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时报》中国拒当世界第一的背后

前美国东亚及太平洋事务助理国务卿 科特•坎贝尔 为英国《金融时报》撰稿

以购买力平价计算,中国马上就要超越美国成为世界第一大经济体,比许多人预计的至少早了10年。这是世界银行(World Bank)主办的国际比较计划(International Comparison Program,以下简称ICP)4月报告得出的结论,中国明显想抵制这份报告。知情人士指出,中国的顾问和代理人至少在一年前就展开防御,试图说明该报告所依据的方法和数据站不住脚。

某种程度上,中国对被贴上世界第一标签的抵制,与该国长久以来对建立财富和权力的痴迷有些相悖。在人们的料想中,中国官员或许会陶醉在这类统计上的荣誉中,因为该国一直以来对此不懈追求。然而中国领导层却表现出异议,他们竭尽全力证明这份报告不可信,并尽量强调中国与这一结论的差距。

个中原因大概有几点。如果各国日益觉察到中国的优势,从而在防卫上有所转变,那么世界第一的标签对中国政府就无疑具有政治影响。美国政策制定者或许会对中国的宏观经济政策趋势以及贸易政策采取更严厉的态度。他们或许还会重估美国在亚太地区势力存在的多个方面。在某些层面上,中国对美国的认识之深刻,或许连美国公民自己都难以达到。美国不会束手就擒。在世界舞台上,美国已从心理和政治上习惯了在同等国家中位居第一。中国还不急于接过它的位子。

中国之所以羞怯的另一原因,是该国还未准备好接受与其日益提高的地位所相称的全球角色。用著名的中国问题专家谢淑丽(Susan Shirk)的话来说,它实施的是一种“浅层接触”政策。这令它在享受身为大国的好处的同时,不用承担太多责任。中国一直满足于跟在其他领导国身后随波逐流。它既想要全世界的尊重,又不想为此买单。

但上述情况已慢慢发生改变。中国正协助一项针对大规模绑架的国际行动——伊斯兰恐怖组织博科圣地(Boko Haram)在尼日利亚绑架了近300名女学生。不过,中国的矛盾心理依然存在。这种心理部分反映了中国的一个信念,即全球道路的规则是由其他国家书写的。中国主要是全神贯注地利用自己不断积累的力量,在海事纠纷和贸易分歧中实现国家优势。

中国的讳莫如深也传染到国内观众。对于那些生活贫困、勉强维持生计的中国底层穷苦民众,如果世界第一就意味着这样的生活,这种想法或许会引发他们对国家的优先事项进行一次更广泛的审视。例如,中国过去二三十年投入巨资建设军事力量,而自然环境承受着极大破坏,水、空气和食物都缺乏可靠的国家健康标准。中国没有国家保障网来帮助年老者或遭遇不幸的人。中国知道自己离实现国内发展、以及解决巨大的贫富差距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这也是为什么中国领导人极不愿接受国际比较计划4月份的报告。今日的中国仅有建立国家实力的共识,但对于实现该目标后,如何在对外或者(尤其是)对内事务上发挥该实力,鲜少达成真正的一致。

中国为何甘居第二?

艾伦•贝蒂

让自己看起来比实际更高大,是为在打架中获胜而采取的一种常用伎俩。而全球规模最大、增长最快的经济体之一则一直热衷于隐藏自己的块头,这种招数无疑较为罕见。中国,这只身处全球经济房间里的体重500公斤的大熊猫,正试图将自己蜷缩进一个角落,希望这样就没有人会注意到它在那里,不过这一招正变得越来越缺乏说服力。

目前中国的国内生产总值(GDP)是否真的像国际比较计划(International Comparison Program,以下简称ICP)近期指出的那样已经超过了美国,是一个统计意义上的讨论——鉴于其中牵扯到的不确定因素,讨论虽然非常热烈,但不可避免的缺乏定论。不过有一件事是明确的,中国在这个特定事件当中,更喜欢全球第二的位置,中国政府为了得到这一结果在评估过程中展开了大力游说。

中国一直不愿接受自己已是国际经济舞台上的一支领导力量,并承担起与之相应的国际责任。但仔细考察中国政府在一系列不同竞技场上的举动可以看出,中国并不是希望在拳击比赛中一直参加低于自身量级的比赛,而是高度精准地选择自己的比赛。

中国在GDP评估项目中采用的手段与几年前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发生的情况高度一致,当时该组织的各成员国修订了出资“配额”,这一配额决定了各国在IMF董事会中的投票权比重。中国虽然加入了要求赋予新兴经济体更多代表的普遍呼吁,但同时又悄悄地展开了游说活动,并成功地使自身配额保持在略低于日本的水平。承认自己已经成为亚洲首屈一指的经济力量,这种风头显然超出了中国准备承受的范围。

配额略微上调大体而言只有象征意义:在投票意见高度一致的IMF董事会中,这只会使中国的权力略微增大,并且不会解除美国对于极其重要决策的实际否决权。但这在某种意义上,正是关键所在。权力的象征性扩大作为回报并不足够,不足以让中国在IMF因要求借款国履行严苛的条款而受到指责时,愿意承担比例更高的责难。

在其他的国际组织中,中国同样一直坚定地无视其他国家为提升中国地位所做的努力。在20国集团(G20)因为国际金融危机而被升级为政策论坛之前,全球治理评论界的一种代表性呼声是,中国应被邀请加入八国集团(G8)。而实际情况是,中国此前已经多次拒绝过现有成员国发出的入会邀请。中国无意成为这一组织当中孤零零的新兴市场经济体代表(加上俄罗斯),并送给美国一个受到高度关注的新平台,来扩大其对中国政府没完没了的抨击运动,以促使中国允许人民币升值。

中国还拒绝了华盛顿的恳求,不愿在多哈(Doha)回合贸易谈判中扮演更重要的角色,而是选择将代表发展中国家的任务主要留给巴西和印度。鉴于中国在实体世界中的惊人出口表现已经导致了严重的经济混乱并引发了广泛的反感情绪,中国政府很明智地认为,没有必要通过在谈判室中四处炫耀自身日渐扩大的体量,来加剧自身的公共关系问题。在2008年具有决定意义的部长级会议上——此次会议标志着多哈回合谈判在事实上的死亡——中国确实突然行动起来,支持其他新兴市场经济体对抗美国和欧盟。但在北京方面帮助挥出猛力一击之前,多哈回合谈判已经双膝跪地,倒向了拳台。

如果就此简单得出中国是个不爱出风头的外交隐士的结论,那你就错了。当中国自身作为一个处于工业化进程中的出口导向型经济体的利益受到直接威胁时,中国毫不客气地主张自身利益,特别是当中国能在多国联盟的政治掩护下采取行动时。

例如,中国曾因不愿过高提升自身在IMF的投票权重而奋力争辩,但中国为阻止IMF发布任何有关人民币汇率存在“根本性偏差”的官方结论而进行的抗争则更加激烈。这一问题让时任IMF总裁的多米尼克•斯特劳斯-卡恩(Dominique Strauss-Kahn)感到如此紧张,以至于他在超过三年的时间里禁止执行董事会就中国经济问题展开正式讨论,担心由此可能引发争端。

当20国集团的影响力显著上升,中国被一群意见相近的新兴市场国家(以及德国这一出口大国)所环绕时,中国成功击退了抨击人民币币值低估运动的一个变体——这次美国提出了一个提议,要求各国政府为本国的经常账户盈余设定有约束力的目标。

在2009年的哥本哈根气候谈判中,中国拉拢了其他新兴市场国家,阻止设定碳减排目标,其中也压制了小型岛国的反对意见。对那些岛国而言,海平面上升对它们生存的威胁,比“痛打”美国紧要得多。

中国既不是天生的孤立主义国家,也不是天生的多边主义国家。毕竟,中国在冷战中曾是“不结盟运动”(Non-Aligned Movement)的观察员国和支持者,即便不是真正的成员国。该运动旨在抵制苏联和美国的影响,维持国家独立。如今,中国不再依靠现有多边论坛,而是开始创建自己能占主导地位的机构——比如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Asian Infrastructure Investment Bank)——但这类机构才刚刚起步。

北京方面在GDP规模之争中的这类做法,不是为了从全球经济政策制定中完全抽身。然而,中国的确希望有能力精确选择参与的时间和场合。中国只选择那些将对自身经济产生直接影响并且能在其中找到同盟的问题,以此优化风险/回报率。承认自己是全球最大经济体,并因此自愿接受无可争议的世界重量级冠军头衔,将会严重限制中国选择参加哪些战斗的能力。

半吨重的中国“大熊猫”不能一直装睡下去而不引起他人注意。不过,中国坚称自己并非屋内实际上块头最大的“动物”,这清楚意味着,要过很长时间之后,它才会从角落里走出来,开始掌管“马戏团”。

中国“超越”美国意味着什么?

刘利刚

近期世界银行的国际比较计划(International Comparison Program,以下简称ICP)关于中国即将超越美国成为第一大经济体的结论,成为市场上热议的话题。中国方面似乎并不太愿意接受加冕成为世界第一大国,并通过中国统计局表示世行的结论低估了中国的物价水平。

事实上,此项研究的主要方法论是对非贸易品成品进行一定调整后再进行平行比较,以保持一定的可比性。以购买力平价(PPP)计算,中国经济的实际购买力一直被认为大大高于其名义GDP。之前的普遍预测中国在10-15年左右才能在购买力平价计算的经济规模超过美国。但在某些方面,中国已经成为了世界名副其实的第一。比如说中国的二氧化碳排放量、大宗商品的消费量、一些农产品的进口量(比如说大豆、牛奶以及乳制品),中国更是早就霸占了头把交椅,而中国的原油进口量也预计将在2016年超越美国。

但以购买力平价计算的GDP时间上的“提前”超越,让谁都觉得不适应。此前的研究表明到2005年,中国的经济规模仅为美国的43%,但世界银行此次修改了部分方法,导致了中国到2011年的经济规模达到美国的87%,这已经相当接近,而按照这样的速度,中国将在今年超越美国!

毫无疑问,随着中国人生活水平和质量在不断改善,中国的“体积”更让世界吃惊,而且将会以更加巨大的影响力来引导世界市场——这也是世界经济发展史上的一个独特的现象。由于人口巨大,中国人均收入的小变化,都会产生需求的巨大的影响,更别提中国的经济增速仍然大大高于世界平均增速。同样是由于人口巨大,中国在科技的运用还是在基建投资上的回报都会有较大的乘数效应,而这样的影响力是中小经济体无法企及的。

正是因为如此,即使中国的实际购买力距离美国的人均水平仍然很远,中国中产阶级的兴起仍将对世界经济产生巨大的影响。中国大约有3.1亿人口的人均GDP超过了7000美元,这样的人口总量已经超过了美国。举例来说,即使中国的人均汽车拥有量达不到美国的现有水平,但中产阶级拥车量的攀升,就很容易使中国成为世界最大的汽车市场,仍将对世界汽车产业链产生重大的影响。

但人口巨大也有很大的劣势。中国的人均实际购买力远远低于美国,即使根据世行的计算,中国的人均实际购买力也仅为美国的20%左右,这也意味着中国人实际生活水平距离美国仍有巨大差距。从日本的经验来看,在1991年泡沫破灭前,从1960年至1991年的实际经济增速为6.0%左右,显著高于同期美国的3.6%的增速,但到了1980年,日本的人均实际购买力就开始稳定在美国的70%的水平,至今也没有出现显著的提高。德国的人均实际购买力也从1980年开始维持在美国的75%上下,30年来也没有出现明显的进步。这些经验均表明,想要真正超越美国仍然有巨大的难度。值得指出的是,那些说中国投资过度的人要注意了,人均收入的差距跟人均拥有的人力资本和固定资本息息相关。要缩小人均收入的差距,中国特别要在人力资源和科技上大力投入。其实,日本和德国在人均收入上未能赶上美国,重要原因正是落后在高等教育、科技和创新,而这些因素又会影响一个国家的全要素生产率(TFP)。另外,一个好的制度设计和安排也非常重要。在这两个方面,中国需要一个漫长的学习过程,没有体制的创新与改革,中国可能需要更长的时间达到现在日德与美国人均收入的水平。

那末,ICP的研究结果对汇率中长期预测有何意义呢?巴拉萨—萨缪尔森效应(Balassa-Samuelson Effect)告诉我们,当贸易产品部门(制造业)生产效率迅速提高时,该部门的工资增长率也会提高。国内无论哪个产业,工资水平都有平均化的趋势,所以尽管非贸易部门(服务业)生产效率提高并不大,但是其他行业工资也会以大致相同的比例上涨。这会引起非贸易产品对贸易产品的相对价格上升,这也造成实际汇率的上升。ICP的研究却表明中国的非贸易部门的劳动生产率出现了较快的增长,这可能引发对于中国的实际汇率的重估。从一个阴谋的角度来看ICP发布的时间,中美在今夏的战略与经济对话中又有一个热门话题来讨论了。

最后,对于中国来说,随着其经济规模的不断扩大,也意味着中国需要在国际事务中承担更多的责任。而世界也需要认识到中国的崛起,并给予中国相对应的国际地位。对于目前仍然处于主导国际局势的美国而言,与中国建立一个新型大国关系,而不是围堵中国,可能是更明智,更符合经济基本面的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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