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奇的国度:印度随想

作者:姚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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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编者按:受到一个美国的中、印研究项目的邀请,一位中国经济学家有了近距离观察和了解印度的难得机缘。他看到了一个复杂的国度,与中国一样,背负辉煌而沉重的过去,在现代政治经济生活的迷宫中探索着未来。印度的现状“是中国社会的一面镜子,照见了我们的过去、现在和未来。”

(一)

  中国和印度的崛起令全世界兴奋。美国纽约的社会研究新大学校长、著名的民主党人罗伯特·克里筹集到一笔1000万美元的资金,在学校里成立了印度-中国研究所。克里做过州长,也做过联邦参议员,他看到美国弥漫的对中、印崛起的不屑和抵触会伤及美国本身的利益,认为只有了解、研究、交流和对话才是有效应对中、印崛起的态度。

  研究所最重要的活动是开办印中学者项目——选择中、印、美各五名学者组成十五人的团队,开展为期两年的共同研究和对话。我有幸作为中方的五人之一参加了第一届的项目。2006年11-12月,我们在印度访问了两周。访问中,我们不仅和印度学者进行广泛的讨论,而且有机会深入印度基层社会,近距离观察。

  印度是一个非常复杂的社会,众多的民族、语言以及根深蒂固的种姓制度多次让她濒于动乱和分裂的边缘,但民主制度终究没有让印度社会出轨。然而,印度民主制度的另一面却是低效和不负责任,集中表现就是政府的“公地化”——政府被一小撮政客所蚕食,普通百姓的福利却被遗忘。与此相对的,是印度市民社会的发达,其程度远在中国之上。这不能不感谢印度的民主制度,她的宽容给了市民社会巨大的发展空间;在底层社会里,市民社会组织发挥的作用,甚至超过了政府的作用。

  我们习惯认为,中国的事情是复杂的,但是,相比印度,中国的发展轨迹基本上是一条直线,虽然有小的扰动,但方向是确定的。印度则不同,一个人说“好”的东西,肯定有另外十个人说出“不好”的意见。正如缪尔达尔所言,在印度,对、错是没有界线的。

  自1992年实行经济改革之后,印度的经济增长速度直逼中国,2006年更是达到了9%。这个势头看来不会停下来。正如中国一样,印度的经济改革已是离弦之箭,不可逆转。这多少得益于印度对中国增长的觉醒。1990年代以前,没有多少印度人相信中国的经济增长是真实的,而且,那些自认为是贵族的人对中国的态度也是极蔑视的(这正是尼赫鲁当年在中印问题上犯错误的原因之一)。然而,当中国的崛起变成无可辩驳的事实之后,印度人醒悟过来,就连那些抱残守缺的人也不得不放弃所谓的“印度均衡论”,转而支持经济改革。

  但是,即便如此,印度社会超复杂性的特点注定不会让印度的经济增长一帆风顺,争论、彷徨乃至倒退都可能发生。这是一个复杂的社会,一个充满活力和矛盾的社会。以之反观中国,印度是中国社会的一面镜子,照见了我们的过去、现在和未来。
  
  胜利之城

  我们于2006年11月24日凌晨三点多抵达新德里,印度-中国研究所所长、尼泊尔人阿舒克等人已经在候机厅里等候。戴着主人送上的花环,我们向第一个目的地阿格拉驶去,鲜花在黑夜里格外清香。

  阿格拉曾是莫卧儿王朝的首都,最著名的景点当然是泰姬陵。但是,我们首先去看的是胜利之城法塔堡,它是印度历史上和阿育王齐名的国王阿克巴于十六世纪中后期为纪念圣人舍克·萨利姆建造的,这位圣人曾把自己六个月大的儿子作为牺牲献给了神灵,以祈祷国王生子。

  带领我们的导游是一位拥有历史学硕士学位的小伙子。他对印度历史非常了解,故事一个接一个娓娓道来。看得出,他对自己的文化相当自豪。

  他的故事中,我印象最深的,是阿克巴对宗教的宽容。阿克巴的祖先是西征的蒙古人,在征服伊斯兰世界的同时却被同化了,开始信奉伊斯兰教。阿克巴的宽容表现在不歧视和禁止任何一种宗教。他娶了三个王后,一个信印度教,一个信伊斯兰教,一个信基督教,把当时印度流行的宗教都占齐了。他对三位王后一视同仁,还经常邀请不同宗教的名人到皇宫里辩论,以消除宗教之间的误解。

  如果把法塔堡和北京的紫禁城相比,最大的差别,除了建筑材质而外———法塔堡用的是红色的砂岩,紫禁城用的是砖和木材———就在于建筑的布局了。按照我的美国导师的说法,当他从午门进入紫禁城的时候,那些雄伟的建筑让他有一种自觉渺小到要下跪的感觉。法塔堡不会给你这种感觉。尽管从建筑的形式上判断,当时阿克巴的生活一定是极尽奢华,但当你走在大小宫殿之间的时候,你感觉到的不是庄严,而是平易近人。紫禁城之所以威严,是它极具对称性的建筑布局使然;而法塔堡的布局看来似乎是毫无规划的,各个宫殿之间没有必然的联系,选址带有很大的随意性。紫禁城与法塔堡之间的差别,也许正反映了中印两国文化之间的差别:紫禁城表现的是统一和秩序,而法塔堡表现的是多样性和流动的节奏。

  对于印度来说,莫卧儿王朝算是外敌入侵了。但是,如今莫卧儿的文化遗产已经成为印度文化的一部分。实际上,北印度多数的文化古迹,都是莫卧儿王朝时期留下来的。印度人对它们珍爱有加,这一点由他们对泰姬陵的称谓上可见一斑。他们不把泰姬陵称为Taj Mahal,而是亲切地叫它“our Taj”。中国人为逝去的先人建造雄伟的宫殿,欧洲人把逝者的仙骨藏于教堂的地下室,只有印度人为死者建造了泰姬陵这样冰清玉洁的寝宫。泰姬陵的美丽是无法用语言表达的,因为它是萨迦汉国王对妻子矢志不渝的爱。光脚走在泰姬陵宽大的基座上,在晨曦中眺望陵下缓缓流过的亚穆纳河,每个人都会试图想象历史如何造就了印度以及印度文化。

  多数印度学者都对印度文化里的多样性赞赏有加,1998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阿玛蒂亚·森就是其中之一。自1993-1994孟买穆斯林-印度教大骚乱之后,印度政坛和社会充满着宗教原教旨主义的迷雾,以印度教为强大背景的印度人民党在选举中获胜。森对此忧心忡忡,因为这让他想起了童年时代在家乡加尔各答目睹的宗教冲突和歧视对穆斯林造成的迫害。在1990年代中后期,他写了许多反对宗教原教旨主义的文章,并充分挖掘了印度文化中的宽容成分。他的这些文章后来结集出版,书名叫《爱争论的印度人》。

  印度历史上允许争论,甚至女性也可以参加。争论意味着宽容,这是森讨论印度传统文化的核心意旨。在与我们的印度同行的讨论中,我们体会到了印度人爱争论的一面。每次开会,与会的印度学者都踊跃发言;形成对照的是,中国学者多数只听不说。中国人务实,自然让中国获益不浅,但缺少形而上的争论,是否也会让我们失去方向?

  2006年北京论坛召开期间,森作为特邀嘉宾做主题发言。在事前的一次宴会上,我对他说,他的演讲题目“Our Global Civilizations”很好。他纠正说:“不是复数(Civilizations),是单数(Civilization)。”第二天,他的演讲气势磅礴,以精练而不失翔实的史实向与会者阐明,各种文明之间的差异没有我们通常想象的那样大,地球上只有一种文明,那就是“我们的全球文明”。

  和他同时发言的是北大一位泰斗级的学者,他的演讲核心是开放是中华文明兴盛的条件。这个立意很好,老教授也引证了令人信服的论据。但是,临近结束时,他话锋一转,认为物质的全球化是好的,而文化是不可能全球化的。且不论这个观点是否正确,单就逻辑而言,它明显和教授前面的立意矛盾:既然中国只有开放的时候才昌盛,为什么现在却不能开放了呢?教授不也指出,唐代的伟大得益于少数民族和他国文化的传入吗?更让我沮丧的是,会后一位北大学者对森的演讲大加赞赏,但不是因为他的全球文明,而是因为他说印刷术是中国发明的。“让韩国人听听吧!他们总是说印刷术是他们韩国人发明的。”呜呼!

  上帝是公平的。他让中国人勤劳务实,却同时让我们缺少了进行形而上思考的能力;他让印度人欣赏多样性,却同时让他们倾向于裹足不前。多样性既是印度的骄傲,同时也是印度前进的羁绊。这在印度民主的运转过程中表现得淋漓尽致。

(二)

  一方面,我欣赏工厂改造中的民主过程,希望中国的城市改造中也能多听听不同的声音;另一方面,我也深感印度的民主参与走向了另一个极端,就是社会和经济事务的泛政治化以及由此而导致的公共精神的丧失。
  
  一场正在进行的革命

  关于中印对比,国际上一种流行的看法是,印度的民主制度以及更健全的法治环境终究会让印度拥有比中国更多的后劲。一个形象的比喻是,印度就像一条坑坑洼洼的普通公路,但方向是明确的,因此车走得虽然慢些,但不至于出现大的危险。

  但是,对于每一个中国人来说,对印度最大的疑问恐怕也是她的民主制度是如何形成并运转的。此次访印,我们问得最多的是关于印度民主的问题。得到的答案可以归结到两点。其一,民主是将复杂的印度粘合在一起的必然选择;其二,不能以效率的眼光来衡量印度民主的优劣。

  从1948年印度独立时的情形来看,我能理解第一点。自独立以来,虽然也发生过几次大的骚乱,但民主制度毕竟让印度这个巨大的多民族国家维持了统一的局面。这得益于民主制度的一个重要特征,即宽容。人们可以通过各种形式表达自我的意愿,如结社、演讲、示威等等。尽管这些表达未必能够得到意想的结果,但表达本身就已经在很大程度上消弭了潜在的巨大冲突。

  然而,印度民主的危险在于,这种趋势太过强烈,以至于导致政府始终处于无为的状态,说得严重一点儿,就是发生了政府的“公地化”倾向,即一种无人负责的状态。由于这个原因,我始终不能被印度学者的第二点理由所说服。尽管我不认为民主制度一定要促进经济增长,但是,我相信民主制度至少应该造就一个向民众负责任的政府。然而,正是在这一点上,印度民主的表现令人失望。

  从独立之初到1979年英迪拉·甘地遇刺,印度政治是国大党控制下的寡头民主制。尼赫鲁以其在独立运动中所建立起来的巨大声望,得以像君主一样统治印度。按他自己的说法,他是印度“最后一位英国绅士”。在这位“英国绅士”的统治下,印度经历了相对平静的十几年。
  参与我们项目的一位印度学者多次向我们回忆起“庞贝”在1950年代的辉煌。“庞贝”(Bombay)是孟买在殖民时代的旧称,而“孟买”(Mumbai)是当地马哈拉什塔语对这座城市的称谓。为了清除殖民时代的印迹,马哈拉什塔邦在1980年代初将“庞贝”改成“孟买”。但是,对于讲英语的上流社会而言,孟买永远是“庞贝”。这不仅是对一座城市过去的怀念,而且也是对印度社会过去的秩序的怀念。

  尽管贱民在形式上取得了一席之地(其标志是贱民出身的安倍卡博士获得了起草印度宪法的机会),但国大党以及尼赫鲁本人并没有触动种姓制度的意愿。可以说,甘地夫人遇刺之前的印度社会,是一个“各得其所”的社会。但是,1980年代以来,印度社会迅速走向碎片化,各种政治势力纷纷登场;而且,地方政治变得越来越活跃,并有和中央政治分庭抗礼之势。因此,确切地说,印度的民主始于1979年,而不是1948年。
  关于印度与中国体制的对比,我感触最深的是民粹主义政治在印度的泛滥。民粹主义在经济发展的早期可能的确是既妨碍经济增长、又搅乱民主政治的重要因素——当收入较低时,民众的预算约束很紧,政客因此可以通过小恩小惠赢得选票。在印度,政客拉票的一个手段是为贫民窟里的居民提供一些小实惠,比如通电、通水、修厕所之类。这并不是说民众的素质低,而是因为他们太穷,一丁点儿的小恩惠就可以给他们解决很现实的困难。但是,他们能得到的也就仅此而已——政客只会在选举的时候露一次面,其他时候就把他们忘了。
  民粹主义在印度虽然没有像在拉美那样演变成灾难,但其负面影响仍然清晰可见,最主要的表现是,政客们利用民众的利益诉求达到自己的政治目的,而不顾社会整体利益,甚至也不顾他们的政党主张。

  人民党在上次大选中的教训是深刻的。由于2003年经济增长超过7%,形势大好,执政的人民党决定在2004年提前进行大选,希望打国大党和其他左翼政党一个措手不及。但现实和人民党开了一个玩笑,选举结果是国大党获胜,原因在于农村选民对人民党的政策不满,认为经济增长没有惠及他们。国大党组阁之后,为了报答农村选民,很快通过了一个法律,允诺政府为每个人提供工作。这样一个法律,显而易见是无法实施的;它仅仅是迎合选民的一种姿态而已。

  民粹主义不仅成了政客拉票的手段,而且也遮蔽了许多知识分子的眼睛。孟买纺织厂区改造就是其中一例。

  孟买的纺织工业曾经很发达,但自1980年代之后便走向衰落了。孟买坐落在一个狭长的半岛上,用地非常紧张,纺织厂集中的地区恰恰在半岛中部的黄金地带,仅从用地角度来看,迁走这些工厂也是合算的。孟买市政府早在1980年代就开始着手制定计划,搬迁这些工厂,但围绕着搬迁之后工人的安置和土地的使用,争论一直没有停息。

  当地方议会终于在1990年通过法案的时候,工人的安置还是没有得到妥善解决。关于工厂土地的使用,则采用了一个看似非常公平的办法:每个工厂三分之一的土地可以进行商业开发,三分之一用来建平民住宅,三分之一为公共用地。对于工厂主来说,这个方案的可操作性极低,且代价过于昂贵,因此,1990年代没有几家工厂得到改造。到了2000年,孟买市政府悄悄重新阐释了1990年的立法,将原先所说的“工厂土地”定义为“没有建筑物的空地”。这样,只有很少的土地需要用于公共用途。这种偷梁换柱的做法引起工人和社会活动家的极大不满,近年来抗议不断。

  我们和孟买建筑学院的一位教授就此事进行了较深入的交流。她是一位社会活动家。根据她的说法,多数纺织厂主是在殖民时代获得他们的土地的,所付的价格是象征性的,比如一卢比一英亩之类;因此,这些土地都是公共的。再者,纺织厂停产之后,工人的生计没有着落,而政府也没有相应的再就业计划。根据她的说法,多数工厂实际上还是可以盈利的,之所以要关闭这些工厂,完全是因为工厂主追逐土地升值的结果。最后,她还认为,改造计划破坏了这里的工厂生态和社会生活,而它们是值得保护的。

  当天晚上,我们又和一对在美国读过书、回来以后继承了父亲产业的兄弟交流。座谈是在他们正在改造的一个工厂里进行的,他们给出的说法和女教授的说法的差异很大。首先,他们告诉我们,60%的纺织厂主是从他人而不是政府那里购买土地,所付的价格也是市场价。比如,他们正在改造的工厂的土地,是1960年代购得的。其次,多数工厂即使能挣钱,也不如把土地一次性地卖掉划算。孟买的房子非常贵,某些海边的公寓价格达到12万元人民币/平方米,兄弟俩开发的楼盘每平方米也达到8000元人民币。最后,如果继续执行1990年的法案,工厂改造将遥遥无期,而根据法律,只要工厂不倒闭,哪怕不开工,工厂主也必须付给工人工资。多数工厂债务因此滚雪球似的增长,兄弟俩就给他们改造的工厂的工人付了巨额的拖欠工资。

  这个故事让我们讨论了很长时间。一方面,我欣赏工厂改造中的民主过程,希望中国的城市改造中也能多听听不同的声音;另一方面,我也深感印度的民主参与走向了另一个极端,就是社会和经济事务的泛政治化以及由此而导致的公共精神的丧失。可以想见,比1990年法案更好的办法似对整个纺织厂区进行重新规划:“三分之一”规则可以继续遵守,但不是针对每一个工厂的土地,而是针对整个工厂区。比较好的地段的工厂可以全部规划为商业用地,较僻静地段的工厂全部划为平民住宅区,其他地段的工厂划为公共用地。实施这个方案需要各方的协调和妥协,政府的工作量很大;而1990年法案貌似公平,实际上却是损害了所有人的利益。

  由于泛政治化,市场在这里根本不起作用。这是印度民主的一大问题。让我吃惊的是,我们所接触的印度学者——至少那些非经济学者——基本上不考虑这个问题。当我把上述我认为更好的方案说给女教授听时,她强烈反对,理由是,没有理由让工人们住到僻静的地段去,因为那样会剥夺他们的生计。的确,如果政府不解决工人的就业问题,工人们的生计要受到影响。但是,政府为什么就不能这样做呢?在重新规划之后,政府完全可以划出一部分商业用地,用于低层次的商业活动,保障工人的就业,同时保留大部分用于高层次的商业开发。

(三)

  中国走的道路和印度完全不同:印度是先“乱”,而后达到“治”;中国是始于“制”,而后过渡到“治”。我更愿意把中、印都看作民主化过程中的国家,两者采取的道路不同,但目标是相同的,就是保障人民实质自由的民主制度。在这个意义上,中、印都在经历一场“正在进行的革命”
    
  外界对印度的赞赏之一———同时也是对中国的贬低———是印度的法治比中国健全。从政府所掌握的自由裁量权来看,中国政府的活动空间显然远远大于印度政府。从这个意义上说,印度的法治的确好于中国。但是,法治不是一架自动机器,而是要人来执行的。在印度,恰恰是没有执行法治的人和动力机制。印度法院系统严重缺人,全国悬而未决的案件超过150万,有些案件拖上几十年也等不到判决。在平衡和妥协的过程中,政府也失去了执法的动机。因此,就法治的实质性而言,印度并不比中国好多少。

  在我访印期间,刚好赶上对一位现任部长锡布·索伦(Shibu Soren)的审判。索伦曾经是低种姓的英雄,但 1994年因涉嫌杀害他的秘书而被起诉。当时他帮助国大党非法筹备竞选资金,由他的秘书经手操办,预先说好报酬是20万卢比。但是,事成之后,他的秘书嫌报酬太低,并扬言索伦不多给他钱,就要把事情捅出去。索伦因此和他人一起把秘书杀掉了。但是,索伦被起诉之后很快就取保候审,国大党执政之后还当上了劳工部长。时隔十二年之后,索伦终于被定罪,判处无期徒刑。但是,他的部长虽然不能当了,可是议员资格仍然保留,因此,理论上会出现他被狱警从监狱里押到议会参加讨论和投票的滑稽场面。

  印度警察队伍的纪律也是堪忧的。印裔美籍作家苏克图·梅塔(SuketuMehta)出于对家乡孟买(他仍称“庞贝”)的思念,回到那里居住了两年,想找回童年的记忆,但他找到的是混乱、仇恨、堕落,是一座失去的城市。之后他出版了《极限城市》一书,详细描述了他所了解的孟买,尤其是它的地下世界。

  现今孟买的地下世界是1993-1994年种族大骚乱之后形成的。为了清除地下世界,孟买警察局投入了大量的人力、物力,但收效不大,原因之一是法院不能给嫌犯定罪,致使他们逃脱法律的惩罚。更有甚者,一些法官被黑社会买通,某些政治势力也经营黑社会,导致黑白两道的联姻,使司法更加困难。如1990年代末活跃在孟买的极端印度教组织锡那(Sena),在政治上是印度人民党在马哈拉什塔邦的盟友,同时也经营规模庞大的地下世界,不仅控制底层社会,而且也渗透到上层社会,如印度电影界的重镇宝来坞。在1993-1994年骚乱中因私藏枪支涉嫌参与骚乱而被起诉的著名电影演员桑杰·达特被保释之后便直奔锡那首领巴尔·萨克雷的家,向他表示感谢,因为后者通过黑白两道为达特的保释活动过。

  既然司法对地下世界无能为力,警察就对背有命案的黑帮分子进行自行解决。他们抓到这样一个黑帮分子之后,就把他带到一处僻静的地方乱抢打死,然后往他手里塞上一把枪,伪造一起遭遇战的情景。黑帮分子最怕的就是“被遭遇了”,因为那是没有死刑命令的死刑。警察队伍本身也不纯洁,哪怕是最好的警察(如梅塔的朋友阿杰·劳尔),也对嫌犯任意用刑,手段极为残忍和下流。梅塔采访的一个黑帮分子讲过一个故事。他和旁遮普邦的一个警察是朋友。有一次他到那个警察家做客,酒足饭饱之后,警察骑上摩托车,带上他和另外两个警察直奔乡下一户人家,在枪口下把那家的女主人轮奸了。

  尽管印度在独立时就在宪法中声明消除种姓制度,但种姓制度在今天仍然具有强大的生命力。我们的印度同事中有两位出身低种姓,其中一位说了一个他叔叔小时候的故事。在农村地区,低种姓见了高种姓不能抬头看,更不能碰摸高种姓人的身体,而高种姓一旦被低种姓碰摸到了,就必须沐浴净身。我们同事的叔叔有意和村里的高种姓搞恶作剧,等他一出来,就跑去摸他一把。这当然要招致一顿恶揍,但高种姓也不得不回去洗澡。如此反复几次,同事的叔叔虽然受了皮肉之苦,但得到了心理的满足。

  世界银行的一位学者卡拉·霍夫两年前到印度农村做了一个实验。她从六个村子随机挑选了一批十二三岁的孩子,然后每个村抽一名孩子,组成许多六人的小组,让他们按组参加一个数学小测验。她把这些小组分成两类,一类要求孩子当着他人的面说出自己的种姓,另一类则不要求。测试结果是惊人的:第一类小组的表列种姓(印度政府规定的低种姓)出身的孩子比第二类小组的表列种姓出身的孩子平均得分要低18%;也就是说,仅仅是说出自己的低种姓身份就足以打击一个孩子的自信心。

  高、低种姓的冲突在农村地区普遍存在,2006年10月发生在马哈拉什塔邦的一次事件甚至引起了整个马邦的贱民骚乱。事件的起因是一个村子要修一条路,需要一户贱民家庭搬家,但这户人家就是不搬。村里的高种姓就策划了一场阴谋,指使流氓强奸了这户人家的所有女性成员,并把全家烧死在家里。事发之后,马邦政府反应迟钝,致使种姓矛盾激化。11月28日,孟买发生贱民领袖安倍卡塑像的头被砍下的事件,终于导致11月底爆发波及马邦大部分地区的贱民骚乱。此时我们正在马邦首府孟买访问。当地学者告诉我们,此次贱民骚乱不同寻常,一切都是有预谋、有计划的。比如,孟买郊外一列火车被烧毁,但旅客被事先赶下了火车;整个骚乱过程没有人员伤亡。一切迹象表明,贱民们有组织的政治行动将在马邦展开。

  自1979年之后,尽管印度政治日益平民化和地方化,但有组织的贱民政治参与仍然有限。当年安倍卡博士对印度教深感失望,带领一批贱民皈依了佛教,希望在佛教中找到平等待遇。半个世纪以来,许多贱民脱离印度教,或改信佛教,或改信伊斯兰教,但他们的地位并没有显著好转。印度的独立是通过和平手段实现的,而且在独立过程中担当重任的也是高种姓知识分子,社会革命因此被跳过。

  印度民主继承了所有的旧制度,包括种姓制度。一些学者天真地认为,自由民主可以消弭种姓制度;另一些人则认为,全球化和经济增长可以达到同样的目的。但是,更严肃的印度学者具有更清醒的头脑。他们认识到,印度民主不可能自动消解种姓制度。印度没有发生过真正意义上的社会革命,而民主又把这样的革命排除在社会选择之外。全球化和城市化虽然可以消解种姓制度,但是,印度庞大的农村人口将使种姓制度长期存在下去,并可能迟滞印度的经济发展。贱民有组织的政治参与,是彻底打破种姓制度的重要一步。

  印度民主是一种移植制度。1979年之前它实际上是一种寡头制度,1979年之后才开始大规模地向普通民众开放。这样,印度民主必须要经历一场“乱”的过程,今天它仍然是在“乱”的过程中。按照印度著名汉学家莫汉帝教授的说法,印度民主是“一场正在进行的革命”。

  既然是革命,“乱”就是有道理的,但危险是社会永远处在“乱”之中,无法达到“治”的地步。从这个意义上讲,我对中国的民主化前景是有信心的。中国走的道路和印度完全不同:印度是先“乱”,而后达到“治”;中国是始于“制”,而后过渡到“治”。“乱”的好处是民众从开始就享受形式自由,坏处是民众可能失去实质自由;“制”的好处是在转型期间维持了秩序,坏处是民众要忍耐某些自由的缺乏。哪种路径更好?中、印的对比可能不能说明问题,因为历史决定了中、印不可能采用对方的路径。但是,这不等于说中、印之间就不能相互借鉴。当前的问题是,中、印两国的大多数人都认为印度民主是民主的常态。对于印度人来说,既然是常态,也就没有必要向中国借鉴什么了;对中国人来说,既然常态的民主会像印度民主表现得那样“糟”,中国也就无需向印度借鉴什么了。但是,我更愿意把中、印都看作民主化过程中的国家,两者采取的道路不同,但目标是相同的,就是保障人民实质自由的民主制度。在这个意义上,中、印都在经历一场“正在进行的革命”。

(四)

  印度贫民窟长期存在,在很大程度上是政客们的一个阴谋,原因在于,贫民窟是他们的一个大票仓。政府的无为给政客们留下了掏空国家的机会,给黑社会留下了压榨百姓的空间;但是,民主的好处在于,它也给民众留下了自己组织起来反抗政客和黑社会的权利。
      
  人民运动

  通常认为,民主能让政府更加对老百姓负责。
  但是,要实现这一点,不是没有条件的。此次印度之行让我深信,民主制度下民众监督政府的条件之一是社会平等。就总体而言,印度民主能够反映民众的愿望。比如,英迪拉·甘地擅自实行紧急状态法,希望以此建立她个人的权威,但事与愿违,在大选中输掉了选举,并让国大党从此失去了往日的光辉。最近印度人民党的选举失利也说明民主反映民众的意愿。
  但是,对于那些处于社会底层和边缘上的人群,民主并没有兑现其诺言。这些人群就是为数众多的低种姓(印度仅贱民就有二亿多)和居住在各个城市贫民窟里的人们。此次印度之行,我们参观了老德里的旧街道、新德里郊区的半贫民窟以及孟买市区内的贫民窟,对这些地方的生活状态有了感同身受的认识。
  印度主要城市都有贫民窟,孟买的贫民窟最多,全市1200万人口中,60%居住在贫民窟里。位于市区中部的达拉维是亚洲最大的贫民窟,人均面积只有1.8平方米,这其中不仅包括房屋面积,而且还包括道路和其他公共用地的面积,拥挤程度难以置信。我们去参观时,先是穿过一条狭窄的小巷,然后在一小片空地上居然发现了一座烧制陶罐的土窑!土窑周围是密密匝匝的茅棚,一旦失火,损失难以想象。两个妇女和一个男人在用最原始的方法制作陶坯,就仿佛现代技术从未降临印度一样。其中一位中年妇女告诉我们,她就出生在土窑边上的
  一间茅棚里。看来,达拉维存在已经有好些年头了。达拉维的地理位置很好,不远处就是孟买机场和高新技术开发区,达拉维是这两处地方进城的障碍。因此,孟买市政府早就通过立法,要对这个贫民窟进行改造,办法是为居住在这里的人每家提供一间20平方米大的房子。我们去参观了一处这样的房子。这座房子还不是政府出资的,政府只给了土地,建筑费用来自一个非政府组织的捐款。这是一座楼房,内部结构类似中国的筒子楼,只是每间带独立的厨房和卫生间。每间面积约20平方米,说是住一家人,但往往要挤上两到三家人,也就是说,每间要供8到12口人居住。为什么会挤入这么多人呢?原因之一是物业费太高,一家人负担不起。
  印度人家的一个好习惯是家里收拾得干干净净,哪怕是住在贫民窟里的人家也是如此。但是,屋子之外就是另一个天地了。多数街道没有铺水泥,即使铺了,也是坑洼不平的。主要街道上正开膛破肚修下水道,看样子已经开工许多日子了,但完工似乎仍然遥遥无期,污水肆意地冒出来,形成断断续续的一条臭水沟。我们访问的时候是旱季,苍蝇、蚊子还在肆虐;难以想象,当雨季来临的时候,这里会变成什么样子!我敢肯定,任何到过达拉维的人,都会惊讶人的忍耐力;这里不应该是人居住的地方,它连牲畜聚集地都不如!在中国中西部农村,我也看到过环境卫生极差的村子。但是,农村的好处是可以利用自然的净化能力消化掉大多数生物污染,而达拉维无法做到这一点,如此众多的人口集中在如此狭小的空间里,自然早已不复存在了。
  贫民窟是如何形成的呢?以前,我以为贫民窟居住的都是不名分文的穷人,他们是因为没有钱才住进贫民窟的。这次印度之行让我了解到,贫民窟里住的不都是赤贫人口。比如,孟买贫民窟的人口中只有4%属于印度的法定贫困人口,而住在达拉维的一些人实际上在半岛南部的写字楼里上班。
  孟买贫民窟的人口近几年增长迅速,和孟买高速的经济增长有关。实际上,贫民窟人口增长快的城市,都是经济增长快的地方,班加罗尔也一样。住在贫民窟里虽然不舒服,但留在农村生活更无着落。移民们到了城市,找到一份正式或非正式的工作,却没有住的地方,就只好流落到贫民窟里。印度学者在正式场合把贫民窟叫做“非正式聚集地”,这是比较贴切的叫法。
  贫民窟形成之初都是从非法占用公共或者私人土地开始的。比如,孟买世贸大厦旁边的一片贫民窟,显然是当初参与大厦建设的工人居住的地方。印度的建筑商不给工人提供住房,工人又往往拖家带口,只能在工地附近搭上临时窝棚度日,时间一长,就形成贫民窟。孟买的贫民窟分布很广,最差的是那些“人行道贫民窟”,它们就着围墙搭建在人行道上,没水、没电、没有任何卫生设施。实际上,28%的贫民窟居民,即约240万人没有任何卫生设施,排泄只能在露天解决。
  既然是非法占用公共或私人土地,为什么政府不强行把贫民窟里的人赶走呢?政府的确这么做过,现在也在做,但收效甚微。原因之一是黑社会的存在。黑帮分子有意在公共土地上修建临时窝棚,出租给外来移民住,收取他们的房租。有些时候,房租可以免掉,只要他们占住土地就行了,因为占有时间长了,到政府下决心改造时就可以得到一笔可观的补偿费。这些钱本应给居住在那里的移民,但自然是归了黑帮分子的腰包。政府来摧毁一次,他们马上又来建新的,一二百卢比就够了。但是,黑帮还不是贫民窟无法铲除的根本原因,像达拉维这样大面积的几乎永久性的贫民窟,其形成和政府糟糕的法律以及政客们的野心分不开。
  在印度宪法里,保障人的迁徙权和居住权具有比保障公、私财产更高的地位。实际上,自英迪拉·甘地在1970年代末修改宪法之后,“保障私有财产”这一项就已经被从宪法中删掉了。中、印的对比,真是一件有意思的事情:经过二十年的实践和无数人的呼吁,中国宪法里终于有了保护私人财产这一条(尽管还留了一条私人财产必须“合法”的小尾巴),而印度却走了相反的道路,把这一条从宪法中删除了。在中国走向市场经济的时候,印度则由市场经济走向社会主义。
  当我和印度朋友谈到贫民窟改造的时候,他们的态度都如出一辙,认为保护贫民窟居民的居住权优先于保障公共和私人的土地所有权,而且,他们都对政府的强行拆迁表示极大的义愤。的确,政府在拆迁过程中表现出来的对人的生命的不尊重,的确让人气愤。在中国,钉子户对付拆迁的最有效办法是赖在房子里不走;在印度却常有拆迁过程中把留在房子里的人铲死的新闻见诸报端。更为重要的是,拆迁之后,贫民窟里的许多居民就会失去生计。贫民窟里的环境虽然极差,但离开了贫民窟,许多人就无法生存。
  印度服务业部门的比重很高,很大程度上是由非正规就业支撑的。有人说,中国是世界工厂,印度要建成世界的办公室。这种说法如果不是痴人说梦,就是自我粉饰。世界上没有一个大国跳过工业化阶段直接进入发达第三产业的阶段。印度的软肋恰恰是制造业不甚发达,大量劳动力因此不得不集中在低端服务业里,不仅收入低,而且受地域影响大。就业安置是妨碍贫民窟重建的重要原因之一。
  在孟买,政府的房租控制法是造成贫民窟蔓延的另一个重要原因。二次世界大战刚结束时,孟买涌入了大量移民。英殖民政府为保障这些人有房子住,通过了房租控制法,把房租压在较低的价位上。当时的设想是,这个法案是临时性的,几年之后应该废止。但是,那些在这个法案里受益的人不会甘心法案被废止,他们的强大游说活动让这个法案保持至今。不仅如此,法案的条款还得到加强,其中一条近乎荒唐的是,一旦房客在一处住房住满一年,则他就有优先权购买这处住房;即使不购买,他只要交房租,就可以无限期地住下去。这条法案导致的一个滑稽后果是,每年十月孟买都会出现一支支浩浩荡荡的搬家队伍,原因是,房主为了避免房客在一处住房住满一年,宁肯在别的地方建临时房子,把房客搬过去住两个月。
  更为严重的后果是,私人出租房屋的积极性没有了,更不愿意新建出租房屋。孟买已经十五年没有建设新的出租房;更为可悲的是,当700多万人挤在恶劣的贫民窟里时,孟买有40万套住房是空置的!以每套住房居住五口人计算,则这些空置住房就可以解决200多万人的居住问题。孟买政府的雄心是为贫民窟的每户人家提供20平方米的住房,但现在的建设速度尚赶不上贫民窟人口的增长速度。
  尼赫鲁和英迪拉·甘地都要把印度建成不同于苏联和中国的第三种社会主义。这个梦想如今不怎么提倡了,但政府对经济的肆意干预仍然十分常见,房租控制法就是一例。以印度反观中国,我们才能更深入地理解中国市场化的程度有多深。中国残存的政府干预是出于政府之手,体现的是官员们的意志。在印度,政府干预是民主政治的产物,而不是政府的自为之举。中国的长官意志要不得,但印度的民主意志也不总导致合意的结果。民主政治的一个潜在危险是政府的公地化,即政府成了各种利益集团自我耕耘的场所,而社会的整体利益被抛在了脑后。
  政府的公地化给政客提供了可乘之机,让他们可以堂而皇之地挟民众之意,获一己之利。贫民窟长期存在,在很大程度上是政客们的一个阴谋,原因在于,贫民窟是他们的一个大票仓。孟买的中产阶级早已对政府失去了信心,许多人选择远离政治,不参加投票,因此,政客们把目光集中在贫民身上。贫民窟里有无穷无尽的需求,供水、供电、学校、厕所、下水道,等等,都等待政府来解决,政客们许诺的少许恩惠就足以赢得一部分选票。印度的水、电供应非常分散,是按户来进行的。这种分散的供应方式,非常有利于政客们拉票,也有利于他们对选民进行各个击破。贫民窟的选票来得容易,还因为黑帮的流行。印度多数政党、特别是地方性政党都是黑白两道通吃。在贫民窟,黑道控制着日常生活,因此,只要控制黑帮,选票就有着落了。
  政府的无为给政客们留下了掏空国家的机会,给黑社会留下了压榨百姓的空间;但是,民主的好处在于,它也给民众留下了自己组织起来反抗政客和黑社会的权利。我们在新德里郊区的半贫民窟地区访问了一个非政府组织,管中窥豹,对印度市民社会的深度有了感同身受的了解。
  这个非政府组织叫“人民运动”。印度有许多叫人民运动的非政府组织,我们访问的是其中一个较小的。我们中、印一行学者共十几个人,先是坐地铁,然后坐摩的,又花了很长时间在人、车、牛混杂的街道寻找,傍晚时分才找到它的办公室。办公室很小,分成里外两间,布置得和普通人家一样整洁。我们和人民运动的四五名积极分子座谈。他们都说不好英语,我们必须借助印度学者的翻译和他们交流。
  人民运动的创办者阿文德·柯内瓦尔(Arvind Kejriwal)是一位看上去略有文化的精干年轻人,其他到会的人更年轻,其中一位是一个看上去只有十七八岁的姑娘。
  人民运动创办的起因是这一地区的许多穷人买不到政府的低价粮食。为了解决极端贫困者的食物供应问题,印度政府每年补贴十几亿美元,给他们发放食物券,凭食物券提供低价粮食。低价粮不是政府直接发给贫困者的,而是先发给社区的商店,贫困者拿着食物券到商店购买。这就给了商店老板们可乘之机。当穷人来购买低价粮的时候,他们要么说穷人没有在政府资助的名单上,要么说政府没有下拨低价粮。多数穷人听店老板这么一说,都自认倒霉,只好付市场价格买回粮食,店老板因此挣得可观的赢余。
  对于中国学者来说,印度穷人这样逆来顺受的态度简直不可思议,换了在中国,至少一部分人会闹到政府去找个说法的。印度学者告诉我们,对于这些穷人来说,受苦受难是他们自认的命运,政府的救助是对他们的恩惠;恩人不施恩了,也是正常的事情。
  人民运动的几位积极分子决心为穷人讨回公道。他们所使用的武器是新近通过的信息法。这个法规定,任何人都有权查阅政府的所有不涉及国家机密的记录。利用这个法,他们到区政府查到社区里所有注册领取食物补贴者的名单,然后拿着名单到商店去对质。这让商店对他们恨之入骨,店老板们联合起来反对他们。有一次,他们抓住了阿文德,把他痛打一顿。他夺路逃进警察局,店主还在门外大喊,要警察把他交出来烧死。那位小姑娘也曾经被人从后面勒过脖子,差点儿丧命。最后,是媒体帮助人民运动取得了胜利。通过报纸和电视的宣传,德里地区的民众给了人民运动极大的支持,店主们终于答应他们的要求,开始卖给穷人足额的低价粮食。
  人民运动是一个地道的草根组织。像这样的组织,印度非常多,它们发挥着国家无法替代的作用。这正是印度给中国的一大启示。我们曾经有过发达的民间社会组织,在农村是家族,在城市是街坊和同业公会。计划经济时代把这些中间组织剪除了,把全社会直接纳入到国家的管辖之下,社会因此失去了很多生机。经过四分之一世纪的改革和经济增长,整个社会开始休养生息,一些自发的民间组织开始重建或新生。但是,相比于印度,我们的民间社会仍然不够深厚。印度深厚的市民社会得益于民主所给予的宽松环境。既然我们和印度一样,也在经历一场民主化的革命,我们就没有理由不从现在开始市民社会的建设。

作者姚洋,为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教授,2008年1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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