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知远:迟钝的巨人

九年前,我去越南旅行。这多少象是时光穿梭。河内令人想起八十年代夏日的北京,它缓慢、朴素、充满好奇。中国的影响随处可见。孔子像矗立在当地的文庙中,提醒着汉文化长久的影响,只不过这位孔子与中国境内的大不相同,像是一名土生的本地人。两国也分享着二十世纪的革命记忆,广场、雕像、红旗,越南的革命进程也深受中国的影响,胡志明曾在广州避难、接受训练,还会写作汉语的打油诗。而自从1991年以来,越南更是仿照邓小平的理念,开始了自己的经济改革,放松政府管制,鼓励市场力量。在越南的社会科学院,一位经济学家和我讲起,他们摆脱马克思主义教条的艰苦努力。大街小巷商摊上摆满了廉价的中国货、还有盗版的中文电视连续剧。

这些例证很容易激发起一个中国游客的优越感(在缅甸、柬埔寨、老挝这些贫穷的、被共产主义肆虐过的国家尤其如此)。不论历史、地理、人口、经济总量、影响力,你都占在绝对主导的一方。是英国作家C·W·刘易斯说的吧,看着一个后来者在你早已走过的路上痛苦的探索,是乐事一桩。这是权力的诱惑。

最难忘的一幕发生Ngo Quyen Street上的一间咖啡馆中。一位温柔可人的越南女作家对我说,在本地流行的小说里,高大的男人总是中国人,越南的形象是柔顺、需要被保护、也经常被侵犯的女人。她被称作“越南的卫慧”,也主动承认卫慧的大胆性描写鼓舞了她的写作。这个比喻令我吃惊。在我们的记忆中,更强大的一方总是白人男子,中国女人则是温柔的承受者。即使在杜拉斯的《情人》中,那个貌似强者的中国商人在15岁的法国少女面前都显得过分阴郁、脆弱。

在这家咖啡馆的不远处,就是索菲特饭店。半个世纪前,格雷厄姆·格林在此写出了《安静的美国人》(The Quiet American)。和刚从学校走出、心怀理想的美国军官派乐(Alden Pyle,书中人物)一样,他不仅要抢走世故、嘲讽的英国记者的越南情人,还带着一腔纯真(也是物质)幻想重塑这个国家。很少有小说像这本这样捕捉到历史力量转移时的情绪,面对美国的崛起,旧欧洲只能无奈、嘲讽与怀疑,并且让他们在虚构的世界里无情地失败。

现实中的美国失败过,却似乎并不彻底,而且卷土重来。当我坐着中巴车沿着这扁担式国度向南,抵达胡志明市时,可以轻易地感受到越南多么想念曾被他们驱赶走的美国,克林顿与希拉里的英文盗版传记混着各式美国人的越战记录,在市中心到处叫卖。本地人仍喜欢叫自己“西贡”。这种怀旧之情再熟悉不过了,就像上海人想穿越到“东方巴黎”一样——他们都在确认自己经历了一场失败的、最好从未发生的革命。

在那次行程里,很少有人谈论一九七九年的那场战争,似乎怕是引起我这远来客人的不快。不过,我也不知道该追问什么,因为我对此也不甚了了。将近三十年后,这场所谓的“自卫反击战”仍是个谜。

距离那次越南之行九年了。很多记忆早已模糊,新的消息也不断涌入,与那位女作家的谈话片段却变得日益鲜明。

一个世纪来中国人都是在“受害者”的历史心理中成长的。共产党中国声称“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但强调的却是不断被“帝国主义”侵略的历史。在中国经济起飞的九十年代,广泛推行的爱国主义教育是一部百年屈辱的历史画卷——这集体的屈辱感似乎能激发起一种扭曲的民族凝聚力。

但中国也再次强大起来。一种奇特的心理就此诞生——我们一方面为悠久的历史与正在崛起的现实自傲,一方面又总陷于受害者的敏感与愤怒中。这情况在2008年北京奥运会火炬传递中有了戏剧性的出演——全世界目睹着时髦、富裕的中国青年们真诚上演的爱国剧,他们有一种强烈的受困感与愤怒。

对昔日强者的过度敏感,也总伴随着对弱者的极度迟钝。我们习惯于在强调自己受侵害的近代历史,却忘记了自己在别人面前的强者地位。

九年前,中国正处于它影响力迅速上升的起点,如今它已带来广泛而深刻的影响,尤其对它的周边世界。

它似乎需要一个更复杂的格雷厄姆·格林来理解这个新现象。对于周边世界来说,中国既是现实中的新强权,也是历史记忆的再度重演。东南亚的评论家们已经谈论了好几年的“朝贡体系”,似乎中国将再次成为中央帝国,接纳四方的朝拜。同样重要的是,这个经济强权也仍是那个曾经输出革命的极权国家,它的意识形态与政治逻辑并未彻底改变,它仍是高度封闭的政权。

北京不知道如何减缓这种焦虑。

早在1970年代末,邓小平与李光耀的一次会面中,前者希望后者缔结联盟对抗苏联帝国主义,而后者则说,东南亚的主要忧虑是中国输出的共产主义。邓才恍然。

而此刻,不论怎样谈论“和平崛起”,或是用“和平发展”这个新词来取代它,都不足以抵消这种疑虑。一方面,很少有国家是真的“和平崛起”,崛起经常导致混乱与冲突。在过去了两年中,它甚至连这个姿态也失去了,以一种故作强硬的姿态示人。

中国不再是那个输出革命的国家,为了意识形态而制造人道灾难。但如今,它为了保持自身利益,同样不择手段。所有的国家都必须扞卫自己“国家利益”,并不可避免地影响他人,但像此刻中国这样的崛起大国,如此令人吃惊的欠缺道德原则,无疑会带来更大的不安。这种道德迟钝不仅出现在政治权力中,也弥漫在中国社会,它表现在人们对於中国给其他民族带来的伤害,浑然不觉。金正日去世的消息传来,人们带着嘲笑的表情看着画面上嚎啕的朝鲜人,似乎他们是来自另一个星球的怪物。我们忘记了,仅仅近卅八年前,他们以同样的方式来面对毛泽东的死亡-难道他不是一个荒诞的暴君吗?更重要的是,正是中国持续的支持,才造成朝鲜的现状。普通中国人、甚至整个知识分子阶层,从不会思考那些缅甸人、叙利亚、苏丹人、越南人、柬埔寨人的感受。

怎样解释这种道德与理解上的迟钝?一个专制政治体制给人们提供了一个扭曲的世界观,人们从不了解外部世界真的发生了什麽。更重要的是,人们一直试图躲避自己的政府,而这样的政府所犯下的错误与自己无关,他们不需要为此负责。人们变成了一群被狭隘的自我利益束缚的人,挣扎於自己的痛苦,而无暇关注别人的痛苦。而且很有可能,他们还默许了这种弱肉强食的扭曲价值观,自己在成为受害者时,也同样拥有压迫者的思维方式。

这也反映出中国崛起中最明显的缺陷——智识与道德的不足。中国人进入了世界很多地区,却对当地文化一无所知,更无法理解他人的焦虑与痛苦,对此也毫无兴趣。

所有外交事务都是内政逻辑的延伸。倘若中国遵循的是狭隘的发展主义、弱肉强食逻辑,他们必然以同样的逻辑对待外部世界。倘若中国真的想赢得广泛的尊敬,它必须拥有自省的能力,能理解他人的焦虑与痛苦。但这种情况在短期内仍很难发生,只要这套扭曲的政治制度犹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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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匿名
    2014年5月22日12:43 | #1

    一脸公知的腔调。许公知最感兴趣国外所有人的痛苦,最不感兴趣的就是中国人的痛苦。

  2. 匿名
    2014年5月22日15:20 | #2

    土共最感兴趣国外所有人的痛苦,新闻是西方各种灾害,援助的是亚非拉。
    最不感兴趣的就是中国人的痛苦。

  3. 张三
    2014年5月22日08:15 | #3

    五毛也翻墙?

  4. 2014年5月23日17:28 | #4

    五毛狗,怎么加入组织啊,我愿忍痛只要四毛加入@匿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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