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烁:经济转型这件事

中国经济转型这件事的所有方面,都已经被人反复说过,不存在还有人不明白的东西。我作为一个新闻工作者,贡献一个视角吧。

我在财新工作,每年春节记者同事们返乡,回来都会聊天对表,新闻工作者的惯性使然,也算是一种抽样。

从去年春节开始,大家都谈到一个现象,就是缺人。有一定技术要求的熟练工种收入上升很快,木工、瓦工日薪达到300以上,据说现在又涨了。回来的同事还说,建筑工地上看不到多少年轻人,都是一帮中老年人在干活,其中不少是中年妇女。

中国正在经历一场没有失业的经济增长下滑。经济不振已经有两三年时间,但没有出现人们担心的失业潮。为什么?中国社科院蔡昉教授是关于中国劳动力问题的专家,他说中国的刘易斯拐点就在这几年。从我们的观察看,很像。劳动力比以前少,比以前贵。

另一面镜子,是罢工工潮也更多,不仅更多,而且罢工工潮一起,企业和政府就得让步,原因既是政治的,也是经济的。

经济转型已经在发生,不管政府领不领导这场转型,它都已经在发生。除了劳动力价格在上涨,随着利率市场化加速,资金价格也在涨。银行不仅不能阻挡这一趋势,甚至迟滞这一进程都不可能。你不赶紧自我革命,马云就来革你的命。

环保要求也更迫切。空气质量大家都看得见。北京这地方,已经到了人生理承受的极限。一年重度污染以上的天数达到58天。最高领导说了,不治理出效果,提头来见。我们的身边已经出现空气移民。中国三个地方空气质量最好。大理、珠海和另外一个什么地方,都已经有不少空气难民。

水污染和土壤污染的能见度不如空气污染,但是一样严重。财新同事曾经做过一组国际得奖的镉污染报道,从镉严重超标大米,追到镉污染土壤,再追到镉污染的江河,最终追到滥采的矿山,层层回溯,触目惊心。空气污染还有得治理,虽然代价沉重。大面积的土壤重金属污染,一旦发生,几乎没得治,也许只能靠一代或者几代人通过自己的身体来承载它。谁叫我们处于食物链的顶层呢?

可能也是这个原因,国土资源部和环保部曾经做过一次全国土壤污染情况的普查,但始终不公布结果。律师去要求信息公开,答复是国家机密。解决不了的问题,那就先搁起来吧。

你是不说,但是群众不傻。人们知道情况严重,对厂家治理污染的能力和意愿没有信心,对政府信息披露和监管执行也没有信心,所以理性地选择了邻避运动,not in my backyard。我不管你化工厂建在哪里,但是别建在我这里。

最近几年,每年都会有至少一起大规模的针对PX(对二甲苯)化工项目的群众运动,从厦门到大连到宁波到彭州到茂名。本来,PX是一种成熟的低毒的化工产品,如果工厂有正常治理,政府监管到位,对环境影响微小可控。但是群众不信这个。别建在我这里,句号。环保街头运动,也是中国今天惟一可能达到目的的街头运动。动员能力超强,每次政府都得让步。

总结一下:依赖低劳动力成本和低资金价格,不用考虑环境负外部性的做法,竞争力越来越差了。这个方向不可逆。

市场也是这样判断的。

我的朋友、时间投资创始人魏君贤最近作了一个分析。2013年,沪深300指数下跌了7.7%,看起来似乎市场偏熊;但同期深证综指上涨20%,又是一个标准的牛市。差别在于沪深300主要是大企业,特别是央企;而深证综指主要是中小企业,特别是民企。

这个现象不是从2013年开始的。从2007年底到2013年底,扣除新增部分,A股市值损失12万亿,其中仅2007年时的六大权重股中石油、工行、中行、中石化、中国人寿和中国神华,合计就损失8.5万亿。A股共有953家国有控股的上市公司,加起来市值损失肯定超出了12万亿。也就是说,如同魏君贤所说,过去这几年,国有控股上市公司市值缩水,隐藏了A股民企事实上的持续牛市。A股虽然还很不正常,但仍然自发地淘汰着效率低下的国有企业。即使是沪深300指数本身,也在发生变化。2013年以来指数调整涉及52只股票,被调出的是电力、能源、钢铁、化工行业的大型国企,而调入的主要是新兴产业如先进制造、传媒、消费电子的代表公司。

市场已经而且还在对中国经济的这场进化投票。

谈到进化,物竞天择,适者生存,也适用于企业与其环境的关系。环境界定什么是fitness/效率,没有效率的企业在竞争中被淘汰。政府应该做的,是帮助给出合理的fitness/效率定义,管理无效率企业被淘汰造成的后果,避免系统性冲击,减少痛苦。而不是保护无效率的企业不被淘汰,该死的得死,不该死的才能正常地活着。

今天要做到这些,挑战非常大,首要问题是债务太多。受益于长期低资金价格,在道德风险鼓励下迅速膨胀,大量存在于国有主体的债务规模太大,各级政府的债务合计官方数字30万亿,其中地方政府负债18万亿。这些债务的典型特征是这样的:没有人确切知道其真实负债水平和贷款质量;等到真知道的时候,一切又都晚了。

作为新闻媒体,我们关注债务风险有三年时间了。2011年6月发了篇封面报道《违约开始了》,讲云南省公路开发投资公司就上千亿贷款向银行发出违约通知函,引发系列风波。从那以后的近三年,同事们在各地了解的各种情况很不乐观。不在于具体情况如何如何,而在于同事们在了解城投债、信托产品、理财产品情况时,到哪里都听到这样一句话:我这里单个产品没风险,要出风险只会是系统性风险。

这是一个极端的道德风险信号。在这种道德风险指导下的行为,预估得糟糕点不会错。

这次处理债务,与1998年以后的那次不一样。那次处理不良资产,最终是得益于经济恢复高速增长,不良资产变成有效资产,痛苦不多,机会很多。其实过去几十年中国历次处理债务问题,痛苦都是短暂的,很快经济恢复增长,问题自动消失。

这次不同。这次再处置不良资产,不大能再指望靠经济恢复高速增长来自动消化,痛苦会多得多,长得多。减杠杆会是一个长过程。

话说回来,中国毕竟是单一制国家,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是一体的。中国政府整体看来,应对债务危机的财务能力、储备与经验都比1998年以后那次要强得多。

桥水资本的Ray Dalio说,当杠杆再加也没用的时候,减杠杆就会发生。减杠杆有四种办法:财富转移,削债,减支,印钞。未来中国这四种都有可能发生。当然,中央对地方的支援,债务重组,印钞这三个肯定是先来;减支是最后的选择。

这四条之外,中国还有极为庞大的国有资产。中石化已经开始卖销售业务了。中石化董事长傅成玉在接受财新采访时说,除了销售板块,其他业务也会跟进,目标是成立十个左右的专业化的混合所有制子公司。这些子公司的股权结构,第一步是把30%开放给社会资本。现阶段社会资本持股上限不能高于51%,但用他的话说,“随着历史的进展,这些都会过去。”

我愿意相信,中国能管理好减杠杆的震荡与痛苦,如果从现在开始,在防止债务危机的前提下,允许出现债务有序违约。问题已经很大,不能再让它累积。

管理好减杠杆的冲击之外,政府还需要做什么?我觉得就不多了。政府无须领导新的经济增长模式,能够顺应就很好了。我们谈除旧立新,但新兴产业只需要政府设定透明的游戏规则,并不需要倾斜支持。

谈到政府对新兴产业的扶持,我就忍不住要讲动漫。中国的动画设计10多年前给迪斯尼做代工就达到很高水平。10多年间,许多曾经给跨国公司做代工的行业都出来自已的品牌,偏偏动漫没有。原因在哪里?我想就是因为要发展中国自己的动漫,给了许多补贴。补贴毁了中国动漫行业10年。今天各地有多少动漫基地?但国产动漫没有能看的,都成了按产量按集数套取政府补贴的工具,刻薄一点说是关系人把财政拨款洗出来的管道。政府倾斜支持,效果远不如减少各种名义上事实上的审批。

当然,政府必须做而且必须大规模投入的事,还是有的。举一个例子。我的朋友、美国斯坦福大学教授Scott Rozelle被认为是最懂中国农村的学者,现在中国进行着15项农村儿童教育与营养的实地研究。

他倒过来跟我说,中国的劳动力价格上升已经是个事实了。长期看,一个经济体要支撑得起较高的劳动力收入,工人必须有较高的劳动生产率;而要提高劳动生产率,就必须投资于人力资本。在中国,必须对中西部农村作大规模的基础教育投资。他认为这会是最有效率的投资,而且这些地方的政府往往不愿意投资于基础教育,因为学生们长大成人往往离开农村,所以由中央政府来出这笔投资就更有必要。

Scott说:“我不管制度什么的,大规模的农村教育投资,解决中国的一切问题。”

大规模的农村基础教育投资能不能解决中国的一切问题?见仁见智。我愿意看到更多这种哥伦布竖蛋式的方案。简洁,明快,现在就可以做起来。中国的事大有可为,就在为与不为。

镜像链接:谷歌镜像 | 亚马逊镜像

分类: 经济 标签:
  1. 本文目前尚无任何评论.
  1. 本文目前尚无任何 trackbacks 和 pingback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