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资水务的中国道路

文/识局小分队

差不多一年半前,识局君去采访某全球泵业巨头(当然了,是个外资)的CEO。这是个已经在中国经营了百年的企业,当时马上要在中国东部地区投资开业一个新厂。

该CEO给了这样一个数据:到2015年,仅解决废水处理这一项问题,中国政府就需投资4500亿人民币。所以他们看中了这份市场潜力,战略定位在中长期,专攻中国的市政污水处理。

外资雄心勃勃,我们国内的同行企业在干嘛呢?中国规模以上的泵业制造商2000多家,产业集中度比较低,很担心外资通过并购扩容。

中国泵业协会的一份《中国水泵制造业战略发展报告》反映说,“现有的泵产品制造企业主要是来自海外的竞争威胁。中国水泵制造业面临着国外跨国公司激烈的市场竞争压力。”

这只是中国水务市场的其中一个细分领域的案例,是大环境的一个缩影。

目前中国的城市水务,包括供水、污水处理、中水回用,从生产到设备环节,都已经有很多外资企业。识局君过往接触的几个外资水处理公司,都继续看高中国市场,很有兴趣布局。建设部副部长仇保兴说,中国在水务市场方面也遵循WTO原则,开放市场,欢迎世界上各国企业投资。

然而,4·11兰州自来水苯超标事件,再一次将威立雅为代表的外资水务公司推向前台。从早几年水价由谁操控的争议,到如今检测把关不严的指责,“洋水务滚出去”的激烈言辞又一次浮出水面。

有一个数据依旧值得留意,那就是清华大学环保产业研究所所长傅涛所说的,外资水务占国内水务市场总体比重在10%左右,其对中国的水务投资已经不再活跃。

回顾过去十几年,从产业的角度来看,“你退我进,此消彼长”,可谓水务市场化过程中,国内外水务公司在华的一个竞争业态。识局君在此结合公开报道资料,尝试梳理一下外资水务的在华发展路径。

知名外资水务及其在华“代表作”

法国威立雅水务集团:

在中国16个城市投资了18个水务项目,运营自来水厂、污水处理厂。

法国苏伊士集团:

和上海化工区签下50年的水务服务合同,投资8657万美元成立上海化工区中法水务有限公司,处理所有用户排放的工业污水和生活污水。

英国泰晤士水务:

1996年,以BOT方式投资7300万美元进军中国水务市场,首个外商独资经营的水厂。

德国柏林水务公司

分别在南昌和天津投资3亿元人民币和1亿美元用于污水处理设施建设。

1992—2002:外资水务十年“黄金期”

1992年,法国苏伊士集团投资广东中山市自来水公司,开启外企对中国水务市场的直接投资,这轮投资潮一直延续到2002年。据业内估计,在2001年以前由外国水务公司直接投资的国内水厂超过50家。

由于政策禁止外资进入城市管网建设与运营,因此外资合作领域集中于水厂项目。城市水价的制定和收取依然掌握在政府手中,外资水厂只能通过向政府管理的自来水公司“卖水”来获取收益,政府掌握价格主导权。

因此,为吸引外方投资,地方政府在与外资水务企业签订合资协议时,几乎都加入了“固定投资回报率”的条款,即根据外资投资额度和经营期限,按照一定投资回报率制定出一个供水价格并写进合同条款,同时约定自来水公司必须向外资水厂购水的数量。

由于缺乏经验,或是政绩等因素,地方政府给出的固定回报相当可观。这一数字往往在12%~18%之间,有的甚至高达20%,投资水厂变成了“有赚无赔”的“黄金产业”。1999年国家统计局的调查报告显示,外商在中国投资的所有产业中,最“赚钱”的产业是自来水厂,其利润和成本的比率高达24.8%。

外资“过于优厚的待遇”背后,是消费者与自来水公司承担的巨大代价。如沈阳自来水厂在1996年与香港汇津投资合资兴建水厂的合同中,由于过高的回报率约定,汇津投资在前5年就收回了全部投资,剩下15年的收益全属利润,而沈阳自来水公司到2000年时,已因此造成高达2亿多元的亏损。

2002年9月,国务院办公厅签发《关于妥善处理现有保证外方投资固定回报项目有关问题的通知》:“保证外方投资固定回报不符合中外投资者利益共享、风险共担的原则,违反了中外合资、合作经营有关法律和法规的规定;往后任何单位不得违反国家规定保证外方投资固定回报。”黄金时代就此终结。

2002—2004:外资退潮,转型者胜

该文件的发布,给热火朝天的水务投资市场泼了盆冷水,行业开始尴尬“洗牌”。

上文提到,早在1996年,英国泰晤士水务集团就以7300万美元的投资,获得上海大场水厂为期20年的经营权。2000年又收购了合作企业股份,使大场项目成为独资公司。但到2004年4月,又不得不将经营了8年的水厂全部股权转让给上海水务资产管理公司,宣布这家中国第一个由外商独资经营的水厂被“收归国有”。

其它外企也根据政策变化调整战略:2003年初,苏伊士里昂水务集团撤销设在北京的中国代表处;随后泰晤士水务集团撤销中国总部;香港国泰国际2003年正式退出中国水务市场,主要业务骨干加入首创股份;英国安格安水务公司在中国的合作投资项目陷于停滞。

在早期进入中国水务市场的国际水务公司中,除了威立雅和中法水务还在耐心等待外,大部分都选择了收缩业务甚至完全撤出中国市场——除了政策的不确定性,水务市场及监管体系的结构性缺陷也是重要原因。

少数派的坚持获得了丰厚回报。就在同业纷纷退出时,中国水务市场中另一个影响深远的转型其实已经开始:2002年12月,建设部出台《关于加快市政公用行业市场化进程的意见》,决策层最终为外资进入公用事业股权投资领域亮出绿灯。

同时,文件首次提出市政公用事业应由政府授权特许经营的概念,并规定了进行特许经营的公用事业范围。中国水务行业的市场化改革终于同享“公用事业改革”的大潮。

2002年,威立雅率先以超过净资产三倍的溢价,收购了上海浦东自来水公司50%的股权,并借此获得了长达50年的特许经营权;2003年,威立雅联手首创投资公司,以4亿美元收购深圳水务集团45%股份,深圳市政府与重组后的深圳水务集团签署《特许经营协议》,将经营权正式委托给重组后的深圳水务集团。

2007—2009:外资的疯狂

谁也没想到,在阵痛期熬下来的外资水务公司,会在此后掀起一场令人咋舌的疯狂争夺战。

2007年7月,威立雅以17.1亿元的投资承诺收购了兰州供水集团净资产45%股份,远远超出同时竞标的中法水务和首创股份的报价—— 4.5亿元和2.8亿元。

当年8月18日,中法水务便在扬州自来水引资项目中报了“一箭之仇”:以8.95亿元的高额报价一举中标,击败威立雅。

8月22日,威立雅再度“发威”,以高达21.8亿元的价格夺取了天津自来水厂49%的股权,排名第二的中法水务报价仅为11.9亿元。

2007年9月初,全国工商联环境服务业商会发出关于城市水业资产溢价转让行为的公告,指出:在政府定价的背景下,水业资产溢价,其本质是地方城市用以后的预期水价和水量收益,进行了短期资产融资。因此,一般意义上讲,溢价的收益最终进入消费者的支付体系之中。公告指责地方政府的行为,将令百姓日后通过水价变相承担“高溢价”的成本。

2009年之后,包括天津、上海、扬州、沈阳在内的全国各大城市纷纷上调自来水综合水价,其中既有外资水务企业参股的地区,也有非外资参股经营的城市。

对于外界的质疑,威立雅当时解释道,虽然供水业务是主要利润来源,但是污水处理及其衍生的垃圾处理等环保业务,才是一个“沉睡的宝藏”。威立雅希望在华延伸水务、垃圾处理、交通、能源四大业务至全国。

但是,此次兰州水污染事件,并非个案,也并非威立雅的第一次危机。此前,该公司在海口、青岛、上海多处都陷入“污染门”,其预警机制、检测手段、处理态度也频遭到业界质疑。

傅涛表示,威立雅等外资水务公司的进入,推动了水务市场化改革。但由于在收购资产时溢价过高,水价并没有很好调整,给成本带来压力过大,造成很多投资不能及时进行,带来安全隐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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