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威权体制的代价

美国克莱蒙特-麦肯纳学院政府学教授 裴敏欣 为英国《金融时报》撰稿

1989年6月4日,中国人民解放军在北京镇压了一场呼吁民主的和平运动。在我们迎来天安门事件25周年之际,国际社会对中国的大部分注意力,集中在自那起事件以来中国发生的不可思议的变化上。

许多人可能忍不住会叹服于中国共产党的韧性,它曾经濒临垮台,但之后却领导实现了史上最大的一场经济繁荣。

但几乎没有人会问一个问题:中共自身是如何转变的?一种普遍看法是,它娴熟地适应了天安门事件之后的种种挑战。

中共的生存策略依赖四大支柱:强劲的经济增长,老练的压制,国家支持的民族主义,拉社会精英入伙。

中共成功稳坐权力宝座,催生了一种名为“威权主义韧性”(authoritarian resilience)的热门理论。该理论试图解释一个问题:作为一个在天安门事件后被认定会垮台的政权,中共的一党专政体制是如何生存下来的?

“威权主义韧性”理论有一定的事实依据——天安门事件之后的数年是中共的黄金时代。但这种理论的信徒忽略了一个关键事实:作为统治机关的中共的腐化堕落。今天,人们不可能不注意到,腐败已蔓延至全党(因此也殃及整个体制)。

讽刺的是,中共政权的溃败,恰恰源于它在其两大核心目标上取得的成功,这两大目标就是推动经济增长和打压亲民主力量。

25年的高速经济增长创造出巨大财富,刺激了统治精英阶层对财富的掠夺。与此同时,中共压制反对力量和公民社会,为统治精英阶层的肆意掠夺创造了理想环境。

贪腐成风是政权溃败的最明显迹象。我们已经听说了一些贪污腐败、无法无天的惊人故事,涉及中共的高官,比如前重庆市委书记薄熙来。人们有理由认为“窃盗统治”(kleptocracy)已在中国生根。

从组织层面讲,“窃盗统治”的成员将这个一党制国家的权力私有化,形成了以个人忠诚和利益交换为基础的庇护网络。从媒体的描述看,这种网络已遍布中国的政治和经济。在经济领域,手握实权的政客们、他们的家人和生意伙伴们——时常被称为“家族”——掌控了房地产、能源、电信和自然资源等利润丰厚的领域。

国有企业已沦为输送管道,帮助这些家族廉价地(如果不是免费地)收购名义上为中国人民所有的资产。

1989年后的窃盗统治伤害了中国人民,而它造成的破坏同样伤及中共。国家权力私有化,庇护网络篡夺中共权威,已严重损害了中共的组织完整性。中共精英阶层已变得极其玩世不恭和自私自利,以至于能够激励他们的只剩私利,而不是党的整体利益或长期存续。

这种局面的内在机理,让人忍不住拿它与“公地悲剧”(tragedy of the commons)作比较。一切加入中共、在体制内向上攀爬的人,都有望分得一杯羹。油水丰厚的特权和中饱私囊的机会,吸引着中国社会的机会主义分子。他们的惯常做法是给自己找到庇护人。

这些人已完全不受现已破产的毛泽东思想驱使,他们考虑的是尽快为自己在党内的政治投资谋得最大限度的回报。

但他们只感恩自己的庇护人,对中共毫无忠诚可言。他们在思想上或许认识到,如果中共要作为中国的核心政治力量长期存在,他们就必须遵守党纪、贯彻党的政策。

他们明白,党需要他们约束自己的行为,最多只能小贪小腐,但不能大肆掠夺。但实际上,这些现实的人再清楚不过:中共可能用不了多久就会垮台。他们身边的每个人都在忙着贪。如果他们在捞钱之前思前想后,可能会被别人视为傻瓜。

天安门事件以来,上述行为逻辑——以及寄生于中国政权的两代机会主义分子——已将曾经强大的中共掏空成外强中干的巨兽。

2012年出任新一届中共中央总书记后不久,习近平曾慨叹,苏联解体时,没有一名苏共党员挺身捍卫旧政权。我们无从知晓他说这话时的真实想法。

我们只能猜测,在目睹了党内的腐化后,习近平肯定担心,中共可能熬不过另一起天安门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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