慈禧“五不议”葬送了大清

作者:静斋

话说大家都知道袁世凯是个“窃国大盗”,就是这样一个“大坏蛋”,竟然要走邪路,搞三权分立。此危机时刻,慈禧老佛爷果断出手,下令“五不议”。这个不搞,那个不搞,一共五个不搞。慈禧与袁世凯就改革问题掰起了手腕。这就是100年前的清末改革。谁知,就是慈禧的这个“五不议”激化了矛盾,将大清彻底葬送。一代大清,GDP全球第一的大清灰飞烟灭。

“皇族内阁”打破了清朝开国以来延续已久的部院大臣满汉平分的潜规则,重要部门全被皇室和满人占据,对汉族官僚犹如当头一棒,他们想藉官制改革打破满族官员政治优势的期望彻底破灭。

袁世凯欲借拟定官制改革方案之机,限制君权,与庆亲王等公同筹议,以财政部改为度支部,交通部改为邮传部,罢设典礼院之议,保留礼部。行政裁判院、集贤院亦删去。可这个修订了的方案未获通过,慈禧太后既担心君权旁落,又担心改革过快引起政治动荡,便下“五不议”诏(军机处不议,八旗事不议,内务府事不议,翰林院不议,太监事不议),对官制改革的范围和内容进行限制。

宣 统三年四月戊寅,诏改立责任内阁。颁内阁官制。授庆亲王奕劻为内阁总理大臣,大学士那桐、徐世昌俱为协理大臣。以梁敦彦为外务大臣,善耆为民政大臣,载泽 为度支大臣,唐景崇为学务大臣,荫昌为陆军大臣,载洵为海军大臣,绍昌为司法大臣,溥伦为农工商大臣,盛宣怀为邮传大臣,寿耆为理藩大臣。复命内阁总、协 理大臣俱为国务大臣,内阁总理大臣、协理大臣均充宪政编查馆大臣,庆亲王奕劻仍管理外务部。置弼德院,以陆润庠为院长,荣庆副之。罢旧内阁、办理军机处及 会议政务处。大学士、协办大学士仍序次於翰林院。裁内阁学士以下官。置军谘府,以贝勒载涛、毓朗俱为军谘大臣,命订府官制。(《清史稿》卷二十五,“宣统皇帝本纪”)

辛亥四月初十(1911年5月8日), 清廷诏立责任内阁,设总理大臣一人,协理大臣二人,下设十部,同日颁布新订《内阁官制》及《内阁办事暂行章程》,裁撤军机处等机构,至此,预备立宪之官制 改革中最为艰难的中央官制改革,历时五年,告一段落。从技术上讲,行政各部的设置相当合理,已接近于日本的内阁官制,数月后,中华民国南京临时政府成立, 除未设理藩部,所设九部与此完全相同(个别名称稍异)。

清朝官制,大多沿袭前朝,如三院、六部等;亦有入关后因时因事增设者,如“军机处”、“总理各国事务衙门”等;个别职称,名虽不同,实则无异,仔细考察,实 为中国自秦汉行帝制以来历朝官制之集大成者。历代官制,循循相因,两千年来,弊端丛生,简而言之,中央政府机构臃肿,部院设置不合理,职责权限不分明,地 方行政层级较多,官员俸禄微薄,任其巧取豪夺,选拔体制陈旧,除科举“正途”,另有保举捐纳,名为“异途”,使大量不具才德的官绅子弟混入官场,成了滋生 腐败的土壤,种种弊端,并非清朝所独有,但为时势所迫,却须清朝革故鼎新,承担改革失败的风险。

早在戊戌年间,官制改革就是维新派推行变法的主要议题。辛丑回銮,慈禧太后下诏实行新政,官制改革仍是新政的主要内容。官制改革分为中央官制改革和地方官制改革两部分,从1901到1905年,清廷一直在做探索性工作,前者较之后者,成果显著:1901年8月,改总理各国事务衙门为外务部;1903年,成立商部,为统筹全国财政,统一币制,设立财政处,为督练新军,统一兵制,设立练兵处;1905年设立巡警部,废除科举,兴办学堂,设立学部。光绪三十二年七月十三日(1906年9月1日),清廷准出洋考察回国五大臣的立宪奏请,颁布《宣示预备立宪先行厘定官制谕》,“廓清积弊,明定责成,必从官制入手,亟应先将官制分别议定,次第更张,并将各项法律详慎厘订”。官制改革成了预备立宪的突破口。

七月十六日(9月4日),编纂官制大臣在颐和园召开第一次会议,会后设立了编制馆,着手拟订官制改革方案。这次会议,上谕虽命载泽主持,但议程、议题、原则及主导思想,均为袁世凯控制,他欲借此机会,建立立法、行政、司法三权分立的宪政体制,实行责任内阁,限制君权。

袁世凯所拟中央官制方案为:

一、撤销军机处,内阁设总理大臣一人,左右副大臣二人,各部尚书均为内阁政务大臣;

二、设十一部七院一府,各部、院之名称次第,首为外务部,依次为民政部(以巡警部改设,并将步军统领衙门所掌事务及户、礼、工三部所掌有关民政各事并入)、财政部(以户部财政处改设)、陆军部(以兵部练兵处及太仆寺裁并改设)、海军部(暂归陆军部办理)、法部(以刑部改)、学部、农工商部(以商部、工部归并设立)、交通部、理藩部(以理藩院改)、吏部;改政务处为资政院,改礼部为典礼院,改大理寺为大理院,保留都察院,新设集贤院、审计院、行政裁判院及军谘府。

但当袁世凯所拟的新官制草案触犯到皇室的利益,如裁撤军机处、礼部、翰林院、宗人府等机构时,遇到了皇室宗亲和既得利益者的强烈反对。后经庆亲王等公同筹 议,以财政部改为度支部,交通部改为邮传部,罢设典礼院之议,保留礼部。行政裁判院、集贤院亦删去。可这个修订了的方案也未获通过,慈禧太后既担心君权旁落,又担心改革过快引起政治动荡,便下“五不议”诏(军机处不议,八旗事不议,内务府事不议,翰林院不议,太监事不议),对官制改革的范围和内容进行限制。面对重重阻力,袁世凯只得让步,另订方案。九月二十日(11月6日)上 谕《裁定奕劻等核拟中央各衙门官制谕》,宣示官制:罢设内阁之议,保留军机处;各部名称与方案类似,次第有所不同,依次为外务部、吏部、民政部、度支部、 礼部、学部、陆海军部、法部、大理院、农工商部、邮传部、理藩部、都察院等,资政院、审计院、军谘府。此十一部四院一府,已与袁世凯的方案相去甚远,但编 制官制之事终于完成,酝酿已久的中央官制改革正式启动了。

面对官制改革,朝野各派政治势力各有盘算。五大臣的出洋考察报告和立宪奏议出自梁启超之手,他欲借此机会,在中央,确立君主立宪政体,速开国会,建立向国会 负责的责任内阁;在地方,设立省议会,推行地方自治,制约督抚权力;如达目的,立宪派则可名正言顺地登上政治舞台,成为“立宪与革命”论战的大赢家,因 此,宣统元年、二年,他们在全国范围内发起数次声势浩大的请愿运动,主旨即在早开国会。

袁 世凯虽支持君主立宪,但他对召开国会和地方自治不感兴趣,他想借官制改革削弱满人的政治特权,扩大汉族官僚在中央政府的权力,最终掌控内阁,限制君权。皇 室宗亲和少年亲贵先借官制改革解除袁世凯的兵权,将北洋六镇收归陆军部,后又逐步侵削袁氏权力,直至罢官逐出京城。清廷一面严厉压制立宪派的国会请愿运 动,一面加紧从汉族官僚手里攘夺权力,借官制改革之名把中央政府各要害部门控制在皇室和满人手里。

新内阁的13名阁员中,满族占9人,汉族仅占4人, 而在满族中,皇族又占了多数,时论讥之为“皇族内阁”。诏书即下,举国哗然,汉族官僚,立宪党人,大失所望,群起攻之,乃至革命党人,亦同声谴责。“庆邸 之蔑法尸位,贪庸误国,致为参政院所参劾,然参者自参,庆邸实行阴险手段,几解散资政院,今颁发新官制,庆邸居然新内阁总理大臣矣。不宁惟是,若海陆军为 全国之军政,必以亲贵为之,未闻有汉人之贤者为之也。心有所私,贤者裹足,智者养晦,求国之不亡,不可得也。”(《克复学报》第二期,1911年8月)

“皇 族内阁”打破了清朝开国以来延续已久的部院大臣满汉平分的潜规则,重要部门全被皇室和满人占据,对汉族官僚犹如当头一棒,他们想藉官制改革打破满族官员政 治优势的期望彻底破灭。此事成了满汉决裂的导火线,护理四川总督王人文在铁路风潮中,同情川民,对抗朝廷,激成大乱,一发不可收拾。武昌首义后,江苏巡抚 程德全、第九镇统制徐绍桢,广西巡抚沈秉堃、布政使王芝祥、提督陆荣廷,纷纷抛弃清廷,望风反正。

立宪派领袖张謇对清廷此举痛心疾首,他在自定年谱中写道:“辛亥年四月,政府以海陆军政权及各部主要均任亲贵,非祖制也。复不更事,举措乖张,全国为之解体。至沪,合汤寿潜、沈曾植、赵凤昌诸君公函监国切箴之。更引咸同间故事,当重用汉大臣之有学问阅历者。赵庆宽为醇邸旧人,适自沪回京,属其痛切密陈,勿以国为孤注。是时,举国骚然,朝野上下,不啻加离心力百倍,可惧也。”从此,立宪派对建立君主立宪制失去信心,转而同情革命党建立共和的主张,武昌起义后,各省谘议局议长、议员迅速与革命党结成同盟,策划独立,联手组织军政府,成了推翻帝制的重要政治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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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匿名
    2014年5月13日09:00 | #1

    高瑜把习太后的七不议
    给泄漏出去了
    这是泄漏党秘
    但你知道的 , 土共党国不分
    所以用国家机密把他送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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