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慎之的政治遗愿

题记:2013年初,李伊白女士电告,四月份将陪同王学泰先生等人来临汾,并谈及其父亲李慎之逝世10周年纪念有关事宜,随即写了这篇文章并交给她。又是一年过去了,至此李公逝世11周年之际,将这篇旧作拿出来做了修改,以为纪念。

今年4月22日,是李慎之先生逝世11周年。先生健在时,在《修改宪法与公民教育》文末,写下如下一段话:“我在一九九七年《改革》杂志的座谈会上曾经说过,如果一个人真的还有下一辈子的话,那么,我的最大志愿就是能在下一辈子当一辈子的中学公民教员。近年以来,随着改革的发展,我又萌生了一个愿望,很想编一套十二册(备六年十二个学期用)的中学公民课本。它应该分两个层次,头六册是供初中用的,也就是每个上九年义务教育的人的必读课本;后六册是供高中用的,也就是有条件上高中的人的必读课本。因此它应该有循环加深的特点。我虽然有此志愿,只是学无根底而年已老迈,自知心有余而力不足了。但是,倘若有有志于此的年富力强的学者愿意担当起这个神圣的任务,我还愿意以衰朽残病之躯追随左右,协助做一点添砖运瓦的工作,与有荣焉。这实在是我可以设想的二十一世纪对祖国、对人民的最好礼物!”读罢这段文字,内心颇为苍凉、悲怆。

如果我理解不错的话,这是先生对国人留下的最后的也是真诚的政治遗愿。如今,距先生去世也十一年了,在公民教育上,仍然乏善可陈,失望的岂止是在天国里的李公!

众所周知,1949年中共建政以来,虽然宪法上写有公民二字,也规定了公民的权利和义务,但就如何落实公民的权利和义务,做一个合格的公民,官方似乎不大热心。在主流语境中,人民代替了公民。

人民与公民不一样。人民能根据政治需要界定,说你是人民,你就在百分之九十五以内,说你不是,你就被打入另册。谁也不能保证自己永远配享人民的称号,连贵为国家主席的刘少奇也不能。人民是个政治概念,人人眼中有,个个没法认领。公民则不然,从生下来那天起,不分男女,无论贵贱,就天然地获得了这一名分,并应该受到宪法法律的保护。对统治者来讲,这就碍手碍脚。因此,半个多世纪以来,在中国大陆基本没有公民教育,有的只是群众教育,或者说人民教育。上了年纪的人都记得,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上检阅欢庆的游行队伍时,不止一次,对广场上高呼他万岁的人群回之以人民万岁,他显然没有把自己混同于人民。他是人民领袖,已经君临天下,高高在上,正俯瞰苍生。他对人民的生计关心不关心,我们不敢妄下结论,但他对政教合一、对集君师于一身、对“六亿神州尽舜尧”却是念兹在兹、刻刻不忘的。在四个伟大中,他最钟情于导师,或许并非矫情。严重的问题是教育农民,就是他的名言。其实,在毛眼里,除他之外,对上至左膀右臂、下到工农商学兵的教育,都是严重的问题,当然最严重的问题还是对知识分子的教育。他的传人邓小平,在总结所谓“八九”风波教训时,也讲到,改革开放以来,最大的失误是教育,这里的教育,当然是对人民的思想政治教育。

与现政权一起走过来的人都有切身的经历:六十多年来,从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教育,大救星党妈妈的教育,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的教育,共产主义是天堂教育,到年年、月月、天天讲的基本路线教育,阶级斗争教育,忆苦思甜、新旧对比教育,驯服工具教育,螺丝钉教育,世界上还有三分之二的人民处在水深火热中的教育,反修防修永不变色教育,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再到“硬要社会主义的草,不要资本主义的苗”的仇富教育,改革开放以来的“五讲四美三热爱”“三基”“三观”“三讲”“保先”“八荣八耻”教育,宗旨教育,廉政教育,爱国主义教育,直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科学发展观教育,群众路线教育,一句话,举凡理想、信念、制度、纲领、路线、方向、目标、方针、政策,思想、道德等教育,林林总总,包罗万象。这番教育,虽然从幼儿园孩子到街道上的爷爷奶奶,从山村目不识丁的老农到大学、科研机构的专家教授学者,地不分东西南北,人不分老幼贵贱,无一漏网;虽然这些教育,多以运动开道,或声色俱厉,耳提面命、我打你通、不断灌输,或树典型,立样板,学雷锋、学大寨、学大庆、全国人民学习解放军,从课堂到会场,从媒体到文学艺术、戏曲、电影、电视、音乐、舞蹈、雕塑,各种宣传教育机器全部开动起来,各种方式方法都尝试过运用过,发誓要把意识形态领域一切阵地全部占领,直搞得水银泻地,无孔不入,效果如何,历史和现实早就给出结论。

实践证明,不在公民教育上下功夫,做文章,而搞什么思想政治教育,不仅是空洞乏味的,甚至是本末倒置的,尤其可能会沦为别有用心者手中的工具和精神鸦片。特别是十年“文革”期间,林彪、“四人帮”把持宣传教育阵地,在思想政治教育上,可谓挖空心思,现在回头看,他们搞的那一套宣传教育,说白了,都是奴化教育,仇化教育,毒化教育,愚民教育。其所造成的危害和遗毒,怎么估计都不过分。

在十年“文革”的奴化教育中,我们学会了感恩,不是感恩天地父母师长,而是感恩大救星,感恩党妈妈。吃糠咽菜要感恩,挨批被斗也要感恩,甚至出现了那个著名的所谓打右派是妈妈打错了孩子的高论。“文革”中,我们当地有一位红卫兵头头,由于说不清的原因,被处以死刑,临刑前高呼毛万岁。在这种教育中,我们也学会了听话,学会了服从,服从上级,服从组织,最后归结为一句话,把一切献给党,甘当组织的一颗螺丝钉,一块任组织搬来搬去的砖。在这种教育中,我们更学会了忍耐,忍耐权力的张狂与不公,忍耐饥饿,忍耐暴力,忍耐恐惧,逆来顺受,忍气吞声。独立思考是危险的,自由主义事实上成为落后和反动的别名。一个民族整体缺钙,芸芸众生均被抽去了脊梁骨。那是一个不能说“不”的年代。

在十年“文革”的仇化教育中,我们学会了仇恨,仇恨美帝,仇恨苏修,仇恨所有世界先进发达国家。比起仇外,我们仇内一点都不逊色。那是一个放大仇恨、没有敌人也要制造出个敌人的时代。我们仇恨旧社会旧世界,因为据说那是万恶的;仇恨“地富反坏右”仇恨“黑五类”“臭老九,因为他们都是历史的现实的和潜在的敌人;我们仇恨知识,因为知识越多越反动;仇恨财富,因为越穷越革命越光荣。我们学会了内斗,所谓八亿人不斗行吗?为了爬上去,为了保全自己,我们不惜同室操戈,兄弟相残,也因此,我们学会了背叛、出卖和告密。背叛、出卖和告密的对象,从自己的上司老师同学同事到父母兄弟夫妻恋人。李九莲就是被自己当兵的恋人出卖惨遭杀害的。在那个年代,背叛家庭,出卖良心,落井下石,充当打手、帮凶、特务、眼线和告密者,受到制度性的鼓励。人心不古,世风日下,作为今天的风景,其来有自。

所谓十年“文革”的毒化教育,就是精神污染。林彪、“四人帮”教会了我们丛林法则,让我们把枪杆子里面出政权当圣经念,把造反有理当歌儿唱。在我们的教科书里,陈胜、吴广、李自成、朱元璋、洪秀全,义和团,甚至连秦始皇,都披上了英雄的光环。于是,卞仲耘被自己的学生且是女生打死、张志新被处死前割喉、钟海源被活体去肾就合乎逻辑地发生了。在所有的毒化教育中,没有比教唆人说假话、当两面人为害最甚。在林彪,是不说假话干不成大事,在我们,不说假话,竟有牢狱之灾乃至生命之忧,表态文化由此滥觞:反右要表态拥护,大跃进要表态拥护,打倒彭德怀、刘少奇要表态拥护,文化大革命要表态拥护,林彪当毛主席的接班人要表态拥护,当然,后来历史颠了个个儿,我们也要从头再来一次表态拥护,那是后话。网上讥讽申奶奶几十年来这也拥护,那也拥护,其实对我们来讲,谁不是在不断的表态拥护中走到今天?在那个年代,没有沉默的权利。有之,顾准、林昭几个人,但那是以家破人亡为代价的。在打倒刘少奇的中央会议上,作为一名女性,陈少敏没有举手且能够活下来,实在是那个年代的奇迹,也多少给那个黑暗的年代留住了一点人性的星光,给国人争得了些许脸面。著名诗人北岛在《回答》中写下:卑鄙是卑鄙者的通行证,高尚是高尚者的墓志铭。可以这么讲,在极左年代,假话成了保证安全、走向成功的敲门砖,真话成了不幸的代名词,正直处处蒙羞,劣币驱逐良币,一个国家和民族,从此整体失真,全面堕落。因此,北岛断然宣告:“告诉你吧,世界,我——不——相——信”,失信,从那个年代就决堤、就恶浪滔天了。

愚民教育是“文革”教育的主旋律。愚民教育最主要的手段是瞒和骗。外面的真相要瞒住,因而有所谓收听敌台广播入罪的恶法。尽管民不聊生,饿死了几千万人,还要莺歌燕舞,自信风景这边独好;尽管孤家寡人,还要夜郎自大,充当第三世界的领袖。当年加入联合国,领袖说是被非洲朋友抬进去的,他忘记了,如果不是花了大把的银子,人家莫非吃饱了撑的?申奶奶最近说,只有社会主义国家才发养老金,就是这种瞒的教育种下的国际笑话。瞒住外面的世界,也要瞒住家里的世界。历史要瞒,历史的先声要瞒,红太阳是怎样升起的要瞒,红太阳怎么陨落的也要瞒,为的是让集体失忆。现实情况更要瞒,举国中人,有几人知道1957年的阳谋是怎么回事,大跃进运动是怎么回事,1960年代饿死了多少人?“文革”制造了多少冤假错案被迫害死多少人?当下的很多事情也要满,比如各级领导人是怎么产生的,纳税人的钱是怎么花的,官员的巨额财产有多少怎么来的,等等,都要捂得紧紧的。至于骗,就更多了。有一句顺口溜,说一级骗一级,一直骗到什么理,上级骗下级,一直骗到底。会上骗,文件里骗,当面骗,背后也骗,空口白牙骗,白纸黑字骗。大大小小的皇帝的新装,从庙堂到江湖天天上演。骗来骗去,其实骗术有用也有限,无非是在基本常识上做文章。于是,在我们这里,人们不是把基本常识忘得一干二净,就是把它当做恶魔的符咒。重庆大学生村官写了个无自由,毋宁死被问罪,就是最典型的例子,丢尽了国人的脸面。和真相一样,常识在我们这里也成了稀缺品,奢侈品、危险品。

至于近三十多年来对所谓人民的教育,也没好到那里去。对此,只要想一想想一想薄熙来唱红黑打居然风行景从,想一想贵为北大教授的孔庆东满嘴的国骂还受捧,想一想韩德强光天化日之下暴打80多岁的老人还振振有词,想一想打天下坐江山之类的歌曲至今被大肆歌唱,想一想粉饰太平、歌颂内战、戏说宫廷的影视文化垃圾塞满官办媒体,想一想你为党讲话还是为人民讲话能堂而皇之地讲出口,再看一看去年那年“宁叫大陆不长草,也要收回钓鱼岛”的疯狂,看一看面对小悦悦被碾压时路人的冷漠和中国式的过马路,看一看无官不贪和越来越多的裸官裸商等现状,看一看无处不在的地沟油、瘦肉精、毒奶粉、楼垮垮、桥塌塌,看一看人人都是加害者也都是被害者,以及无处不在的潜规则、假话、假货,你就知道,排除了公民教育的所谓教育,至今仍是一地鸡毛。

把乌托邦式的主义当饭吃,把自己也不相信的东西当经念,把权力当神敬,把誓言写在流水上,把普世价值当成洪水猛兽,这样的教育,怎么能让人信服?比如,你一边唱从来就没有救世主,一边又歌唱大救星,你让人民相信哪一个?你口口声声要解放思想,却声嘶力竭这个要坚持,那个不能搞,甚至三个至上,何以自圆其说,又让人何去何从?你总说人民是主人,光荣得很,自己是公仆、勤务员,为什么草民总是要当唐福珍、赵作海?你说天朝先进优越得无与伦比,眼见的是贪腐遍地,资源枯竭,贫富差距越拉越大,环境污染愈演愈烈。你沾沾自喜于GDP节节高升,却解释不了为什么股市跌跌(喋喋)不休。你说你“伟光正”却总是失误连着失误。你说你英明得不得了,说我们素质低,把我们从红领巾教育到退休了,还素质低,低得连物色、选任自己仆人的能力都没有,是我们朽木不可雕,还是你无能抑或是开错了药方?这种只讲权力不见权利,只是构建宏大叙述不讲基本常识,只有政治正确没有人文关怀的教育,干我何事?也就只能产生越来越强烈的逆反心理和不信任情绪。如今,大家不是麻木,就是做演员,你大捞特捞,向国外转移财产,官二代官三代地干,我小偷小摸,坑蒙拐骗,制假售假,官场和社会风气之江河日下,也就见怪不怪了。

或曰,面对如此乱象,政治体制改革是唯一正途。问题是靠谁改革?谈到这个问题,国人总是寄希望于圣君贤相的顶层设计,却忘记了权力不仅是自私的,更是傲慢的,颟顸的。试问,上世纪八十年代农村联产承包责任制,是哪个顶层设计的?如果不是三农凋敝,农业这个基础已经脆弱到威胁政权的巩固,如果没有以小岗村为代表的广大农村农民的抗争,可有后来的1号文件?我们改变不了官家,能改变的首先是自己。所以,谈政治改革,我们固然希望顶层的自觉与担当,更需要底层广大民众的呐喊、支持与推动,也只有来自底层的呐喊、支持与推动,才能激活上层的自觉与担当。而这种呐喊、支持与推动,离不开权利的觉醒。在一个皇权专制主义统治了两千多年的国家,过去出不了华盛顿,今天,即使奥巴马来了,也无解。靠阿Q、华老栓、申奶奶,任何改革都无解。在这个问题上,李慎公早就看透了:“千差距、万差距,缺乏公民意识,是中国与先进国家最大的差距。”解决的办法只能是对国民进行公民教育,除此别无他途。至于制度上的问题,李慎公已经以削肉还母、剔骨还父、恩断义绝、绝不在刺刀下做高官的决绝表明了,不说也罢。他寄希望于公民教育和公民意识的自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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