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失落的一代”应有所反思

知青运动虽已远去,但知青研究却渐热。法国汉学家潘鸣啸的《失落的一代》,乃“知青学”集大成专著。大规模知青运动距今已四十多年,按说应出现“知青学”专家与集大成专著。然而,上山下乡运动不仅栓系文革,而且钩挂红色意识形态,牵扯着赤左学说的价值大方向,只要这场运动肇始者还享有“三七开”的政治豁免权,“知青学”就无法在寰内得到真正有深度的展开。
大陆“知青学”虽也出现一些台阶性成果,但均属初级阶段的数据性归扫。由于是民间行为,所录数据大多局限于下层个体亲历,即便涉及宏观整体,亦受“必须克制”的局限,尤其面对出版严审雄关。《失落的一代》之所以集大成,在于它对大量原始数据进行全面系统地归纳梳耙,整体考察,取精用宏,立桩深固。就资料而言,为全面概要了解知青一代提供了迄今为止最合适的综述性读本。
此书中一些数据,至今仍闻所未闻。若非读到此著,人们将不了解这场运动的全局性信息。比如从1956年起,上山下乡就和解决失业“结合”起来了;1963年周恩来计划18年内动员3500万知青下乡。上山下乡乃是政府在实践中摸索出来的解决失业之策──借助红色意识形态,将无法解决的失业大包袱甩给农村。
在那个个人崇拜盛行的疯狂年代,成千上万的知识青年都是怀着真诚的革命理想奔赴农村的,他们真地以为自己是在响应“伟大领袖的号召”,去农村反修防修,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走一条与工农相结合的光辉道路,加速思想革命化。直到“文革”结束后,“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的真相方才大白于天下,原来,当年之所以要把成千上万知识青年赶到农村去,纯粹是为解决城市劳动力大量过剩的社会问题,而不是真的走与工农相结合的光辉道路,加速思想革命化。
当时全国中学积压的初、高中毕业生多达402万人,大批毕业生分配无门,终日无所事事,成为学校恢复教学和招收新生的障碍。进入1968年,解决中学毕业生分配的问题已经刻不容缓,积压在校的毕业生除1966、1967两届,又加上1968届的598万人,三届毕业生(以后习称“老三届”)共达1000万人。
如此众多的毕业生积压在校,他们的出路何在?在以后若干年里,高中和大学停止招生,升学道路被完全堵死。而整个国民经济又呈现继续衰退的形势,1968年工农业总产值在上年已经下降9.6%的基础上,再降4.2%,只相当于1966年的86.2%。在这种令人沮丧的形势下,对绝大多数工矿和基层单位而言,招收新职工根本提不上议事日程。“老三届”毕业生实际上已经成为城镇的剩余劳动力。于是,一场声势浩大、旷日持久的上山下乡运动便应运而生了。
据统计,在“文革”10年中,一共有1800万以上的城镇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即十分之一以上的城镇人口在这种形式下被送往乡村和边疆。大批知识青年下放农村,在生活上遇到许多困难;因为被迫中断了学业,原本学到的一点科学文化知识走向退化。许多青年的人身权利得不到保障,首先是家庭出身不好的青年,受到歧视和迫害;女知青受到性侵犯的案件层出不穷。农村的艰苦环境,因无节制的繁重劳动、营养不良而罹患各种病症并累及终生的青年不可胜数。
上山下乡运动不仅触动几乎每一户城市居民,而且波及到广大农村,几亿农民受到它的影响。知识青年给农村带来的一些新气象,不足以弥补农民的实际损失。知青下乡,在许多地方不过是壮大了当地剩余农业劳动力的队伍。直接损害了农民的利益。国家花了许多钱,却没有真正解决劳动力就业问题。1978年国务院副总理李先念说:“国家花了七十亿,买了四个不满意。”青年不满意、家长不满意、社队不满意、国家也不满意,对此邓小平也认可。但虽对上山下乡的荒谬性一清二楚,在宣传上还还得让知青认为在广阔天地得到“宝贵的再教育”。
该书提供了一系列数据:80万知青被永远留在“广阔天地”。1980年仍有15.5万知青下乡、与农民结婚的知青总数43万。得到下乡豁免权中,干部子弟42%,工人出身31%,普通家庭4%,出身不佳1%。文革十年,大学生减少100多万,技校生减少200多万,整个中学教育停顿,有的地区因初中生全部上山下乡,停办高中。为安置知青,国家投资每人500百元,农村插队每人178到303元,农场每人690到1119元。内蒙昭盟送知青下乡人均每年1000元,相当于中级干部年收入,但知青却根本做不到自给。四川某农场安置一名知青需1900元,而安置在社队工厂1300元,进乡镇企业仅需500元,知青下乡成了比办厂还昂贵的事。还买来四个不满意,引发对怀疑社会主义优越性的“三信危机”:对马列主义的信仰危机、对党的信任危机、对社会主义的信心危机。据香港政府统计,仅1970到1975年,至少十万大陆青年逃港。真是何苦来哉?!
该书分析深刻,言大陆学人所不敢言。绝大多数大陆学人莫要说“不敢放肆”,就算拎着胆子说出来,也没有哪家刊物敢提供平台。1800万知青、被呼“万岁”的人民,不过是“历史巨人”掌中的“白老鼠”,即文革牺牲品与四个现代化废品,知青成傻青。文革后,只有43万名知青进入大学,进入“上层建筑”的知青总数不超过百万。十八分之一的成才率,既是1800万知青的个人不幸,也是整个国家的灾难。全社会最优秀的青年精英,被流放到毋须任何文化知识的“世界尽头”,各行政机构充斥低能干部,意识形态的价值错位直接造成如此触目的贤愚倒置。随着文化被文盲嘲笑,知识被愚昧扼杀,民主也被彻底坐压。
“文化大革命”以后,知识青年大举返城。国家不得不为他们重新安排就业,以前的开支全部浪费。1980年,中国大陆终于停止让城市青年下乡种地的办法,为这场旷日持久的运动划上了一个句号,乃是“社会上各种形式的抵制与抗争,在1979年发展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这就促使政府最终放弃了这场运动。”
然而,如今大批老知青仍浑然不知上山下乡运动“从哪儿来”、“到哪儿去”。仍在自娱自慰地高呼“青春无悔”,竭力为当年的苦难寻找浪漫价值,仍在将“白白浪费”说成“无悔牺牲”。著名作家梁晓声是“青春无悔”坚定的始作俑者,但他在中国文联出版社出版的《似梦人生》中,也不得不承认,整代而言,知青们属于当今城市里的低消费群体;因为,他们绝大多数都是工人阶层。而工人阶层,无论“国有”的还是“集体”的,正承受着中国“改革”负面的巨大压力。他说,世人看到知青中出了些名人,出了些干部,则就错误地认为,知青一代很“出息”,其实所谓知青中的名人,无非指几个作家,“一小撮”文艺从业者,以及二三个新时代的较成功的商人,加上一切成了科长、处长乃至局长的人,加上一切受过高等教育,出国留学过,并学有所成归国谋求个人事业发展的人,总数肯定在15%以内。这些人常常被社会赋予知青代表性或自言“我们知青一代”如何如何。但就15%比之于85%,就“代”的运况来说,是没有资格的。
梁晓声说,85%的返城知青如今的运况,决定了他们只能是城市里的低消费群体。目前的“下岗”失业者中,相当一部分是他们。即将“下岗”、失业的人中,注定了有更多的他们。所幸尚未“下岗”,尚未失业的他们中,十之七八是中国城市中最低的工资收入者。比上一代,旧体制曾许诺的微小福利,正渐渐地从他们身上化为乌有,使他们瞻前顾后两茫茫。比下一代,由于自身知识资本和技能资本的先天弱势,在“改革”带来的竞争机会中力不从心,往往迅遭淘汰。由于已做了父母,钱对于他们比以往任何时期,甚至比是知青的时期更重要了。这种消费意识的差别,是“代沟”之一种。
“文革”结束后,下乡青年陆续返回城市或留在当地就业,但在以后的岁月里,他们中的许多人继续被运动造成的后遗症所困扰:许多人找不到比较理想的工作;回到城市没有住房。与农民结婚的知青,为了返城与配偶离了婚(因为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官方不允许农业户口的配偶一同进入城市),导致家庭破裂;而极少数留在农村的,虽然保全了家庭,却注定要过一辈子远离城市文明的贫寒生活。上山下乡运动留给一代知青的精神和肉体的创伤,永远不会痊愈。
“文化大革命”的理论与实践,是和林彪的名字分不开的。知青一代对此感受尤为强烈。“文化大革命”把从中央到地方的一大批老干部从政治上打翻在地,为林彪一跃成为经中共九大党章“法定”的接班人扫清了障碍。当红卫兵虔诚地高呼“敬祝伟大统帅毛主席万寿无疆”口号时,必然要同时高呼“敬祝林副统帅身体健康!永远健康!”然而,1971年9月13日林彪等人仓皇出逃,在蒙古温都尔汗坠机身亡事件的发生,却使现代造神运动成了历史的笑柄。当这个消息传到各地知青中后,他们陷入了茫然、困惑,不少人对刚刚发生的事件表示难以置信。
在以后一段时间里,不管上级传达的文件如何煞费苦心地解释,都无法削弱这一事件给全国人民心理上的巨大冲击。尤其是知青一代,他们首先感到的是自己对领袖的赤诚之心和圣洁之情受到了亵渎,认为自己上了当,受了骗。当他们因受骗而备受煎熬时,当他们因失去理想主义的精神支柱而四顾彷徨时,一种近乎绝望的心理往往攫住了他们的心。1974年,知青诗人郭路生写下了《疯狗》一诗。这首诗虽然只是个人情感的宣泄,却惟妙惟肖地映现出知青中普遍的心态:
受够无情的戏弄之后,我不再把自己当成人看。
仿佛我就成了一条疯狗,漫无目的地游荡在人间。
我还不如一条疯狗,狗急它能跳出墙院。
而我只有默默地忍受,我比疯狗有更多的辛酸。
疯狗犹能跳墙,精神上受到沉重打击的知识青年却只能默默地忍受。沉重的代价不过是对以往盲从轻信的惩罚。有人在评价《疯狗》时指出:当多少人在颂歌中晕眩,在“主人翁”的口号中陶醉的时候,他却对蒙着红光的暗夜发出了反叛的嘶叫,这不是丧失理智的哀鸣,恰恰是最可宝贵的清醒的呻吟。……
不过,上山下乡使他们走近现实,也就同时使他们认清什么是反现实。知青成为结束文革的主力军。1978年底各地知青返城请愿成为最大的“社会不安定因素”,迫使中国大陆“认清”不发展经济必然带来的政治后果,从而推动“工作重心的转移”。千万知青如今“人还在,心未死”,成为思想最解放、追求自由最坚定的群体。而且,政府至今仍需为这场运动埋单,如两万上海援疆老知青仍在为“同等待遇”请愿,“知青现象”还在延续。
对老知青来说,不能总是自我“淡化”、“冷处理”。再不抓紧抢救第一手资料,再不深化认识这场“带着体温”的运动,实在有点对不起自己失去的青春。
时间过去了40多年。岁月的沉淀,当年中国“失落的一代”应有所反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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