笑蜀:从广场学运到新公民运动——我的六四心路

那年6月4日的凌晨,一夜未眠的我孤独地走在武汉的大街上,心中充满悲伤。我总幻想会从街角突然杀出一支队伍,人人高唱国际歌,抗议刚刚在北京发生的大屠杀。但是,大街风平浪静。接下来的几天,除了校园有过小规模的集结,大街上始终风平浪静。

街上看不到期待的场景,我便试图从报纸上找到蛛丝马迹。财经向来是我的短板,但那时我看报纸看得最多的是财经,因为我相信经济危机就在眼前。头几年的确如此,国民经济各项指数,都印证山雨欲来。没想到九二年邓小平南巡,中国经济的活力一下被激活,并一路增长至今。

也许还有国际压力可以指望?但这其实更不靠谱。中国市场的闸门一开,各国投资便蜂拥而来,如今都是公开的秘密了:最谄媚中国政府的境外势力,就是美国资本家尤其华尔街。各国政府包括美国政府对中国政府的暧昧,也是尽人皆知。

但不是还有海外民运么?某次政治学习,领导宣布要对单位的传真机实行管制:派专人二十四小时守候,收到任何传真都得报送领导审阅。据说这是全国统一部署,因为有海外民运组织宣布通过传真对国内发动宣传战。这让我似乎又看到了一点星光。

但是,海外民运后来的情况……,就不用说了。

整个八零年代,仿佛流光溢彩的泰坦尼克。六四则如坚硬的冰山,把一切撞得粉碎,一切的光荣,一切的梦想。从激情的甲板上,突然被抛落杳无人迹的海上,所有挣扎都被证明为徒劳,所有呼喊都激不起一点涟漪。那种焦虑和绝望,在此后的很多年中,都不敢回想。

这是个不断制造心理创伤的国度,却没有任何疗伤机制,我也是心理灾民的一员——在我曾经执教的那家医学院,我是绝对的另类:六四后持续一整年的“双清”,全校才两个“双清”对象,一个党内一个党外,党外那个就是我。有一天我太太回家说,单位有同事悄悄问她:你先生卷入动乱,是不是因为想出位?我听了半晌无语,不知是何滋味。

《历史的先声》中的六四回响

那样窒息的环境中,如果没有正事做,如果不能转移注意力,自己不被憋死,也一定要被憋疯。我必须设法走出这末路。

机会来了。

六四之后,组织上的反攻倒算是所谓“双清”,理论上的反攻倒算则是所谓反和平演变。文革僵尸理论借机纷纷复活,气势汹汹地登上大小报章的主要版面。有一天系部领导笑眯眯地找我,问我想不想接几个课题?我颇纳闷:我作为当时的“牛鬼蛇神”,居然也有机会?看了课题指南才恍然大悟。

原来是教育部开列的课题指南,鼓励高校政治课老师炮制“反和平演变”的雄文。听命者一律升职加薪,实则就是大规模收买。系部领导也摆明了告诉我:我的问题很严重。但如果我能接几个课题,写几篇批判自由化的文章,就可设法找党报发表,以此向校方证明:我已“洗心革面”。回头是岸,则不仅我过去的问题一笔勾销,说不准还会受重用。

又过了十多年,我早已离开了医学院,老领导也早离休了。我回武汉看望他时,他才告诉我,当年我的问题到底有多严重:不仅面临审查、停课,甚至有人想就此把我送入监牢。

当时的课题指南没打动我,反倒激怒了我。列入指南的几百个课题,都是批判自由民主的所谓虚伪性。而我原本就是教党史的,最清楚的就是中共曾经怎样信誓旦旦地向全国人民承诺自由民主。于是我决定用一种最客观也最有力的方式来回击,便有了《历史的先声》(1993年编,但拖到1999年9月才出版)。这本书不止搜罗当年中共的民主高调,其中一个板块,更与六四相关。该板块的诸多篇章,譬如《睽睽众目岂容狡辩,屠杀学生罪责难逃》,譬如《学校要做民主的堡垒》,譬如《争取自由解放的中国学生》,譬如《希特勒的法宝应该收起来了》等等,都是隐喻六四。当时的我还有对学生运动残存的一点希望。

基于这残存的希望,停课七年好不容易复课之后,我在讲台上依然大讲特讲自由民主。每堂课的头一刻钟,我会给学生讲应试要点,其他时间就都属于自由发挥,都是结合某章节的主题,抛开书本讲我知道的历史真相,讲中外比较。但坦白地说,收效甚微,没多少学生真的感兴趣。他们感兴趣的只是前程,只是挣钱。我不得不承认,八零年代的学生状态是一去不复返了。

更有一年年末,教务处通报批评我在课堂散布资产阶级自由化。指控的具体内容与我实际讲课的内容完全不符,我去讨说法。教务处最初说是退休老教师组成的教学督导团举报的,后来教务处承认是学生信息员告的密。

这一次的抗争表面是我赢了,教务处灰溜溜地收回了通报。但我即便赢了也一点胜利的感觉没有。“双清”期间,我的很多学生被保卫处带走,威逼他们交代我的问题。甚至不惜离间师生关系,骗他们说我已经出卖他们,他们没必要再为我扛。但没一个学生上当。后来罗列的罪状,只有我手写的大字报,和电视台拍到的我走在游行前列的镜头,人证为零。学生出来之后,反而第一时间告诉我学校审问他们的情况,提醒我要提防。对比今天的举报,我不禁寒心。校园还能有多大希望?在校园的坚持还有多大意义?我不得不质疑自己的选择。

其实也已经由不得我了。大约在2001年末,还是那位老领导找到我。没有客套,他直截了当地说,这回他真扛不住了,这回跟我过不去的,已经不是校方而是警方。因为《历史的先声》、《刘文彩真相》两本书,我被列入黑名单,当局不许大学给我提供讲台。如果我不想一辈子靠边,最好跳槽。

我马上提出了辞职。如果说六四是我心的流浪的开始,那么这回,则是我第一次被逐出体制,是我身体流浪的开始。我不认为自己失去了什么,反倒认为走出了围城,有了一种解放的感觉。

刚过春节我就去了北京,到《中国改革》杂志做编辑。国保尾随而至,要我规规矩矩,否则,随时把我赶出北京。观察了三年,他们断定我确实不可救药,终于兑现了把我赶出北京的诺言。2013年1月我出差北京,又一次被他们驱逐,遣返的路上,我开玩笑说:我还要回来的,我已经在北京找了一份工。他们马上斩钉截铁地回答:那不可能。我们绝不允许。

专政之下无平反

无论北京三年,还是离京后去到南方,我的身份都是媒体人。《历史的先声》和《刘文彩真相》出版引爆的震撼,尤其当局对这两本书的恐惧和对我的打压,让我领教了传播的巨大空间与能量。这不是大学的三尺讲台能够比拟的。告别体制后,我选择以媒体为业。

刚开始,我以为只是职业的转换。万万想不到,这会带来几乎整个思维方式的转型。

六四的血腥记忆挥之不去。但渐渐的,我不再认同平反六四的主张。刚闯入言论场,我以强烈的道德义愤,尖锐地抨击几乎所有我能见到的罪恶,为我视野中的几乎所有受难者呼吁。为宜黄血拆的钟家姐妹呼吁,为重庆钉子户呼吁,为黑砖窑的奴工呼吁,为川震中的死难孩子呼吁。罪恶比我想像的还更广泛,这个国家无时不在制造六四,无处不在制造六四。从早年的苏区肃反,到文革,到六四,再到今天形形色色的国家暴力,背后是同样的幽灵作祟,那就是对权利尤其对生命权极度鄙视的暴力文化,以及建立于暴力文化基础上的专政体制。

所以,我不再相信什么六四平反。八零年代可以平反冤假错案,那是因为八零年代的确呈现了体制自我改革的空间,而且全国人民都在体制内,体制的合法性并没有破产。但随着六四一声枪响,体制合法性扫地以尽;胡温以来的刚性维稳,更将专政之恶发挥到淋漓尽致。体制积重难返,以致不可能承受平反六四带来的任何冲击。专政之下无平反,这在今天已无可置疑。今天不是要不要给六四平反的问题,而是必须首先终结专政的问题,即必须首先转型的问题。六四昭雪只能是转型的结果至少是阶段性结果,不可能指望平反六四成为转型的起点,专政体制决不会答应。

就此而言,即就目标而言,我是更激进了。

从刘晓波到许志永

但无论如何激进,我始终忘不了当年六四凌晨,我走过空旷大街时的感受。我不能不承认,“人民”真的不在我们这一边。人民的神话于我早已破产,但我也不相信,只靠所谓先锋队即少数先知先觉,就能与专政体制抗衡,就能改变世界。政治是实际的,有几分实力说几分话。只是存量,只是三五个人七八条枪,就会永远边缘化,没资格参与实质的博弈。

关键在于增量,增量只能来自社会,来自作为最大多数的普通人。但不是传统的所谓依靠人民,不是民粹主义的人民至上,而是怎样从虚无的人民升级到具体的公民,怎样从人民社会升级到公民社会,这成了我思考的重心。恰好媒体生涯也让我能够触摸到真实的社会,给了我巨大的想象空间,让我认识到生活的复杂和隐藏在复杂生活中的丰富的可能性。一扇扇天窗朝我打开,六四之后一直折磨我的悲怆、孤独和绝望,渐渐烟消云散。

从此,推动社会运动、呼唤公民社会,就成了我笔下的主题,也成了我、许志永和企业家王功权的最大共识。我们三人既是私交,也是精神上的共同体,在几乎所有转型问题上,我们都不谋而合。我们坚信,中国必须改变,但必须是新的改变:必须是基于爱的改变而不是基于恨的改变,必须是追求公共利益最大化的改变而不是抢占自己的基本盘,必须是尽可能追求最小成本的改变而不是不计代价,必须是精确制导的改变而不是大呼隆。我们都对中国历史上的改朝换代,尤其对不择手段煽动底层造反的共产革命模式深恶痛绝,所以归根结底,都要求手段和目的相统一的阳光的、文明的改变。这些主张落地,即为许志永2012年5月发起的新公民运动。

这里有个有趣的现象:零八宪章的首批签署人以50后、60后为主,多数亲历六四,刘晓波是他们的代表之一。新公民运动则以70后、80后为主,多数是六四后成长起来的,许志永是他们的代表之一。不仅世代上接续,思想上也有接续。如果说零八宪章是对六四后中国向何处去的总回答,强调的是中国必须宪政;新公民运动则是对如何推动转型、如何实现宪政的具体探索。即零八宪章和新公民运动,分别是六四一代人和六四后一代人,对以民主改革为总诉求的六四学运的总回响。六四学运是失败了,但历史没有停止前进,每一个世代都在前一个世代的基础上开辟着自己的道路,前仆后继。

25年前的六四凌晨,我踯躅街头,那是心的流浪,绝望的流浪。25年后的今天,我的身体还在流浪,没有归宿。但我的心不再流浪,我已经有了自己确定的方向。我也不再幻想大街上突然杀出一支队伍,我自己就是一支队伍,我充满了自信和力量。

镜像链接:谷歌镜像 | 亚马逊镜像

分类: 新闻, 观点 标签: ,
  1. 匿名
    2014年6月4日10:56 | #1

    墙外楼的品位越来越差,不过这是一篇好文章。我对作者素然起敬。

  2. 匿名
    2014年6月4日16:43 | #2

    大革命高潮的时候很多人投身轰轰烈烈的运动,觉得自己把握了时代脉搏。而后革命沉寂了,还可以仗着以前说自己当年如何如何。一看群众觉得无法唤醒就觉得自己曲高和寡。先知并非不能与世界抗衡,人民并非不可唤醒。而作者不想牺牲什么,只想要体制提供一个平台来骂反体制,只需要几个耳朵来听自己讲,这样的好事,请给我一个,我保证骂得比lz好。哪有这样的好事啊,真正的革命分子低潮时也不曾放弃理想,共产党人血流成河最后才赢得群众,而这是个文明的时代,大家觉得动动键盘就能革命成功。

  3. 匿名
    2014年6月4日17:14 | #3

    匿名 :
    大革命高潮的时候很多人投身轰轰烈烈的运动,觉得自己把握了时代脉搏。而后革命沉寂了,还可以仗着以前说自己当年如何如何。一看群众觉得无法唤醒就觉得自己曲高和寡。先知并非不能与世界抗衡,人民并非不可唤醒。而作者不想牺牲什么,只想要体制提供一个平台来骂反体制,只需要几个耳朵来听自己讲,这样的好事,请给我一个,我保证骂得比lz好。哪有这样的好事啊,真正的革命分子低潮时也不曾放弃理想,共产党人血流成河最后才赢得群众,而这是个文明的时代,大家觉得动动键盘就能革命成功。

    共产党那叫革命?那叫夺权,当然要先编出很多华丽的说辞来欺骗你,真正不骗人的都是大实话,这你又觉得不够激情,所以还得再上一次当。

  4. 匿名
    2014年6月5日12:48 | #4

    @匿名 大革命。。。大概是指国共合作吧。

  1. 本文目前尚无任何 trackbacks 和 pingback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