許知遠:流亡者的匿名之痛 

中國政治流亡者影響力衰退,陷入匿名者境遇;為了確認自身存在,他們相互攻擊。

許知遠,二零零零年畢業於北京大學,現為《生活》雜誌的聯合出版人,也是《金融時報》中文網的專欄作家。他最近的一本書《極權的誘惑》由台灣八旗文化出版。

拉美文學研究權威Arturo Arias曾寫道:「如果他╱她尚未在以英語出版作品(或退而求其次的法語與德語),那麼他╱她就在現代世界尚未存在。」他目睹在軍政府統治下的拉美作家們的命運——倘若他們不想在本國被監禁、折磨、禁聲,他們就必須流亡。

在他鄉,你得到免於恐懼的自由,卻陷入了新的困境。在你的祖國,獨裁者試圖用審查、監禁讓你消失於公衆視野,失去個人的身份與意義,而在異鄉(除去少數傑出而幸運者),你又成了匿名者——隱匿於陌生、經常也庸常的日常生活裏。

對於Arturo Arias來說,「拉美作家有成名的義務」,這既增加他們在國內時的安全性,也為他們的流亡做好準備——在異鄉你既保持了個人身份,也繼續為你受困的祖國發聲。身在加州的他也提醒美國讀者,當說起「流亡(Exile)」,拉美作家面臨的境況與美國的海明威與愛爾蘭的喬伊斯大不相同,後者是為了逃避本國精神上的窒息,前者則還必須面對直接的政治迫害。

在紐約,我不斷的想起Arturo Arias這篇寫於二十年前的短文。

流亡曾對我充滿浪漫的誘惑。在現代世界,倘若你想成為一個創造者,多少要宣稱自己是大地上的異鄉人,你要表現出與熟悉世界的強烈衝突,你要逃離、反叛自己的環境。從伏爾泰到略薩,一連串光榮回歸的流亡者讓我激動不已——他們浪漫,更重要的是,最終還獲得了榮耀。

但在這次的旅行中,這憧憬消失了,它甚至轉變成一種隱隱的焦慮與恐懼。倘若流亡僅僅是流亡,它沒有變成「奧德賽式」的歸來,我還會憧憬嗎?

紐約滿是現代中國流亡者的記憶,他們因不同的原因——戰亂、政治、個人追求,而匯聚到此。胡適的狹小公寓與宋美齡的豪宅都處於上曼哈頓區,比起他們人生的輝煌時刻,他們晚年的流亡時光停滯、乏味。八十年代到來的當代藝術家們或許與「迷惘的一代」最為相似,他們是為了自我實現而來,在此尋找文化的豐富性,並在其中確認自我的獨特性。他們中的一些獲得了巨大的成功,從大都會、古根海姆博物館到《紐約時報》的文化版,他們成了當代藝術中最炫耀的景觀。但反諷的是,驅使他們獲這成功的除去個人的創造力,更是他們曾試圖逃離的中國,先是中國內部災難、然後戲劇性崛起,把他們的思考推到了舞台中央。而在過去十年中,北京與世界似乎達成了一種新協議,共同締造出一套半開放的市場體制,中國的少數的當代藝術家變成了這種體制的受益者——他們以輕微的不合作姿態,進行了一場充分的合作。

但這次我在紐約碰到的朋友們,他們則是這場合作的犧牲者。他們不是自我的流放者,而是被迫的流亡者,他們是被中國的政治專制驅趕而來的。他們大多數人的人生在一九八九年被戲劇性的逆轉,被現實中國排斥。

他們是政治流亡者。政治不是孤獨的藝術,它需要群衆與舞台、需要明確的對抗對象,否則它就陷入失重的虛空。它不僅無法激發、反而摧毀創造力。為了確認自己的存在,政治流亡者陷入無休止的相互攻擊、空洞口號中。他們目睹著自己的影響力迅速衰退。他們或許曾經吸引了某種注意力,但如今大多陷入匿名者的境遇。在今日世界,他們是全球最後、也是最大的流亡群落。

同情、還是嘲弄?這是大部分人採取的態度。很少有人願意承認,這兩種態度都是道德上的逃避。你是一個專制體制的順從者,目睹著如此多的殘酷與不公,你感到不安,卻沒有勇氣做出反抗。你該如何安撫這內心的矛盾,那麼就去攻擊那些反抗者的幼稚與荒唐,以此證明反抗的無效,自己的無能感、負疚感也隨之化解了。

很可惜,這些彼此不同的流亡經驗從未被詳盡書寫、仔細的分析。不管對於文學還是政治,流亡都意味著另一種可能,對多元價值的尋求。而流亡者在其中的掙扎與發現,更是對中國社會的思想與情感的巨大拓展。

但在進行這探索前,我首先要扔掉長期以來的輕薄念頭——那種以成功為前提的流亡與挫敗,過分功利性。或許,我首先要開始理解挫敗、掙扎、恐懼本身的價值,儘管它並不一定導向我們期待的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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