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诞琦:波士顿人

我记得,2011年她还会出现在哈佛的中国留学生派对上,那很少的一两个她充分信任的朋友的派对,用化名,只停留一小会儿,不多说话。几个月后,她父亲正式上台,我们再没看见她在任何公众聚会场合现身。2011年走在波士顿街头有时候可以撞见薄瓜瓜,被一堆朋友簇拥着,总是外国朋友,总是在笑。他的性格开朗外向,颇受欢迎,然而他会谨慎地只在外国同学中交朋友。关于2011年的波士顿,我还记得的一件事,就是徐小平带着他的真格基金来哈佛搞创业比赛,几组选手花几分钟做个创业演讲,徐小平从中选出自己满意的给天使投资。老实说,大部分选手是怀着玩票的心态去比赛,并没有正儿八经地要创业。在那个充满古怪点子的的比赛上,我匆匆一面认识了一个哈佛商学院的学生,叫陈郢,他刚刚在台上讲完自己的创业计划:做中国农村的货郎,把各类零售商品带到贸易不便的中国农村去卖。他的演讲应该是很精彩的,因为他最后拿到了徐小平的天使投资,可是我已经不太记得他的演讲内容了,记忆犹新的反而是,他做完演讲便走到观众席的最后,我和我的朋友坐在那里,朋友叫了一声他的名字。我记得朋友脸上又是欢喜又是崇敬的表情,那么亲近,那么信任。

我下一次再听到陈郢的名字是在2013年春,我和另一个朋友在哈佛边上的一家日本餐厅吃饭,她突然讲到陈郢。她讲几周之前陈郢给她和另外几个朋友群发了一个邮件,谈自己创业一年来的感想。他说一年前即将从哈佛商学院毕业,想到自己真的要回到中国农村做个货郎,心里又兴奋又害怕。有一天晚上他是对创业这件事情那么那么恐惧,睡不着,就起来坐在写字台前,拿出一张白纸,把自己所有害怕的事情都列在纸上:

办公室被黑帮砸了

谈项目陪喝酒喝到吐

四十岁之前都找不到女朋友

在偏僻农村合伙人突然逃了抛下他一个人

……

他把所有的恐惧写完,发现自己还没有用完一页白纸,于是放了心,回到中国开始做货郎。

我的朋友之所以要告诉我这个故事,因为她也即将从哈佛肯尼迪学院毕业回中国创业,她想创立一个帮助农民工从城市雇主手中争取权益的公益组织。她之所以那么在乎城市中农民工的生存状态,因为她的很多亲人就是农民工。她出生在儿女众多、重男轻女的客家村落,全凭自己的努力和坚持才考上大学。大学毕业,工作数年,她又被肯尼迪学院录取了研究生,可惜没有给奖学金。她不指望从家里拿到一分学费,于是决定延迟一年入学,一整年她向国内多家公司化缘,又申请了无数国际上的奖学金项目,终于凑够了来肯尼迪学院读书的钱。在肯尼迪学院,她是中国学生会的主席,这里的中国学生和访问学者成分很复杂,有部长的儿女,首富的儿女,中纪委派来进修的干部……而大家都很喜欢这个客家姑娘。

世界上没有什么地方像波士顿一样在如此小的土地上聚集了如此多的顶级大学。哈佛大学、麻省理工学院、波士顿大学、波士顿学院、塔夫茨大学、布兰迪斯大学、百森学院……更别提那些顶尖的职业学院:商学院、法学院、医学院、政策学院、公共卫生学院、设计学院、音乐学院。在这个常住人口仅三百万的城市近四十所大学中,也聚集了密度最大的中国留学生,他们是权贵的儿女、中产的儿女、贫困的儿女。他们是波士顿的儿女,在这座城市中他们暂时是平等的,富贵的和贫穷的住在相差无几的宿舍里,享受着相同的教育资源,参加同样的活动,被同样的事件所激励。有时候我会想,二十年后等这些波士顿人发达了,我应该写一篇文章,讲二十年后的中国如何被千里之外的这座小城影响:它漫长寒冷的冬天,它晴朗浪漫的夏天,它清澈碧蓝的海水上无数只大学生的帆船,无数朋友告诉你他想要开个教育或者医药或者IT或者咨询公司……这样独特的气候和环境一定影响着来这里求学的无数中国留学生,继而影响着中国。现在我想写写这些年轻的波士顿人,他们中有很多选择了创业。

一、

我和阳光书屋的缘分始于2010年冬,谷歌公司推出了一个新产品:Google Ngram Viewer,把从16世纪至今人类出版的五百多万本书电子化做了个词频统计。Google Ngram可以让你比较“福尔摩斯”和“爱因斯坦”的知名度,你会发现,1956年“爱因斯坦”这个词在印刷书籍的出现频率首次赶超了“福尔摩斯”,并在日后的几十年保持领先。它还能让人感知现代人的无情,在1929年还有不少书里提到“1920”,而在1999年,很少书里会提到“1990”。它还能让你发现,1903年和1910年的两度诺贝尔奖对居里夫人的知名度帮助甚小,她的出名更多是因为后世的女权运动造了这个神话。总之,这是一个让人极度上瘾的小玩意,玩多了我就决定用它去写毕业论文。我读了产品背后的学术论文,由一个哈佛的演化生物学团队(!)发表在《科学》杂志上,提出了用统计词频的方法研究人类文化演变的新颖观点。按图索骥地去找这个进化生物学的网站,我发现这个研究团队中居然有个半生不熟的朋友:当时在哈佛读大四的杨临风。

因为写那篇毕业论文而和杨临风来回了几次Email,从“半生不熟”变成了“不太生,有点熟。”2011年夏天,看到他在人人网上贴照片,在甘肃和湖南的农村课堂,孩子们打开“晓盒子”,举起了“晓书”——那是一台专为中国农村学生设计的平板电脑,我才知道他在创业做农村教育信息化。

两年过去了,我和杨临风说我想写写他的阳光书屋,他的第一反应是:不要把他一个人塑造成偶像,他希望我能讲讲阳光书屋的整个团队。

这个团队中有秦玥飞,他从耶鲁大学本科毕业后正在湖南省衡山县贺家山村当大学生村官,阳光书屋在湖南试点的学校正是在秦玥飞的村子里。有刘禹琦,他从斯坦福大学大三休学为阳光书屋全职工作。有朱若辰,杜克大学毕业,高中毕业时就有一颗以他名字命名的小行星。有杨歌,高中时获得过北京市长奖,耶鲁大学毕业,现在在芝加哥大学读物理博士。还有CEO杨临风,在创立阳光书屋之前,他的经历是伊顿公学、哈佛大学、BCG咨询公司。

阳光书屋在中关村的办公室有十多个全职工作人员,在试点学校有全职的项目专员,在世界各地有近百位志愿者,都被戏称为“光年”。“光年”中一半有国外留学背景,剩下的一半多是就读或者毕业于国内的知名学府。

这个团队的目标是利用信息化来改善中国农村教育。2010年Kindle在美国爆红,iPad刚刚推出,两位好朋友杨临风和杨歌在电话里聊天,意识到在电脑不普及的农村,一台配置较低的廉价平板电脑就能给学生们带来很多改善,就有了送平板电脑进农村的想法。团队中的多位成员在大学期间去农村支教,发现孩子们除了教科书之外没有任何读物,他们的阅读能力因之远远落后城市孩子好几年。一个读初中的农村孩子,很可能连一句简单的句子都读不通顺。如何把书低成本地送到交通不便的乡村?从长远看来,搭载着电子书的平板电脑的成本要远远低于送实体书。

创业两年多来,阳光书屋成功研制出了适合中国农村孩子的平板电脑“晓书”以及一系列相关的教辅软件,正在湖南和甘肃的几所农村学校进行试点。

可想而知,这样一个精英团队在创业之初碰到了很多不信任不理解,觉得他们压根不接地气。从创业一开始,杨临风就意识到阳光书屋的成功关键是推出紧贴中国农村实际情况的产品。他告诉我一件轶事:他开始有做廉价平板电脑的想法,其实是因为一个起源于波士顿的公益项目“一人一机”( One Laptop Per Child),这个项目在拉美大获成功,在秘鲁和乌拉圭每个孩子都有一台“一人一机”的廉价电脑。他被这个项目的精神感染,参加了创始人Nicholas Negroponte的演讲。在演讲上,Negroponte展示了自己最得意的一张照片:在非洲的山洞里,小男孩在向父母展示他的“一人一机”电脑,电脑屏幕上是芝加哥证交所的股市行情。这个被芝加哥股市交易图所照亮的屏幕,是整个山洞中唯一的光源。

这张温馨的照片却让杨临风产生了疑问:芝加哥的股市行情和这位非洲小男孩的实际生活有什么关系呢?他进而又想,在拉美如此成功的项目,有没有试图在中国农村推广过呢?

他发现,在汶川地震时“一人一机”曾经给都江堰的一所学校免费送去了1000台电脑。可是,这些学校只用了一个月就把电脑全部锁起来了。究其原因,一则“一人一机”没有派人去当地指导师生如何使用这些产品,二则当地老师很快发现电脑中并没有与学校课程直接有关的内容,对提高学生的成绩毫无帮助。事实上,“对提高成绩没帮助”,恰恰是“一人一机”项目在应试教育盛行的亚洲失败的原因。

这件事对杨临风、杨歌、朱若辰触动很大,他们意识到“晓书”如果要成功,就必须在提高农村孩子学习能力和兴趣的同时,也结合中国教育体制的实际情况。

为了适应农村学校电源插座少的现实,负责硬件的杨歌设计了专门的充电盒,一个教室的所有“晓书”能放在一起充电。

为了适应农村互联网速度慢,阳光书屋在试点学校铺设了本地无线局域网,使“晓书”能顺利维护更新。

为了让农村学校能享受到最好的教育资源,杨临风甚至说动了自己的母校北京四中加入试点,使这些农村学校能共享北京四中的课件。

“接地气”更直观的表达,则是通过“村长”秦玥飞。这位耶鲁毕业生常常耳朵上插两根烟,一件绿色军大衣,皮带上夹三只手机,一双防泥的雨鞋踏进试点学校,给校长敬一支烟,然后去找项目专员,询问“晓书”近况。

2013年夏天是我第一次光顾阳光书屋在中关村的办公室,办公室在一幢昏暗的大厦里,一楼没有电梯,需要先下到地下室,再乘电梯上去。民居和办公室混在同一幢楼里,办公的多是一些和阳光书屋一样的小型创业公司。在办公室的门上,贴着如何提高团队效率的规章:何时编程,何时查邮件,何时做群体讨论。

那天下午杨临风和一个捐方刚见面完,从外头回办公室,一进门吓了我一跳,和去年比起来,他黑瘦了太多,脸颊瘦得凹下去。在办公室对面的大厦,他租了间一室的公寓,住着他自己和另外三个全职员工。暑假的时候,这间公寓会涌进更多的实习生暂住,连阳台上都搭着床。CEO的拼劲和自律感染着书屋的所有人。刚入哈佛时,杨临风的梦想是去硅谷创业。大四拿到了来自硅谷的录取通知书,却忍痛割爱选择回国办阳光书屋。拒绝硅谷的那天,他有些惆怅。可是他反复对我强调,他不想被刻画成一个为了在中国搞公益而牺牲个人前途的圣人。他选择搞阳光书屋,因为“这一切实在太好玩了”。

驻扎在试点学校的项目专员对师生做了大量的访谈。问老师,他们缺什么,老师最常见的反应是“缺习题!”大部分农村教师习惯了填鸭式的死记硬背,他们很少会注意到,学生们长期以来的学习方式和学习习惯非常差,更不会注意到,自己的备课和上课方式也有问题。这些都是阳光书屋通过产品致力于改善的地方。杨临风们讨论着诸如“可汗学院”和“翻转课堂”这些教育界的新概念,研发出app让孩子尽量在课堂之外学习到知识点,在课堂上不再学新知识,而以老师辅导作业为主。他们创造的“阳光书包”app,让老师可以把备课的内容交互到学生的终端上,让孩子养成预习和复习的习惯。“阳光提高班”app,可以让孩子们在课前通过阳光书屋的短视频预习,而在课后进行知识点测试,由机器决定是否要重看视频,巩固知识点。

当杨临风说“不但要理解客户的需要,还要改变和创造这些需要”,一个重要的潜台词是,要摸清楚哪些需要可以被改变、被创造,这意味着不断的尝试——失败——再尝试。我在书屋里做了两年多的志愿者,在几百封email中目睹了阳光书屋如何从“小清新”地空想一些理想化的客户需要,到摸索创造出较成功的app产品。两年前我为阳光书屋写过《哈姆雷特》这样的名著导读,为一度开设的阅读课写过详细的教案来教汪曾祺的小说,甚至编过一本电子杂志登载诗人的童诗……这些天真的尝试都失败了,阳光书屋的小客户们反馈说这些内容太难了,太虚了,他们更希望能学会现在完成时、两元一次方程、语文课上的难词难句,于是有了“阳光书包”、“阳光提高班”、有了课程组的许多知识点短视频。两年后的现在,我仍然是书屋的志愿者,仍然在为书屋编电子杂志,不过杂志的内容不再是诗人的童诗,而是刊登孩子们自己写的优秀作文。

我第一次认识平川的时候,他在波士顿大学读大二,在社交网络上问我能不能把我的一篇文章贴在他的“寰宇风致会社”。我被这个大名头吓到了,去那个网站上一看,是个有些激进的青年博客集,这个网站没过多久就不能在中国大陆访问了,可是这个有平川在高中时代搞起来的风致会社却不断壮大,吸收了美国各地的中国留学生成为会员。

2011年冬,平川还在读大三,风致起头和哈佛大学的一个学生社团搞了个“辛亥革命百年论坛”,邀请了一批国内知名学者(袁伟时、杨天石等)在哈佛费正清中心宣讲自己的辛亥革命论文。也许是因为和平川认识,我深知这个由学生组织的准学术会议的背后的筹划多么乱糟糟,要钱没钱,要人没人,最后能开幕简直是奇迹。而这个为期两天的会议却成功吸引了北美各州四百余名留学生参加,坐满了一个大礼堂。那两天大雪加风暴,学生们湿淋淋地出现在会场,坐在阶梯教室里认真听演讲做笔记,在雪地里艰难走路去难吃的中餐馆和国内的教授们吃饭……这场乱糟糟的学生策划的会议比所有的官方学术会议更加纪念了辛亥革命的精神。

那场会议之后没过多久,平川就对我说要在风致里设一个奖学金,让在美国坚持学文科的中国学生(这些人相比较学习经济或者理工科的留学生实在是太需要勇气了)能经济无忧地做学术。平川说,他希望有才华的人能在本科就有资金去做自己的田野研究、能不用担心研究生项目付不出学费、能坚持读下贫苦的博士。我被感动了,然后问他,奖学金的钱哪儿来?

他沉吟了片刻说,所以风致要开始想办法赚钱了。他说这话的口气让我觉得,他也才开始模模糊糊地想到自己济世向学的雄心需要大笔金钱。

再过没多久,平川说要拓展风致的会员,找到足够的人脉才能创业。他开始在上海和波士顿的高级会所里办大型派对,从派对后的照片上看,平川大概在那儿认识了不少高富帅和白富美。

然后有一天,他兴高采烈地告诉我,他有办公室了。报出办公室的地址差点吓死我:那是波士顿最贵的商业区。我赶过去围观他的办公室:在这条波士顿最繁华的商业街上,他租了一幢很窄的写字楼里不到十平米的一小间,几个和他一样年轻的大学生正挤在一起喝珍珠奶茶、做网站、群发邮件给常春藤盟校里的教授,请他们暑假来中国给高中生上大学基础课。

我笑他,真有教授会睬你?

他说,有啊,多着呢。

看来这些教授们也和我一样,被他这办公室地址给唬到了。

那年平川大四,从波士顿大学休学,回国办自己的辅仁暑期学校。

2013年夏,辅仁暑校已经到了第二年,我恰在上海,就去转转。暑校为期一月余,教室选在上外贤达学院的某一层,玻璃门上仍然贴着Kaplan的招牌,平川说那是上一任租客,他们还没有时间把牌子换掉。

今年的暑校招到了一百名学员,大多数是高中生和高三毕业即将升入美国大学的准留学生,学习文学、历史、经济、写作等课程,这些课程都能转成大学的正式学分。课程的老师都是美国名校的明星教授,哈佛教授Matthew Kaiser在哈佛可容纳千余人的桑德斯剧场(Sanders Theatre)教文学,而哥伦比亚大学的Richard Billows则是历史系主任。在暑校,学生不但可以和这些名师上课,还能参与教授的研究项目。每个周末,暑校安排了旅行、社交、演讲活动。

两年来平川收获了一些神奇的合伙人:一个三十六岁的律师,带女儿来听去年的讲座,然后决定加入。一个从南加州大学休学的年轻人,本来是想让平川加入自己在武汉的公司,聊了之后却决定第二天就搬到了上海,带着他所有的家当、女友、还有一只小狗。

在上海我还见到了平川的投资人之一张文吉,他是平川在波士顿大学时的同学,现在已经是波士顿学院的哲学研究生,马上就要申请哲学博士。他不避讳家庭的财富,他的父亲生意成功,经营过地产炒过证券投资过电影,靠南非的白银矿厂发了财。在父亲的一家许昌的公司,张文吉被注册成了法人。他也不避讳财富对于他没有什么意义,除了因此能随心所欲地追求梦想。而他的梦想是“理解世界”,他觉得最好的途径便是学习哲学,与智者博弈。他的偶像是维特根斯坦,这位出生于欧洲豪富家族的哲学家散尽自己继承的家产,专心研究逻辑学,张文吉在维特根斯坦身上找到了自己想要追求的智性生活。至于张文吉的父亲,倒也没有逼迫他去继承自己的生意,还挺支持他的学术之路,虽然对具体追求什么学问并不关心,只是觉得最好是“在哈佛做学问”,有面子。当然啦,每个中国家长都有个哈佛梦。

张文吉就是靠着父亲的哈佛梦拿到了钱给平川的辅仁暑校投资,骗父亲说通过暑校有机会认识哈佛教授,对申请博士有好处。我一听就乐了,“这个他都信?”张文吉说,“你总要对投资人讲些他们想听的。”

我问张文吉为何不自己创业而选择给别人投资,他回答了一段很有趣的话:“自己去做一件事情,看到它成功、赚钱,这又怎么样?这不过是在做证明题,证明了某种前人开创的商业模式的成功。”商人之子不屑于这样的证明题,他希望能整合别人的理论,甚至开创自己的理论,去输出理念。这就是他更想要做个哲学家,也是为什么平川这个“输出理念”的暑校能得到张文吉的投资。

在辅仁暑校的办公室里,我和平川聊了半小时,两人啃饼干当晚饭。在这半小时中,助手们不断打电话给他或者直接闯进办公室处理些火烧眉毛的小事故。在这片混乱中,平川断断续续地对我讲,明年夏天一过,他就必须回波士顿大学修完最后一学期然后毕业。我问他,“什么叫必须?再不回去学校就要踢你走人?”他说,“不是。我GRE成绩快过期了,我想要申请研究生。”“为什么申请研究生呢?”“我也像张文吉一样很想做学术啊,我的梦想是写一本政治学专著!”

“这都可以!”我听了很吃惊,不知道一年后平川将如何兼顾学业和创业。可是我马上想到这早已不是他第一次让我吃惊。朋友圈里并不是人人都赞成平川,有人说他幼稚、浮躁、不靠谱,可他无疑有着超凡的执行力,是他这个波士顿大学的本科生(而不是哈佛的任何人)异想天开在哈佛开辛亥革命的会,是他在波士顿最贵的商业街给自己安了办公室,是他决定群发邮件只找全美最好的教授来中国给高中生上课,“这都可以!”我几乎每次都是这个反应。而他却每次都能在乱七八糟之中做得风生水起。

晚上九点多,平川忙完了一天,路过一间教室,有几个住读在暑校里的高中生正在玩多米诺骨牌,这些高中生很多来自全国各地的国际学校,在学校学的是英美的教材,父母早就打算好了送他们出国。平川走遍了全国这些学校为辅仁做广告,终于拉来了这些客户。看到平川,他的客户们亲热地招呼,询问他的意见:某个教授明天要走了,他们在为难送别卡片上应该写这个教授的名还是姓。

今年比去年好多了,暑校实现了扭亏为盈。我想平川大概真能靠这个辅仁暑校赚到第一桶金,到时候他就能实现两年前告诉我的梦想:成立风致会社自己的奖学金,让在美国坚持学文科的中国孩子拿着这些钱做田野研究、继续深造。张文吉则说,他们更远期的理想是做大辅仁,然后到中国的贫困地区去办中学,招收优秀的学生,让他们享受到免费的优质教育……这些好事听起来太远了,于是像个梦,梦的乌托邦,大家嘲笑它们通通是天方夜谭。只有平川相信这些事,既相信它们应该实现,也相信它们可以实现。于是他嚯地站起来,去干他的事业。

三、

九十年代的北京朝阳区,十三岁的初中男孩爱上了同班的女孩,他们说要一辈子在一起。这个男孩还有一个一起长大的好哥们,他们说长大了要合伙开公司。然后初中毕业,男孩随着父母移民到了波士顿,在这里上高中、大学、进咨询业工作、进商学院,和他的女孩和哥们隔了一个太平洋。

故事有一个童话般的结局:2013年秋,我在波士顿见到了年近三十的刘晓,他和初恋女友已经结婚七年了,正在和好哥们程远合伙做两人的第二个公司。

他们是这样告诉我这个童话故事的:刘晓跟我说的第一句话是“我正忙着呢。”程远跟我说的第一句话是“我就是来玩的呗。”我还见着了刘晓的前室友彭一,他说的第一句话是“你看我这身材适合去GQ当模特么,我特想上封面。”没人想要停下来和我正经说几句话。三个大男孩穿着旧兮兮的的运动裤、套头衫,他们身后烟雾缭绕,肉香四溢,他们面前有一堆人排着队:“给我一串羊肉、一串牛肉、一串鹌鹑蛋。””One chicken, one shrimp, and one tofu, please.” 有人看着菜单踌躇了半天,问“烤腰子是烤什么腰子呀?”程远说,羊腰子。那人皱了皱眉毛,摆摆手走了。

2013年六月底,刘晓从以创业闻名的百森商学院 (Babson College)毕业,在波士顿的中国城地铁站外面开了家卖烤串的流动餐车,大红卡车上刷着中文名字“无二烤肉”,英文名字Wow Barbecue.

刘晓终于忙过了这阵,跳到餐车后面跟我讲话,餐车的后门开着,飘出来全是烟味和孜然味。我手里拿着他们烤的羊肉串,味道真好,边吃边对他说,要不换个地方?这里烟太大。他说就站在这儿吧,挺好的,能照顾到生意。于是,站在烟雾中,吃着羊肉串听刘晓讲,他的初恋女友,他的铁杆哥们,他的爱情和事业……“怎么能维持那么久的长距离恋爱呀?”“人长得搓,找不到其他姑娘呗。”“怎么想到卖烤串?”“咨询业做烦了呗。”这些童话般的故事听起来不再那么小清新,而是充满着生活的烟火气,反倒更让人信服安心。

程远说,我就是来玩的。这句话是真的。他和刘晓在2011年实现了初中时的梦想,开了自己的第一个公司:北京参美参贸易有限公司,说白了呢,就是把墨西哥的海参运到中国去卖。问他生意如何,他说,“之前还不错,习总上台之后就不行了,打压公款吃喝。”再问,便说,“你知道海参在中国的买家是谁吗?”卖海参的生意陷入了瓶颈,他得闲从北京来波士顿,在烤串餐车里“玩”,盘算着最终把烤串店开回北京。

彭一说,他身材适合去当GQ模特,也是真的。我回家后查了查“无二烤肉”的 Facebook主页,有着八百多个“赞”,7月份刚开张的时候主页君上传了张照片:上身赤膊的彭一拿着几串烤串,秀着自己的六块腹肌。既是卖肉,也是卖“肉”。问彭一,现在六块腹肌还在么?他说,何止六块,已经八块啦。

CEO刘晓维护着“无二烤肉”的Facebook主页。主页君节操很少,新鲜事里除了更新餐车的新动向、新位置,还有各类花边新闻:今天有人开着尼桑GT-R跑车来买烤串,明天有个身高175的嫩模光顾,后天主页君的90后美女朋友有作业要交大家帮帮忙填个调查问卷……8月30号,主页君的新鲜事是:“学生们,你们马上就要开学了:( 无二烤肉替你们蛋疼!所以我们明天从中午12点到下午4:30 会免费赠送一串烤鹌鹑蛋或者烤台湾香肠。 一个学生只可以拿一串免费的串,必须要给我们看你的学生卡 (过期的学生卡不算。。。)”

这是一个非常年轻的团队,近十个投资人没一个超过三十岁,大部分是在校大学生或者新近毕业生。刘晓是唯一全职扑在这桩生意上的人,他通过Facebook、Twitter、微信、微博轮番向众粉丝发布餐车的最新动向。其他投资人周末过来帮忙(其实是自己觉得好玩)。投资人们挤在餐车里串串、烤串,大喇叭放着中国的流行歌曲,有一搭没一搭地聊聊最新的PS3游戏,只有最熟的朋友间才存在这种融洽气氛:他们想必已经在一起打了很多场篮球,去了很多次夜店,参加了彼此的婚礼,在家后面的院子里办了好多回烧烤派对。

在那些烤肉派对上,彭一是大厨,他烤出来的串大家都觉得好吃死了。“这么好吃,可以去开家店啊!”肯定有很多人这么顺口一提。彭一的烧烤配方于是成了刘晓一伙人开始卖烤肉的一大原因。创业的其他原因呢,刘晓说:想和朋友们一起做一点事;觉得这样的小摊很温馨,有童年的感觉。

十一月的周末,我跟着刘晓和程远出了一次车,为了在上午十一点赶到市中心中国城的销售点,我们从八点半开始取车,加水,加油,加气,从厨房里拿出一箱箱的串……餐车由一辆1988年的雪佛兰卡车改装,老爷得厉害,一个转弯厨房里的东西就七七八八地掉。程远开着车,对我说:“记者啊,你一定要写写,波士顿的路况太糟啦。”

因为“想和朋友一起做点事”而办起了烤肉餐车,开起来之后合伙人们才意识到他们低估了餐饮业的辛苦和运营成本。除了食物本身的成本,还有油费、市政府向餐车收的税、在市中心租个小冷柜的租金(三千美元一个月!)……几层油刮下来,烤串车真正是薄利多销。为了在激烈的餐饮业竞争中存活下来,唯一的办法就是做大。一开始多少有些玩票的刘晓一伙,现在已经下决心把这桩生意好好发展。他兴奋地拉我去看自己的第二辆餐车,比第一辆大得多,一个月之后就可以上路,“1995年的雪佛兰呢!多新!”自然啦,和1988年的那部一比,新多了。他还买下了波士顿郊区的一个店面,两个月之后就准备开一个烤串实体店。两部餐车加一个店面,估值就要上百万美元了。

和杨临风和平川的事业相比,“卖串”显得很“屌丝”,这也意味着拿着MBA文凭的刘晓做这个决定需要更大的勇气。听我讲起刘晓的创业故事,我身边的朋友评论说,“我可不想自己三十岁的时候在烤羊肉串。”而几个投资人则讲,父母觉得这笔投资是胡闹,不支持。可是,只要你和这伙人在一起混一天,在大喇叭的流行音乐和烧烤的烟雾中聊聊,你就会发现这绝不是想象中的“小本买卖”。刘晓谈着“投资回报”,“市场需求”,还谈到他们的终极梦想:把烤串店开遍美国,最后开回北京。我说,北京可不缺卖羊肉串的。他们却说,那些店都很脏很差效率很低,他们想把一个卫生、亮堂、服务西式的烤串店带回故乡。

比起杨临风和平川的公司,刘晓的小摊让人更直观地感到温馨。零度的寒风里,有两个小姑娘,一口气点了十几串,站在风口里吃,吃完了继续点,如此几番。彭一从餐车走出去抽烟,对她们讲,“要不试试咱们的新品?咱们正在实验烤翅、烤香菇、豆皮卷金针菇……”两个小姑娘眼睛发亮,缩着头颈等新品出炉。有个大妈在羊肉串上撒了辣椒粉,尝了一口就说,这辣椒粉能不能卖她一点,比中国城的辣椒粉好吃多了。还有个顾客尝完了丢下一句话,“比法拉盛的好吃。”刘晓听到这话几乎跳起来,拉着程远直问:“他刚刚是不是说我们比法拉盛好吃?他真的说法拉盛了吗?”——纽约皇后区的法拉盛社区,因为聚居着大量大陆移民,于是有着全美最正宗的中餐馆。

离家乡太远太久的我,在波士顿听到这些对话,有点想哭。

四、

“无二烤肉”烟雾缭绕的餐车里,那个宣称自己只是跑到波士顿来玩的程远,是个嘴挺贫的北京人。我说你怎么嘴那么快。他就说北京人都这样。我说你哥们刘晓就挺积口德的。他说,刘晓嘛,他哪里还是北京人,他是波士顿人。

这句话让我想念那个神龙见首不见尾的陈郢。在我写作这篇文章时我不断想起他,想起朋友们提起他的名字时眼睛都会一亮。陈郢只在波士顿呆了两年,却仍然在感恩这座城市带给他的改变。在进哈佛商学院之前他是一个成功的私募股权投资经理人,从商学院毕业后他正在江苏农村做他的货郎:那是一个线上和线下结合的电子商务模式,既有实体店也有网购,目标是大幅度地减少农村消费的三大问题:价格高,假货多,选择少。曾经的工作中他做惯了大企业的战略,而现在他正在解决如何赢得一村子排外农民的信任,如何积累和归纳细节经验。有一天我忍不住辗转联系到了他,想和他聊聊,为他的公司做个小小的宣传,他婉拒了我,他说创业之初就想好了两年之内不见媒体,因为他的客户都在小镇和县城,只要服务好他们就可以了。还因为他的创业十分艰难,很多基本的问题要花很久才能想好。

在那封陈郢罗列了创业之初的恐惧的email中,他引用了一段给他在哈佛商学院恩师的信:

进来的时候,我是一个私募股权的投资经理;而离开这里时,我是一个立志为弱势群体创造价值的社会创业者。哈佛商学院在我的这一转变中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她帮助我在认识我和我自己、我的家庭、我的社区、以及这个世界的关系上,变得更加透彻清晰了一些。为了获取这稍许更加清晰的感觉,我花了许多时间拷问自己,也有过许多现实的挣扎,但我仍旧为自己的转变感到惊讶。有时候,往往就是这一点点的清晰直觉,就可以让一个人做出非常不同的选择,拥有许多崭新的特质,甚至涌现出难能可贵的勇气和执行力。我深深地为此感激您,感激学校。

这是许多在波士顿的中国留学生的共同经历,这个全世界最牛逼的大学城所提供的精英教育,不是让学生固守在自己的阶级或者小世界之中,而是鼓励挑战和创新,帮助他们认清自己和世界的关系,从城市到农村,拿着MBA卖羊肉串……

冬天又到了,波士顿下了今年的第一场雪,气温零下五度。这里的冬天太长,四月飘雪是常有的事。波士顿的中国人习惯了华氏,就说:“冻死了,今天才二十度!”美国西海岸的湾区永远不会那么冷,一年四季都是20摄氏度,而不是20华氏度,旧金山——硅谷——斯坦福的中国留学生也头脑发热在创业,满地找钱。西海岸的这群中国人和东海岸的这群波士顿人有什么不同呢?也许是天气的不同吧,寒冷的天气和温暖的天气让人渴望不同的东西。也许是地域的不同吧,波士顿中国学生的创业的选择无疑带上了深厚的波士顿印记:教育、科技、扶贫、生物医药——这些领域全都是波士顿这座城市闻名的强项。

冬天的到来还意味着:徐小平的真格基金又要来哈佛听各类创业的点子;MIT Chief中国创新和创业论坛又要热闹地搞上一个周末;“博士屯”波士顿屯着的中国博士要毕业了,手里握着论文和专利,各省市政府代表团轮番来屯里介绍回国创业的优惠政策……这么多波士顿人在创业,有多少个只是泡沫?多少个会输掉裤子?还有,还有多少个会让人想起来眼睛一亮心头一暖?这点头脑发热的理想主义,来自丰裕无忧的波士顿,也许当今的中国,也的确需要一点。

说明:本文根据2013年夏秋对阳光书屋、辅仁暑期学校、无二烤肉的采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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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黑京好洗肺
    2014年5月23日11:12 | #1

    希望这些有着理想,青春飞扬的年轻人能最终改变整个中国,再改变这个世界。

  2. Rocky
    2014年5月28日23:48 | #2

    可是残酷的现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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