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富人税拯救资本主义

《21世纪的资本》作者 托马斯•皮凯蒂 为英国《金融时报》撰稿

收入及财富的分配是当今最富有争议的话题之一。历史告诉我们,强大的经济力量在各个方向上都会起到作用,有的促进社会平等,有的削弱社会平等。哪一股力量占上风,取决于我们选择什么样的政策。

美国是个典型的例子。该国被视为旧欧洲世袭制社会的对立面。在19世纪历史学家亚历克斯•德•托克维尔(Alexis de Tocqueville)看来,美国充足的土地可满足所有人购置房产的需求,以公民平等为基础的民主制度可以在这里欣欣向荣。直到一战前,美国财富集中在富人囊中的程度还远不及欧洲。但在20世纪,这种情况却发生逆转。

1914至1945年期间,欧洲的财富不平等现象因为战争、通胀、国有化和税收而减弱。之后欧洲各国建立起来的制度虽然缺陷颇多,但结构上比美国的制度更平等、更包容。

讽刺的是,欧洲许多制度的灵感恰恰源自美国。例如从20世纪30年代到80年代初,英国用高税率打击那些高得离谱的收入,使收入分配保持均衡合理。但这种带有没收性的所得税是美国的发明——美国在两次大战期间率先设计出了这种税制,以避免像阶级分化的欧洲那样出现严重的不平等。美国的高税率试验没有损害增长,其当时的增速高于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水平。这个理念理应恢复,尤其应当在它的首创国恢复。

美国也是率先普及大众教育的国家,19世纪初识字率便达到接近百分之百的水平——至少在白人男性中如此,而欧洲又花了近100年才实现这一成就。但还是那句话,如今更包容的是欧洲。美国确实拥有许多世界顶尖的大学,但欧洲更擅长打造优质的中等排名大学。上海交大的世界大学排名显示,世界最佳的100所大学有53所位于美国,31所位于欧洲。再看看最佳的500所大学,情况却恰恰相反:欧洲有202所大学上榜,美国只有150所。

人们常大谈本国英才教育体制的优点,但不论是在法国、美国还是其他地方,这种说法基本不符合事实。人们这么说,往往是为了找理由说明现有的不平等现象是合理的。美国曾经是在大学录取方面最为开放的国家之一,如今的录取却严重不平等。建设兼具效率和机会平等的高等教育体系,是所有国家均面临的重大挑战。

大众教育很重要,但它无法保障收入和财富的公平分配。美国收入不平等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不断加剧,很大程度上体现在顶层群体的巨额收入。为什么?管理者的技能进步是否比其他群体更大?在大企业中,很难确定每个人的工作会贡献多少价值。但另一个假设——即高层管理人员通常有权自定薪水——更能得到证据的支持。

即便薪资不平等得到控制,历史经验也告诉我们,另一大邪恶力量的存在往往将普通的财富不平等放大到极端水平。一个常见的情况是,资本所有者积累回报的速度快于经济增速,不断扩大资本家的利益份额,牺牲中低收入阶层的利益。19世纪不平等加剧的原因是资本回报率超过经济增速,而相同的情况有可能在21世纪重演。《福布斯》(Forbes)全球亿万富豪排名显示,在1987至2013年期间,最富人群的财富增长率是世界经济增速的三倍还多。

美国不平等状况如此严重,而政治进程又牢牢地掌握在最高收入群体的手中,必要的改革也就无法发生——这颇像一战前的欧洲。但这不应当压抑我们的改良热情。理想的解决方案是按照个人财富净值征收一种全球性的累进税。事业刚起步的人只需交很少的税,而财产亿万的人要缴纳重税。这将遏制不平等,让成功变得更为容易。这会将全球的财富动态置于公众审视之下。缺乏财务透明和可靠的财富统计数据,是现代民主国家的主要挑战之一。

当然还有其他选择。中国和俄罗斯也必须拿富裕的寡头开刀,而他们有自己的手段——实施资本管制,用监狱高墙控制住那些最有野心的寡头。对于更青睐法治和国际经济秩序的国家,全球财富税是更好的措施。或许中国会比我们更快接受这种想法。

通胀是另一种潜在的解决方案。过去,它有助于减轻公共债务的负担,但也侵蚀了较不富裕人群的储蓄。相比之下,对巨富征税似乎更可取。

征收全球财富税需要国际合作。国际合作虽然困难,但是可行。美国和欧盟(EU)各占全球产出的四分之一,如果它们能够步调一致,建立全球金融资产登记机制也就指日可待。对于拒绝合作的避税港,可对其予以制裁。

如果做不到这一点,许多人或许将转而反对全球化。假如有朝一日他们有了共同的声音,那将是已被遗忘的提倡民族主义和经济孤立的声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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