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伟:80年代政改系列谈(12-15)

吴伟:80年代政改系列谈(11)

党政分开必须从改革组织制度入手

第一次向研讨小组汇报之后,政改办研究工作的重心,仍然是研究党政分开问题。而要实行党政分开,不仅仅要讲党的转变职能,更重要的,是要有组织形式的改革加以保证。研讨中大家都感到,政治体制改革中的许多重大问题都涉及到中央和省级的领导体制。这方面不有所动作,其他改革很难展开和深入。

1986年12月27日上午,政改办召集例会,主题是:党内民主和党内高层的制度改革问题。次日晚,鲍彤在325小会议室,紧急召集孙方明、吴国光、黄海和我几个综合组的人开了个会。鲍彤说,紫阳确定,研讨小组一月初要听一次党内民主问题的汇报。现在专题组的研究刚刚展开,还不成熟。我们办公室要研究一下,有几个什么急迫的问题需要汇报。现在看来,政治体制改革必须从硬件上动手不可,不然光搞软件,一遇到旧的组织机构就会碰回来。他要综合组先考虑一下,准备起草一个汇报提纲。

29日上午,全室研究人员再次召开紧急会议。鲍彤向大家通报说,紫阳昨天上午讲到,元旦以后,要把十三大、七届人大与改革有关的问题汇报一次。这次汇报是我提出来的。这两个大会很快就要开了,不预做准备不行。今天我们就研究一下,有哪些问题特别急迫,目的是从实际出发,有可能而又必须解决的问题先提出来,不要考虑与现行规定冲突不冲突。思想上不通我们可以做思想工作,但组织上不行,要做调整。软件硬件都有,关键还是硬件。

在这几次会议上,陈小鲁、黄海在前几天办公室分组对这方面研究的基础上,作了主题发言。政改办的同事们又做了补充。

鲍彤在大家谈过之后,也谈了他的看法。鲍彤认为,政治体制改革,关键在硬件。如党政分开,是权力、职能、机构、方法上的分开,但关键是组织机构的分开。仅仅提出职能分开,无助于问题的解决;权力分开的提法太敏感,也不确切。组织机构十分重要,实际上是一切成规的固定化,是载体。

鲍彤进一步说,党政分开,关键在各级党委。他建议,中央的先不说,省以下各级的常委会可以考虑取消,发挥全委会的作用;只设一到两名副书记、十几、二十名委员,两、三个月开一次会。这样,它就不会成为一个权力中心。市长、副市长可以多开会,具体事务放在政府。全委会的书记不由中央和上级提名,由全委会选举,报上级备案。书记只管党务和召集会议。市、地、州、县可以立即取消常委会,省一级涉及干部调整,可以考虑有个过渡。

鲍彤还说,民主这个题目,必须从制度着手解决。其中主要的一条就是选举。解决了这个问题,民主、监督就都好解决了。一个省的省委委员不能自己选出书记,还要上级来提名,那我们这个党的水平也就太可卑了。省委书记选的准不准并不涉及全局,只是地方性问题,可以设想,五年解决到县一级,十年解决到省。这样,党内民主监督问题就能得到有效解决。

12月29日下午,综合组开会,在这几次会议讨论意见的基础上,形成了汇报提纲的初稿。晚上政改办再次召集会议,对这个初稿进行了研究。讨论中,许多同事提出初稿中的内容太过庞杂,有些面面俱到。鲍彤表示同意这个意见。他说,我看这次汇报,重点是解决地方党组织的形式问题,和选举问题。如市县级可不可以不设常委,代表大会人数是否可以减少,这些都关乎党政分开的组织形式。关于党内民主,实行真正的民主选举是首要的。基层组织明年自己选怎么样?县一级五年以后可不可实行民主选举?他特别强调说:组织形式不解决,党政分不开;选举问题不解决,党内无民主。

会上,也有不同意见。贺光辉(中央政改办负责人之一,时任国家体改委副主任)就提出,按照鲍彤的改法,那“省委就不处在领导地位了”。鲍彤反驳说,“不对,是省委书记不直接领导省政府了,省委还是领导的,因为政府领导人是省委委员,是共产党员。”贺光辉又针对选举提出问题:“基层选举如果选出了方励之这样的人怎么办?”鲍彤回答说:“方励之如果不够党员条件,可以开除他。如果够资格,那就不能剥夺他的被选举权!”鲍彤强调,社会上不同的利益反映到党内来,党内也会有不同利益,必然会表现出来。说是全党一致,全国人民一致,实际上是有不同利益的。要承认这种不同,通过制度的方式让它表现出来。

1987年1月4日下午,中央政治体制改革研讨小组在中南海举行了第二次会议,听取办公室的汇报。到会的除了赵紫阳等研讨小组的五位领导人外,还特邀了邓力群、高扬(原河北省委书记,此后不久任中央党校校长)二人参加。其他各专题小组的负责人也参加了会议。

这次会议,为什么要邀请不是研讨小组成员的邓力群参加?笔者和许多同事一样有此疑问。可几天后,当我们了解了当时中央高层的政治态势之后,也就释然。就在这次会议举行的时候,胡耀邦已经在邓小平和老人集团的压力下提出辞职。反自由化在邓小平的支持下已经展开。而反自由化的主将,就是时任中央书记处书记的邓力群。我理解,紫阳此时要邓力群列席中央政改研讨小组的会议,大有深意,也许是要当场听听邓力群的意见,以便将可能出现的“政治改革是搞资产阶级自由化”这类的指责化于无形。

会上,鲍彤代表政改办作汇报。赵紫阳和与会的其他人员仍然是围绕汇报,夹叙夹议。

当鲍彤谈到建议取消省以下各级党委的常委会时,赵紫阳问:我们现在有没有专职常委?专职常委指省以下各级党委常委会中不兼任政府或其他国家机关、政协职务的常委。赵提出这个问题,主要是担心如果取消地方各级党委的常委会设置,会有较多干部需要安置。

时任中组部副部长的曹志答:很少,全国只有几个。

赵紫阳说:哦,那么涉及干部安置的人就不多了。在市一级日常矛盾少一点,交通也方便,开全委会比较容易,省里要经常开全委会怕是不行,像新疆,南疆、北疆那么远,日常工作就难处理,不好办。如果全委会不常开会,就不光是日常工作的问题,比如干部问题,就是大事。市里可以搞的简单一些,现在常委经常开会,也没有那么多大事可议,就议很多具体事。另一方面,就是如果没有常委会,权力就集中到书记手中了,这好像也不行。

赵在这里担心的,是如果在省一级取消常委,由于地域过广,省委委员人数都是几十人,又分布在全省各地,经常开全委会有困难;在此情况下,如果不设常委,全委会又开不起来,就在很大程度上变成书记专断了。这不符合加强党内民主的方向。

邓力群说,可以减少全委会人数,搞个十几个人。

赵紫阳说,全委会要真正发挥作用,人数要少。

赵紫阳考虑了一下,接着说,我看市里肯定可以取消常委,县里也可以,省里还是需要研究。市、县搞那么多层次干什么?

邓力群插话说,解放初期县里一般没有常委。薄一波说,历史上的情况要考察一下。过去省市也只有一个书记、一个副书记,后来省里也成立书记处,加上宣传部、组织部,进城以后又有统战部。党政真正要分开的话,就不能搞的人太多了,人越多越办不了事,一个和尚有水吃,三个和尚没水吃。你们的想法很大胆。赵紫阳接着说,扩大委员的人数,本来是为了扩大民主、发扬民主,可是实际上人一多,反而无法发扬民主,不好议事了,后来就变成了安排。

薄一波提出,地委是不是一级?许多地方没有条件,不能够搞市辖县,地委一级的职权相当大。

赵紫阳说,地委实际上是一级。为什么地委有八九个委员,不设常委就可以办事,市一级就不可以这么办?一搞市管县,地变成市了就要设人大、政协等,还要设常委。既然地委可以不设常委,市里就一定要设?为什么不能只设七、八个委员?

田纪云提出,关键是省市委管不管干部,管干部就要经常开会研究,那就不能总开全委会。鲍彤说,监督干部要靠别的办法。

鲍彤在汇报中谈到建议取消党组。(按照中共党章规定,党组是中央和地方各级党委在同级国家机关、大型国营企业中的派出机构,实际领导政府部门和所在单位的工作。是党委控制政府部门、国企,“实现党的领导”的基本组织形式。各级政府中党组的委员会制与行政首长负责制的冲突,是造成党政不分、以党代政和行政效率低下的重要原因。)

薄一波说,不设党组我赞成。党外人士可不可以当省长?包括中央部长,多一点不可以?谁说不是共产党员就不能当官?(鲍彤插话:我完全同意。毛当主席时,有十一个正副部长、两个副主席是民主党派。但不能勉强。)现在共产党把官位都占了,又要搞点民主,就搞比例,搞了些劳动模范、少数民族等等。党政分开以后,共产党的领导应该在哪一个方面表现?要讲明确。只有党员才能做官,就是党的领导?那是党员专政!而我们不能是共产党员专政,我们是无产阶级专政。

鲍彤的汇报特别强调了选举改革问题,并就此提出了一系列建议,包括实行差额选举,取消代表比例,改革提名制度等等。这时赵紫阳强调,选举制度,一个是基层选举,一个是全国选举。基层选举确实值得注意,不仅是县级选举,也包括学校。选民一定要认识你,否则不如不选。省一级,可以通过代表会选举,基层可以直接选举。要解决代表性问题,例如一个机关里有三千人,一定要求选一个女藏胞,这又何必选呢?指派、特邀就是了嘛。指定选举,搞到基层不行。

邓力群插话说,中科院搞差额选举,在所里实行非常好,在院里就很难搞得好。因为所里的人都相互熟悉。

赵紫阳说,代表比例这个问题很大。你要选举,又搞个比例,我们也会反感。你要搞比例,可以在选举之外另特邀一些代表。如果每个单位都搞得那么细,比例规定的过死,怎么选举?是个嘲弄嘛。现在学生闹事,当然是自由化泛滥,受西方民主影响,但是我们的选举办法也实在太出格了,学生第一次行使当家作主权利,就做不了主,这不行,要改革。选举也搞指令性计划,流弊太大,引起反感。

赵紫阳说这次十三大的代表选举也要改革,不能再搞比例,那是与群众的民主愿望完全背道而驰的,是对他们的愚弄。薄一波强调,紫阳是实事求是的。不要有条条框框,要适合我们的发展阶段,按实际情况办。

这时,胡启立举了安徽一家食品厂的例子来批评比例代表制,说,那个厂子只有400多人,被要求选两个少数民族人士当人民代表,全厂只有4个回族人是少数民族,这4个人的表现恰恰又都不太好,厂长只好站在票箱前喊,凡是投汉族票的无效,结果一半人弃权。赵紫阳评论说,出发点是好的,办法很笨,效果不好。胡启立则说,这个问题不过关,明年会出大事情的。

赵紫阳说,这次要你们提前汇报,就是考虑到十三大的问题。代表的名额已经分下去了,回头看看还有什么问题,能不能改进一下。接着,赵紫阳又补充说,选什么人上面不知道也不行,候选名单还要上报,只是推荐候选名单,但最后一定要服从选举结果,服从选举人意志,不能再用任何办法强奸选举人的意志。

赵紫阳提出,另一个问题是差额选举,怎么报批好?实行到什么层次?这时,胡启立建议,报批的名单就是差额行不行?鲍彤马上赞成,说是个好办法,办得成,行得通。笼子和鸟一般大没法飞,是等额选举,笼子比鸟大一些,是差额选举。赵紫阳也赞成差额报批,说,可能是个好办法,群众可以在十五个人当中选十个。现在搞民意测验,就是要看看人们喜欢哪一个。既然这样,为什么不可以通过选举来尊重民意?可能有些结果不那么理想,也可能更理想。其实,哪个同志都是好同志,为什么一定要选这个不要选那个?选择范围大一点也是可以的。有些事上级不一定看得那么准,笼子大一点好,选举的机会均等,选谁是谁,并不是哪个人是陪榜的,都有机会。这样更可能实现领导和群众相结合。(中共各级党代会代表和各级党委的选举,自毛泽东以后均是由组织部提出等额的候选人名单,经上级党委批准后,实行等额选举。在这个时候要想根本改变,完全实现由选举人自由提名是根本不可能的。此时鲍彤提出、赵紫阳同意的候选名单差额报批、差额选举已经是一大进步。)

赵紫阳又进一步阐述他对差额选举的想法,说,省长提名副省长,干脆提两个候选,由人大代表表决,你可以选择嘛。这不影响党的领导。这个办法可以考虑,又是差额选举,又是事先经过领导批准的。然后赵紫阳强调,我们现在的选举一定要改革,不然会出大问题的。选举变成指定,还不如不选。你要让他选,又不让他作主,不行。

赵紫阳提出,有一个问题,涉及到十三大,你们汇报提纲里也没有讲。我考虑无论如何今后要发挥中央全委会的作用,中央委员会、政治局、书记处和常委之间,今后要更好地发挥中央全会(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的简称)的作用。围绕发挥全会作用,全会的组成在十三大要不要有所改革?这个问题政治局要讨论,政体改办也可以议论一下,提一些办法和建议,比如中央委员会的人数是多一些好还是少一点好。还有,现在的组成格局,有没有需要改进的地方,这不光是个年龄结构问题,还有你们的提纲中讲的代表问题,委员、候补委员的问题。

对于紫阳提出的问题,鲍彤建议说,中央候补委员不需要那么多,中央委员100人,候补委员20人。要改变一个观念,省、部领导不一定要进中委、候补中委。赵紫阳赞成并举例说,八大之后江西的杨尚奎同志,一直不是中委,当时的解释就是说,省委第一书记不一定是中委。这要变成习惯。

对于政改办建议的削减委员和代表人数,赵紫阳评论说,中国的人大现在只能开群众大会,(全国人大有代表近3000人)就是改到1500人也不能半年开会,半年休会。有那么个大会堂,干什么用啊。王汉斌插话说,当初确定人大代表名额时,就是根据大会堂的座位来定的,坐满第一层。赵紫阳说,人大的改革时间比较充裕一些。薄一波说,我们不得不这样办。要把一些人拿下来,要做许多工作。一些不合理的东西,考虑到实际情况还很合理,要慢慢来。赵紫阳继续说,我的意见是要把常委会建设好,扩大,不再安排荣誉性职务,可以在实际上真正起到人大的作用。另外,每年再开三千人大会,体现人民大团结。后者是形式的,再加上前者,不是形式的,不是更好吗。常委中要真正增加一部分能议事的人,提高素质,这是真正的议事机关。说人大是橡皮图章,应该是人大常委会的橡皮图章,而不是党中央、国务院的橡皮图章。

会议进行了三个多小时,还有些内容没有来得及汇报。赵紫阳宣布休会,“先到这儿,找时间再议。”赵紫阳又对鲍彤和政改办的研究人员们说:“你们可以找几个同志,集中议一下十三大的问题。”

政改研讨触及党的高层领导制度

中共党内高层的政治生活,从毛泽东时代开始,就基本没有正常过。1982年中共十二大以后,党内高层的机构运行仍然算不得正常。所谓党的规则,在中共只有党章。中共十二大后,党章只规定了党代会、中央委员会的会期,和政治局、常委会、书记处如何产生,但没有规定多长时间开一次会以及如何运行和表决程序,所以可以说是没有规则,也就谈不上违背规则。此时,虽然和毛时期比,有进步,代表大会和中委会总算是能按期召开了,但常委会、政治局会由于没有规定,所以就还是随领导人的意志,领导人想开就开,不想开就不开。

在中央常委内部,由于邓小平、陈云的意见经常相左,“两个聋子”(邓小平语)相互很少见面,常委会很难开得起来(当时开常委会没有规律,要看邓、陈的心情。大概每年三至五次)。 党的日常工作主要由胡耀邦主持的书记处处理,重大问题报请邓小平、陈云决定。党的中央委员会、政治局、常委、书记处都缺少必要的运行规则和程序。胡耀邦辞职后,中央常委中三位老人邓小平、陈云、李先念不管日常事务,前台只剩了赵紫阳一个人。邓小平只好指定赵紫阳、杨尚昆、薄一波、万里、胡启立等组成“中央五人小组” (这是一个完全非正式的小组,由邓小平指定,代行常委职能,决策地位比处理日常工作的书记处要高),暂时代行中央常委会的部分职能。为了安排十三大的人事,又成立了一个由薄一波負責的“中央人事安排小组”,直接对邓小平负责。这样一来,中央高层机构的运行就更显得没有章法。

早在1984年的时候,赵紫阳就曾经写信给邓小平、陈云,提出趁老一代领导人健在的时候,在中央的政治生活中建立起必要的规则和制度(邓、陈当时就此并未表态)。政治体制改革研讨开始以后,显然,赵紫阳认为建立这方面制度的时机到了。特别是十三大即将召开,如果不在这个时候就把党的高层组织机构改革提上日程,那也许一等又要五年。所以,他要鲍彤组织人“集中议一下十三大的改革问题”。

1987年1月5日上午,中央政改办按照赵紫阳的要求,开会讨论十三大的改革问题。老鲍交待与会人员:这次讨论的问题,事关中央最高层的改革,只向研讨小组汇报,不向专题小组通报,也不向其他任何领导汇报。综合组要在室内讨论的基础上,起草一份“补充汇报提纲”。

这次会上,大家理出了需要列入汇报提纲的九个方面问题:即党代会代表问题、中央委员会问题、顾委问题、政治局问题、常委问题、书记处问题、纪律问题、市管县与地委问题、总的问题。至于不同机构的人数、提名与选举办法、十三大的程序等问题,都归入上述问题。然后,鲍彤决定把这些问题分成三摊,将现有人员分成三组,下午分头研究,由这三个组分别拿出意见。综合组孙方明、吴国光和我分别参加各组讨论,然后进行汇总,并起草“补充汇报提纲”。

当晚,政改办再次开会,各组拿出了初步意见,在会上作了汇报。

关于中央领导机构,重点提出了书记处的改革问题。李丹钢在汇报中说,现在的中央高层,实际上是五层机构:中央委员会、政治局、常委、书记处、总书记。运行中实际上有两个代替:政治局代替了中央委员会(简称中委),书记处又代替了政治局,这不规范,也不利于长治久安。书记处会议实际上成了常委会议,议论的问题很广泛,担负了相当多的日常决策。书记处11名成员中 ,有四人是政治局委员,并兼任副总理。改革的建议有两条,或是在现有的基础上,把书记处变成政治局和常委会的办事机构;或是回到八大体制,取消书记处,设中央秘书长和副秘书长,具体工作由中央办公厅和中央各部去做。

对这两条改革建议,经过大家讨论,最后决定汇报时拿出来的方案是前者,即十三大的书记处回到1943年的党章,成为中央的办事机构,成员人数减少,书记、总书记都不兼任政府职务,由政治局提名,中央全会决定任命,不经选举产生。而政治局要实现年轻化,每届至少应更换四分之一以上。中委的产生,应该实行差额选举,不搞预选。提名办法,大体上由现任中委数人联合提名即可。党的中央政治局、常委、书记处的人事变动,及中央机构变动,都应该通过中央委员会。有三分之一中委提出要求,即应召开中央全会。同时,要制订中央高层的工作条例,将各中央机构的职权与关系、运行方式制度化。

关于纪检委问题,高山作了汇报,认为,纪委的改革,有三个方案,一是实行1949年时的体制,降格为部;一是改设监察委员会;三是在中委内部,推选一部分中委,成立常设的专门委员会。无论采用哪一种,其职能都要改,实行党政分开,纪委只履行党内纪律检查的职责。至于现在的政府机关各部、群众团体内设立的纪检组都应取消。当时,国务院各部委设立的纪检组有71个,占全部司局级机构的7.8%。鲍彤的意见,一是在国务院成立监察部 ,负责除党纪之外的政纪监察;二是加强机关党委的职能,解决政府机关内部党的纪律检查问题。对中纪委问题,大家一致的意见是,建议十三大上大幅压缩委员名额,精简其机构,并将其职能集中到党的纪律检查工作上来。

至于顾委问题,高山说,十三大是新老交替的大会,既要妥善安排老同志,又要有利于新班子工作,建议对中顾委委员资格作明确的限定。经过议论,大家统一的意见是:坚持邓小平1982年讲过的,设顾委是过渡形式,经过10到15年取消的方针。十三大从中委退下来的老同志较多 (当时测算能占到十二届中委的60%左右),统统安排到中顾委也不可能,因此,可以考虑实行两条规定,一是从年龄上加以限制,即除中顾委主任、副主任人选外,超过75岁的一律不再进入;二是资历上加以限制,即只有担任过党和国家领导人,或1942年以前入党并担任过省委书记或部长职务的同志,才能进入中顾委。省级顾委也应该参照上述精神作出相应规定。市以下顾委,应该考虑十三大后全部撤销。

关于十三大的代表“比例”问题,大家的意见是,十三大代表名额已经下达,似不宜变动。但考虑到各选举单位尚未召开党代表大会或代表会议,建议尽快拟定一个选举规则下发,着重考虑:除各自治区选出少数民族代表的比例应具体落实外,一律不再“戴帽”下达到选举单位;实行差额报批,差额选举。

十三大的中委选举方式,会上有三种意见。一是由大会主席团与各代表团协商提出差额候选人,经主席团通过,实行差额选举;二是实行差额的条件尚不具备,仍实行等额选举;三是考虑到差额选举对健全党内民主好处甚多,十三大就应有所改革,建议各代表团预选本团中委候选人时实行差额,但在大会选举中实行等额选举。对这三种意见,多数人倾向第一种(即差额报批,差额选举)。

另外,这次会还议到了十三大恢复代表常任制问题、组织大会发言问题、修改党章问题等。

1月6日上午、1月7日下午,政改办又开了两次会,继续讨论了十三大的改革问题。经过数次讨论、修改,十三大改革问题的“补充汇报提纲”基本成型。

然而,就在这个提纲还未及定稿之时,高层政治格局发生重大变化,耀邦被迫辞职,赵紫阳被推到了代理总书记的岗位。中央的工作大都被纳入了反自由化的步调。赵紫阳开始忙于给反自由化划框框,防止扩大化。

反自由化的风潮很快也波及到了政改办。大家不得不拿出一部分精力,传达,讨论有关文件,进行工作检讨。此后,又很快到了春节放假。当大家的心思重新回到十三大的改革问题上来的时候,时间已经到了1987年的2月初。

2月4日下午,中央政治体制改革研讨小组第二次会议的后半段,在中南海继续举行。参加者除赵紫阳等中央研讨小组五位成员及办公室人员外,邓力群、高扬仍然列席。鲍彤代表办公室汇报了关于十三大上的几项改革设想和建议。赵紫阳和其他与会人员还是在汇报过程中开始议论。

在鲍彤汇报到有关中央书记处问题时,赵紫阳说,现在书记处实际上是决策机关。党章讲是的处理日常工作的机关。将来,大问题留在政治局定,至少一个月开一次政治局会 (原来不定期,每年大致3-4次)。现在的书记处就可能成为管理日常党务工作的机关,是政治局的日常办事机构了。这是个设想。各方面的主要领导同志都参加到政治局里,不一定在书记处。书记处成员也不兼政府工作。一个政治局会议,一个常委会议,定大事,书记处管日常党务、意识形态、思想工作,政治局委员参加书记处的就可以大大减少,书记处的人数也可以大大减少 (当时是11人)。中央全会闭幕期间,代表全会、执行全会决定的是政治局及其常委,政治局不必那么多人,列席的也不必那么多 (列席人员不定,每次根据不同议题确定。)。赵紫阳还说,可以考虑书记处设两三人或者三四人,或者设秘书长、副秘书长。书记处对常委负责,常委对政治局负责,政治局对全会负责。现在最常务的机关是书记处,恐怕这得改。薄一波说,不改不顺,非改不可。

在鲍彤谈到理顺全会、政治局、常委、书记处的关系时,赵紫阳说,要体现全会的领导作用,包括每一个中委的作用,现在我们这点体现不出来。现在是开工作会议多,很难体现全会闭幕期间政治局及其常委会对全会负责的精神。赵紫阳又说,中央全会也有个很大的矛盾,十三大中央委员 (十二大中央委员为210人)要做到减少很多,也有相当难度。人多了开会确实有困难,但人能少得了吗?这是个实际问题,候补委员(十二大为138人)大量减少,我赞成。候补就是等着补嘛。

薄一波说,十三大就要把关系理顺,很不容易。现在与十一大、十二大的时候不同,人都老了,这一次要换。要使国际上看到我们是真正废除终身制。要退,或者半退,但有个问题是老的新的接不上,新人要选得准,中委太少了不行。赵紫阳说,中央委员从210人能减到150人,减下四分之一就是很大的进步了,候补中委最高50人,正式加候补200人左右,可以考虑这个方案。可以早一点提出来,先提到一波同志那里(中央人事小组),再提到政治局议一议。

谈到党的领导机关年轻化问题时,薄一波还转达了邓小平的意见:今天小平同志讲,中委不能照顾,非选好不行。必须有50岁的、40岁的`,甚至更小一点的。40至50岁之间的更多一些。50岁以上的,要退50%以上。补上的,必须是年轻的。

关于纪律检查委员会,赵紫阳说,可以肯定,不能搞一个与中央平行的机关。中纪委委员起什么作用,讨论案子吗(当时中纪委和现在一样是党政不分的,主要管查案)?薄一波也说,如果真正上了轨道,有两高、监察部、审计署,纪委的职责究竟是干什么?赵紫阳强调,首先是要明确在党政分开与法治的新情况下,中纪委的工作范围是什么,程序是什么?人数在薄老那里研究了,七八十个也可以,主要问题是职责范围,党的纪检部门与两院、监察部门等要分开。要研究工作范围和机构设置的问题,还有工作程序。赵紫阳问,现在每个部都有纪检组,怎么办?邓力群插话说:绝大多数人主张取消。

鲍彤重点汇报了中委选举问题。当谈到差额候选人提名方式时,赵紫阳说,这个问题已经解决了 (在一个月前会议的上半段时,研讨小组已经一致同意,候选人实行差额报批),就是在笼子里有选择余地。当谈到中央领导的提名方式时,赵紫阳说,我有一个根本的想法,既不划分选区,又不搞竞选,那为什么要把中央领导人分到下面去提候选人呢 (前几届党代会选会议代表时,中央政治局成员都要分配到各地去“选”,实际是指令性的)?干脆由上届中委提出候选名单不就行了吗?比如把我分到四川,我又不到那里竞选,这有什么意义?如果搞竞选,那干脆划分选区。赵紫阳建议,可以规定,上届中委和候补中委名正言顺是下届的当然代表。他强调,凡是需要保证的,就用别的办法保证。选举的就要真正体现选举人的意志,不要混在一起。现在这种选举,大家都明白是形式,青年人不满意就闹事 (指1986年底的学潮)。

赵紫阳最后归纳大家意见说,中委选举,在中央工作的同志,由主席团提出候选人,本团提出的中委候选人则只限制在本团工作的人。加在一起,成为整个候选人名单 (此前中央领导人也要分配到各代表团提名,实际也是指令性的)。这一次十三大只解决这个问题,不解决上届中委是不是当然代表的问题,将来可以研究。上面的候选人尽量不要往下分,这可以作为一条原则。

这天的会议除了十三大的议题,赵紫阳还特别谈到了扩大社会民主的问题。他提出,究竟能扎扎实实的干点什么事,来扩大社会主义民主?还有一个提法,苏联东欧把群众参加管理叫自治,我们提社会主义民主。是不是也用“自治”这个词?要研究。我们要积极扩大社会主义民主,人民要求民主是一个潮流,我们要在尽可能的条件下给以满足。这方面究竟能够做些什么事?总的指导思想是基层民主非扩大不可。我们要有两手,否则基层一些干部就要压制民主,好像所有正当要求都是“资产阶级自由化”。将来在十三大报告中,要有相当的篇幅来讲社会主义民主的条件,怎么搞,在哪些方面要做些什么事。

赵紫阳提出,与此有联系的,是工会问题要好好研究。工厂里,政治工作靠党委一个渠道不行,工会也要发挥作用。工会不能总和本单位的党一致。批判工团主义使我们失去了一个联系群众的纽带,工会成了党的工作部门,是一个很大的问题,还有学校的学生会问题也是这样。党包揽一切看起来好办事,实际上办不到,也对党不利。党政工团各司其职,大方向上一致,相互之间有点矛盾,我看好。有许多利益要协调,绝对一致,群众有意见。完全没有一点矛盾,不一定是好事。

赵紫阳进一步阐述了基层民主的重要性,他说,建设社会主义高度民主是个大目标,要把基层民主,人民自己管理自己的问题,特别是在城市提到议事日程上来。(鲍彤插话:一头一脚,一个是党内,一个是基层。)薄一波说,我赞成。我们党在基层,不大注意维护工人的利益,脱离了群众。我同意紫阳的意见,在工厂里工会就是要维护工人利益,就是要为工人说点话。学校里学生会要代表学生利益,只讲官话不行。

赵紫阳又说,现在基层里确实矛盾很多。现在人民对我们党的意见这么多,一是“自由化”的影响,另外基层确实有一些很不象话的事受不到监督,自己监督自己是很困难的。过去是党委最高,无人监督。现在是厂长负责,也有这个问题,人民受压抑。过去注意的主要目标是敌人,现在主要是领导与被领导之间的问题。许多事处理不公,人民不满意,还没个说话的地方。光搞上访不行,要从组织制度上解决。

最后,赵紫阳还补上一句:反“自由化”,有一个问题,我们不是从此不讲民主、不讲自由了。这点要说清楚。薄一波补充说,两方面都要讲清楚。会后,赵紫阳委托鲍彤和办公室按照会议讨论的意见,起草了《中央政治体制改革研讨小组向常委的第二次报告》。2月13日,报告稿经过赵紫阳审阅后,以研讨小组五位成员的名义,报送给了中央常委。在10个月以后的中共十三大上,这次会议提出的党内高层政治生活走向制度化的意见,除中纪委的党政分开问题、驻国务院各部的纪检组撤销问题等,多数被采纳。

赵紫阳:共产党必须搞民主

1986年11月的中央政改研讨小组第一次会议以后,各个专题研讨小组陆续建立,并迅速开始工作,标志着政治体制改革的研讨工作进入第二阶段。中央政改办和各专题组保持了经常性的联络、协调和互动。就在那段反“资产阶级自由化”最高潮的日子里,专题小组的研讨报告陆续成型。赵紫阳主持的中央政治体制改革研讨小组从1987年2月中旬的第三次会议开始,在此后四个多月的时间里连续五次举行会议,听取专题小组的汇报,对各个专题报告发表了意见,为已经开始起草的《政治体制改革总体设想》的形成奠定了基础。笔者将择其要介绍给读者。首先要说的,是党政分开专题。

党政分开,是政治体制改革研讨中的“重中之重”,这一点,仅从党政分开专题组的三位负责人的配置上就可看得出来。按照研讨小组的建议,党政分开专题组,由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温家宝、国务院秘书长陈俊生、全国人大常委会秘书长王汉斌等中央三大机关的秘书长负责,温家宝牵头,这在所有专题组的负责人中职务也是最高的。

12月4日,党政分开专题组正式成立,其办公室的研究人员,初期由中办、国办、全国人大办公厅各抽调二人,中组部一人参加。并抽调了若干省级干部加入。随后,研讨工作正式展开。和中央政改办一样,他们的研讨工作也采取收集阅读资料、开座谈会、内部研讨等方式进行。因为中央研讨小组将他们的汇报排在了最前面,所以,他们的工作也抓得最紧。中央政改办派出了李丹钢、迟福林两人担任党政分开专题组的联络员,参与他们的一些活动,保持与专题组的经常性联系。

12月7日上午,在中南海南区152栋的大会议室,党政分开专题组召开大中城市书记、市长座谈会。参加座谈的有南京、武汉、江门、丹东、兰州、常州、沈阳、青岛等城市的书记或市长。中央政改办的有关人员也参加了会议。专题小组负责人陈俊生主持座谈。在发言中,许多人都谈到了党政不分对政府工作带来的多方面影响,建议中央下决心解决。丹东市长郑平提出问题:人大是最高权力机关,党中央是最高决策机关,这个矛盾怎么解决?他建议,中央政治局成员都应该到人大,政府去任职,把权力和决策统一起来。

1986年12月9日下午,中央政改办以“各专题研讨小组工作情况介绍”为题,举行了例会,由党政分开专题的联系人李丹钢、迟福林介绍了该专题的进展情况,并转达了专题组提出的若干问题。12月12日下午、13日上午、16日下午,政改办连续举行例会,讨论党政分开问题。在大家发言之后,鲍彤再次就这个问题进行了重点发言。经过这几次讨论,党政分开这个问题,思路基本上清楚了。

在专题研讨小组的努力和中央政改办的协助下,党政分开专题研讨小组的研讨报告在短短一个月的时间里就基本成型。1987年2月14日上午,中央政治体制改革研讨小组举行了第三次会议 ,听取党政分开专题组的汇报。汇报仍然在中南海北区国务院第二会议室进行,出席的人员有中央研讨小组的赵紫阳、薄一波、胡启立、田纪云。特邀胡乔木、邓力群、高扬列席。党政分开专题组温家宝、陈俊生、王汉斌及专题组办公室部分研究人员、其他专题小组负责人、中央政改办鲍彤和多数研究人员也参加了会议。

汇报由党政分开专题研讨小组负责人温家宝进行。汇报一开始,他就开宗明义,强调说:专题研讨的指导思想,一是邓小平所说的加强党的领导、改善党的领导,因此要实行党政分开;二是赵紫阳所说的要划分职责;三是目标:两个有利于,即有利于长治久安,有利于现代化建设。

根据温家宝在汇报的进度和内容,赵紫阳和研讨小组成员不断插话,发表意见。

当温家宝谈到党与人大关系的时候,赵紫阳以福建省龙岩市的选举问题为例发表了大段的意见。赵紫阳介绍这个例子说,龙岩市连续三届由上级党委提出的市长候选人,人大都没有通过。第一届是从外边派来的,来了四天就选,结果没选上,当选的是当地的法院院长,他当选不久就被调走。第二次上边派来的候选人仍然没有当选,原来的一个副市长当选了,后来又被调任地委统战部副部长,第三次又是类似情况。赵紫阳评论说,这里表面上看倒是尊重选举,可是你有选的权力,我有调的权力。这样的随便调人参加选举,选举很难进行,又不竞选,不认识的人很难投这一票。又让人家选举,又让人家只能选一个不认识的人,这不是嘲笑吗?赵紫阳认为,我看二者必居其一,要选举就不能总搞干部交流。交流、回避是封建社会的办法。现在是80年代了,为了解决裙带关系又用交流的办法,从表面上看这是个办法,但终究不是科学的办法、长期实行下去的办法。这是经验的办法,还是从旧仓库里拿出来的办法?

赵紫阳强调,最根本的还是要靠群众的民主监督。本地人就不能监督了吗?调了地方也还会搞裙带关系。最根本的还是要靠加强社会监督和民主监督,这些不搞起来,其他办法都不行,整风也整不好。没有自下而上的监督不行,社会监督与民主才是解决问题的根本。赵紫阳又说,刘宾雁(著名作家,在反自由化中受到批判,被邓小平点名开除党籍)是有问题,但是他也揭露了基层的许多矛盾。我们也得有个办法,没有监督和法律保障不行。   

后来,赵紫阳再一次提起龙岩的例子,他说,代表自己选出来三届市长执政都不错,相当有政绩。党员不选党委提名的候选人,这合不合乎党章暂且不说,我们要冷静理智的分析一下教训是什么?政改办研究研究看,能给我们改革一些什么启发?

赵紫阳说,今年的科大事件(指引发1986年底全国性学潮的长沙中国科技大学学生抗议基层选举作假导致学生罢课的事件),选举是导火线。赵紫阳强调,人民中间,特别是有知识有文化的人越来越多,他们不是简单的要求有饭吃就行,还要求当主人翁参加国家大事,对此应当能满足的就要满足。我们社会主义国家的人民感觉到社会主义不如资本主义民主,这终究是一个我们要解决的问题,一百年也要回答。人类社会的民主应该是越来越发展,一些条件不具备我们可以说清楚,但绝不能让人感觉到共产党害怕民主,不敢讲民主。

在温家宝汇报到“党对人大的领导,应通过人大中的党组织和党员活动来实现”时,赵紫阳问,干部问题你们有什么看法?这是人大改革中一个很迫切的问题。党委决定提名,但通不过,一些老干部在那里当对立面,于是就搞预选。可是大家都学乖了,预选的时候通过了,正式选举的时候就不投赞成票。为此,赵紫阳建议:从省一级起,选举就搞差额,人大主任副主任、省长副省长放手选举有什么不可以?没什么了不起,我们考察过的干部,倪献策(原江西省省长,1986年7月因腐败与徇私舞弊被省人大罢免,后被判刑)这种人不也是有的吗?谁也不敢完全保险。省长提名组阁时,我看可以提名三次,可以三个人都是批准的候选人,放手选去,省长、市长、书记都可以是这个办法。要真正搞点民主,不搞点民主不行,我看没有危险。三个人你都考察过了,三种类型,让代表公决去嘛,从全国的总体上看无碍大局。全国工作主要是看政策正确不正确,具体谁干没有什么大区别。要相信我们的同志,这样群众就不会有意见了。什么都要制度化,最后我们要搞细则,都是原则的话不行。这样的细则非执行不可,打官司也清楚。

赵紫阳在谈到人大党团的作用时说,人代会开会时,党员代表在人代会中占压倒多数,因此人大问题实质上是共产党内的问题。共产党执政组成了政府,议会党团的责任就是保证通过政府的议案。资本主义国家也是这样。那么在人大中的共产党员可不可以行使他的权利,按个人意志投票,投反对票?我们是在人数上是压倒多数,如果完全按照党的意见办事,人代会则毫无民主可言,这不行。

赵紫阳认为,解决这个问题,要从中国的实际情况出发。要规定哪些议案可以随便投票,按自己的意志选举,哪些必须服从党的意志。我们想要人大不是橡皮图章,就要解决这个问题。说来说去只有原则不行,得有具体办法。

然后赵紫阳又谈到人大代表的议政能力问题,认为什么是议政能力要加以解释,标准是什么?人大代表中工人、农民、知识分子都要有一些,我国工人那么多,农民那么多,没有人代表他们说话不行。

在温家宝汇报到“我们不能照搬资本主义国家的三权鼎立”的时候,赵紫阳说,话不能这么讲,但问题实际上是这样的。人大当然要监督政府,但是政府也要在宪法和法律的范围内活动,受法律的保护,不能损害,各有各的权。我们人大是最高权力机关,不像美国国会是立法机关,他是司法行政三权分立,可以互相牵制,总统的决定两院可以否决,国会的议案总统也可以否决。也有的国家有别的办法,比如解散国会,辛亥革命后国会制也是这样的。我们从苏联搬来了一元化,叫最高权力机关(来自马克思根据巴黎公社经验,提出的无产阶级政权“议行合一”原则)。现在真正要人大起作用的时候就有了问题,界限必须要划清楚。在人大工作的同志首先要弄清楚。人大主要是法律监督,彭真同志讲主要是宪法法律监督,这话讲的很好,不是日常事事干预的监督,不能干预日常事务。

温家宝在汇报中提出,实行党政分开要正确处理党和群众团体的关系。这时赵紫阳说,特别是工会。他要求政改办清理一下有关工团主义的问题,又问邓力群可不可以主持这方面的研究,邓力群摇头。又转而问高扬有没有兴趣,高阳也说没有。这时胡乔木插话说还有妇女团体等等许多不同利益需要协调,党在其中起什么作用?要搞清楚。比如说妇联要求男女平等,没有组织的群体也有独立的利益要求。

赵紫阳说,理顺群众组织的关系问题有两个方面,一是比如工会要代表工人的具体利益。说总体利益一致,但工人也有具体利益,是总体利益的一部分。只考虑总体利益,不一定具体利益都能够协调处理的很好。城市里边大量的具体体制改革要靠工人,工会既要积极支持改革,又要积极维护工人的利益,包括其长远利益及眼前利益。他强调,工会是办工人事情的组织,工人的事情一定要由工会办。再一个,工会有监督干部的作用。不是说职代会、工会是权力机关,但是它可以监督厂长,提出批评意见,其不接受可以向上报告。他说,基层的毛病暴露一下也有好处。小脓包不出脓就要汇集起来,没有小乱就会有大乱,要有安全阀分散一下。现在看起来是一个声音,领导认为天下太平,其实压制了许多矛盾,基层黑暗的势力相当多,不讲道理的事很多,群众有话无处说,说了也解决不了问题。要解决根本还要靠基层监督,基层民主,包括刚才讲的选举。

赵紫阳进一步指出,我们搞党政分开、理顺关系,最终都是要搞民主化,总的目标是民主化。一方面四个坚持要旗帜鲜明,一方面要创造一种每个单位、每个人都有其尊严的环境,有气也有地方去讲,讲不正确的也可以讲。基层工会对厂长不能撤职,但是可以投不信任票,一个机关对领导全体投不信任票,那就非改组不可。

赵紫阳又说,工会直属本单位党委领导这不行。工会有工会的系统,本单位工会不是绝对受厂党委领导。如果那样工会就不可能发表不同意见了。不是要搞工会党,但既然工会是一个社会组织,既然它有它的上下联系,就不能受方块党(指本单位的党组织)的直接领导。其他组织当然也很重要,但特别是工会。工会的工作如果做不好,不把工人团结在自己周围,一旦发生矛盾没有第二个纽带,就是波兰的结果(工人组织独立的团结工会)。(鲍彤插话,简单介绍了1951年时批立三路线的情况,说我们的工会比资本主义国家的工会作用差,比东欧国家的也差。)赵紫阳说,这个非改不可。

赵紫阳认为,我们党的领导太绝对化。全国是党执政,这没有问题。但每一个单位都是大大小小的党委书记执政,是绝对权威,一个单位一个太上皇,书记专政,这不行。他认为,要解决压制人民积极性的各种问题,从根本上说要搞直接民主,当然还要逐步实行。要理一下思想,定几条制度。十三大报告要讲这个问题,中国的民主化怎么搞,要比苏联搞得具体。

在温家宝汇报之后,中央党校副校长陈维仁也就党政分开问题汇报了党校的研究成果。

汇报结束之后,赵紫阳说,如果温家宝这个汇报大体上还可以的话,那么就要搞点实施的措施,光这个还是空的。党政分开上头要分,基层要分,中间可以晚一些。

赵紫阳再次叮嘱研究人员,不要公开宣传,这些问题很敏感,一发文章国内国外都要议论,参加研讨工作的同志第一不得向外泄露,第二不得写文章,不要造舆论。开会发表意见,开完就完了。从提出初步设想到定下来,再加上确定实施步骤、实施细则,时间会很长。没有细则光讲原则就乱套了。我们搞的是研讨小组,是研究和讨论。传输的信息如果不准确,群众以为会那样,结果没有那样会失望的。薄一波最后也强调,无论如何不能造舆论,不能泄密,会写文章的同志不能写文章,国内国外都不能发。要定一条纪律。政治体制改革的蓝图基本上要在十三大拿出来,不能在十三大前就泄露出去。

这次会议,名义上是讨论党政分开的专题汇报,但赵紫阳和研讨小组其他领导人在会议中所议论的问题,却大都与发展社会主义民主问题有关。其中的主要原因,一是因为在研讨小组前面两次会议中,党政分开问题已经得到了较为充分的讨论,中央研讨小组的意见已经大都反映在专题组的研讨报告中了;二是因为党政分开专题组的这个汇报,主要问题都已经讲得很清楚,得到了赵紫阳和研讨小组的基本认可。

这次会议的情况,没有再同前两次会议一样以中央政改研讨小组名义,向中央常委写出报告,而是由中央政改办整理了一个“研讨小组第三次会议纪要”,发在了上送范围较大的内刊《研讨情况》上,以非正式的方式,开始向更多的中央高层领导人“下毛毛雨”。

党内民主要从中央做起

党内民主,历来是中国共产党所一再宣称的党内政治生活的基本原则。但是中共建党以后的半个多世纪里,党内的民主生活却很少正常过(所谓正常指符合党章规定)。到了文革时期,毛泽东的个人崇拜发展到了极端,党内的正常组织生活秩序被破坏殆尽,党章几乎成了一纸空文。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党内生活秩序开始得到恢复,但实际情况按照党章、党内政治生活十二条准则(全称《关于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是中共在总结毛泽东时期党内民主生活遭破坏的历史教训基础上,为保证党内民主生活正常化、规范化而制定的党规性文件,1980年2月中共十一届五中全会通过)规定的要求却仍然相去甚远(当然,十二大党章中也仍有许多需要修改完善之处)。1986年10月,由赵紫阳主持的政治体制改革研讨开始以后,党内政治生活民主化问题,就顺理成章地成为政治改革所要解决的重要专题之一。

党内民主专题,全称是“党内民主和党的组织专题”。要搞好这个专题的研究,需要有一个熟悉党内高层情况、党务工作经验丰富而又富有改革意识的人来主持。在研讨小组第一次会议上,赵紫阳点名由中央政改办的负责人之一,中共中央办公厅副主任周杰担任这个专题研讨小组的负责人。周曾经长期在胡耀邦直接领导下工作,为人谦和,作风慎密,是主持这项工作的合适人选。

1986年11月25日,由周杰主持的党内民主专题小组办公室正式开张,该小组初期有8人。小组以对外委托课题、对内开座谈会、收集资料、阅读文件等方式进行了积极的工作。中央政改办派出的专题小组联络员陈小鲁、黄海也经常参加他们的活动。

就在党内民主专题研讨小组的工作刚刚开展不久,1987年1月,党内元老以“反自由化不力”为名,采用非正常方式迫使中央总书记胡耀邦辞职。这一事件的发生,和其后“反资产阶级自由化”浪潮的高压,无疑给以推进党内政治生活民主化、正常化为目标的这项专题研讨带来了诸多方面的困惑和困难。但专题研讨仍然在艰难中进行着。

1987年2月6日下午,中央政改办举行“党内民主专题汇报会”,政改办和专题小组办公室的全体研究人员到会。会上,周杰将专题小组成立后两个多月来的工作情况作了介绍,并重点讲解了专题组已经形成的汇报提纲初稿,向政改办的研究人员征求意见。就在前不久,中央研讨小组举行的第二次会议上,赵紫阳和研讨小组其他成员已经重点就党内民主、十三大的改革等方面的问题发表了大量的意见。这些意见,专题小组的提纲大都已经吸收了进来。在周杰介绍提纲稿,及大家发表了意见之后,鲍彤对这个提纲也谈了自己的看法。

鲍彤很清楚当时来自党内左派们的压力,知道说话稍有不慎就可能被扣上“自由化”的帽子。但是他仍然有针对性地就党内民主问题谈了六点意见:

第一,对党的最高领导人也应该建立监督制度。应该规定,不能模范地执行民主集中制的人不能担任党的书记,缺乏公道、正派、守纪律品德的人不能担任书记。应该对党的高级领导人建立起监督制度。现在的稿子中缺少一个对这个问题的归纳,如果中央领导同志同意,应该考虑建立哪些制度,建议这些制度由谁来搞。

第二,中央委员会的作用。中央全会一年开一次,恐怕不行。中委应该懂得如何监督,如何集中全党的意志,如何处理全党全国最重要的问题。

第三,保障党员的民主权利问题。是否可以考虑单独作为一个专题。我赞成八大党章中的提法,剥夺党员权利就是违反党章。要建立畅通的党员反映意见的渠道。基层党代会应该讨论本地区群众的要求、情绪、意见。这种会议同工作会议不同,不是上下级关系,而应该是民主的,党委要听党代会代表的。

第四,干部的民主管理问题,还不大明确,应该具体化。第一步是不是先做到真正的民主选举。监督怎么搞,也要有点具体办法。

第五,要有明确的具体步骤。不要从党章修改不修改的角度来考虑,而要按照迫切性和条件成熟程度来考虑。中央、基层,一头一脚,还有干部调整等等。

第六,要着眼于全党积极性的发挥。最终可否讲要形成一个“团结民主”的局面,或是“团结和谐”的局面。紫阳曾经问我,哪种概括更好,我向他提了“民主团结稳定和谐”八个字。

在中央政改办和专题小组的共同努力下,党内民主专题的汇报提纲终于成型。1987年3月28日下午,中央政治体制改革研讨小组第四次会议在中南海举行,听取党内民主专题研讨小组汇报。出席会议的有中央研讨小组赵紫阳、胡启立、彭冲等3人,田纪云、薄一波请假。会议特邀胡乔木、高扬(时任中央党校校长)二人参加。其他参加者有党内民主专题小组周杰等9人,其他专题小组负责人温家宝等7人,中央政改办鲍彤等23人。

周杰在会上就党内民主的专题研讨做了汇报。

在周杰汇报到党内民主也要抓两头时(所谓“抓两头”,是指党内民主生活正常化也要从中央和基层两方面做起),赵紫阳说,党政分开现在是讲抓两头,这个是有道理的。党内民主是不是也是这样?说中间可以缓一点,根据是什么?中央和基层民主问题抓两头,理由如何?民主问题我们说过中央和基层吗?

胡乔木说,关键是中央,中央搞好了基层就好办了,这个问题可以再议一下。

赵紫阳接着说,还有一个问题,前一段有同志不太赞成民主集中制这个说法,是什么意见?毛主席说过的民主集中制,民主是手段,集中是目的,这要斟酌。和我们现在说的民主是不是一样?胡乔木回答道,有同志说民主中就已经有少数服从多数的意思,但它不能成为一个组织原则。赵紫阳似乎对这个回答不满意。再问了一句,有的同志不赞成提民主集中制意思是什么呢?鲍彤回答说,就是说民主本身就有了集中的意思不必再提集中。赵紫阳说,资产阶级民主也是少数服从多数嘛。集中指导下的民主,这个说法似乎不妥当,是不是还要这样提?好像事先划了这么一个框框,是不是不用这个意思,可以再研究一下。从过去的理解,是上面先定了,然后再通过一下民主形式。这是个问题。

当周杰汇报中建议撤销市县一级党委常委会时,赵紫阳问,说全委会(按照中共党章规定,各级地方党代会选举产生同级党的“全体委员会”即全委会,全委会产生“常务委员会”即常委会)是决策机构,全会闭会期间会不会书记一个人说了算?当然这说的是地方党委。鲍彤回答说,所以考虑到加强配套,一是取消常委一级;二是减少全委会人数,三是加强议事制度。赵紫阳说你一个月开一次会也是加强了书记的作用,全会要增加次数。高扬补充说,全委会开的少会出现个人说了算。不一定是第一把手说了算,一两个书记就搞坏了。

赵紫阳接着说,有些事不能一下子理清,全委会闭幕期间还是要有个集体领导机构,但注意不要影响全会的决策作用,否则就变成加强书记的作用了。从实际出发,一是要加强全委会,二是要限制书记个人权力,三是加强常委作用。第一步这样可能好一些,不然全委会不能经常开,势必造成书记说了算。

高扬插话说,我个人看书记可以减少,一正一副或者两副就可以,这样碰头会就可以减少。(在当时体制下,地方党委大都有多名副书记,有时遇有重大问题,甚至不召开常委会,几个正副书记开个小会就定了,这种会就叫做“书记碰头会”。这种决策方式违反中共党章。)赵紫阳说,可以不搞副书记,省里大事提到常委会议定,要加强常委会和全委会的作用。取消常委现在看时机不成熟,严格来说只能减少一个层次,这就是书记碰头会。

赵紫阳还建议省长、市长不要当党委副书记,党委的副书记是专职协助书记搞日常党务工作。要形成这样一种体制,常委会集体领导集体决策,党的日常工作书记来管,政府日常工作省长来管。他说,关于撤销常委会,上次(指研讨小组第二次会议)议的时候认为可以,现在看来实际上可能不可行。

当周杰汇报到关于纪委的职能问题时,赵紫阳问,不正之风属于党纪还是属于政纪呢?党纪由党管,政纪由政府管,这个问题怎么分才好?以权谋私是党纪管还是政纪管?一个区长以权谋私是监察部门处理还是纪委处理?他说,尚昆同志曾经提过多次,什么是党风,党风不正指的是什么?赵紫阳认为,我们现在基本上是以党纪代替了政纪。高扬插话说,我们是党专政,不犯党纪,犯了别的没大事。赵紫阳说,也有些事违反了法纪,但是不犯党纪,如走火打死个人。他认为应当先搞法纪政纪问题,再从党纪上考虑。鲍彤补充说,应该是法、政、党这样的顺序处理为好。这就理顺了。

赵紫阳又问,什么是党的纪律?鲍彤回答:违反党章与党的决议。赵紫阳说,党的纪律是不执政时期传下来的。有些在党执政之后可以不归入党纪,纯粹的党纪就是党纲、党章、党的决议。什么样的情况做党纪处理?标准主要是党章,党的决议。鲍彤补充说,侵犯党员民主权利也是这样。

汇报在最后提出了修改党章的问题。自政治体制改革研讨开始以来,几次会议上研究的问题在多处涉及到现有党章,需要考虑在十三大上修改。赵紫阳要求搜集一下自政改研讨以来有多少问题涉及党章,可以一并考虑。有哪些事要由中央常委决策,这个问题也没有定。

赵紫阳建议,党章修改问题由中办、中组部来搞。中办牵头组织几个人。这样,十三大筹备工作,人事一个组,政治报告一个组,这个问题(指修改党章)一个组。修改党章也算十三大筹备工作的一项。然后他问胡启立行不行?胡启立说可以。赵紫阳又问中央办公厅正、副主任温家宝和周杰,二人都点头同意。

在专题报告汇报完之后,周杰就专题组代中央起草的《中央政治局、常委、书记处工作规则》接着做了汇报。在汇报中,赵紫阳插话说,政治局委员只有在分管范围内的临机处置权。除此之外,要严格区分个人意见与代表组织的意见。个人意见不是指示,是建议。现在是一提建议下面就要办,这要区分清楚是个人建议还是组织建议,个人建议不必事事照办。胡启立也说,要想办法解决中央的同志下去之后能够了解真实情况的问题,而不是前呼后拥发指示,不能一说话就是指示,要解决这个问题。曾任河北省委书记的高扬抱怨说,耀邦同志到河北就是这样,很多指示。赵紫阳说,地方党组织确实也有难题,如果你不传达,也许有人就会说,你怎么扣压总书记的指示?

在汇报到有关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会议的规定时,赵紫阳说,能不能区分一下,哪些事情常委会可以决定,哪些则要报告政治局,如果事事都要报告政治局就要讨论两次。实质性的问题是常委会处理什么问题。他建议说,能不能这样划分,常委决定日常问题,政治局决定重大问题。(实际上,中共高层在什么是重大问题,什么是日常问题上,从来就没有明确划分过,也很难划分,往往是根据主要领导人的意见确定。)书记处是政治局的办事机构,常委会是处理日常工作的重大问题,而政治局是重大方针、重大决策。

胡乔木插话认为,没有必须划清这个界限。赵紫阳说,不划完全没有可以遵循的恐怕不行,要完全划清也难办。我们现在有些同志没规定要求有,有了又觉得很难办,我看还是得有个规定。不适合可以调整,我们搞制度化,没有程序怎么制度化?我们的法律规定许多都是原则,恐怕还是要有具体规定。多年来党内不愿意搞具体规定,延安时代就有规定。当然没有完全按规定办,1957年以后就什么也没有了。

胡乔木仍然坚持说规定是没有用的,赵紫阳说得有个规定,胡乔木说许多人是习惯法,美国的副总统有没有权就是习惯,搞规定没有意思。这时候,鲍彤插话说,大的界限还是要有个规定,重大问题经过政治局,而政治局授权常委,就日常重大的问题由常委会讨论。

赵紫阳给他与胡乔木之间的这场争论作了个结论,他说,美国总统也要受一些法律制约,总的讲是互相制约。任何条文中都有个制约的问题。我们常常批评繁文缛节,但这些东西完全没有也可能出问题,也可能发生很大的问题。我们还是要做些规定,但不能完全靠这个东西,人的作用和法制也得相结合。有了好的规定也不能完全解决问题但是要有个起码的规定。这里有法治和人治的问题,先有法,人再去发挥作用。

赵紫阳接着说,政治局不能讲闭会期间,随时可以开会还闭什么会?(按照中共十二大党章规定,中央全会每年至少召开一次,在全会闭会期间由政治局及其党委会行使中央委员会职权。但党章对政治局会议多长时间召开一次没有规定。赵在这里是明确反对汇报提纲中“政治局会议闭会期间,由常委代行政治局职权”的说法,认为政治局随时可以开会,主张将党内重大问题的决策权归之于政治局。)常委决定问题有些需要通报政治局,有些需要提交政治局,有些可以不报,不要用政治局闭会期间这个词。高扬补充说,常委需要紧急处置一些重大问题。紫阳表示同意,说,可以加上。比如突发的外交事件,你开政治局会来不及,需要紧急处置。日常的工作决策和紧急处置的一些重大问题,常委可以决断,事后要报告政治局。常委会是三种内容,一是自己可以定的事情,一种是定了之后要告诉政治局一下的,一种是定了之后要报告政治局批准。

胡乔木说,政治局要每周开会。赵紫阳说,不大可能,常委要每周开会,是第一线(即处理日常工作和决策)。政治局会议至少每月一次,也可能半个月一次,全会半年一次。常委会叫每周例会。书记处不开会,不实行集体领导,而是首长负责,分工办事。常委是第一线,书记处不开会不发文件。鲍彤说,这个大格局定了就好办了。

赵紫阳说,这基本上等于延安时代和建国初期的建制,总书记等于当时的秘书长,常委则等于当时的书记。在政府工作的人员基本上不当党中央书记,书记中有政治局成员但不多。书记处为常委服务办事,这样较大的变动是书记处。胡乔木说,这是党政分开,不然分不开。赵紫阳说,思想政治工作、党的工作、政府工作都要分开。

赵紫阳最后说,重大的问题在于理顺的关系,而不仅仅是工作规则。这点修改党章也要讲。书记处、政治局、常委都是什么性质?这不仅仅是工作规则问题,而且属于改革党的领导制度的问题。可以写入十三大报告当中,是政治体制的重大改革。关系、性质是重大问题。一经确立就不能再变。有些属于规则的问题,比如会议、纪律、日程等等,这些东西可以再考虑,精简一些。大的问题你们提出来,搞个暂行工作规则。

散会前,赵紫阳还交代鲍彤说,社会民主问题还要进一步研究一下。找个时间谈一谈,言论自由、新闻自由等等怎么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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