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渊:纪录片《克拉玛依》观后感:克拉玛依惨剧的前世今生

《克拉玛依》时任石油天然气总公司副总经理周永康:我们的工作非常的多,当前摆在第一位的,就是稳定压倒一切,九泉之下的小朋友们,我相信都是希望克拉玛依稳定的。

●十六年前烧死三百二十五人的克拉玛依大火灾,终于有大陆导演徐辛拍成纪录片,残酷的场景揭露中共官僚罔顾公共安全,事后又不准报导,引致灾难一发再发,何时才能改变这种体制?

今年四月的香港国际电影节首映了大陆民间纪录片工作者徐辛的六小时作品《克拉玛依》,影片回顾一九九四年在新疆克拉玛依市友谊馆发生的一场惨烈大火,访问了一些幸存者及受难人家属。那场大火共夺去三百二十五条生命,当中二百八十八人为中小学生,另有伤者一百三十人。事件中因有官员在大火发生时高喊:「大家(指普通师生)都坐下,不要动!让领导先走!」,而成为中共官僚制造人祸的典型悲剧。片中受访家长的痛哭难过、悲哀无奈,以至当年家长们高举死难学童遗照在市内拦途请愿,与汶川地震后一幕幕死难学童家长的呼天抢地,何其相似!今夕是何夕?笔者一时也陷入了时空迷惘中。

徐辛以纪录片回愿克拉玛依大火灾
尽管好些场面并非首见,近年大陆失明民谣歌手周云蓬的名曲《中国的孩子》,第一句便是:「不要做克拉玛依的孩子,火烧痛皮肤让亲娘心焦」,唤起了不少记忆。但正如片中一位受访家长所说:「你知道的,跟你亲眼看见的,感受是不一样!」在影片中看到烧焦了的学童尸体被抬出火场、烧至皮开肉烂的孩子在痛苦呻吟、停尸间内的遗体堆积如山、严重烧伤毁容的女学生讲述自己无法达成的梦想,笔者亦不禁为之动容,黑暗的影院传出阵阵不忍卒睹的唏嘘之声,残酷的影像无疑带来了沉重的冲击。虽然导演徐辛没有言明,不少片段显然是一些传媒人或有关人员在事发时拍摄,至今才有机会公开。
假如这场悲剧发生在互联网和录像摄影流行的年代,假如大火地点不是在那遥远的边城,相信死难者家属会得到较多的关注和支援。然而,事隔十多年,仍有人不辞劳苦,并冒着被公安拘捕阻挠的风险,以两年时间拍摄那些被禁绝采访、满腔冤屈的死难者家属,把这宗被官方刻意淡忘的惨剧重现世人眼前,可见中共欺世盗名的愚民政策,不能彻底奏效。
更欣慰的是,中国年青一代没有完全被中共的甘言谎话所麻醉,关注民生苦难,探求历史真象的大有人在。首映当天有近九成入座率,大部份是年青观众,从映后向导演的普通话提问,发现不少是由大陆来港的留学生,一名女白领不讳言是来自深圳的纪录片迷,特意到香港观看徐辛这部新作。近年以录像戳破中共历史黑箱的纪录片工作者,不只有出生于五十年代的胡杰、艾晓明和彭小莲,还有较年青的一辈如摄制《和凤鸣》(有关在甘肃夹边沟死里逃生的右派女记者和凤鸣)的王兵,和拍摄《掩埋》(关于唐山大地震的预报问题)的王利波,他们和徐辛都是生于六十年代末、七十年代初,作品在海内外好评如潮,可惜只能在大陆的小范围内放映。

让领导先走:烧死二八八名学生
颇为意外的,在影片中竟看到当今中共政治局常委周永康的出现。他当年是中国石油天然气总公司副总经理、党组副书记,亲到克拉玛依党干部大会,下达中央要稳定压倒一切,不要把事情扩大的指令。此后他便扶摇直上,不知是否在这次危机处理中立下功绩?从当年克拉玛依电视台发放的新闻片段所见,那时中共的用语比现时更为赤裸坦白,党味浓得吓人,而周永康的表现则是一贯的冷酷傲慢,跟汶川大地震后的露面没多大分别。
过往,笔者对克拉玛依大火的最深印象,是那句奴性中足的「让领导先走!」,这次纪录片《克拉玛依》披露的细节,还凸显了中国社会中普遍存在的诃谀奉承、玩勿职守、得过且过,以及事不关己,己不劳心等劣质风气。
事发当天,克拉玛依市教育局是为了欢迎上级「义务教育与扫盲评估验收团」的廿五名官员到访,从全市中小学挑选近八百名优异学生到友谊馆剧场作专场文艺演出。表演原定在下午二时关始,但因为那批官员要「午宴联谊」,迟了两小时才一身酒气的扶醉到场。起灾原因是舞台上一盏射灯过热烧着帐幕所致,有家长质疑,射灯过热,是否与长时间等候那批官员有关?而那批最先逃出火场的官员竟都没有留下来参与救援工作。事后当局曾公布会把死者列为因公殉职的烈士,但不久政府便出尔反尔,连要注明死因的死亡证也不发给死者家属,以逃避责任和赔偿,家属要公开悼念也被禁止,逼得死难者家属不断上访兴诉,却一直得不到合理解决。

隐瞒瞒三十年的伊犁火灾死近七百人
其次,克拉玛依是中共一九五八年开发的石油重镇,大部份居民都是从事跟石油开采有关的工作,理应具有较好的救火设施和防火意识,而发生大火的友谊馆,在克拉玛依的地位等同北京的人民大会堂,但管理严重粗疏混乱,事发时全馆有近十个出口却只得一个打开,其中几个更是用铁卷闸紧闭。此外,事发前一个月,辽宁阜新市一间歌舞厅发生了大火,导致二百五十多人死伤,中央当时下令全国公共场所严查走火通道,及加强防火措施。可是话音刚落,又一场惨烈大火便在中国另一方的克拉玛依发生。
一名在大火中痛失儿子的母亲接受访问时自责地说:友谊馆是市内主要的会议和文娱演出场所,自己和很多市民都去过那里出席会议或看表演,早已发觉那里大部份窗门紧闭,通道不足,但大家漠不关心,到了灾祸临头,才抱怨悔咎,但已追不回死去的至亲至爱,假如我们及早提出改善,或许孩子能逃过一劫!
另一名多次上访受阻的死难者家长表示:当地官员劝他不要再上访时透露,一九七七年在新疆伊犁农垦六十一团场的礼堂也发生过大火,近七百人遇难,同样大部份死者是年幼学童,但在当时的政治气氛下,事件一直没有公开。现在政府对克拉玛依的死难者家属已算不错,希望家长们顾全大局,不要再把事情闹大。
笔者查看资料,发现伊犁那场大火在克拉玛大火发生后几个月,海外媒体曾有所披露,但当地报章则迟至二○○六年才详细报导。事发的二月十八日刚好是农历大初一,因农场的宣传组举行电影放映活动,同样是走火通道不足的礼堂聚集了大批群众,当中一名对那部爱国电影不感兴趣的小孩,溜到场边玩放鞭炮,烧着了礼堂内堆放着的悼念毛泽东的花圈,触发了这场悲剧。假如当年伊犁大火受到广泛报导,说不定能引起民众,起码是新疆人民的深刻警惕,避免同类悲剧再现。可是,这并非中共官僚所关注的!把历史再往前推,中共的三反五反、大饥荒、大跃进、反右、文革,不是死人更多?近代的中国就在一条血路上颠簸前行!

执笔之时,在新疆盘据了十五年的党委书记王乐泉在乌鲁木齐七五骚乱后一年终被调职,巧合的是,他的前任宋汉良,是在克拉玛依大火后翌年被免职,由王乐泉取而代之。换汤不换药、结了伤疤忘了痛,何时才不再是中国的政治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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