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经济周刊:我看贵州的“雷锋现象”

贵州省政协原副主席王录生

  贵州是我国西部资源十分丰富而又欠开发、欠发展的省份,人多地少,生态脆弱,经济发展滞后。大体上,人口占全国的3%,面积占全国的2%,经济总量占全国的1%,各种主要经济指标位列全国倒数一、二、三位。前几年人们在说到东西部差距时,往往拿贵州和上海做比较,“上海相当于欧洲的葡萄牙,贵州相当于非洲的纳米比亚”。

  雷锋是一个解放军战士,他不计代价、不要报酬,帮助他人做了很多好事。雷锋精神就是“毫不利己,专门利人”的精神,是与计划经济体制相适应的意识观念,和市场经济等价交换的原则完全是两回事。三十年前,吃、穿、用什么都缺,都要凭证、凭票限量供应;今天,市场上的商品琳琅满目,人民生活不断改善。这一巨大变化的根本原因,在于实行了市场经济原则。从市场经济角度看,贵州在社会经济领域也有“雷锋现象”,此现象值得各方予以关注和思考。

  贵州和“雷锋现象”有什么关系?

  在经济生活中,贵州有许多“专门利人,不讲回报”的事。

  化肥生产方面。我国粮食连年增产,大家都非常感谢袁隆平院士的杂交水稻,但是没有肥料也是不行的,其中磷、钾肥尤为关键。贵州是磷资源大省,她所生产的复合肥磷胺运销全国。但是肥料是农业生产资料,是免税的,企业不交增值税。农资是微利或亏损商品,企业没有利润,也就不交所得税了。目前世界上都采用湿法磷酸工艺,生产一吨磷胺要排放三吨磷石膏。这种废弃物长期污染水体,把江河水变成四类、劣五类。此外,磷与石油一样是世界上十分稀缺的资源。过去贵州靠此换取外汇,现在也不行了。

  “西电东送”方面。贵州是南方煤都,建坑口电站,把电输向广东等地,也算煤的深度加工。可是电的上网价只有0.3元多,只及本地老百姓用电价的一半。电厂的利润不高,所得税就少。由于电厂的总部在大城市,有的在北京,所以增值税也不交给地方,就是交在贵州的主要也是国税。近年来煤价上升,政府控制电价,就要管住电煤价格,为了西电东送,地方煤矿只得以低价供应电厂,还得保证供应。许多小煤窑,为了安全,已经关了。既要关小矿,又要保大电,农民“住在煤山上无煤烧”,群众意见颇大。

  贵州的煤有不少属高硫煤。虽说要求电厂要脱硫,要合格排放,但实际很难做到。所排放的二氧化硫变成酸雨,危害各类建筑、工农业生产和百姓健康。百姓疾病增多,医疗又保障不了,一病就贫。煤矿周围的尾矿堆积如山,污染环境。地下采空,地面塌陷,形成地质灾难。有的地方泉水断流,形成新的人畜饮水困难等等。“西电东送”,贵州为国家作出了重大贡献,但地方的好处寥寥,问题多多。西部大开发以来,贵州的许多资源都被一些国有大企业掌控,这些企业的总部都在北京等地,一旦开发,前景也差不多。

  退耕还林方面。1998年长江大洪灾之后,国家重视生态建设,采取了天然林(包括不少人工林)保护,封山育林等措施。依靠砍树为生的工人、农民只得另觅生路。林区财政收入和农民的收入锐减。以至林区县都是贫困县,林农多为贫困户。

  农民把种粮的坡土改种了树,国家补给的粮食和现金只能够糊口(有的还不够),贵州山高坡陡,水土流失严重,25度以上的坡耕地占全国的18%,可是退耕还林的指标只给了5%。基层干部对生态建设的积极性很高,超计划完成了任务,这本是好事。可是,为了粮食安全,国家停了这项措施,超计划种树的补贴就成了悬案。

  农民种了树,又无收入,只好进城打工。他们大多近乎文盲,没有技术,在城里只能干那些最脏、最累、最苦的活,而且收入很低。在社保没有完善的条件下,他们因工伤、病、年老,只得返乡,沦为贫困户,最终成为地方政府的负担。

  是“雷锋现象”而非 “雷锋精神”

  2005年初,珠江出现42年来最大的海水倒灌,咸潮使珠江三角洲众多市、县水厂无水可取。为解燃眉之急,相关部门从贵州境内的天生桥水库调水压咸补淡。8亿多立方米淡水到达后,才解决缺水问题。媒体报道,广东派人携100万元表示感谢。人们议论:“平均每立方水只值0.00125元,也太低了。”有人说“广东年财政收入1500多亿,100万也太不成比例了。”也有人说:“这钱不是广东的,是水利部对贵州调水工作做得好的奖励。”云云。

  水库是国家修的,水资源也是国家的,上述说法似乎不妥。可是,话说回来,修水库,淹没了好田、好地,淹没了农民的家园,移民的补贴又少,问题成堆,长期困扰地方政府。前不久刚建成的规模仅次于三峡电站的广西龙滩电站,站址在广西,税收当然是广西的,但淹没的土地绝大部分都在贵州境内,失地农民的种种问题还得地方政府去面对。诸如此类的案例还很多。

  事例一:贵州的黔西南州有中国最大的金矿,有金州之称,当地老百姓是坐在金山上。可是按目前的体制,金子是国控物资,金矿的开采并没有给地方带来什么利益,而造成的生态问题却留给了地方。

  事例二::三线建设的大量军工企业迁入贵州,在他们十分困难的时期,地方有责任去解决问题,生产形势转好了,对航天、航空作出了巨大贡献,可是军工企业并不交税。

  事例三:当年建湘黔铁路,搞的是人海战术,不仅建铁路要用木材,人的吃、住、取暖都要木材。沿线的台江县当年的森林覆盖率几乎达90%,因为建铁路,指到那里,砍到那里,需要多少,就砍多少,分文未取。铁路建成对国家建设发挥了巨大作用,但是该县的树木只剩下14%(近年有恢复)。而这个县,至今仍是国家级贫困县。

  所有这些事都有某种制度、规定为依据,这些制度和规定也各有其道理,但结果是资源十分富有的贵州省却变成了穷省。这个省所做的多是对国家做贡献,对自身好处不多,甚至贻害不少的事。这并不是因为老百姓的“觉悟”高,而是出于无奈,所以这不是“雷锋精神”,只能称之为“雷锋现象”。

  其实,这类现象并不只产生在贵州,在西部地区(含一些中部地区)大多都有,只是在贵州较为集中而已。

   “雷锋现象”与地区间利益不平衡

  这类“雷锋现象”在计划经济时期是常态,但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却必须予以高度关注。“雷锋现象”对构建和谐社会是很不利的,因为地区间利益的不平衡最终都要落到老百姓身上。他们会感到社会 (或国家、党和政府)对他们不公。改革开放三十年,经济发展了,他们的生活也有所改善。但是与东部地区的人比,与城市先富起来的富裕人群比,与那些垄断性国企的高管及员工的高薪、高福利相比,他们的改善就显得微不足道了。他们就会有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所描述的“相对贫困化”的感觉。在各类弱势群体中产生这类感受,久而久之,怨气的积累总要爆发,这就是为什么群体事件在中西部频发的原因。一件没什么了不起的小事居然能酿成打、砸、抢、烧,甚至杀的令人震惊的大事件,无数群众居然会成为冷漠的围观者甚至参与者,稍作调查和研究,就能找到他们对现今社会不满的经济根源和思想根源——分配不公。这就是社会不稳定的根源,是构建和谐社会的大敌。

  改革开放三十年,我国生产发展上取得了巨大成就,但在调节收入分配方面没有采取有效措施,致使地区差别、城乡差别、不同群体利益差别在不断扩大。要维护社会稳定,要构建和谐社会,必须在缩小贫富差距方面作出制度性安排。近年来通过转移支付,起了一些作用,但效果有限。要落实贯彻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缩小东西部差距和贫富差距,应在财政方面予以改革,并作出安排,使国家财政所集中的大量资金通过二次分配,不断缩小贫富差距,真正使民族地区、农民和弱势群体得到好处,这样社会稳定才有坚实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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