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方能源观察》张国宝谈核电

“现在应该启动核电了”——专访原国家发改委副主任、国家能源局局长张国宝

《南方能源观察》记者 韩舒淋

“五大发电集团搞核电,不一定非要做大股东去当业主,都想当老大。我不主张每家都成立核电队伍,这样的话技术和人才都分散了。”年近70岁却仍精力充沛、频繁在能源建设工地调研的张国宝依然观点鲜明、言辞犀利。

2013年,中国核电迎来了一个小的收获期,在“十一五”期间逐批开工的核电项目开始迎来投运的小高潮。在这一年,先后有宁德1号、红沿河1号机组正式投运。2013年年底,红沿河2号、宁德2号、阳江1号机组也逐渐进入并网调试阶段,即将在2014年春季投运。

这一批核电站的投入建设,与国家发改委原副主任、国家能源局原局长张国宝关系莫大。张国宝经手了绝大部分目前国内在建及新投运核电项目的审批,并参与了尚未开工的一些备选厂址的前期工作论证。

这样的发展速度,逐渐改变了中国核工业辛苦二十余年依然容量较小的困境,同时也一度引来了核电“大跃进”的争议。

当时的项目定夺有哪些考虑?在建和待建的核电站又有什么故事和曲折?三代技术招标引进工作实情如何?在这个中国核电逐渐回暖的时期,本刊记者专访张国宝,畅谈中国核电发展历程。

“领导之间其实没有不同意见”

eo:2013年开始,红沿河、宁德等核电站逐渐开始投运,这批核电站获得审批是怎样的过程?

张国宝:我在国家发改委当副主任,以及后来兼任能源局局长时,赶上了核电大规模发展的好时机。那个时候,中核、中广核乃至其他电力公司积极性都非常高,所以有一批新的核电厂投入了建设,比如说大连红沿河首批批了四台,用的是CPR1000,宁德也是四台。这两个项目业主都是中广核,当然红沿河有中电投参股,宁德有大唐股份。宁德建了以后,中核有压力了,他们开始是在惠安筹划,后来由于惠安不赞同,就挪到福清了,福清当时定的是六台,第一期是建两台。在此之前核电都是两台两台地批,即一次只批两台,待建完后再批二期两台,而我改变了这种做法,一个厂址如能建四台、六台,就一次批了,企业建设时可以按顺序一台一台地建。这样的好处是设备可以一次订,批量生产降低成本,场地基础设施可一次规划建设,避免造成浪费。红沿河、宁德、福清、阳江我都是这么批的,后来倒是核安全局要一台一台批才能开工。企业变成了主要跑核安全局。

但现在福清可能要延误工期一到两年,我到现场看过,怎么会推迟呢?主要是主泵和控制系统的国外供应商拖期。因为业主是中核,不是中广核,在某些问题上,他有自己的主意。中核在两个最主要的部件(DCS控制系统和主泵)用了和中广核不一样的技术和供应商。中广核用的都是西门子的DCS控制系统,而福清用的是美国Invensys公司的,当时这家公司拍胸脯说我能做。他也许在美国配过核电站,但没有跟法国的核电站配套过,所以第一套就出了问题,一直拖期,可能要拖两年。另一个是主泵,中广核用的都是法国热蒙产品,热蒙在中国有合资厂。但是中核用的是奥地利的安德里茨技术。用安德里茨技术有一定的道理,因为之前我们秦山一期用的就是安德里茨的主泵,有这个历史。后来我们给巴基斯坦援建核电站,也是用安德里茨的。既然以前他在别的项目给你配了,和中核有很深的合作关系,用它是有一定道理,但安德里茨过去没有配过法国的M310,也拖期了。我听了以后就挺恼火,我说你们就是门户之见,中广核用你们就不用,非要自己标新立异。他们就解释为什么要选安德里茨,但是起码DCS系统,当时熟门熟路用西门子不就可以了?非要用其他公司的,到现在为止还拖在这里,就是这个原因。中核选择供应商有责任。

eo:其他厂址也是当时批的?

张国宝:对,都是那时候批的,从北到南,批了红沿河,然后是宁德、福清,还有方家山。方家山实际上就在秦山,因为当时秦山已经有一期、二期、三期,好几种堆型了,再要在秦山搞100万千瓦,好像就说不过去了。而且那时浙江省认为秦山输出通道容量太大,也不大赞成。当时浙江省副省长王永明就和我讲过。那时我陪曾培炎副总理去看过厂址,方家山就是秦山旁边的一个小山头,实际上也在秦山范围。当时已经有秦山三期了,它也不好叫三期扩建,就另外起个名字叫方家山。

后来中广核还提出过在大亚湾这个地方建第七台、第八台,厂址都留好了,也让我去看过,但是我不同意,我说这个地方已经搞了六台,已经不少了,不要去惹麻烦再搞两台。另外,还有冷却水排放的问题,如果太多了也会引起海水温度发生变化。六台就六台,不要再想了,那个地区本身就很敏感,离香港又很近,所以我没有同意。

那个时候广东的核电站主要集中在珠三角,靠近深圳,但是粤北、粤东、粤西都没有,所以我说,你要发展的话,就发展北东西,后来粤西就上了阳江。

eo:粤北和粤东呢?

张国宝:粤北就是韶关厂址,粤东就是汕尾厂址。汕尾这个厂址还有段故事。当时香港特首曾荫权赴京述职,提到了希望中央政府支持香港的能源建设。主要不是因为缺电,还是为了能源结构调整和环保,香港还有600万千瓦燃煤机组,香港时任环境局局长邱腾华主张逐步淘汰所有的燃煤电厂,按照和大亚湾一样的办法,允许香港公司来大陆投资核电,向香港送电。我去拜访过中华电力,他们非常积极,因为在大亚湾尝到甜头了。但中华电力只负责九龙半岛的供电,香港本岛的供电是李嘉诚的港灯控制的,所以我也去见了港灯的CEO,他也很赞成。

我代表中央政府在香港和曾荫权特首签了协议,包含两方面内容,一是同意在大陆建核电站,向香港供电,而且核电站也同意他们来合资建,采取大亚湾核电站的办法。因为不再在大亚湾扩建核电机组了,而粤东没什么大项目,最后定到了粤东的汕尾。第二是天然气。当前海南岛莺歌海崖13-1气田每年有20亿立方米天然气通过海底管道供应到香港,但担心资源枯竭供应逐年递减,香港觉得没有把握,希望把西气东输的管线延长,供应到香港去,保障香港的能源安全。

eo:但是汕尾核电现在也还没有开工。

张国宝:对,吴新雄当局长以后也找我谈过,他担心上面有不同意见,我说其实没有不同意见,都是下面的人乱猜,实际上领导都是支持发展核电的。

国务院曾经有过一个纪要,今后中国发展核电要搞三代。下面一些人就比较机械地来领会这个意思,要上新机组的话一定要三代,包括阳江后两台,他们也不允许和已建的前四台选同样的堆型,要换成AP1000。这样的话中广核不太愿意了,前边四台都是二代加,再来两台一样的,符合一个场址一种堆型群堆管理的原则。李鹏同志主张阳江后两台按前面四台一样,他认为是安全的。下边就有人认为李鹏是赞成二代加,不赞同AP1000。曾培炎是赞成三代,这并不矛盾,实际上他们两人都支持核电发展,领导之间并不存在某些人猜测的存在不同意见的问题。

2006年,在最终引进决定之前,我和曾培炎副总理,还有中核的陈肇博去向李鹏同志汇报的时候,李鹏同志说常委会的决定我赞成。但是他和一些同志也主张,AP1000要慢慢观察,不要一刀切,不能因为要引进AP1000,新的机组就都不上了,在这个过程当中,还应该允许上二代加的技术,他认为二代加也是安全的。建议再搞十个左右国产二代加机组继续建设。实际上这期间开工的二代加机组远不止十个了。

和阳江类似,福清的前四台已经用了改进型M310技术,5、6号也应该统一,或者搞自己的三代技术。有一次我陪同李克强同志去福清视察,中核时任董事长康日新就向克强同志反映,希望同意他们采用统一堆型,克强同志对我说就同意中核的意见吧。所谓不敢审批的厂址就是那么几个:红沿河的后两台、阳江的后两台、福清的后两台,其他的没什么矛盾。按照我的理解,在这些厂址继续按照原来的堆型建就可以。以后再有新厂,比如说汕尾,从开始就按照三代来建。这样处理各方面都是能接受的,这中间没有矛盾,有人觉得这里面矛盾大得不得了,其实就是瞎猜。陈云同志说我们要“不唯上,不唯书,要唯实”,但其实要真正做到不容易。

eo:除了红沿河、阳江、福清三个厂址的后续项目,田湾5、6号机组也已经确定了技术路线吗?

张国宝:对,田湾5、6号机组用改进型M310。3、4号机组谈判的时候,因为有一期两台的基础,俄罗斯坚持接下来也要用他们的VVER堆型,当时谈判陷入僵局,我们就先批了5、6号机组,把3、4号机组空了下来。田湾1、2号虽然出了很多问题,但是经过磨合以后,运行还比较正常,3、4号机组决定用M310改进型技术的话,俄罗斯人会很失望,会影响其他领域跟我们的合作。把3、4号空在这个地方,给他一个希望,所以3、4号没有定,先定了5、6号机组。后来3、4号机组在我退休之后也还是用了俄罗斯的技术,现在都陆续开工了。田湾一期的两台机组是俄罗斯的技术,那时候俄罗斯已经处于很困难的境地,整个制造业都不景气,没有任务,就想卖技术设备给中国来保持核工业。俄罗斯当时没有能力提供贷款,为了把设备卖到中国来,就采取易货贸易的形式,中国拿轻工业品、服装、鞋帽、箱包、家用电器等来还。这个对我们挺有吸引力,所以就买了苏联的两个100万千瓦核电机组。

后来俄罗斯经济慢慢恢复了,就提出希望停止易货贸易。与此同时,中俄正在进行原油管道谈判,当时的中石油总经理马富才在与俄方接触后,向朱镕基总理汇报说,俄方提出如果中国同意给现汇,俄方就同意建原油管道。于是我方专门组织会议讨论,然后派我过去了解情况。朱镕基总理当时同意,如果可以建石油管道,那么就可以改成14亿美元现汇。我带队过去与俄罗斯各部门接触,发现他们意见并不统一,最后没有谈成,田湾依然是按照易货贸易进行交易的。

到了建成投产仪式时,俄罗斯来了很多人,曾培炎副总理也出席了,本来是要搞大规模的庆祝活动,结果没想到那天设备又出了问题,在当天降格了庆祝级别。田湾现在的问题是5、6号机组已按二代加打基础了,已经投进去很多钱,现在又有人要他们改为三代,怎么改?现在伤脑筋。

“引进AP1000,坚决反对的几乎没有”

eo:2002年,国家计委给国务院上过一个《国家计委关于适度发展核电开展核电自主化工作请示》的报告,这个报告当时是怎么提出的?

张国宝:这个文件是我在曾培炎同志领导下写的,当时我是国家计委副主任。因为有批评认为,中国核电不多,但是牌号特别复杂,秦山一期30万千瓦是自己的,秦山二期虽然也是自己的,但实际上是将90万千瓦砍掉一个回路,变成60万千瓦。秦山三期又变成了加拿大的重水堆,大亚湾引进了法国的M310,田湾又来了俄罗斯,三个厂址都不一样,这样弄下去,中国成了国外各种品牌的市场了,所以中国一定要统一,只有统一机型,才能够做到国产化。今天说这个好,就弄这个,明天又有人说那个好,又弄一个,那个时候就觉得全国应该统一思想,不要到处乱买。

这里面酸甜苦辣非常多,最难的就是统一思想,没有一个人敢拍板的话,永远不可能统一思想。如果没有曾副总理给我撑腰,我根本做不下去,包括吴邦国等领导,都是很支持的。田湾核电站开工是吴邦国副总理去的,当晚在田湾开了会,决定在全国建六台核电机组,但回到北京后由于意见不统一也没执行。

报告批复之后,2003年2月,我在国家计委召集大家开会,传达总理办公会的精神。那个文件我觉得起到了很大的积极作用,大家觉得要迎接核电的春天到来。当时基本上也定下来引进先进技术,统一技术路线的基调,只是具体采用哪种技术路线,还各有各的意见。

也是在那个文件以后,中国各个地方新开工的核电站开始多了起来,到目前为止投运的有17个了,里边有4个是这几年开工投产的,在建的还有31个。

eo:报告提出之后,下一步工作是如何开展的?

张国宝:2003年,我们成立了核电自主化领导小组,曾培炎副总理任组长,我担任副组长。小组成立的初衷就是统一技术路线、统一思想、推进国产化。采用什么技术路线我们要统一思想,不能再五花八门了。那个时候美国已经有104个机组,日本有56个,法国58个,我们才有那么几个,刚开始起步,如果再五花八门,中国就会变成别的国家核电技术的大市场,所以一定要统一技术路线,尽管会得罪一部分人我们也坚持要这样搞,至少在当时那个阶段是如此。

包括AP1000的引进也是在自主化领导小组领导下组织的。当时找我们的人特别多,像美国的GE公司、日本的东芝公司,都来找我们,反复宣传他的沸水堆好,我们明确拒绝了他们,他们也不死心。我就跟他们讲,你们之所以还有市场,说明也有一定的特点,要没有特点的话全世界都不会有人用你,但是你要知道,我们中国是个孩子,刚学会走路非要叫我跑,我要先把路走稳了,你们不要来找我,我一门心思先把压水堆搞会了。加拿大人也不断找我,说重水堆好,我说我承认你们都好,但我不能因为你们都好,就把你们所有东西都买进来。一定要搞自主的,才能让我们的核电事业真正走上健康发展的道路。

eo:自主化领导小组成立后,有阿海珐、俄原能和西屋联队三家参与依托项目投标,其中俄罗斯在2005年退出了招标,他为什么那么早退出?

张国宝:俄罗斯当时在建设田湾,出了好多问题。这里面故事特别多。一个典型的例子是,田湾项目的时候,核电站U形管是从海上运过来的,U形管有严格的涂装要求,在海上运输有盐雾,很容易腐蚀,俄罗斯没有太在意,结果运到之后出现了很多被腐蚀的纤维裂纹,肉眼看不见,一检查,好多管子都报废了。再一个,支架设计的时候出现错误,强度不够。所以大家觉得俄罗斯技术不太好,这时,国门已经打开了,看到西方有很多好的技术,对俄罗斯就感觉一期出了不少问题。田湾项目仍在建设中,也是有不断的改动。所以在田湾一期没建好前就不考虑俄罗斯了。

eo:这样就变成了法国的EPR和美国的AP1000之间的选择,我们和法国有合作的基础,为什么最终会选择AP1000?

张国宝:核电的灵魂是安全,大家担心的也是安全。当时美国向我们推销三代的概念,他们的固有安全、非能动安全的设计,国内不少人很感兴趣。

讨论过程当中赞成法国技术的也有,中广核内心是赞成法国的,因为已经合作很长时间,包括语言上也有很多人会法语,对它的技术标准也很了解。但是也有相当一部分人要用美国的,认为三代概念比较新。西屋也做了很多工作,在中国的核工业展览会上,江泽民主席也去参观了,他们介绍用AP1000技术,用模块化建造技术,一千瓦的造价不会高于1500美金,他说得很低,但实际上我们是首套,现在不止这个数。

EPR的单机是170万千瓦,比AP1000要大。为什么要大,因为他的基本理念还是传统压水堆的概念。怎么做得更安全来满足三代标准呢?就是哪个环节薄弱,就在哪个环节做加法,人们就称之为做加法的三代。比如应急电源四台柴油机不够就加到八台,一个安全壳不够就加到两个,所以法国的造价就很高,只有把功率做大,摊薄每千瓦的成本,造价才能降下来。这种大容量的核电站,要电网非常大才有可能用,小国家根本用不了,所以应用就会受到很大的局限。我们当时觉得不应该以追求容量大为目标,这是它的一个问题。

而美国AP1000是做减法的概念,因为环节越多越容易出问题,美国的概念是尽量简化这些环节,而且利用重力等非能动性能来加强安全性。当时专家认为这种理念比较新颖。

eo:除开这些技术上的考虑,根据您当时和双方的接触,他们都有什么策略来争取?

张国宝:都是通过外交系统来向我们施加压力。美国强调中美之间的大国关系。当时中美贸易逆差很大,又没有什么商品可以填补逆差,除了粮食以外,买不到美国什么东西,而核电大家还是愿意合作的,美国也愿意转让,出口核电可以填补一部分贸易逆差。法国也是一样。当时他们承诺,如果我们引进法国的技术,他们会在欧盟发言支持解禁向中国出口武器的禁令,当然后来他们也没有这样做。

2005年的时候,西屋公司还派来了AP1000之父Howard来中国,与陈肇博会谈。Howard当时讲了三点意见:第一,美方掌握核电高端技术,而对于中端以下技术,美方由于技术人员大量向核服务转移而缺乏人手,但中方却拥有大量人员;第二,美方除了主泵等几个设备制造厂,其余工厂都已卖掉,中方却拥有很强的设备制造能力,美方的技术和中方的制造能力结合,不仅能为美中两方服务,而且能为全世界服务;第三,美方30年没建造核电站了,但是中方却一直在建造,因此核电站的安装和建造能力也是对美方技术能力的补充。

eo:在技术引进上,双方当时的态度是怎样的?

张国宝:他们打政治牌、外交牌,不过我们更多考虑的还是技术上的因素。美国最先表示可以保证技术转让,2005年底,在时任美国国务卿赖斯协调下,美国国务院、国土安全部、国防部、商务部、能源部以及美国核管会等六部门联合出面为中方出具了书面担保书,保证西屋对华的技术转让将会遵守合同并可以保证其延续性,美国商务部部长和能源部部长代表美方在担保书上签了字。美国表态之后,法国也表示可以进行技术转让。

eo:最后是如何做出的决策?

张国宝:当时虽然普遍意见是支持AP1000,但是也确实存在不同意见。包括核工业一院的一些同志,认为我们自己都设计了CNP1000技术,为什么还要用人家的?面对各种争议,我们搞了一个很大规模的论证会,由负责商务谈判的中国技术经济进出口公司来牵头。那个时候曾培炎副总理具体管这个事情,我来负责具体操作,由国家发改委组织专家,在北京房山县的天湖宾馆,请了几十位专家,把大家封闭起来,开了三天会。

eo:这个专家团是怎么选出来的?

张国宝:这些专家既有核工业系统的人,也有学术界的。比如清华大学的王大中、张作义等等,中核和中广核的人也都有,当时两院与核工业有关的院士几乎都请到了。

eo:会议的情况如何?

张国宝:会议中间,大家进行各种流派的比较。有人对美国的技术提出了一些异议,比如说美国电网是60赫兹,我们现在国内都是50赫兹,设计上还要加一个变频器,把60赫兹变频到50赫兹;它的蒸发器安装跟我们也不一样,会不会引起振动?当时的核安全局局长赵成昆就提出了这个问题。

但是也有很多人赞成,比如说西屋承诺转让爆破阀技术,还答应转让金属锆材料技术,那个时候我们国家不会做核燃料的包壳,后来锆材料转让给了宝鸡有色金属研究院,现在叫国核宝钛。另外就是堆顶有冷却水处理紧急事故等等。

最后决定的时候,进行了投票。国家发改委的官员不参与投票,是专家们来投。邀请35位专家投票,到会34人,最后有22个人投票赞成引进AP1000,10人认为两种技术都可以,有一位赞成EPR,还有一人没有明确表态。中广核虽然倾向于法国,但是包括钱智民董事长本人在内也是投了AP1000的票。质疑者当中,大部分人的态度是二者皆可,坚决反对的几乎没有。投票结束后,所有人都留下了书面材料,写下自己对这个问题的态度。

eo:在天湖宾馆召开这个会议投票,是不是因为争议比较大才不得不走到这一步?

张国宝:争议肯定有,但并不是争议大得不得了,我们已经预料到多数人赞成。但如果不这样做,靠行政来决定,将来是后患无穷。国家发改委不参加投票,没有投票权,只是会议的组织者。

eo:这个投票结果对最后的决策有什么影响?

张国宝:应该说,天湖会议的结果对最后引进决策起了决定性的作用。整个决策过程中,我觉得有两点经验:第一,要走民主决策道路,让绝大多数专家能充分发表自己的意见。没想到最后赞成的比我们预计的还多。第二,要做政治决策。毕竟还有政治外交因素,所以最后决定是在政治局常委会做出的。

eo:天湖会议之后,下一步的进展如何?

张国宝:会议结束我就立刻准备材料,一天都没有停,把每个人的意见整理出来上报,上报之后还要排会。国务院赞成还不够,还要到政治局,然后还要到政治局常委会去讨论。最后胡锦涛主持政治局常委会议,同意引进AP1000,但是因为考虑到法国的关系,考虑到历史上法国跟中国的合作,也同意买它一套,这样的话就平衡了。

eo:引进的法国技术成了后来的台山项目,并且法电也有参股。

张国宝:对,买一套EPR核电设备这个决定是政治局常委会议上定的,是为了平衡与法国、欧洲的关系。这个项目让法电参股有几个因素。首先,这是第一台,如果将来我们碰到风险,有法国人参加的话,起码可以承担一部分风险,而不会把这个风险都落在我们头上。如果当时美国人提出来合资建设,我们也同意,但是美国没有提出这种要求。法国希望多占一些股份,通过很多人做工作,希望占到30%到40%。但因为今后电力市场是中国,我们不愿意他占太多,最后给了他30%。

第二个,我们有大亚湾的经验,当时就有中华电力来投资,它投资以后,实践证明,不仅是在资金上减轻了投资压力,对后来建设管理都起到了好的作用。

对于法国人来说,虽然说中国政府做了引进AP1000的决定,他认为还有希望,现在也没有放弃努力,依然在争取,只要这只脚还在这里踩着,他还是希望以后会用到他的。

“五大发电集团没必要都做业主”

eo:目前五大集团都想涉足核电,您对此怎么看?

张国宝:电力公司看到核电效益很好,五大发电公司都想搞,我不赞成。中国人和外国人不太一样,外国人可以只做投资人,不具体管经营,只要投资有回报就行。但是我们呢,什么都要自己管,都要去挖人。要搞核电我不反对,不一定非要百分之百去当业主,但是在中国这几家电力公司都想当老大,我们是反对这个。中华电力可以投资大亚湾,民营企业有百分之几的股份,我都会赞成,只要他们双方都同意就行。但是我不主张每家自己都成立核电队伍,这样的话技术和人才都分散了。对此我压力也不小,当年红沿河的厂址,最早是中电投的地方,中电投不肯让出来,王炳华当时是中电投总经理,他甚至对我说,有人要到北京来上访,我说那你请他来好了。相互投资我们一直是允许的。红沿河后来就是中广核、中电投合资的,宁德大唐也投了资。

eo:对于发电集团,希望引入核电优化资产,也可以平衡其他产业的风险。

张国宝:如果他们能够做到外国投资人那种理念,我觉得没有障碍。投资者就是投资者,只要有收益回报就行,不一定什么都要管。我们中国人的理念就不一样,要搞核电,就一定要成立一个核电部,要从别人那挖人,都得我说了算,什么事都是我定,如果是这么一种概念,就不宜大家都来搞。

只要允许他搞核电,他就给你整出一个庞大的核电队伍来,到处去挖人家的人才。已经为人才这事打了好几次官司了,中广核现在的总工就是从中核挖过来的,一直打官司打到国资委去了。

我再举个例子。在福岛之前,核电发展规模比较大,当时包括大唐集团的一些领导就认为,限制业主的话就限制了核电发展。我说那不一定,非要多了才能发展吗?法国只有一家,他们发展得也挺大的,俄罗斯也是一家,发展得也很好。

每个人都站在自己的立场上,找一些对自己有利的理由。这一搀和,将来监管不好监管,一旦安全出了问题,就全盘皆输,还不如谨慎点。

eo:华能是山东石岛湾的高温气冷堆项目的业主,是否是为其以后成为核电业主做跳板?

张国宝:他就是为了核电业主门票才去当高温气冷堆业主的,以后肯定会努力去做业主。但是以后的领导人是不是能够接受?从我个人角度,我认为没必要把核电业主搞得太多。

“真要想自主化的话,两家一定要联合起来”

eo:目前国内核电企业都想走出去,这方面面临什么困难?

张国宝:之前中广核要想出去的话,只有M310技术,那么法国一定会给你提出知识产权问题的,你只能跟他合作。所以你看中广核走出去,很多都是拉着法国来共同走。正因为这一点,国内的核电界就呼吁,我们一定要有自己的知识产权的东西,否则的话我们走不出去。

eo:中核很早就开始研发自己的CNP1000了,但是一直没有应用。

张国宝:对,后来因为我们确定引进AP1000了,这些搞研发的同志很有意见,埋怨国家为什么不支持我们用我们的技术。我回答他们的理由就是,因为当时CNP1000没有获得核安全局的许可证。国家计委不是核安全局,我不能给你的安全做担保,你第一步必须要获得核安全局的许可。你获得许可证了我不用你,那我有责任,如果你连国内的核安全机构的许可证都没有,我怎么保证安全?怎么能给你找个点来建?

这个理由很硬,所以他们也就不再提这件事了。

eo:目前中核与中广核都在研发自己的三代技术。

张国宝:问题就在这,两家各自搞了。我在位和退位下来之后都警告过他们,你们这样搞的话,是给国家出难题。你们每个人都说自己的好,要国家给你们批个点,叫国家怎么办?最后你们两败俱伤,谁也不会用你们的。所以真要想自主化的话,两家一定要联合起来。他们自己也意识到这一点,现在在国家能源局撮合下他们就开始研发华龙,融合两家技术。不管内心怎么样,至少表面上是达成一致了,而且我相信他们也会这样做,他们自己也能感受到,不这样做的话,再好也没办法落地。

eo:国核技也在消化AP1000的基础上研发CAP1400,中国核电想走出去的话可能就会面临一个究竟推哪家技术的问题。

张国宝:都可以推,关键不取决于你,而取决于对方愿意用你哪一个。将来完全有可能是来自中国的不同公司在同一个国家展开竞争,没什么奇怪的。但是没有国内首台套的业绩,让别的国家首先采用很难。

eo:2012年英国地平线项目的竞争就有这个问题,最后都没有拿到订单。

张国宝:那不是我们的问题,是国资委的问题,国资委不让他们去。国资委没理解为什么要跑到外边投资,而且觉得核电那么危险。他们又都被国资委管着,不敢违背。

eo:像俄罗斯、韩国,他们都是整个国家只有一种技术路线去竞争。

张国宝:对,但是中国怎么办?现在把华龙弄到一块都不容易。没办法,能做到这样已经非常不容易了,中国人就这个特点,谁都不会让的。

eo:现在两家也都希望能有项目让技术落地,在没有融合的情况下,海外市场的开发是否会对国内的项目审批造成影响?

张国宝:如果他们联合起来,国家肯定会给他们定项目的,如果分散的话,谁也批不下来。国核技研发的CAP1400是肯定会用的,因为已经列入了重大专项,明年就要动工了。华龙要想落地,一定是融合之后才可能。不可能两家各批一个,这样就是给国家出难题。他们如果能够实现自己的技术出口,也不会对国内这种技术的项目通过审批造成影响。目前中核也就是在巴基斯坦成功了,而中广核还没有技术可以拿出去,核安全局都没有给他们发牌照,目前还不可能实现技术出口。他们如果意识不到这点,还继续要争取用自己研发的定一个点,只会把核国产化事业继续往后推迟。不过他们已经意识到了,华龙已经做了让步了。但到了下面的具体技术人员,是不是互相不服气?有可能。但是不管怎么样,上面已经意识到这一点了,一定要联合起来。

eo:韩国在2009年的时候曾经拿到过阿联酋的订单,他们发展核电其实比我们还要晚,现在已经实现了技术出口。

张国宝:你说得很对。韩国我去考察过,第一套是西屋的,也是压水堆,然后从第二套就开始国产化了。韩国人的自主化意识比我们强得多,他们有一句口号叫身土不二,意思是必须要有自己的东西。而且他们走出去的时候,都是国家元首亲自在背后帮他推,韩国就是总统李明博亲自出去推销的。韩国拿下阿联酋的订单后,江泽民还曾经打电话给曾培炎,询问为什么会用韩国技术,一问才知道韩国国内核电发展得很厉害,那么小的地方,有23个核电站。

日本也是这样。安倍晋三为了得到土耳其的这个订单,2013年两次访问土耳其,5月份一次,11月份一次,哪个国家的元首会一年两次访问一个国家?而且在贷款上给他们优惠条件,就是为了争得自己国家的订单。英国也是首相亲自出面的。这一点我们开始有了好的开端,我们的领导人现在出去也推销了,推销我们的高铁,推销我们的核电。比如中广核在罗马尼亚走出去,就是李克强总理亲自去推动的。

福岛以后,拿到订单最多的是俄罗斯,韩国和日本也都拿了一些,中国还没有。中国也跟踪了不少国家,像越南、土耳其、南非、阿根廷、白俄罗斯等。白俄罗斯他们认为很有希望,我当时就说了,不可能,他跟俄罗斯有特殊关系,怎么会用你的呢?他只不过拿你当筹码,压一压俄罗斯。

eo:中广核在罗马尼亚的走出去也并非技术出口,您对技术出口的前景怎么看?

张国宝:我们目前还很被动。我们想走出去,而且有能力走出去,我们国产化的程度已经相当好了,但是我们拿不到一个技术出口订单。毕竟你是第一次,除了巴基斯坦,其他人都不放心你,所以我们要比别人做出更艰苦的努力,让别人相信你。另外,还要有金融做后盾。

eo:罗马尼亚的项目是续建坎度堆,但国内有坎度堆建设经验的其实是中核。

张国宝:这个就很被动,包括英国项目也是这样,他们两家私下都很有意见。英国的项目,一直是中广核和法国联合起来在运作,中核最后又参与进去了。互相拆台真不如联合起来。

eo:您认为像核燃料环节是否可以让除了中核之外的其他企业参与?

张国宝:这个事情,按我个人的观点,有两家做也未尝不可。但是过去的传统在中核,所以他就把得很牢,轻易不想让别人来搀和。即使中广核在海外投资,中核也能拦就拦。我记得当时中广核到哈萨克斯坦开发铀资源,中核不太同意,开采出来之后中核也不给他运,当时运输的车辆都在中核手里。那个时候我们说服了中核才同意的,单靠中国自己的铀资源是不够的,应该鼓励走出去。其实也拦不住,像中广核在海外投资铀资源,纳米比亚、哈萨克斯坦、乌兹别克,都有投资。

但是在核元件上,中核还是不松口。哈萨克斯坦在福岛事件之前曾经有过想法,他们资源比较丰富,同意让中国来开发,但是要求中国给他搞一个元件厂。中广核进入哈萨克斯坦市场比较早,有意想搞,但中核是反对的。最近中国与哈萨克斯坦确定下了开发的一揽子协议,是由中核来签的。

“什么事情都要先易后难”

eo:去年江门核燃料厂的项目受到民众反对取消了,您对此有何看法?

张国宝:我已经不是能源局局长了,谈一点自己的观点。这个事情他们想得太乐观,没有对做群众工作有充分的思想准备。特别是现在福岛事件之后,群众对核电知识不一定像专家那么丰富。你光听了地方领导拍胸脯说没问题,来了问题了,群众反对了,领导胸脯也白拍了。地方领导拍胸脯没有用的。厦门PX事件,那都是领导争取来的项目,群众一反对了,他们自己带头往后缩,不敢担。厦门、大连都是这样。

这个地方本身就在珠江三角洲,人口密集,经济比较发达,显然选错城市了。干吗非要江门,哪怕定在湛江我觉得也可以。他们当然愿意放到江门,恨不得摆到广州更好呢,那怎么能行?

要我在的话,我绝对不会同意放江门的。原来还有一个方案,要把核废料处理也放在沿海。我根本就不同意。

eo:所以选址本身就有问题。

张国宝:本身就不对,就不合适,什么事情都要先易后难。就像我定阳江,那时中广核也积极得不得了,非要上7、8号机在大亚湾,我就不同意。一个是香港对那个地方搞核电站已经很敏感了,又不是没有别的地方可选。那个时候,他们还算听我的话,所以就不再提7、8号机了。

惠安也是这样,福清这个厂址原来是在惠安的,这个厂址做了几十年工作,当时老百姓一直反对,我想何必跟老百姓发生冲突,就换个地方,到福清去了,福清就是很荒的一个半岛。

eo:类似的还有山东的乳山。

张国宝:那个地方附近有个银滩,开发商已经在那盖了好多别墅,所以强烈反对。我就说你不要去跟人家闹矛盾,硬要往额头撞干什么呢?所以我在位的时候,就不同意他们在银滩附近上,但是他们还是没死心,到现在也还没死心。

“目前我们的国产化进度和预期是非常吻合的”

eo:您最开始接触中国核电设备是什么时候?

张国宝:1981年,我到国家计委的机械电子局工作,从那个时候就开始接触核电。那时候为了搞民用核电,国家拿出8亿人民币来改造武装机械制造工业,让它有能力来生产核电设备。8亿现在听起来不算太大的数字,可是在当时来讲,这是一个非常大的数字。我在机电局时参与了安排8个亿,给一些核电装备制造厂,让他们形成核电设备的生产能力。

比如第一个核电站建在秦山,很大原因是利用上海的制造能力。当时上海的第一机床厂做堆内构件;先锋电机厂做驱动机构,上海发电设备制造厂等一批企业做了核电发电机、气轮机、容器等;上海重型机器厂做过电渣重熔来生产核锻件。在江泽民同志的回忆当中,特别是在《中国电机工业发展史》序言中提到,他到上海去,明确提出“核电国产化是开发新兴能源的大事,上海一定要干,要为国家多作贡献”。

核锻件那时候定的是一重和二重。那个时候大的锻件做不下来,因为核锻件的技术我们还不太掌握,所以引进过日本的室兰技术。

不仅仅是在上海,当时动员起全国各地的力量来生产核电站的设备,比如环形吊就安排了大连重机厂来做。当时国家给了一些技术改造的资金,有条件的也都引进了一些技术,主要目的是针对秦山核电站一期工程。那个时候国务院成立了重大装备办公室,挂靠在经委,办公室主任是当时的经委副主任林宗棠,我和他一起到上海出差。当时江泽民同志刚调到上海任市长,在和平饭店请我们吃饭,他讲到了上海有很好的工业基础,理应为中国的核工业作一些贡献。之前江泽民曾在武汉热工研究所任所长,也是做这方面的工作。

秦山核电站当时被列为国家十二大重大装备专项之一,一期工程1983年开工建设,到1991年才并网。在这个过程当中,核电最主要的一些设备,像压力容器、蒸发器曾经都考虑过国产做,但是后来遇到了很多困难,进度上也赶不上,所以最后秦山核电站一期压力容器和堆内构件是拿到日本三菱重工去做的。我到他们的现场去看过,感觉到确实难度很大,无论是焊接技术还是管板、精度等各方面要求都非常高。所以秦山一期的设备,最初我们希望国产化率做到60%到70%,但最后实际大约只有30%到40%左右。

eo:大亚湾核电站的装备自主化情况如何?

张国宝:秦山核电站是我们自己设计的,技术来源于中国核潜艇。在秦山核电站建设的同时,广东已经率先开始了改革开放,碰到了电力短缺的问题,因此希望建设核电,当时争议很大,有赞成也有不赞成的。李鹏同志是积极赞成的,时任广东省省长叶选平也非常赞成。

当时我在计委工作,据我回忆,时任总理赵紫阳希望引进法国法马通的技术,计划跟法国合作五套,法国转让它们的技术,设备按照每套增加20%国产化率递增,到第五套基本实现全部国产化。围绕这个计划一度展开了很深入的谈判。不过与此同时,也有专家到德国去考察,了解到德国KWU公司建造的核电站技术也很先进,回国之后就建议不要着急决定与法国合作,还要“货比三家”,核电“货比三家”这个词就是这么来的。

国内不同的部门之间也有争议,机械工业部和电力部希望与法马通合作,而重大装备办公室的专家则希望与KWU做一些比较,这样就耽误了一些时间。耽误之后,形势就发生了变化,经济的发展本身具有周期性,有高潮有低谷,耽误了几年碰上经济低谷,核电建设的紧迫性就不是很高,原来计划的引进五套核电站的方案就没有了。

虽然引进五套机组实现全部国产化的计划搁浅了,但是我们已经和法国进行了比较深入的谈判,最后定下来,就买一套,不再和技术引进转让挂钩,只买容量,由法国来设计,为避免出问题,设备也基本全套用了国外的设备。

eo:大亚湾的建设资金是如何筹备的?

张国宝:国家计委管整个大项目的立项,可能上面也有不同的意见,所以李鹏同志跟叶选平省长商量,干脆不要国家钱,只要给外资政策就行,这样就把香港的中华电力加到里面。

中华电力见过邓小平,他们愿意来合资搞核电站,所以大亚湾采取合资,中华电力占一块。国内那时候没有业主,所以由国务院定了一下,找了三个业主,一个是广东省,一个是电力部,一个是核工业部,实际上谁都没有拿出真金白银的钱,这个问题一直遗留到现在,股比不清楚,因为谁也没有真正拿钱,只是国家划了划比例。

借了40亿美元的外债,到2008年全部还清,连本带利一共还了57亿美元。所以大亚湾一是靠跟港商合资,二是靠借外债,外国贷款。

eo:国家一分钱都没有出?

张国宝:基本没有,这三个都是空股,划了划比例,不是按照现代企业制度真正掏钱。这个问题就一直扯,李鹏同志退任前,希望能解决这个问题。广东省还是作出了贡献的,起码电它是承受了,所以应该给股份。电力部和核工业部的股份,电力部的就划给了中电投,核工业部已经变成了中核集团公司,那个时候中核的总经理是李定凡,李鹏同志还给他打过电话。但是他们内部达不成意见,当时已经看到了核电站盈利的前景,谁也不愿意退出。到了张德江同志当副总理的时候,继续来处理这些问题,也一直到最近才解决,把这个划到国资委去了,现在是国资委、广东省持股,国资委是大股东。

eo:秦山二期被认为是中国核电自主化的一个里程碑,它的筹建过程与装备有什么关系?

张国宝:当时国内的工业技术不行,要一下子从30万千瓦做到90万千瓦,心里没底。主要的瓶颈是在常规岛上,发动机不会做,因为没有做过这么大容量。引进西屋60万千瓦机组的时候,就有很多困难,碰到了二百多个故障,当时觉得60万都没有把握,做90万更没有把握,就开始争论了。这个时候就有了秦山二期的问题,当时有两种意见,一种意见是引进技术,一下子跳到90万,另一种意见是因为90万不会做,先做自主的60万。李鹏同志到苏联去考察,看到苏联有早期发展的40万千瓦核电站,是一堆两机的方案,一个核岛带两个常规岛各20万,20万常规岛我们会做,所以他曾经还叫我们研究过。我当时在机电局,和机械工业部讨论过,但是我们讨论认为,中国工业技术已经到了接近突破的阶段,没有必要再回去搞一堆两机,还是下决心搞60万甚至90万。当时60万已经接近会做了,起码发电机技术引进过来了,这样秦山二期就上了60万。实际上是把大亚湾90万砍掉一个回路,因为大亚湾是三个回路,每个回路30万。秦山二期是这么来的,是自己设计的,但是借鉴了国外设计的基础。

eo:您在担任相关领导职务时,对中国设备国产化主要做了哪些工作?

张国宝:我做的主要工作就是依托国家重大工程,推进重大装备的国产化。核电设备的技术等级要求高,因此我们如何逐渐推进国产化就显得很重要。这一点上,钱智民发挥了很大的作用。他比较开明,当时担任中广核董事长,我当时担任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办公室的主任,我拉着他三年春节都到富拉尔基的一重去,鼓励一重做锻件的国产化。

整个过程中,我开过好多次会。在大连开一次会,推进国产化落实到具体项目。哪个项目谁来做,都非常具体,曾培炎副总理还参加了这个会议,也讲了话。之后在广州也开过一次会。落实国产化目标,空对空是不行的,一定要有依托项目,所以在每一个核电站里头,都给出了国产化的任务,比如半速机就是应用在岭澳二期。

按照电磁理论,开始造电机的时候都是按照电网50赫兹的频率,电机一分钟3000转,但是国外都是按照1500转,转速低了以后叶片要更长,可以使功率能够提高3个百分点左右,所以当时就考虑要不要引进半速机。我很尊重老能源部长黄毅诚,他也是搞核电的积极分子,但他在半速机问题上,听了一些同志意见,认为不一定有必要搞,有全速机就好了。我那个时候认为,从功率提高以及安全性各方面来考虑,半速机的速度比全速机要低,转数慢,离心率要低,更有优势。但半速机轴重大,这个轴法国采用焊接法,焊接转子。我们就想搞整锻,如果不用焊接,这个整锻光转子重量就有600吨,还不包括叶片的重量。当时我主张搞半速机,事实证明,岭澳二期的两台用的半速机,使得功率提高了3个百分点,而且把我们国家装备制造业水平又提高了一个档次,这两台是东方德阳制造的,之后我们二代加的机组就全部用半速机。

国产化要从易到难。比如说锻件,我们还买韩国、日本的,但有一些就开始国产化,不过一定要符合国际标准,所以把美国的ASME标准等都翻译过来,完全按这个标准来进行锻件的验收。先易后难,一步一步地来实现国产化。

DCS控制系统就比较难。原来的电子部六所,改制后叫和利时,把天时地利人和三个词的第二个字倒过来连到一起了。后来中广核参与投资,改名叫广利核。DCS控制系统是最难的一部分,而且也是对质量要求最高的一部分,所以首先从60万的常规岛的DCS系统开始做,然后从常规岛推广到核岛。

主泵虽然还没有完全国产化,但是也落实了国产化的制造企业。三代核电站的主泵,实际上难就难在电机上,电机就由哈电来做,泵就用沈阳鼓风机集团。

环形吊由大连重机厂做,太原也做了,大体上国内的环形吊就是这两家。

eo:在您现在看来,核电设备的国产化是否达到了当初的预期?

张国宝:目前我们的国产化进度和当时的预期是非常吻合的,现在绝大部分都能自主制造。几个主要大部件,比如压力容器、蒸发器、应急电源,还有刚才讲的控制系统,都逐渐用国产的了,但是现在主泵还没有完全国产化。此外个别的小零件没有必要国产化,买国外的就好了。

三门的第一个AP1000机组,为了确保安全,制造商是由西屋公司来决定的。三门1号机组的一些设备委托给了韩国的斗山制造,但是斗山也有分包一部分给一重。

我们的民营企业也有参与,核电站蒸发器里的U形管,技术难度很高,是利用江苏宜兴的一个民营企业,叫宝银。

“中国发展核电应该把军和民分开”

eo:国家计委曾经设置的核电办后来为何取消了?

张国宝:1980年代的时候曾经有重大装备办公室,后来重大办解散了,搞核电的几个人留了下来,并到国家计委里面,当时有王法等几个人。后来机构改革,成立国防科工委,就把这一块拿给他们,当时原子能机构放在国防科工委。

国防科工委,顾名思义是管理军用,现在把民用又管上了。我一直在强调,这样的话不利于我们民用核电发展,人家就会认为我们军民不分。我们应该把军用和民用分开,我们搞核电是和平利用原子能,不是搞武器。当然,军用、民用技术是相互渗透的,但是在机构设置上要分开,民用核电应全部拿到能源部门,国防科工局只负责军用,两个不要混在一起。但是很多人的传统思想认为军民应该不分,到现在为止还是这样。我认为中国发展核电应该把军和民分开,而且今后会越来越多地考虑核扩散的问题,人家可能要来检查你,你也应该让人家检查。

eo:后来民用核电又归到了能源局管理。

张国宝:后来到了成立能源局的时候,做了一个决定,民用核电全部归到能源局管理,这样就把孙勤调过来了。孙勤当时是国防科工委副主任,他带来的一批人我都接受了。那时候有批评意见说,能源管理职能分散到了各个部门,所以成立了能源局,同时把民用核电这一块都拿到能源局来管,这样就顺了。民用核电白纸黑字在三定方案里写得清清楚楚,这是我到中编办去谈的,这一块都划到能源局了。

那个时候我们国家和别的国家签署核电相关协议的情况五花八门,科技部说他要代表中华人民共和国签,国防科工委也要代表中华人民共和国签,国家发改委也要代表国家。后来我就找国务院领导说,应该发改委去签,因为你已经定了是国家发改委来管能源,科工委是管理军用,跟人家签反倒引起误解,内部管理可以协调,但是对外的话就不一定了。这个也费了很大劲,才把工作做过来,在三定方案里面明确由发改委或者能源局来代表核电,一直到2008年成立能源局才把这个事明确下来。

我们与美国引进AP1000的协议,也是马凯代表中国政府,以国家发改委主任的身份,与美国能源部长鲍德曼签订的。我们购买澳大利亚的铀资源,他们担心我们会用于军事目的,需要签订协议保证我们只用于民用,才愿意卖给我们。中澳的和平利用核能协议就是我去签的。

eo:在此之前您有没有代表国家签署过类似协议?

张国宝:1998年,我们与美国在人民大会堂签订《中美和平利用核能协定》,本来这个协定应该是曾培炎去签的,他当时是国家计委主任,但是美国那边最后出来的是能源部副部长,所以临时改变计划,曾培炎跟我说他们是副部长,和你对等,你是副主任,你去签吧。其实我当时不是副主任,我是计委的副秘书长。后来就是我去签的字。

“现在应该启动核电了”

eo:您在任期间,曾经一度传言核电规划会上调到2020年8000万千瓦,当时基于什么考虑?

张国宝:我当能源局局长快要到退休的时候,做了个方案,到2020年我们要达到投运接近8000万千瓦。我分别跟领导汇报过,包括张德江同志,他当时是副总理,分管这一块工作,还有曾培炎、李克强,我都单独去跟他们汇报过。他们主要担心几个问题。一是人才,这么多核电站,人才培养来得及来不及?第二是担心国产化,有没有这个制造能力?第三,资源够不够?第四是能不能保证安全?

我都一一给他们做了解释。比如人才问题,实际上培养核专业的人才已经不少了。在核电较快发展的时候,为了培养人才,我找了上海交大,从工科专业的学生提供机会让他们自愿转过来到核专业,转了一批人,而且他们都非常愿意。像中广核,为了培养人才,搞了双班制。比如说值班的人,假如6个就够了,我们就按照12个人培养,然后将来再建一个新核电站就可以匀6个人,新老搭配一起过去。铀资源的部分,我也给讲了,我们铀资源的储备、铀在海外的投资,都给他们算了一笔账。制造能力我们也上来了。

可是就在这个规划还没有来得及通过的时候,福岛事件就发生了。大家对核的态度马上就发生了180度大转弯,重新恢复的时候,就做了一个谨慎的方案,再去报的时候就变成5800万了。

eo:您制定这一规划时,主要出发点是能源需求还是建设能力?

张国宝:不是需求,也不是建设能力,而是能源结构。中国能源结构当中煤电占的比重太大,当时我是希望核电比例能够到8%左右。当时做规划的时候,大约是按照到2020年人均装机容量为1千瓦左右来估算,达到小康水平,这样核电大约是8000万千瓦。

另外,现在竞争也很激烈,我觉得中国没有意识到这点。我到美国考察,一个很明显的感受就是制造业的回归。我去年10月份去美国参加一个会议,特意去考察了一下电价,美国全国平均的工业用电多少呢?6.7美分一度电。也就4毛钱的样子,但是我们现在中国工业用电多少?工业用电最起码6、7毛钱,民用用电5毛左右。这样的情况下,你只有一个优势,那就是劳动力便宜,而且劳动力便宜这种优势也在逐渐丧失了。原材料基本国际化,能源又比人家贵那么多,天然气我们贵4倍,连电价都比他贵,就会逐渐丧失竞争优势。

eo:从您个人的工作经历来看,对于核电有哪些建议?

张国宝:第一,我觉得核电是一个高技术、高质量的产业,安全问题上不能有丝毫出差错的地方。第二,它体现了一个国家综合的工业技术水平,包括设备制造,包括核燃料制备,我们国家是世界上少有的具有一个完整的工业链的国家,从铀矿勘探,提炼出来制造元件,一直到发展核电,然后还要去后处理,这个是不容易的,是我们之前的老一辈就开始打下这个基础。整个核电发展过程中,也体现出我们国家整个工业技术水平的提高,这是我很大的一个感悟。

另外,我们现在之所以有雾霾、温室气体排放等问题,就是因为长期以来,老是强调以煤为主的能源结构不能改变。40年了,核电还没有风电几年期间起来得快,而且国家在核电上的投入远大于风电。之所以到现在还没发展起来,就是因为在能源结构调整上决心不大,发展核电的方针未能成为国策持之一贯,遇到问题就摇摆。

eo:您对目前核电重启之后的发展政策有何建议?

张国宝:吴新雄局长也跟我谈过,我说不用老猜测哪个领导赞成什么堆型,现在应该启动核电了。福岛事件过去已经两年多了。可以先易后难,把原厂址还有位置的先启动起来,比如阳江的5、6号机,福清的5、6号机,大连红沿河的5、6号机,还有田湾的5、6号机,这些地方先批。这些厂址老百姓敏感度也很低,因为已经有核电站了。然后你再把三门,海阳3、4号机定了,这些地方原来就有厂址,老百姓也都搬迁了,不会有太大的反弹。我并不认为核电在内陆就不能搞,可以稍微往后放一点,先易后难,什么都要讲究策略。之后随着时间的推移,大家对核的接受程度可能会增高。

eo:您之前曾经建议核电要实行标杆电价,目前发改委也颁布了核电的标杆电价政策。

张国宝:对,最早的时候火电比较低,一度电也就3毛几分钱,这几年因为煤涨价了,火电价格上去了,而核电站的竞争力就开始出来了。核电电价过去是一厂一价,有的4毛3,有的4毛1,有的3毛8,现在大家都定个标杆电价4毛3,谁做得便宜,谁的利润就大。这个价格,业主也是能接受的,尽管电价看起来好像不是太高,但是它发电小时多,一年有8000多个小时,相比火电,核电效益是很好的。所以你看中广核,40亿美元的贷款还完之后,留下这么多资产,又去建了那么多新核电站,一年还有60亿到70亿的利润。

eo:您最近一次向领导人提的有关核电的建议是?

张国宝:2013年3月两会之前,在雾霾问题出来之后,我写过一篇加快能源结构调整的报告,其中提到了核电。这个报告登载在国家发改委的《情况与建议》上,后来习近平总书记在我那份报告上有个批示。

最近全国政协恢复了双周协商会制度,协商民主和选举民主都是民主的形式,协商民主是目前符合中国特点的一种民主形式。政协是协商民主的重要渠道。50年代有政协双周协商制度,文革中停止。俞正声同志任政协主席后恢复了双周协商制度。我给俞正声主席写了一封信,建议在政协双周协商会上议一议核电问题,推动一下核电建设。1月9日俞正声主席主持,杜青林、张庆黎、陈元、苏荣、王钦敏、马培华六位副主席参加。本次协商会的主题是关于核电和清洁能源问题。也特别注意请了不同意见的人参加,例如何祚庥是反对核电的,也请他参加了。下午的会议有争议和不同观点,而李河君和刘汉元委员这两位搞太阳能的民营企业家则主张发展太阳能。

eo:您最近在看什么书?

张国宝:吴官正同志的《闲来笔潭》,李鹏同志新的回忆录内部征求意见稿,还有丹尼尔?耶金的《能源重塑世界》,各种关于能源的信息我也经常看,包括手机上和网上的。 (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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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类: 经济 标签:
  1. Mobile Guest
    2015年2月22日21:41 | #1

    一帮洋奴,还牛x哄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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