钟永丰:黑道社会学——有机知识分子的成长之路

1990年我回到(台湾地区)美浓,从事环境保护、文化保存、青年培训、农村调查及音乐创作等地方运动。十年后,我进入南台湾的县级”政府”工作,陆续在高雄县、台南县及嘉义县担任”水利局长”、”县长机要秘书”及”文化局长”。在这些地方工作,不管在野在朝,都得跟两种人发生密切关系。对这两种人的理解,对我来说非常关键。

这两种人,一个是黑道,另一个是台大人,这两种人也是目前对全台湾影响最深的两种人。1988年蒋经国过世后,当”总统”的,一定是台大毕业的,当”部长”的也大都非他们不可。但离开台北,几乎每个地方”议会”的”议长”都有黑道背景。

我坐在里面,经常问自己一个问题,假设坐在”议长”席上的”议长”不是黑道出身,他该怎么办?答案是,永远摆不平,因为黑道或非知识分子思考模式的人,是非台北地区的社会主流。

重新理解所谓的黑道

我曾经碰过一次镇长选举,两个主要候选人,一个是地方上的黑道大哥,一个是骄傲的台大人,他们都来争取我们的支持。那时我们的选择对后面的地方运动发展,将有关键性的影响。

我没有选择台大人,为什么?在多年的工作关系里,我观察农村地区出身的台大人,尤其出身一般的小农家庭、小康家庭或贫农家庭的台大人,他们都有一个共通特质:在他们从小到大的成长环境里,都是以他们为家庭、家族甚至村子的中心,也就是说整个社会绕着他们转。因此,他们看待事情,特别没有办法用同理心,或设身处地地站在他者角度。这不是因为念了台大就会变成自我中心主义,而是源于台湾社会对升学主义的集体崇拜。

那么我们为什么重新理解黑道?1997年,当局宣布一年内动工兴建美浓水库。那时我透过一些朋友得知,台南、嘉义一带的黑道,也就是台湾所谓的纵贯线黑道,已经要准备进入美浓了。进到美浓做什么?当然是着眼于水库工程的庞大砂石利益。

我们开始想,万一黑道进来怎么办?那就已经不是运动成败的问题,而是身家性命的问题了。我最害怕的一件事,就是纵贯线的黑道跟地方上的黑道结合,这在南部的砂石业里,是经常发生的事。那时我开始觉得必须要团结地方黑道,把黑道拉到我们这一边,让黑道不跟当权者结合,不跟外面更大的黑道结合,才有办法把地方工作稳住。

这是一次很关键的拜会:我打电话给镇民代表会主席,想拜访他。据闻他在南台湾黑道有相当大的影响力。他问,你要来干什么?我跟他说,主席,我们回来这么久,一直都还没有拜会你,没有别的事情。去到那边,才发现他对我们这种读书人很客气,聊了天才发现我们有很多共通的地方。

第一,我们有亲戚关系,反正在那种乡下小地方,关系怎么拉都会有,所以其实也不意外;第二,我们同一个国小;第三,他仅仅大我三岁。他讲了很多自己的故事,他说他当年国中打架没有毕业,后来被家人强迫去念士官学校,第一次从外面回家时,从公车站下来,不敢走马路回家,而是走田埂路回家,多走了四五倍的距离。

我问,为什么好好的马路不走,要走田埂路?他说,没有面子回家。他说他不喜欢念书,那种士官学校是大家看不起的,所以怕在路上被人看到。那时候我心里面被重重打了一拳。我发现当年他们是在升学制度里,被我们踩下去的人;他们的沦落跟我们的攀升有关系,我们不是绝缘的两种个体。

接着,我开始想我所成长的美浓,到底是怎样的社会,为什么会让一个不喜欢念书的年轻人,有这么大的羞愧、羞耻和自我否定?我当时把这个黑道跟我连在一起看,以社会学的方式,把黑道和我这两种原来没有社会关系的人,还原到很具体的社会过程和脉络里。

那一刻我开始体会到,其实也没有黑道,不过就是人嘛!不过就是在同一个社会动能里,因为不一样的顺服程度,导致他们社会角色和身份不同而已。还原到社会脉络中,我们的关系是非常深厚的;听他讲如何变成黑道的过程,其实也理解到自己了。

黑道的三个阶段

那次之后,我开始对黑道产生兴趣,不是因为他们作为黑道,而是他们的故事其实是有我的故事和社会的故事在里面。

综合台湾现代黑道的历程,他们有几个阶段:首先是他们必须要好勇斗狠,让各路人马腾出存在的空间;

第二个阶段是吸收兄弟,同时要与势力更强的黑道形成一定的侍从关系,学习排解或处理地盘和利益冲突,还有训练跟白道打交道的手法,才有办法变成一个角头大哥;这也是社会学修炼的一种。因此,熬过第二阶段的黑道,在社会上大概都能生存下来,在黑道里有一定地位,跟警察、政治人物都有一定的共生关系,知道什么事情干到什么地步,才是警察所容许的范围,若侵犯界线,又应该用什么方式处理等等。黑道在第二个阶段,就技术面和道义面,业已整建好他们的生存方法论。

黑道其实不是在社会生存的边缘人,也从来不是。我刚就任”文化局长”时,去”议会”报到,”议员”根本不鸟我,因为我对他们无利也无害,但当有一个人进到”议会”,一定会立刻产生波动,这个人就是”警察局长”。”警察局长”去”议会”报到的第一天,首先要把”议会”里面的势力摸清一遍,”议长”通常是这个县市里面的黑道大哥,所以最重要的是把”议长”稳住。

同时,地方这些小黑道,也一定要来跟”警察局长”打招呼,通常是透过代理他们的”议员”,两边的关系很快就合谐了。

黑道在第二个阶段之后,他们有时会想进入社会主流。有两种举动,一是开公司,把自己的事业合法化,二就是参与政治,就是报纸上写的”黑道漂白”。

但当他们一入政治圈,与主流价值、舆论及品位打交道,却发现不安、自卑和恐惧无所不在。有些黑道意识到知识分子的作用,就进入质变的第三阶段。

那次回乡和伙伴讨论镇长选举,我觉得这个地方的黑道,已经到了第三个阶段,开始渴望跟知识分子合作了。我的观点是,台大人若当选,他即世界,不需要任何人参与讨论。但是另一个候选人,已经懂得要跟地方知识分子合作了,将来的可能性最大。后来,我们决定支持这个黑道,后续发展也证明没错。

我念了两年社会学研究所之后,回乡担任美浓爱乡协进会的组织干部,第一个发现是,”社会”不是一个限于某时某地的东西。如果在一个固定的工作关系中,社会了不起只是一些片面。

我们透过报纸、电视、书本或网络去想象社会,但我们自己在社会中究竟是什么样的关系、怎么样的存在,通常很模糊。想象的社会和真实的社会不见得有关系,并非否定社会学里讨论的社会;真正的社会,是在人与人的串连过程中,包括跨地域、跨阶级、跨性别、跨年龄,展现动态的立体,这跟我们以静态观察出的社会,其实并不相同。

如何成为一个有机知识分子

1990-1994年我待在美浓时,最兴味盎然的一件事,就是到处听人讲话。语言表现一个人的知识面、精神面和人际关系。从一个人的语言,我们读到社会关系的交会,读到他的认同、社会关系中的位置,还有读到他在社会关系里的理解,以及对自身的评价和诠释。比如一个老妇人、一个桩脚、一个地方代表、一个地方士绅阶级、一个地方刚回去的年轻人、一个老农民,他会去怎么看事情,用什么样的语言来分析,用什么观点来讲,都是很精彩的社会剧本阅读。那几年的社会调查或串门子,语言对我的影响非常大,延伸到我后来的文学与音乐创作。

通过语言,慢慢联系社会学和文学,对于我的运动方法与写作,影响在于:社会学的知识如何变成社会的语言,又如何从社会的语言提炼文学与社会学。因此,进行社会学论述与文学写作时,会有多元和多层的对话想象:写一个公共政策的文字给农人时要怎么写,给一般市民要怎么写,要说服记者、政治人物又该怎么写?只有把社会学观察和对社会公义的坚持,通过有对话想象的语言传达出去,才会产生社会对话。
社会运动如果没有对话,是不可能产生的,只能变成一种专制,真正的运动要能产生,便来自对话的有效性。

换句话说,要下乡成为社会运动的组织工作者,不只是把自己知识分子化而已,还必须把自己有机化。所谓有机化,就是作为一个知识分子,不是服务于某一个社群,某一个阶级,而是为了促进社会整体的进步。因此,知识分子必须让自己有机化,让自己自由,知道不同的利益之间要怎么对话、串连。

在运动过程中,要能有机化,首先必须看到自己本身或社会组织内部的问题,这牵涉到组织和领导的关系。简单说,作为一个有机知识分子,他在组织里面的领导工作,不是努力影响运动决策来领导运动,而是透过自己作为有机知识分子的媒介,让一个好的领导体制能够出来;并透过这个领导体制,让社会力量形成,对话能够扩散,对抗能够有效。

我觉得这是知识分子在社会运动场域里面非常关键的角色:知识分子的有机化与公共化,才能抑制形式民主的弊病,实现更好的有机民主。

总结我的下乡经验,最重要的,是让我努力成为一个有机知识分子,能把自我客观化,不以本质论看待社会中任何角色。我们通常喜欢强调主体,强调个性,强调情绪不能被忽视。但是当你越坚持己见,不断强调自己主体性,其实是把自己权利化,不再与人有对话性,自我不断萎缩和空洞,没有办法形成更大的自我。对一个知识分子而言,唯有把自我客观化、有机化,才有可能把自己当作变化生成的媒介和工具。

作者简介: 锺永丰

钟永丰(1964年1月2日-),台湾诗人、作词人、音乐专辑制作人、文化行政工作者,高雄美浓客家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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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类: 新闻, 观点 标签:
  1. fish
    2014年5月10日11:26 | #1

    黑道其实“道也有道”,几年前看过一部美国电影,翻译的片名就是“道也有道”。我觉得黑道比共匪更可敬,做事更有底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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