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金铨:一国两制矛盾下的新闻自由

香港新闻界好像有点山雨欲来风满楼的迹象。这是“一国两制”的内在矛盾,也是基本矛盾。中央希望招揽港人归心的时候,比较少强调一国,比较能够容忍两制的说法;现在情势转变,主要强调一国,对两制的容忍度愈缩愈小。
说“古”

1980年代第一个派来香港推销“一国两制”的,是新华社香港分社社长暨港澳工委第一把手许家屯,没想到他在1989年天安门事件以后逃往美国。许家屯的回忆录透露,他的前任王匡报喜不报忧,使北京当局不敢信任,因此经诺贝尔物理学奖得主杨振宁跟香港中文大学校长马临说项,安排乔宗淮在中大当“访问学者”,其实是向北京直接汇报的第二条管道。

在《许家屯香港回忆录》出版以前好多年,也就是1996-97年正当香港准备回归的时候,有一个公开会议的场合,大家围绕着从新华社副秘书长兼台湾事务部部长职务退下来的黄文放聊天。有人问他,中文大学有没有地下党员?他说不知道。“是不知道,还是不能讲?”他苦笑说,地下党员有什么好害怕,将来害香港人的不是地下党员,而是那些急于上北京“擦鞋”(拍马屁)的香港人嘛。

回想起来,他的话有几分道理。刚刚在北京开过的两会,那是假戏,但很多香港人去真做,而且很卖力表演。表演最杰出的,一个是李家杰,一个是谭惠珠。我觉得这个基金会应该成立“最高境界马屁奖”,候选人必定源源不断。

当年聊天的时候,黄文放还讲了一个有关“五十年不变”的掌故。原来邓小平要香港左派到北京汇报,左派势力告诉邓小平,香港人恐惧回归,对香港前景很有忧虑。邓小平说,怕什么呢?十年不变嘛!十年不变不够的话,那就三十年不变,五十年不变好了。可见五十年不变是历史的偶然,是权宜的措施。
论“今”

很多大人物说,香港的新闻自由好得很,哪有什么问题?

《明报》撤换一位勇猛的总编辑,即使继任者来自外地,也不了解香港,但这是正常的商业决定啊。刘进图一退下《明报》总编辑就遇刺,他自言没有财务问题,没有绯闻,相信是因为新闻工作所引致,但警务头子第一时间跳出来宣布,没有直接证据证明和新闻自由有关联。

李慧玲常常在广播节目批评梁振英,被商台炒鱿鱼,但有人归因于她跟老板处不好,而不是商台为了牌照续约向当局低头。还有,施永青的免费报纸,左派财团抽了广告,在资本主义社会也是很正常的事呀。

你们说新闻自由倒退,能拿出证据来吗?
证据

那么我就来举一些大家都耳熟能详的证据吧。根据巴黎的“无国界记者组织”报告,2002年香港新闻自由在全世界排第18名,现在退到第61名。上网查看一下,2002年是18名,后来是56,34,51,58,61,51,48,34 ,54,58,61,上下徘徊,反正从没进入34名以内,何况现在倒退到61名。

你说,唉,这是西方的偏见,别有用心,如何可信?

香港大学民意研究计划总监钟庭耀做了二十年的民意调查。他的调查显示,在97年以前,香港人对于北京政府是充满疑虑的;但97年回归到2003年期间,发现中央对香港的政策相当克制而宽松,港人对中央的印象愈来愈趋正面,认同自己是“中国人”,或“是香港人,也是中国人”的比例也逐渐升高。

港人对中央的信任度,第一次下降是在03年,第二次下降是08年以后,都跟中央积极介入香港事务有密切关系。现在香港人对中央“不信任”的程度又接近1997年的高潮,而自认是“香港人”的比例愈来愈高,认同“中国人”或“是香港人,也是中国人”的比例相对减低。

前些时,香港地产富二代李家杰,在北京的两会攻击钟庭耀,绝不是事出无因的。苏钥机在中文大学做了十多年的记者调查,记者们认为香港的新闻自由不断倒退,难道都是别有用心之徒?
众生相

还有林行止,《信报》的创办人。为了响应左派对他的恶意攻击,林行止在去年8月28日写了一文章,还引述了我在《报人报国:中国新闻史的另一种读法》中的一段话。

我的学术研究喜欢看改朝换代的众生相,历史是一面照妖镜,个人在关键时刻怎么抉择与变化无不原形毕露。我在文章中分析当年《大公报》王芸生、萧干,还有《文汇报》徐铸成,如何在香港接受地下党的安排,坐外国船乔装北上天津,转去北平去参加新政协。

其中,王芸生在国共内战时对两边各打五十板,后来看到国民党大势已去,他担心共产党不要他这种人,不料毛泽东给他写一封亲笔信,害他兴奋得几个晚上睡不着,赶紧前去“投降”(王芸生自己的话)。

他很快就跟上了新形势,上纲上线,把自己和《大公报》骂得一文不值,晚年又后悔一些违心之论。其他几位自由报人都有类似的遭遇和扭曲,我浩叹:“这难道是一般自由知识人共同的归宿?”

林行止引述这句话以后说:“笔者可算是个自由知识人,但绝不希望追随上述诸位报人行径般无端打倒昨日之我,更不会把所创办的报纸及同事拖下水!”他说他宁可不写,也不会糟蹋自己。这些事,这些变化,想起来令人痛心不止。
分水岭

刘锐绍讲过,香港的上市公司中,中资已经占到57%(回归时只占20%),所以要撤广告是很轻而易举的事。威胁利诱,还有自我检查,一点一滴,明明摆在眼前。除非是那些“别无用心”的人,都必须承认香港的新闻自由正处于一个分水岭上。

面对山雨欲来风满楼,怎么办?毛主席不是讲过:在战略上要藐视敌人,在战术上要尊重敌人?我把这个话稍微翻转一下,长期也许可以悲观,短期必须乐观。唯其因为长期悲观,才会随时戒慎恐惧,努力维护核心价值;但短期一定是乐观,否者什么事情都做不了。

我不是鼓吹盲目的乐观。我们乐观的基础何在?我认为,香港毕竟是一个开放社会,没有新闻是压得下去的。只要有心人,特别是年轻一代,提高警觉,争取充分的、普遍的新闻自由,聚沙成塔,犹如鲁迅说的“于无声处听惊雷”,必可从各角落汇集许多意想不到的结果。

例如,刘锐绍跟程翔他们组织了一个“独立评论人协会”,这是个非常有意义、有启发性的开端。万一主流媒体一家一家被收买,我们还有新媒体。我们不要太天真,以至于把新媒体浪漫化。因为我们固然可以用新媒体,大公司、中资或对新闻自由有敌意的人,也会用新媒体。然而,两者最大的差别在哪里?在于有无公信力。

独立写作人必须建立社会公信。他们是一个松懈的自由人团体,自由人本来就是不受控制的,言论不一定要统一,也不应该统一,但可以和而不同,每篇文章都是经过努力思考、理性分析,掷地有声,即使读者不同意某个观点或论述,也会报以敬意。

新媒体需要的资本少,发挥的空间大,只要建立起公信,独立的意见和自由的报导不但不可能淹没,而且还会开展一片广大的天地。我相信,在开放社会,新闻自由不会走到穷途末路。台湾千辛万苦争取到新闻自由,但一些媚俗甚至“染红”的表现却令人失望,有心之士也在网上做类似的尝试,虽然还太早,困难也可能不少,但这条路无论如何是值得一试的。

只要整个香港社会有这种共识,一同支持这种独立、自由的传媒人,香港的新闻自由是绝对不会沉沦的。
作者注:

【1】《许家屯回忆录》中,许讲到一件“组织原则上很特别的事情”:“诺奖得主杨振宁很为中央器重,他向胡耀邦、赵紫阳反映,香港有些人对新华社分 社不满,杨建议:另设管道。由中央向香港中文大学派个访问学者,此人可直接向中央反映港人意见。胡耀邦同意,由万里(副总理)选了乔宗淮。(乔早许三个月 赴港。)乔来港后,通过中大校长马临,认识钟士元、邓莲如、利国伟。许到港接管了乔直通中央的这条线,随即在马临的校长别墅会见钟士元等三人。”按:乔宗 淮是乔冠华之子,后来出任驻外大使。

【2】梁慕娴在香港2012年特首选举期间着有《我与香港地下党》,推测彼时竞选人之一梁振英为地下党员,引起争议。

【3】 李家杰在今年两会上批评港大民意研究计划总监钟庭耀“经常在关键时刻发布对港府或中央不利的民意调查”。他建议香港几个垄断地产霸权的家族出资,请中文大 学和科技大学做民意调查,和钟庭耀打擂台。其言下之意,民意调查的结果彷佛是可以随着支持调查的机构的指挥棒而改变的。谭惠珠向全国政协委员长张德江报 告,港区的政协委员和《明报》协力合作,宣传国情,很有效果,但经《明报》矢口否认。

【4】钟庭耀负责的香港大学民意调研网站(Public Opinion Programme):http://hkupop.hku.hk/chinese/

【5】 香港中文大学教授苏钥机接受香港电台采访时表示:“虽然不完全认同李家杰的言论,但他认为民调没有专利,任何组织都可以做,问题是做出来的调查是否有公信 力。”他又指出:“港大每个月均会公布民调结果,并非是因应某些时候才发表,而钟庭耀过往亦不时面对批评,相信他不会有太大压力。”

【6】黄文放(1931——2000),人称“放叔”,18岁进入香港新华社工作,1992年从台湾事务部长位上退休。其后任时事评论员,对台湾问题多有自己的见解,在香港左派中也是一个异类。

【7】关于《大公报》王芸生等人,除了《报人报国》(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2013)一书以外,读者可以参阅杨奎松:《忍不住的「关怀」:1949年前后的书生与政治》。

【8】 刘锐绍自1972年开始从事新闻工作,于89民运期间任香港亲中共报章《文汇报》驻北京记者。 六四事件爆发前夕, 1989年5月21日,《文汇报》社论以“痛心疾首”四个字开天窗,表示抗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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