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活在61%失业率下的希腊青年

seamouse

“这些人都不用上班吗?”

在伊斯坦布尔寸步难行热闹非凡的独立大街上,生活在巴黎的台湾女孩妍霓惊讶道。

“这可是国际热门旅游城市,难道你会对香榭丽舍大道上的如织人群有同样疑问?”装作很熟这座国际大都市的我回答道。

几小时后,一趟过夜过境大巴将我送入西边的希腊腹地。海港城市亚历山德鲁波利斯渐渐醒来,滨海大道上四五家鳞次栉比的银行8点就开门,老头老太太们耐心排着队,等待从就快见底的银行账户里挤出一点点牙膏,几家咖啡甜品店倒是彻夜未眠,轮岗的服务生问候着渐渐多起来的熟人——赖在学校里不愿出来的老学生、在边防线上无所事事的军人,以及更多失业的同学朋友。

我撑着困顿的睡眼,再转了一趟大巴,来到西色雷斯地区的另一座城市科莫蒂尼。上午11点,城中心古拜占庭城桥边的街道,已然被小城庞大的咖啡人口占满,主街上开始集中起20来个扛着黑旗的抗议者,在为周工作时间被延长而呐喊,声浪弱小,街道右侧的共产党支部和左侧的新纳粹支部估摸都帮不上忙。Aris在广场接上我后,随即钻进老友店里,喝上了今天的第二杯冰卡布奇诺。四个小伙伴们又接踵而至,再来些饼干咖啡,对了,纯净水是免费的。

“你们都不需要工作吗?”我理所当然的抛出这个全民性问题。

“你这已经是最客气的质问了”,刚从荷兰旅游回来的小伙回答,上周置身乌德勒支,当地人得知他来自希腊后,愤怒质问:“你干嘛拿我们的钱跑出来玩?快给我回去上班!”桌旁的这五个希腊年轻人中,只有一个体育老师因上午没课而坐在这里,包括Aris在内的其他四个,都为青年失业率最新记录——61.4%——贡献了自己的一份。以往,青年和中年都还会上街游行,前者为了咖啡时光,后者为了退休年龄;而今,他们甚至都懒得扯开嗓门叫几声了,不如留着力气给希超联赛的主队助威,碰上还在坚持散步的市民邻居,也就潸然一笑。

“你得按我们希腊人的方式喝咖啡,一小口一小口慢慢来,店家可不会催,可以晒一下午太阳。”希腊朋友们教育我。

Aris今年32岁了,还和父母一道住在科莫蒂尼的郊区,终日开着一辆有些年头的雷诺转来转去,加每升0.78欧的最便宜液化石油气。他曾在军队做了多年文职工作,一年半前惨遭裁军,拿着2万欧元的“买断军龄抚恤金”,开始了咖啡美剧学语言的悠闲时光,英语和意大利语没问题了,目前又在想攻克北边邻居们的任何一门斯拉夫语,比如保加利亚语。

即便希腊物价低于其他西欧国家,Aris当然也清楚这点钱不能够撑多久,嘴上虽然代表着全体希腊人,自豪表达着诸如“懒惰就是我们的生活方式不是错”的民族性格认同,心里却不免也有隐忧和不安。和其他许多欧债危机下的希腊家庭一样,Aris家也再没能力支撑人手一部汽车、去个面包店都开着的日子,“而我们小城又不是雅典和圣托里尼,没法吸引你们中国富人来买走我们再负担不起税务的夏日度假屋。”

至于自己的未来,Aris很是迷茫,他热爱意大利,可在那个一样高失业率的国度是不可能得到一份工作的。而在自己的家乡小城,除了已被占满位置的公务员和教师,又还能做什么呢?即便周末的商业步行街上,服装店也一家家大门紧闭,跳蚤市场成了惟一能和廉价中国小超市抗衡的力量,反倒是书店,实打实的纸质书店,成了喧嚣咖啡馆之外的另一番繁荣景象,畅销书榜单上的冠军,是关于叱咤上世纪六十到八十年代的左翼恐怖组织——11月17日——的历史传记。Aris其他那些咖啡好友们,都曾在萨洛尼卡、雅典甚至伦敦打拼过,没有丝毫快乐感,还过着居无定所的生活,只好纷纷返乡啃老。一个个嘲笑着这个负债累累的国家,并表现出某种虚实难辨的大无畏乐观精神。

周五晚,有了将年轻人拉到电视机面前的新节目。在好不容易找到赞助商后,有歌唱天赋的梦想家和总乐于将自己梦想搁在他人身上的观众,终于迎来了“希腊好声音”第一季。在Aris姐姐和男友租住的小公寓里,好朋友们吐槽着评委和参赛选手,却也专心的欣赏着一首首好声音。3个小时的节目中,英文歌占去3/4,一半希腊一半英国的混血帅哥,唱了治疗乐队(The Cure)的名曲《Friday I’m in love》(周五我沉浸爱河》。“这家伙在英国呆傻了吧,我们希腊人哪知道什么周五周六,哪一天不都是节日,哪一天不都可以沉浸爱河,杜蕾斯的调查报告里,还把我们捧上了做爱次数榜的冠军。很遗憾的是,你们中国这方面的排名好像很低。”一个姑娘说到。最终,这个混血果然没能通过复赛,我也没机会被“排名之说”刺激到要“为国争光”。

第二天周六,在驱车转了海边一大片没经费修缮的古色雷斯遗址后,Aris带我去到他姨妈在乡下的农舍。87岁的老太太出生于希腊和土耳其人口大交换的1920年代,从没回到过今天属于土耳其的故乡卡尔马拉,这辈子经历了保加利亚纳粹势力的统治、希腊内战和军事独裁,由于后来土耳其社群回迁西色雷斯,作为邻居的她也能说很不错的土耳其语。“Güle Güle”,分别时,我拿仅会的土耳其语告别。老太太让Aris转告我,“严格意义上这是Farewell的意思”,其实我也心知肚明,每次与这样有故事的人告别,也确是永别。

或许由于与此地土耳其穆斯林社群的良好关系,Aris和朋友们都盛赞这个曾经爱恨纠缠的邻国,同时能以半个多小时不断的Rap节奏,数落北边那个自称马其顿的国度,“丫们都是后来的斯拉夫人,却恬不知耻的偷窃走马其顿身份,因此我们坚持他们在联合国只能以‘前南斯拉夫马其顿’的身份出现,也不可能让他们加入欧盟。土耳其和保加利亚邻居就好得多,他们自知与古特雷斯人无关,却非常尊重历史文化遗迹,比我们真的色雷斯后代做得都出色。”

对邻国的鄙视,从来都是能暂忘自身麻烦的良药。在源于懒惰精神带来的无所谓胜利法则外,Aris和朋友们有的时候会像是上了“希腊天涯强国论坛”的左派那样,对国家的未来有着乐观自信,“我们不过是被美俄新冷战牺牲的一代。你不会知道,爱琴海底下蕴藏着多惊人的原油储备,如果利益各方达成妥协,我们会比迪拜还有钱。”

但愿壮观的黑金真藏在这片充满远古神话的海域吧。可对于Aris和朋友们所生活的这片古色雷斯地区,神话里的主角却总是只差一步的悲剧英雄。斯巴达克斯的起义军队,只差一点就能渡海前往西西里,却被罗马大将克拉苏切断退路,被俘牺牲;音乐之神俄耳甫斯前往冥界,试图寻回亡妻欧律狄克,感动并答应了冥神开出的条件——走出地府之前决不能回头看她,却在初见人间微光时回眸,最终功亏一篑。

几年后,Aris和朋友们,是会继续泡在便宜的咖啡馆里,期待爱琴海奇迹,还是会在最终坐吃山空前,成为反向涌入巴尔干其他国家的打工者?至少,在这些被舒适阳光滋养的古典雕塑般脸庞上,我还真看不出“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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