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清涟:向长江谢罪该何人? – 三峡工程的三本糊涂帐

最近,号称“三峡双雄”的三峡集团老总曹广晶、陈飞相继被免职。鉴于中纪委几个月前向外公布今年的反腐重点之一是“打电老虎”,人们齐刷刷地将眼光投向了李鹏家族。

三峡工程这一被中共称之为“宏图伟业”的世纪工程,从项目论证、开工到目前,一直存在三本很大的糊涂帐,依次为:谁是三峡工程的真正决策者?三峡库区气候 变化、地质灾害频发、生态恶化究竟与三峡工程有无关系?三峡工程的腐败黑洞到底有多大?但外界也大都明白,三本帐之间藤牵蔓绕,利益瓜葛甚深。只要认真查 究当中的任何一本帐,都会掀开巨大的黑幕。

*谁应承担三峡工程上马之责?*

这个问题本来根本不应该成为问题,因为三峡工程1992年获全国人大批准,1994年正式开工,2003年6月投入使用,至今也就20余年,以目前文档保 管之周密,哪些人应对三峡工程上马承担责任,本应是本明白帐,但在中国,却偏偏成了一本糊涂帐。而导致这本糊涂帐产生的原因是:这个工程几乎从上马后开 始,在论证过程中被好些专家指出的问题陆续浮出水面,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三峡工程可能是个无法挽回的大错。

在三峡工程上马的争论过程中,极力反对上马该工程的水利专家黄万里先生曾经说过:将来一定要在奉节的白帝城放四座铁像,三男一女,让他们向长江三峡跪著,向三峡请罪,向长江请罪,向子孙后代请罪。这四位依次为时任国务院总理的李鹏、水利电力部部长钱正英、陆佑楣及张光斗。

既然这四位人物都被黄万里先生预列为向三峡请罪的铁像,他们在三峡工程的举足轻重地位可想而知。如果三峡是个成功的工程,这四位应当名垂青史。但不幸的 是,三峡工程从上马以来就问题不断,这四位重要人物预感到不妙,通过各种机会发表言论,从各自的角度论证自己在三峡工程决策过程中的作用并非那么重要。

先说钱正英。钱女士宦海生涯大部分消磨于水电部,其身后功名完全系于“新中国的水电事业”,尤其系于三峡工程。1999年水利部举办50周年庆典,钱正英 在庆典上以“解放思想,事实求是,迎接21世纪对水利的挑战”发表讲话,却表达了她对三峡工程的忧虑:泥沙淤积问题、移民问题、环境问题。以泥沙淤积为 例,三峡工程论证中提出的解决办法是“排浑蓄清”措施,在这次讲话中,钱不再提起这一措施是否有效,只提在三峡水库上游再建水库是最有效的办法(此方法后 被专家指出只是将泥沙淤积问题延后),还对三峡工程可行性论证的正确性表示怀疑。称“论证究竟行不行,还要经过长期的实践考验”——听起来,钱部长将三峡 工程视如一个建筑群,实践检验不行了,可以推倒重来。

2003年6月三峡水库蓄水之前,根据三峡开发总公司公布,三峡工程100%的工程单元质量合格,近90%的工程单元质量优秀。在当时全国普遍出现豆腐渣 工程之时,这一成绩简直优秀得无以复加。但2004年1月30日中国科学院、工程院两院院士张光斗接受北京电视台《世纪之约》采访时说,三峡工程质量不 好,施工质量不好,原因是施工技术、施工水平、管理水平不如外国,但大坝是倒不了的。虽然张光斗没说多少年内倒不了,但看来这质量只是以倒不了为标准来衡 量,因此,三峡工程的质量问题(比如大坝开裂)后来经常见诸报道,实在是意料中事,因为在质量方面,原来是坚持中国特色。

陆佑楣因为是三峡工程的实际主持人,也是三峡公司总经理,无论是工程的方案还是质量,其责任均无可推卸,于是开始将三峡变为玄而又玄的哲学问题,2010年8月,陆在接受《南方周末》采访时,称“三峡工程最终不是治水问题,是哲学问题”,其中深意,只有陆佑楣自知。

*李鹏对三峡工程功绩的“谦虚”*

前总理李鹏喜欢出版系列日记,到目前为止,共出版了《电力要先行――李鹏电力日记》、《起步到发展——李鹏核电日记》、《立法与监督——李鹏人大日记》、 《市场与调控――李鹏经济日记》、《众志绘宏图——李鹏三峡日记》等。这在中国的“党与国家领导人”当中显得很特别,一是几十年如一日写日记这种习惯在中 国高官中比较罕见;二是李在生前出版这类日记,实有为自己留此存照之意。李鹏从1983年6月任国务院副总理,1988年4月至1998年3月任国务院总 理,直至1998年3月任第九届全国人大委员长,任期长达改革30余年的一半,经济改革备受争议,其中三峡工程更是有争议且有严重后患的问题。

《三峡日记》这本书共分8章,以时间为序,以三峡工程建设为中心内容,记录了三峡工程建设从论证、开工、截流到蓄水发电的各个重大历史过程,最重要的是,该日记“全面体现了中央几代领导集体对三峡工程的高度重视和亲切关怀。”

按李鹏在前言中所述,在他任期内付诸实现的三峡梦,第一个发梦者是“伟大的革命先行者孙中山”,孙在《建国方略》第二部分“实业计划”中提出 “分级坝堰,改善航道,壅流发电。”第二个则是美国大坝专家萨凡奇,萨氏1944年对中国三峡地区进行实地考察之后提出三峡建坝的“萨凡奇方案”。再以后 当然就是毛泽东了。毛对三峡有“更全面的超越前人的设想”,“把防洪和南水北调的构想也提出来了”,并在1958年以后把三峡工程交给总理周恩来处理,要 求周每年至少过问4次。再以后就是邓小平对三峡工程的关怀,具体到移民、中坝等,都是由邓小平拍板, “1989年以后,所有关于三峡工程的重大决策,都是由江泽民同志主持制定的,他对三峡工程的建设发挥了重要的领导作用”,总之,李鹏将自己在三峡工程中 的角色定位于一个三峡梦的具体执行者。

三峡工程如果真象李前总理在自度曲《大江曲》中所说的“功在当代利千秋”,我想他绝对不会如此“谦虚”。李鹏与钱正英等人如此作派,一个“谦虚”地表明自 己是个帮助前贤实现梦想、执行历代党魁命令的执行者;一个表示自己看到了三峡问题,都是为了今后不享受铸成铁像,跪立白帝城头的待遇,“向三峡请罪,向长 江请罪,向子孙后代请罪”。

随着三峡周边地区的生态恶化,以及地质灾害频发,三峡工程是祸不是福这点已越来越明显。李鹏为官一生,有几大不可原宥之事,如1989年六四镇压中所起的重要作用,长江三峡工程决策错误等。但仔细考究,“六四”镇压罪在当代,三峡工程则罪在千秋。

前总理李鹏对三峡工程的评价(其实也是他的自我评价)是“功在当代利千秋”,但是三峡库区附近的“天象”却未能配合他的“自度曲”,不断示警。民众的亲身感受与部分专家对长江生态即将崩溃的预言,让国人生活笼罩于环境恐慌感中。

*长江流域生态急剧恶化*

近年来,三峡工程对长江流域生态的影响成为中国媒体反复讨论的话题,原因在于该工程修建后,中国境内气候恶化,如2006年夏季川渝大旱、2008年冬季 南方大雪灾、2010年3月西南干旱等,因为出现频繁,人们有理由怀疑与三峡工程有关。2011年长江中下游多个省份持续干旱,天涯社区出现一篇题为《图 解:三峡修建后对大范围地区气候的影响》的网文,引发了网友热议和焦虑:很多人都在问:“大旱是否真与三峡工程有关?”

认为有关的人列出自己的亲身感受,长江中下游的影响不仅在水面、陆地,更在天上,即三峡工程改变了库区周边以及长江中下游的气候。他们的理论相似,即三峡 大坝阻挡了气流的正常流动,或者三峡水库形成了低压,影响了正常的大气环流,继而改变了气候。但面对这些质疑声,中国气象局出面辟谣,说那是全球性气候变 化引起了极端天气,灾害均与三峡无关。中国气象局局长郑国光早前曾表示,三峡工程对气候的影响不应被夸大。

面对专家们的解析,非专业的作者自然无法占辩论优势,旁观者也将信将疑。但是,由中国科学院、世界自然基金会和中国国家开发银行从2006年起联合进行的 一项“长江保护与发展”研究项目,却很清晰地展示了长江流域的生态危机,该项目的研究结果汇集成《长江保护与发展报告》,每两年发布一次,目前共发布 2007、2009、2011三部,被称为“长江的体检报告”。

长江流域生态恶化的原因很多,其中重要原因之一是与过度修建水坝有关。几年前的统计数据称,长江流域共有水库4.57万座,已建和在建的水电站在2001 年底已达2441座。后来由于“跑马圈水”,小型水电站遍地开花,国内媒体曾以“长江流域多座水电站未批先建 河床干涸污染严重”为题做过专题报道,指出小水库已经无法具体统计。

过度密集的水坝与电站以及污染导致河流生态环境急剧恶化。2004年,三峡库区支流库湾累计发生“水华”(指淡水水体藻类大量繁殖)6起。在某些河段还出 现了江水回流,污染物滞留在水库里。2007年,湖北、重庆政府负责人均表示,三峡工程蓄水后支流水质恶化,部分出现“水华”现象,且发生范围、持续时 间、发生频次明显增加。《长江保护与发展报告2007》显示,长江水质呈整体恶化趋势,防洪减灾形势严峻。《长江保护与发展报告2011》指出,三峡工程 对长江流域的影响尤其严重。 “长江三峡工程蓄水运行的累积影响倍受关注,水库运行,导致库区富营养化进程加快和支流、库湾藻类水华频发,清水下泄引起长江干流河道剧烈冲刷,坝下河道 水文情势变化造成中游通江湖泊江 湖关系改变和湖泊水情与湿地生态明显调整,长江特有鱼类繁育和四大家鱼鱼类产卵场以及珍稀水生动物生存等受到严重影响。”

报告认为,三峡工程不可避免地改变库区干流及下游水文情势,并对库区与中下游沿岸生态环境、中游江湖关系产生显著影响。洞庭湖和鄱阳湖作为长江中游仅存的两个自然通江湖泊,因受三峡工程的严重影响,生态迅速恶化。

*地质灾害明显增加*

2008年四川汶川地震发生后,曾有不少文章指称与三峡大坝修建有关。尽管后来有专家出面解释说没有关系,但是,三峡工程修建后,库区的地质灾害明显增加却是事实。

《长江保护与发展报告2007》指出,三峡水库建成后,有可能诱发构造性和非构造性地震。对三峡水库而言,危害最大的是构造型地震,在第二库段仙女山断 裂、九畹溪断裂、建始断裂北延和秭归盆地西缘一些小断层的交会部位,有可能诱发水库地震。自三峡水库蓄水以来几年间,三峡库区共有各类崩塌、滑坡体 4719处,其中627处受水库蓄水影响,863处在移民迁建区。

《东方早报》(2011年5月31日)在“三峡大坝所在地地质灾害增多”这篇报道中,对秭归在三峡大坝修建前后的情况加以对比,指出,据秭归县志记载,历 史上该县属于少震区,从明嘉靖三十五年(公元1556年)以来,秭归(原称归州)共发生地震46次,其中多数地震震级较小。但从三峡工程开始修建的 2000年起,当地地震开始变得频繁,2000年5次、2001年2次、2002年2次。而在2003年三峡蓄水当年,秭归地震陡增至18次,而此后几年 地震遗址发生频率较高,每年均有几次,2008年多达12次,最高震级4.1级。

《21世纪经济报道》(2011年5月28日)在“三峡蓄水后周边地震增多 灾害防治缺位”指出,与秭归毗邻的巴东县在三峡蓄水后,地震数量陡增。延续千余年的巴东县志对各种灾害,如失火、滑坡都详加记载。在截至1985年的 1000多年记录中,仅1次地震记录。巴东县国土局提供的一份资料显示,2003年6月三峡135米蓄水后,巴东库区频繁发生微震活动,自2003年6月 至2011年5月,巴东发生3级以下地震1400多次。

这些报道未谈及地震对民众造成的具体灾害有多大,但以中国现有的防震能力与建筑水平,可以想象这些数字后面隐藏的民众痛苦与财产损失,以及让他们深感无奈的环境恐慌感。

*三峡工程体现了“人定胜天”自然观的狂妄*

极权统治与威权统治之间最大的区别在于:极权统治者将自己看作能够支配人间、自然界,凌驾于宗教之上的全能者(上管天、下管地,中间管空气);威权统治则 主要着眼于人类社会的治理。经历过文革的人,都会记得“人定胜天”、“战天斗地”这类标语在中国城乡遍地张挂。因为要享受“与天奋斗”的无穷乐趣,科学不 免沦为政治的婢女,号称“三峡大坝的总设计师”的潘家铮先生就是这样的实例:在科学与政治之间,他最后总是选择政治,但科学良知又使他深感不安。潘先生曾 列出水坝的20大罪状,认为不宜修建;但后来又认为水坝有害论是西方借以“限制穷国的发展,以免对他们造成威胁”,中国不能上当;他曾担心过修建三峡工程 可能面临“爆发核战争”带来的灾害,对“景观被淹、古迹被毁”、“珍稀物种灭绝”、“环境恶化”、“地震、滑坡、水库淤积、航道堵塞”等也表示“忧心忡 忡”,一度是三峡工程的反对者。但“经过思想转变”后,又成为力挺三峡工程的主将,而且听不得批评三峡工程的声音。问题是,作为一位资深水利专家,不断地 向政治低头,毕竟成为潘先生无法摆脱的精神负担,他在《三峡梦》中写过自己曾做过一个噩梦:梦见自己在“国际生态环境法庭”上受审,被判“开除人籍,永堕 魔道,发往阴司地狱,去受凌迟之苦”。

期望中共现阶段对三峡工程之危害认真反思,几乎没有可能,因此三峡工程对长江流域的生态影响只会是笔糊涂帐。但人可以装糊涂,自然界却不会让人类糊涂了, 总会以各种方式向人类进行报复。三峡大坝将以其存在作为这个荒谬时代“人定胜天”自然观的见证,长久倾听中国人那“还我河山”的痛楚呼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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