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峰:那个“自由公平”的香港去哪了?

今年3月,西方重量级政经刊物《经济学家》推出了由其制作的全球“裙带资本主义指数排行榜”。这也不足为奇,毕竟制作各种名目繁多的排行榜是西方媒体所擅长的,也是他们控制国际话语权的重要技术手段之一。这份报告中,有的结论与一般人的通常印象接近,比如发展中经济体总体上说裙带性比发达经济体更大,主要裙带指数——寻租行业亿万富翁资产占GDP的比例——大约是发达经济体的两倍;又比如近20年来,全球富豪阶层正在不成比例的加速自己的财富积累,逆转了收入分配平等化的趋势。

不过这份榜单出人意料(尤其可能出《经济学家》编辑者所料)的是,在全球所有参评的23个经济体中,一向被《经济学家》各种批评贬低的中国(大陆)只排在第19位(不用多说,这个排名当然是越低越佳),还低于作为发达经济体代表入评的美国、英国,而名列第1位的经济体却是一向被认为自由经济模式典范的香港,而且与第2名的俄罗斯相比,香港的裙带指数还要高出几乎三倍。尽管《经济学家》煞费苦心地为这几个“异常现象”想出了种种解释以便“消毒”,但如此巨大的差距,实在不容易洗白。

其实,中国(大陆)的表现对于有心者来说还不算出奇。如果长期留意观察就不难发现,近几十年来在各种国际排名中,中国的位次表现基本都遵循着一个规律——评判标准中客观的因素比例越大,中国的名次就越好;需要主观判断的成份越大,中国的成绩就越差。而目前的“裙带指数”榜还几乎完全按客观数据修成,所以即使排进“最不裙带”前五,读者其实也并不需要如《经济学家》那样摆出“惊讶”状。

可是,香港排名裙带指数世界第一却实实在在值得深加追问。众所周知,香港一直为其政府机构廉洁高效的名声而备感骄傲,数十年来从新闻教育到影视文化都持续强化着这种认识,甚至在主流人群中已经固化形成一种“廉政公署信仰”,认为香港的既有制度足以确保人们在竞争中都享有公平公正的机会。然而现在客观数据却表明,这种观念很大程度上恐怕并站不住脚,尽管应该承认,香港公共及其它社会机构的廉洁度总体上确实依然良好。

俄罗斯、乌克兰等国家自上世纪90年代转型后,在社会资源分配中的不公正性一直是举世公认的。这批经济寡头中的绝大多数人都被强烈认为,是利用了不合法,或至少是不合理不道德的手段,才将社会总财富中的很大一部分聚拢在他们手中。而香港同样是为数很少的一批富豪,积蓄的财富占社会总体比例,比包括俄、乌在内的任何经济体都还要高得多,并同样高度集中(占70%左右)在少数“寻租”机会浓厚的行业内。对比之下,显然有足够的理由怀疑,香港的竞争环境是否真能保证基本的公平公正?

整整二十年来,香港每年都在“全球经济自由度指数”排行榜中拿到第一的位置,与“裙带指数排行榜”带来的尴尬不同,“全球经济自由度第一”一直是香港政府和社会都极为自豪和珍视的一项成就。然而仔细考察不难发现,这两项看似截然不同的首位排名之间,其实有着相当密切的关系。

虽然《经济学家》的报告本身语焉不详,但根据榜单提供的数据和线索,还是不难发现香港的裙带经济模式之所以会近于失控的关键,首要原因就是香港极度缺乏各种反垄断、反不正当竞争的法规,而政府更是只以扮演“守夜人”而自满,对于主动引领经济发展既无心也无力。

无论是香港政府还是社会舆论,长期以来都被“政府不应干预经济”的原教旨自由经济理论所俘虏,沉迷于“经济自由度世界第一”的空洞荣誉之中,一味只强调让企业在市场中“凭各自本事”搏击,却对于现实经济中的自然垄断和“马太效应”熟视无睹。直到2012年香港才通过了第一部反不正当竞争的法律(《香港竞争条例》),而至今也还没有一家大企业真正受到过有实际意义的惩戒。是香港没有垄断?连小学生都写出了“李家的城”。是香港的垄断都很“良性”?香港人均GDP高达3.8万美元,同时还奉行低税率政策,但居民的自有住房率、平均住房面积等指标还远远不如很多发展中经济体,直观相较,比内地的主要大城市就都不如。

还是以在香港经济和社会生活中影响份量最重,也是产生最多香港富豪房地产业来说。众所周知,香港的超高房价是普通香港家庭最大的压力,即使收入处于中上水平的白领,为了供一套只是勉强过得去的房屋,都可能要耗尽一生积蓄。对此,被强大的房地产集团牢牢把控的香港传媒长期都向港人灌输一个理由——香港房价贵是因为人口密度大,可用地又太少。可实际上,香港虽然面积仅有约1100平方公里,但由于并无农业自给的需要,工业也已大多转移出境,可供开发居住的土地相当宽裕。但为了确保房产既得利益集团的利益,整个香港的土地开发率仅为23.7%,而其中用于住宅用途的土地开发面积更只有76平方公里,仅占土地总面积的6.8%。就是这点土地,实际被房产巨头们左右的港府,还不时“惜售”,房价一走低就马上削减供应量。

而以与香港各项情况都比较相近的新加坡为例,在其独立后,尽管在其它经济领域也大力推行自由经济政策,但唯独于土地政策上坚决坚持以公有制为主。通过一系列立法,强制将全国九成的土地低价收归国有,对于少数的私人土地,也坚持由政府控制规划,并以税收方式将大部分私有土地的增值收益也纳入国库。

正是主要由于这些政策差别,新加坡虽然面积约716平方公里,常住人口约550万,人口密度还高于香港,并需要再留出大量土地供新加坡庞大的工业和多达数万人的军队使用。但新加坡国民的平均住房状况在发达经济体中也处于最佳之列,自有房率更高达80%以上,在世界主要经济体中只有中国(大陆)与之相近。其实新加坡在这次的裙带指数榜上名次也不佳,高居第五。但与香港相比,指数的绝对值仍相差数倍,相对而言保持着巨大的优势,聊可自慰,而香港则更需检讨了。

作为一个除了地理位置和深水港外,几乎没有任何自然资源的城市型经济体,香港的绝大多数财富都是由转口贸易、加工工业和提供金融、法律等专业服务所累积的。但是根据《福布斯》提供的资料,以香港前50富豪榜为例,他们的主要财富却大多来自于经营房地产或其它带有垄断性的行业。相对于香港的经济规模,这些人的财富比例不但超乎寻常的大,而且增加速度比香港经济发展还快得多。这意味着真正为香港社会创造大部分新增财富的行业和工作者,反而在社会收入分配中受到了排挤和盘剥。

可忧的是这种情况已经持续多年,回归以来不但没能扭转,反而有愈加强化的趋势。而代价就是香港的经济发展速度、普通居民的实际收入和生活品质,近年来都一直踏步不前。整个香港社会曾经的积极、乐观、包容的心态受到了极大挫折,从而开始怨气横生,民粹崛起。近来日渐表面化和激烈化的陆港矛盾,很大程度上正是部分港人受挫之后,却无法找到正确合理的对象,反被有意引导向内地发泄所有不满的结果。

众所周知在回归后,为了尊重一国两制原则,为了让港人更清晰的感受到从被殖民统治到当家作主的变化,中央、内地对于香港事务表态极其谨慎,尽可能由特区发扬自治。如果说有所“干预”,就主要集中在隔三差五便赠送各种“经济礼包”上。但坦率地说,回归以来普通香港居民的生活品质确实并没有明显提高,无论是在平均住房面积、教育水准,还是退休和医疗保障,这些大多数人最有切身感觉的项目上,香港在发达经济体中仍然都排名倒数。通过“自由行”、CEPA送予香港的大部分利益,都被少数富豪和地产主通过炒高房价、猛涨房租等方式所鲸吞。这责任固然主要只能由香港自己来负,但正如春秋著笔曰:“郑伯克段于鄢”。同为一国,难道祖国大陆真可以坐视香港“多行不义而自毙”吗?更何况,大多数港人主要只是在长期殖民统治下习惯政治冷淡,而被居上的既得利益富豪,和居中居下的意识形态狂热分子造势绑架而已。

香港现在面临的深层次挑战既多且难。而在特区首任行政长官董建华就任初提出“八万五”计划,因为过于激进又不幸恰好与亚洲金融风暴相撞,结果惨遭滑铁卢后,港府改革求变的信心就几乎一蹶不振,施政长期因循守旧、极度保守,至今才稍有所恢复。但刚刚复燃的改革火苗,面临着内外上下重重的压力,在现有制度下捞得盘满钵满的裙带得益者们,在香港确实是盘根错节,力量强大,他们齐心协力的明枪暗箭,凭着特区自己眼下的健康力量恐怕是防不胜防,挡不胜挡的。在这时刻,他们尤其需要内地、需要中央的支持。

把“礼包”发出便撒手不管的策略显然已经不适合时势,应该考虑如何直接分解派发到香港的各个阶层、各个角落,精确的争取支持者,而不是让有些居心叵测者包揽下大陆的赠礼,却私下里不断挑动矛盾。而中央还可以考虑进一步明确和强化“一国”原则,支持香港的长期繁荣并不是只能局限于纯粹的经济让利,把大陆经年证明行之有效的发展经验与香港共享,对于陷于模式困境和方向迷惑的特区来说,也许才是一剂最好的补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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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fx
    2014年5月15日16:47 | #1

    这是我近期看到的第二篇用同样写法写关于香港的文章:用国外的数据,但得出中国官方态度的结论。看来李嘉诚之前的行为是事先得到了风声,有趣的是文章得出的结论即解决方法,虽然我没读过Thomas Piketty的大作《二十一世纪资本论》,但从介绍上知道,他关注的是如何利用政府的行政手段进行财富再分配,本质并不反资本主义,而且是反对政府过多干预的。而作者前面引用类似经济研究数据,后面却得出北京应加大港府控制的结论,这完全不是一回事啊。

  2. CC
    2014年5月15日21:56 | #2

    近期明显地感受到枪杆子和笔杆子的笼罩阴影和其散发出的巨大力量,无怪乎无数郭沫若辈们前赴后继。
    生存利害面前,坚守人格与良知火种在这笼罩的阴影下显得格外耀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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