銷物品,不管價格如何跌落,始終乏人問津。最糟糕的是,以往敵後抗日根據地有餘力協助陝甘寧地區,此時則因為日軍大舉掃蕩而自顧不暇,反而在精兵減政的政策下送來大批幹部,更增加了陝甘寧邊區的財政負擔。邊區的財政因而進入空前未有的危機。在這一年當中,邊區政府虧空邊幣11,622,638元(當年稅收僅及全年收入的30.77%),開徵公鹽代金和發行公債之後,仍然虧空5,672,699元(《史料》,6:49)。 這是邊區財政收支的狀況。如果就出入口貿易情形來分析,一九四一年上半年入超一千萬元(法幣),下半年為此數一半左右,兩者合計,全年入超共約一千五百萬元。就在這年,中共開始發行邊幣,發行之後,邊幣即因此巨額入超而價格大跌。以延安市的物價指數來說,如果一九四零年十二月是一百,整整一年之後,就變成 884.2了;換言之,邊幣一年之中共跌了將近七、八倍之多。這一通貨膨漲的現象,儘管對處於自然經濟之中的一般農民影響不大,但對政府和軍隊卻壓力極大。面對物價的上漲,商民更是感覺缺乏保障,於是紛紛拒用中共發行的貨幣,而另外改用比較穩定的法幣。這造成邊幣的進一步貶值,嚴重損害了中共政權的威信(《史料》,4:172;5:33)。

一九四二年,整個邊區的的通貨膨脹情形似乎轉好,物價只漲了三倍稍多。一九四三年的情況似乎更好,只是接近三倍(《史料》,4172)但是如果我們考慮上漲的基數,則情形不容樂觀。關於一九四三年中共的財政困難,毛澤東曾有如下描述:他說在最嚴重的時侯,「沒有衣穿,沒有油吃,沒有紙,沒有菜,戰士沒有鞋靺,工作人員在冬天沒有被蓋。」(《史料》,1:1)如何渡過難關。軍隊中有人主張「打出去」 也就是說,放棄陝北根據地,另謀發展。毛澤東的答案則是自力更生,一切自給自足,開展大生產運動,各部隊和機關都要大事生產。其實,他迅速瞭解農業投資的報酬遠不如商業;為了渡過難關,他更確定商業為主、農業為輔的政策,准許各部隊和機關單位大做生意。不過,無論經營商業也罷,從事農業也罷,都需要資金。在當時一無外援的情形之下,中共如何籌措這一大筆資金?有人主張量入為出,如果沒有辦法,就連籌措也都不必了,乾脆削減開支項目。換句話說,就是根本取消大生產運動。毛澤東則堅持量出為入,既然生產資金是一定需要的,那麼就排除萬難加以籌集(《史料》,1:2-3 4:9何幹之,頁255)至於如何量出為入,無中生有,毛澤東究竟有何錦囊妙計?他用什麼辦法來解決中共面臨的經濟難關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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