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都周刊:大连金石滩捞油记

     养殖户李辉和前来验收点数的工作人员吵了一架。

  眼看就快点到他家的油桶区时,对方竟然收工了,说第二天接着收油——这些黏稠的黑色石油,都是千辛万苦从附近海域捞上来的。

  这下李辉不干了,他找到工作人员大声理论,但对方没有答应他的要求,油当天还是没有被收走。于是,郁闷的李辉只能协调妹夫和两个工人,几个人不得不轮流在岸边守着油桶过夜,以免有人偷油。

  这里是大连开发区金石滩码头,距离发生漏油事件的新港约35公里。由于捞油的码头众多,油桶的数量众多,验收石油的政府工作人员顾不过来,当天捞到的油不一定能被运走,看守这些没兑现的支票——油桶,也成了重中之重。

  人民战争

  金石滩码头,数千只漆黑的塑料油桶在岸边依次排开,潮湿的空气混合着刺鼻的石油味和海边平常的腥味,那是一种是带着酸腐的汽油味,让人无处躲避。每隔几分钟,两三个“黑人”从漆黑的渔船中钻出来,抬着百余斤重、黑得发亮的塑料桶,一步三晃。

  简陋的木制渔船横七竖八地停放在港口,几乎被黑色石油所覆盖。码头上白色石头砌成的栏杆已经变成一幅随意涂抹的水墨画,到处是黑色的油迹。沾满了石油的矿泉水瓶、长筒鞋、抹布随处可见。7月20日这几天没有雨,但黄色土路因为洒满石油,变成了黑泥,泥泞不堪。

  “这里原来不是这样的。”金石滩河嘴村村长邵德善说。一面环山、三面环海的金石滩本是大连最负盛名的度假胜地,拥有全国15个健康型海水浴场之一,旅游旺季每天吸引数以万计的游客。这里的平均空气质量指数20,如此上佳的空气质量在中国极为少见。

  7月16日一场突如其来的输油管道爆炸事件,导致大量原油倾入海洋,据官方在7月19日监测的数据,受污染面积约430平方公里,它改变了金石滩的旖旎风光,也改变了附近村民们的生活轨迹。

  金石滩附近村庄的村民大多以海为生,“我们村300多户村人家,70%以上都是做养殖的。”邵德善告诉记者。虽然7月正值大连的禁渔期,但对海上浮筏养殖和海边滩涂养殖的人家而言,正是收获的季节。

  不过,由于原油的入侵,金石滩浮筏养殖的贝类和滩涂养殖的波螺陆续死亡。

  “油到哪儿,哪儿死,就算不死,也不能吃了,全有味儿,”金石滩河嘴村70岁的养殖户张宝君告诉记者,“爆炸刚发生时,还没想到能到俺们这儿。”

  7月18日之后,新港泄露的石油开始零星地出现在金石滩附近的海域里。“特别是在20号,油都到小腿肚子了。”张宝君比画着。

  刚开始,村民最担心的是所养殖的海产品会不会受灾。但是很快,有偿捞油几乎成为这段时间他们生活的唯一主题。不只是养殖户和渔民,大学生、出租车司机、小饭馆老板也加入了清污捞油的人民战争。

  大二学生张承强在沈阳农业大学学机械工程,本想寻找一份暑期工,也在这里捞油“体验生活”。记者7月27日下午3点左右在金石滩码头见到张承强时,他刚从海上捞油回来,全身又黏又湿。

  21岁的小伙子全身上下并无防护措施,上身穿的是最普通的T恤,被石油浸透了,看不出原来的颜色,下身一条能防水的雨裤,由于腰身肥大,在腰间扎了根粗绳子。他脖子以下的部位完全被石油包裹,在阳光下闪烁着奇异的光。

  小伙子两条胳臂裸露在外,没有戴手套,因为“戴手套也不管用”。一旁的母亲赶紧递过一块布,让他擦擦手上的油污,但这并不管用。揉搓了将近5分钟后,他放弃了努力。

  养殖户李辉告诉记者,每天早上四五点,他就会起床,带着养殖场的工人们一起去捞油。金石滩的多数村民,也会在这个时候开着自家的木制小渔船,载着满船的塑料桶,在清晨的朦胧雾气中,驶入被黑色石油笼罩的大海中。

  他们大多趴在渔船边上,双手伸入黑色的原油层,捧起一摊石油,装入事先准备好的塑料桶中。“讲究”一点的,会带上平日捞鱼的鱼筐,挖一筐原油,倒入桶中。“渔筐是极好的捞油工具,就像一个漏斗,海水从孔里漏掉,而黏稠的、成块的原油会留在鱼筐中。”李辉解释。

  刚开始几天,海上厚重的石油层四处都是,李辉家的渔船固定在一个地点,就能捞到整船石油。后来,李辉和同伴们四处打“游击战”,寻找泄露的原油。

  7月底,正值大连一年中最潮湿闷热的季节,一直到下午两三点,正是太阳最毒辣的时候,出海捞油的人们才会返回。

  把满船的石油运到岸上,也不是一件轻松的事。李辉是当地的养殖大户,有10条渔船参与了捞油,他雇了几辆吊车,把渔船上的原油“吊”到岸上。大多数人则依靠自己的双手,将一桶桶百余斤重的黑色石油抬到岸上。

  如大连市长所说,“海上清污攻坚战取得了决定性胜利”,7月26日,记者乘坐摩托艇在金石滩附近的浮筏养殖区内看到,大块的黑色原油已经难觅踪迹,但透明的轻质油膜随处可见。

  捞油生意经

  金石滩的渔民们并不无知,多数人都知道“石油有毒,对身体不好”,但他们依然争先恐后地加入到这场轰轰烈烈的捞油战中。

  他们不是来做环保志愿者的。对大多数人而言,捞油更像是一桩生意,捞油给他们带来了短暂的丰厚回报,十倍于平时的收入。

  李辉家的一条渔船最多一天能打捞100桶石油,而政府按照每桶300元收购这些石油,这就意味着,他的一条船每天有3万元收入,10条船每天的收入可以达到30万元。“扣除付给工人的工钱,购买油桶的支出,我每天大概能挣15万。”李辉说。

  金石滩附近的村民家大多都有渔船,哪怕只有一条船,每天的收入也能有一两万元。没有渔船的人家,则受雇于有渔船的人家,每天赚得2000元左右的工钱。

  捞油生意日渐火爆,用来盛放石油的塑料桶也供不应求,平日里30元一个塑料桶,在最紧俏的时候,卖到了80元一个。

  邵德善告诉记者,一开始,乡水产站通知每个村子组织40条渔船下海捞油,一条渔船3个人,当时的报酬是每条船每天1000元。但捞油的工作太过辛苦,村民们大多在应付差事。为了凑足每条船3个人的定额,有些船主甚至不用男性工人,而是把家里的女性也拉到船上来凑数。

  当报酬提高到300元一桶之后,人们的积极性被调动起来,有渔船的人家大多下海“淘金”。“金石滩附近的七八个村子,我估计得有几百条渔船下海捞油了。”邵德善说。

  最开始,村民们大多在金石滩附近的海域捞油。7月25日之后,附近海域的大块原油基本绝迹,村民们开始去更远一点的地方“寻找”石油。尽管附近的海域仍然有漂浮在海面上的透明轻质油膜,但无人问津,大家更愿意去远海寻找厚厚的黑色原油层,因为“这个能挣钱”。

  当油桶被运到岸边之后,整套程序并未结束。捞油的人家繁多,牵涉到经济利益,每家都有专门的油桶区,在各自的区域内贴上自家的名字。这并不保险,为了防止有人偷油,女人也被发动起来了。女人大多不下海去捞油,她们在岸边看守属于自家的油桶,等待政府来人验收。

  为了检测每个桶里石油的纯度,工作人员拿一根竹棍,往油桶里一戳到底,如果插入油桶的部分都是黑色的,说明都是原油,验收合格。

  金石滩附近的村民,就这样夜以继日地捞油忙活,大多还没来得及想以后的事情,也没顾得上检查自己的损失。“暂时没时间想这么多,这不忙着捞油嘛,”一位养殖户的妻子说,“虽然很遭罪,但收入很高。”

  虽然已经拿到过一笔捞油费,但她仍然担心后续的捞油费有没有着落,“村长,你说一桶能不能给300元?”

  谁是被告?

  7月29日之后,能卖钱的大块原油已经不太容易捞到,不少金石滩的村民们停止了捞油。

  “今后怎么办”是摆在靠海吃海的金石滩的村民们面前的一道现实难题。

  “7月12日,海胆1470元,蚬子56元;7月13日,蚬子120元;7月14海胆1800元,海蚝17800元”……张君宝家看海房里挂着一个小黑板,上面记录着每天的收成。

  这个时候不是海产品的旺季,但7月12日至7月18日,一共也卖出海产品38322元。7月18日,记录戛然而止,再无进账。

  5年前,张宝君靠着多年的积蓄,加上向亲戚朋友借的,凑足了150万的张宝君和其他7户人家承包了河嘴村1000多亩海域搞养殖。张君宝称,他3年前投下80万元的波螺苗,如今正是收获的季节,如果不是这场突如其来的灾难,波螺该有十五六万斤了。张宝君告诉记者,夏天的波螺一斤能卖16元。

  石油没有漂到这里之前,张君宝每天下午退潮时都会去海滩,捡一些大的波螺,等收货的人来收货,卖到大连市内的海鲜市场。

  “出事后一个多星期,一分钱也没卖出去,”张宝君说,“所有东西,一样都卖不出去了,死的多,活的也没人要。”

  7月24日,养殖场的潜水员潜入海底,捞了10来斤海胆上来,张君宝拿去给收货的人看,“一打开,里面全是油,有味儿,没人肯收了。”

  最让他担心的是,“不只今年的事,好几年的事,最少两三年没有收成”。

  “我看网上说的是10年以后都有影响呢。”和张宝君合伙做养殖的葛云梅赶紧补充。

  和金石滩多数养殖户一样,除了等待,张君宝没有更好的办法。虽然忧心忡忡,但他们并无更多办法,只是不时询问村长邵德善,“补偿下来没有?”

  在海上经营多年的李辉自称经常到海事法院打官司,所以知道要保留证据。早在石油刚漂到金石滩时,他就有所准备。“7月19号、20号、21号,连续三天,我都有录像,”李辉说,“并且咨询了北京、天津和大连的律师”。7月22日,李辉才开始和工人一起下海捞油。

  但多数村民并没有李辉那样的意识。张宝君躺在看海房的炕上抽着烟,只是不停地叹气。下午时分退潮了,张宝君就去海滩上,什么也不做,站在太阳底下,呆呆地看着泛着油光的海,半天说不出一句话。

  海滩上的礁石露了出来,礁石的缝隙里都是黑黑的石油,长在礁石上的波螺、牡蛎等贝类也沾染了石油。

  实际上,这已经不是金石滩的海面第一次被石油入侵了。2005年4月3日,葡萄牙籍油轮阿提哥号在大连新港触礁,泄漏数百吨石油,并扩散到大孤岛、金石滩等海域。

  那一次,肇事方是外籍货轮,而不是中国公司。据当地媒体报道,当地政府相关部门紧急派出法律顾问,引导受污染的养殖企业和个体养殖户通过法律途径保护自身合法权益。仅仅过了5天,2005年4月8日,大连海事法院正式受理阿提哥号原油污染案。当天,办案法官和辽宁省海洋环境监测检验站专家开始奔赴各养殖区,进行取样调查。最终,除大连市海洋与渔业局代表国家提出的海洋生态损失赔偿仍在等待判决,这场原告达117人、索赔总额11.6亿元的海洋索赔官司以大多数当事人满意的结果调解结案。

  在多数金石滩村民的印象中,2005年那次漏油的影响比这次小多了。

  截至发稿时,距事发已经过去半个多月,大连漏油事件的赔偿程序尚未启动。肇事方之一的中石油始终未在大连市政府召开的新闻发布会上亮相。

  实际上,养殖户们的赔偿问题并不简单,大连海事大学法学院副院长赵微在接受《南都周刊》采访时认为,海洋上的石油泄漏的赔偿相对简单,国际上有成体系的法律,而这次的石油泄漏发生在岸边,国内并无相关的法律条文。

  “我现在只能等赔偿了,看看赔偿是不是合理,要是不合理,就要去打官司。”张宝君说。谁是被告呢?包括张宝君在内的多数金石滩村民都弄不清楚,他们甚至不知道漏油责任方和政府的区别,但他们相信“政府会给一个合理的赔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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