邱震海:未来三年,很多深刻危机将浮出水面

今天已到了中国成就和中国问题的“质变”临界点

2014年被称为中国的“改革元年”。在这个关键时刻,在历史的坐标下审视一下中国改革的历程、弯路以及未来中国的风险,不是没有意义的事情。

今天中国的问题,已经很难用单一的角度切入:一些表面上看上去是周边安全的问题,但其根源却往往不在周边安全本身;另一些表面上看是十分敏感的社会和政治问题,但追根溯源后却发现,其真正的根源却在于经济模式的失衡;而另外一些看上去似乎是纯经济层面的问题,但却关联着社会和政治的方方面面。

这种“立体型困惑”所导致的“立体式改革运作”,是过去35年中国改革开放所没有遇到过的。中国迄今的改革开放有两个最基本特点:一、从每一个孤立的领域单独切入,然后逐步拓展、延伸,其间无论是从农村到城市的改革,还是从经济到社会的改革,无不如此;二、在“摸着石头过河”的过程中,允许试错、纠错的循环往复。

1992年开启市场经济进程后,中国改革遵循的逻辑是:在政治稳定的前提下,以政府高度干预之手,强力推进经济发展。若没有政府之手的强力推动,中国的经济不可能有如此迅猛的发展;但也恰恰由于政府之手的过度主导,中国才有如此严重的官员寻租、腐败和国进民退、民营经济萎缩,以及人民幸福指数下降等一系列严重问题。

如果说过去20年是中国成就和中国问题的“量变”,那么20年后的今天已到了中国成就和中国问题的“质变”临界点。一个逻辑的结论就是:今天的中国,其实已经到了社会和政治转型的临界点,只不过还不知道如何转型,或还不敢大胆转型而已。

这些年中国常常在试错和纠错的循环里徘徊

当我们今天谈中国时,其实涉及到两个进程:一个是发展,另一个则是改革。

所谓发展,是指中国的现代化发展进程。这一进程不自1979年始,它一直可以追溯到19世纪中国的第一次现代化努力——洋务运动,也历经民国阶段一直延伸到1949年建国和1979年改革开放。而所谓改革,则首先指对1949年后建立的计划经济体制的改良和转型。

但在发展和改革之外,这些年其实还伴随着另一个进程,那就是试错和纠错的进程。由于体制的羁绊,同时也由于改革早年谁也没有经验,因此在“摸着石头过河”的逻辑下,中国的改革35年来“摸”出了许多成绩,但也“摸”出了很多问题。

一个不可否认的事实是:这些年中国常常在试错和纠错的循环里徘徊,甚至误以为纠错也是改革。这也就难怪改革的机会成本被无限推高。

这一循环之所以发生,相当程度来源于对转型的深层规律缺乏认真、系统、扎实的研究。举一个例子:2008年世界经济危机爆发,各国政府都在出手救市;当时有人公开认为,这再次证明中国的体制是行之有效的。换言之,既然各国政府都在干预经济,那么中国的政府干预经济就是正常的,完全无须改革。

这实在是一个理论上的巨大误区,它完全混淆了成熟市场经济下政府的调控作用,与中国经济体制的本质区别。遗憾的是,所有的这些政策误区,都由于上述理论误区而在2008年后得到了加强。

未来三年里,一旦经济放缓所有的深层次问题就都将浮上表层

我在年前曾提出“市场经济四位一体”的概念,即政府-市场-社会-法治,今天中国在改革领域所做的许多事情,都是在处理政府与市场的关系。但重新界定政府与市场的关系之后,政府放出的权力交给谁?答案必定是交给社会。但社会是否有足够的成熟度,来承接政府释放出来的权力?如果没有,届时是否又会面临一轮新的试错-纠错的过程?当一只轮子走在政府退出市场的轨道上,另一只轮子却走在继续抑制社会成长的轨道上。长此以往的结果,要么是两只轮子分道扬镳,要么是两只轮子彼此撞车。

如果说,上述问题原本还可以“等待”或“拖延”,那么未来三年里,一旦经济放缓或遇到挑战,所有的深层次问题就都将浮上表层。

今天和未来的中国,为了“稳增长”,就必须继续依靠投资的“疾风暴雨”;但要“调结构”和“促改革”,就又必须依靠“文火炖汤”式的微调。“文火炖汤”能否敌得过,或逐渐替代“疾风暴雨”?这是“李克强经济学”面临的挑战。

中国经济的问题,绝不仅止于“三驾马车”

关键是:今天和未来的中国问题,绝不仅是一个经济学的问题,而是一个经济与社会、政治紧密相连,内政与外交犬牙交错的问题。因此,未来几年,中国有两组速度须引起人们的高度关注:一是经济增速放缓和社会矛盾上升速度之间的平衡,二是零碎改革的速度与社会矛盾上升速度之间的平衡

就前一组速度而言,一旦经济增速放缓,其与社会矛盾上升的速度之间将是一种什么关系?各种社会矛盾将以何种方式和何种程度爆发?

就后一组速度而言,未来几年,各个领域的改革措施都将陆续登台。这些措施孤立地看都有重大意义,但若这些零碎的改革跑不赢社会矛盾上升的速度,再好的改革可能都将是无意义的,因为社会矛盾一旦爆发,所有的一切都将发生质变。

未来三年,中国经济的问题,绝不仅止于一般人们谈论的“三驾马车”(即投资、出口、消费)的调整,抑或房地产、地方债和金融风险的掌控,而是还涉及到一些经济供求面的更加深层的问题。未来三年,中国人口红利消失的情况将全面凸显,而其后果至少将影响未来二十年的中国经济。

然而,当中国必须寻找新的经济持续高速增长动力的时候,中国的创新精神和机制是严重缺乏的,经济自由度是严重不足的……

若不采取积极有为的战略,中国很可能重拾别人已经制定的游戏规则

与人口红利下降相比,中国另一个更为深重的危机就是人才危机。前者是低端劳动力数量的危机,而后者则是高尖端人才数量的危机。当前和未来的中国,需要100万高尖端人才,而目前中国则只有一万人;更要命的是,这一万人还在向海外流失之中。

过去五年,美国的经济调整取得了相当大的成功,它在加强监管的同时,创新的活力和经济自由度依然不减,而这是一个经济体长远发展的最重要的支柱;相反,中国的经济调整在成功“保八”的同时,却带来了许多后遗症。

由于页岩气等先进开采技术的提升,美国不但开始真正实现“能源独立”,而且正在悄悄改变世界的能源格局,这无论对于中国还是俄罗斯都将具有极其深远的影响。

当中国正“埋头拉车”,即埋首于自身问题的解决时,美国正在全球贸易规则方面重新建章立制,中国过去赖以飞速发展的全球化很可能因此而被虚化。未来三年,中国若不采取积极有为的战略,中国很可能又会被迫从现有的全球经济制高点上下来,重拾别人已经制定的游戏规则。

更重要的是,中国能否有效缓解因转型而产生的社会矛盾,将直接决定中国未来能否有从容的心情应对各种更为艰难的挑战。

中国的许多看不见的深刻危机,都可能在未来三年里或显现,或激化。

如果到了2017年,仍不能找到解决这些问题的“钥匙”,那么中国未来的麻烦将很多,现阶段的成就很可能只是昙花一现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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