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共产党蜕变考

政府丑闻

      度过自己89岁生日时的中国共产党,心里更在意的,是准备迎接它明年的生日,也就是它的90周年,然后就是后年,它的“十八大”。当然,相对而言,欢庆生日时虚张声势的派头很足,而代表大会的政治很现实。

  虚虚实实之中,中共及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否还能把握住自己,很难说了。

  中共庆祝它建国60周年的时候,特意弄出一个“毛泽东思想方阵”,为其所谓四代领导序列打头阵。这一创意展现于世,广受关注,有兴奋的赞扬的,也有反感的批评的,皆因为,它有现实的内容,也有某种昭示未来的涵义。

  那么,在这里不妨也参照那个序列,走一走,看一看,探探虚实。

  ■毛泽东“继续革命”

  毛泽东对中共政权的贡献,是他的“社会主义”实践。不过,“社会主义”与社会现实之间有矛盾,有冲突,毛泽东于是创造性地发展19世纪欧洲革命中的“不断革命”,弄出了他那个著名的“继续革命”。

  马克思科学社会主义论述的社会主义,是在市场经济中孕育而成,当资本主义充分发展而失去合理性之后,它取而代之,成为新的经济形态。这时,阶级逐渐消失,国家消亡,“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形成新的社会形态。

  马克思、恩格斯否定“不断革命”,是因为现实经济发展尚未“成熟到可以铲除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程度”,而俄国、中国等国实践“社会主义”时的社会现实,也同样是所谓“苦于”资本主义发展不足,它们的“社会主义”,也就实际距离马克思科学社会主义理论所预期的社会主义尚远──这些“社会主义”都无法根除市场经济,无法消灭阶级,无法开始国家消亡的进程。

  资本主义发展不足,也就是市场经济的近代及现代发展的不足。到中共取得政权时,它的思想理论水平,主要体现在它的新民主主义,对于这种不足,在理论上有所把握。然而,毛泽东实际上是把这一理论作为夺取政权的理论,政权到手,他就把它丢到一边,匆匆忙忙要实践他的“社会主义”。

  “社会主义”改造成功,建立了“社会主义”制度,以其国有体制和计划体制为支撑,但是,社会经济本身还只是进展到准备并着手工业化的阶段,机械化水平尚低,自动化以及信息化等等,还遥远得很。这时,市场本来可以借助于大陆的统一,顺应工业化进展之势而蓬勃发展,然而,“社会主义”的国有化与计划化,压在它的头上,它的自由发展,则被视为“资本主义自发势力”。

  在现实的生产发展阶段上,市场经济的发展不可避免,生产的社会化,正是随着市场化而展开,而计划体制下的生产,因为在当时不是出于经济必然性,而是体现为党政机构的行政命令乃至长官意志,它主要局限在一个以行政性为特征的较狭窄的范围内,其社会化程度其实很低,尤其以党政官僚的行政控制为其特色。这样,生产的社会性在市场化进程中展开,遭到“社会主义”的阻碍,体现社会发展的市场化,与体现“社会发展”的“社会主义”,持续地发生矛盾。

  毛泽东对中国历史文献堪称博学,对马克思学说,则实为一知半解。他只知道市场经济自发地产生资本主义,不了解资本主义高度发展才能孕育社会主义,也就是说,他不了解,社会主义只能孕育于资本主义内部,不可能运用国家权力就生造一个出来。这样,他把市场化趋势视为“资本主义复辟”的趋势,而现代化进程中自然出现的官僚化,则被他视为“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基于这种偏见,国际上,南斯拉夫改革,匈牙利、波兰改革,以及苏联改革,在毛泽东看来,都是背叛斯大林主义的“修正主义”,实为“资本主义复辟”,而国内持续出现的土地承包尝试,体现着自由市场的发展要求,也是“走资本主义道路”,也是“资本主义复辟”──尽管中国未经历过资本主义阶段,根本谈不上什么“复辟”。

  面对着国际国内“走资本主义道路”、“资本主义复辟”的强大趋势,毛泽东毫不示弱,他要“在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

  他和斯大林一样,看得很清楚,他们的“社会主义”不是马克思学说论述的那种非对抗的社会主义,而是阶级斗争十分激烈的社会,所不同的只是,斯大林主要靠政治清洗,而毛泽东吸取斯大林的教训,依靠群众运动,掀起大规模的“继续革命”风暴。

  毛泽东执意发动1950年代中期的社会改造,以“无产阶级专政”之力实现了他的“社会主义”。不幸的是,中国“社会主义”的实践,先是在大跃进中受挫,元气大伤,不到十年,刚刚缓过来,又涌起更为狂热的“文革”狂潮。

  他要“抓革命,促生产”,要把中国人锻造为“社会主义新人”,要把中国社会改造成为“红彤彤的毛泽东思想大学校”,“斗私批修”,“在灵魂深处爆发革命”。折腾来折腾去,他到晚年时终于无奈地承认,现实的中国社会还是“与旧社会差不多”。他看到,市场经济在计划体制控制下仍然顽强地存在着,一旦放松控制,它就展现出无穷活力,人们就会把那些空洞漂亮的“革命”口号丢到一边。

  但是,毛泽东决不会承认他的理论不对,相反,他以诗人情怀和政治家的手腕,坚持与现实规律作对。他支持江青的势力坐大,打垮了林彪,又再次打倒邓小平,直到悍然镇压“四五”天安门广场抗议活动,而“文革”也就免不了以失败告终。

  中共的“社会主义”实践一再受挫,先是1950年代末60年代初的大灾难,然后是1960年代中期开始持续十年的大动乱。实践证明,“继续革命”终究难以持久地压制市场化进程,而随着毛泽东逝世,它也就悄悄地消失了。

  但是,毛泽东的“社会主义”造就了国有体制的支配地位,为共产党专政提供了经济支撑。“社会主义”改造的实践造就的“公私合营”,在“文革”中悄悄一跃而为国有,使国有体制得以完善,“文革”失败后,这一体制延续下来,继续作为“社会主义”的象征。

  不难看出,放弃新民主主义,走向“社会主义”,并以“继续革命”维持“社会主义”,中国共产党在掌握权力之际,开始了它的蜕变之旅。

  中共从批判陈独秀观点开始,经过关于中国社会性质问题的论战,摸索着走出对“社会发展五阶段论”的简单理解,对中国社会以及中国革命的认识,逐渐具体化。以此为基础,毛泽东提出“新民主主义”,体现着中共在思想理论上的深度。中共主要以自己的努力达到这一深度,而后,列宁的《两个策略》传入中国,中共惊喜地发现,它与中共自己的理论很接近。这表明,延安整风之前,中共在思想理论上尚相对活跃,颇具活力,这对于其后来取得政权,的确有实际意义。

  然而,中共取得了政权,它的“新民主主义”立即暴露出其理论基础不足的弱点──它对马克思恩格斯否定“不断革命”缺乏了解和理解,这样,它对近代中国社会的分析,在与马克思学说的科学社会主义相饺接时,容易发生断裂。

  毛泽东论述他的“新民主主义”时,断言“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而他当时还知道,“只有经过民主主义,才能达到社会主义,这是马克思主义的天经地义”。不过,他实际上对于“经过民主主义”,亦即对于这一“天经地义”,其实只是说说而已。他的“新民主主义”,实际上只是夺取政权的理论宣传工具,一旦政治胜利在望,就已准备放弃了。

  于是,在现实面对“经过民主主义”这一阶段时,毛泽东的理论断裂开来。他不再需要“经过”什么,他一跃而过,运用权力造出了一个“社会主义”,然后就挥舞“继续革命”的长矛,与“资本主义复辟”拼命搏斗。

  “社会主义”罩在资本主义发展不足的社会身上,计划体制罩在市场经济身上,不可避免地,束缚现实发展的“外衣”时而有被撕裂之虞,而中共激进派则以“继续革命”,企图迫使现实屈从于其“外衣”。现实表明,中共的“社会主义”理论,特别是其“继续革命”,只是早已被马克思恩格斯否定的“不断革命”死灰复燃,它们只能以政治性的权威话语硬性支撑,经不起深入分析,就不得不硬着头皮,不容辩驳,不许争论,毛泽东所说即为金口玉言。从毛泽东的论“社会主义”,开风气之先,造就一种理论脱离实际、回避争论与批评的学风,后来的邓、江、胡之类,更一代不如一代。

  显然,中国共产党的蜕变,在毛泽东时代即已经开始。它口口声声“走社会主义道路”,面对现实社会矛盾,则以“继续革命”来应付。它的理论脱离中国实际,现实中的自由化及官僚化都难以遏制,而它却拒绝批评,自我表扬逐渐成为常态,“无产阶级专政”蜕化为中共一党专政,而一党专政则实际蜕化为毛氏家族的专政。

  毛泽东的思想理论,如今被排除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之外,意味着,在“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其“革命”激进性已经难以适应中共今日之需要,不过,毛泽东的思想方法,对于中共的统治有着现实的奠基作用,却是难以否认的。

  ■邓小平“两手都要硬”

  中共以为,对于它执政造成的大灾难,象当年六届七中全会作《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那样,它的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一份类似的决议,即《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再加上审判林彪集团和江青集团,就可以算作对人民做出了交代,承担了责任。但是,它现在既然是执政党,它现在担负的政治责任,其实与当年大为不同,不是一份党内决议就可以搪塞的。

  一个自诩“最讲认真”的政党,执政近30年,就先后两次造成全国性大灾难、大动乱,事后,中共的数千高级干部开会总结,尽管对毛泽东及其思想理论提出了许多尖锐批评意见,然而,争议集中在中共本身的问题,很大程度上在“党犯错误”还是“毛泽东犯错误”上纠缠,而对于中共本身对毛泽东专权的无能为力、中共作为执政党的执政责任等重大问题,没有多少反省。这样,中共通过了一份党内决议,尽管党内仍然争议难平,终究是算作交代,就可以继续坚持一党专政的伪共和体制,坚持排斥政治竞争。

  不幸的是,中国民众对于现代民主政治还很陌生,未与中共计较,比较有良心的中共官员也只是感叹中国百姓没有“打扁担”,实在是“太好了”。于是,中共仍陶醉在享受“免费午餐”的感觉之中。

  然而,“社会主义”光环消退,现实经济的发展程度的决定意义就显露出来。人们不在乎市场经济是否“与旧社会差不多”,于是,一个幽灵,“自由”的幽灵,正悄悄地出现。人们对中共执政地位合法性的质疑、对现代民主政治的了解和向往,就在经济自由显示其魅力的同时,也变得挥之不去,驱之不散,渐渐地成为悬在中共头上的“达摩克利斯之剑”。

  邓小平以务实而灵活著称。他运用手腕,把改革开放的主导大权抓在自己手里,同时,面对党心民心的变化,他提出“四项基本原则”,表明维护共产党一党专政的基本态度。

  先前林彪有四个“念念不忘”,邓小平有“四项基本原则”,对比一下,很有意思。

  前者,念念不忘的是阶级斗争、无产阶级专政、突出政治、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其时,共产党的领导权自五七年反右以来已经无人挑战,大权在握,有恃无恐,问题是共产党自己不断折腾,要消除对它的任何挑战,特别是对毛泽东本人的挑战。在工作重心转向经济建设方面,中共可谓“进一步退两步”,它的“念念不忘”与社会实际需要,正在脱节。

  后者,坚持的是社会主义道路、人民民主专政、共产党的领导,以及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其中共产党领导为其核心。其时,中共的“大跃进”、“文革”一败再败,暴力革命得到执政地位之“一劳永逸”的“打江山坐江山”,其合理性消耗到历史低点。中共为保证其执政地位,不懈地打击和扼杀社会的自组织功能,致使独立的社会力量难以生存,但是,无论拨乱反正、改革开放,只要有开明之举,自由化即无可避免。于是,中共进入到一个必须不断重申自己执政地位(或领导地位)的类似螺旋的状态。执政合法性的现代政治民主涵义,成为它难以摆脱的梦魇。

  邓小平后来指责赵紫阳对改革开放、“四项基本原则”这两个“基本点”,是“一手硬一手软”,实际是说,赵对改革开放的自由观念,导致他对“四项基本原则”也以某种自由化的态度来对待。不过,赵的施政理念,其实是很自然的。改革开放以市场化为导向,实际意味着自由化,而市场自由竞争的观念延伸开来,政治竞争在现代社会被视为理所当然,“打天下坐天下”、执政地位经暴力革命即一劳永逸,已是过时而陈旧的观念。这样一来,“四项原则”看似强硬,但是,政治越开明,它们就越是无足轻重。

  而邓要求“两手都要硬”,经济自由化要与政治专政相结合,这当然是极其困难的事情。结果,接连葬送了两任中共总书记,胡耀邦和赵紫阳。在和平时期,这很有些不同寻常。

  经济上的自由,政治上的民主,步步向中共逼来。它有抵抗也有妥协,付出的代价可谓惨痛,只是,它有它的坚持,妥协让步乃至改变的空间,就极其狭小。

  其实,自“社会主义”改造成功,经济“自由化”就如影随形,农村中有土地承包,工厂里有利润刺激的所谓“物质原则”。“社会主义”与“自由化”之间难以平衡。毛泽东坚持以“社会主义”压倒“自由化”,而到了邓小平成为“核心”的时候,他不能不退而求其次,要求“两手都要硬”。在“自由化”逐渐占据上风之际,要阻断自由经济对政治的影响,而这样的做法,又只能是为抵制市场化改革开辟道路。

  “四项基本原则”提出后不久,即通过八二宪法,将城市土地规定为国有土地,这成为改革国有体制的严重障碍。可以说,这是“两手都要硬”的最初实践,波澜不惊,顺利过关。然后,具体实践中则出现一次次的波澜起伏,终于,改革停滞、官倒横行,引起民间反弹,酿成1989年春夏之交的大冲突。

  “六四”镇压后,“两手都硬”一度成为主导,清算“自由化”,“有计划的商品经济”向“有市场调节的计划经济”退去,结果是倒过来的“一手硬一手软”,“万马齐喑”。邓小平眼看不妙,不得不拼老命屡次南下为市场化造舆论,才迫使保守派退却,中共正式确立了市场体制的改革方向。

  那么,实践看来是证明,经济自由化与政治专政相结合,实际上根本不可能。

  但是,中共就是要挑战实践证明了的不可能。

  它接受了市场经济,同时,维持着它的一党专政,这样硬性结合,两边都有很大变化。中共这边,借口市场化,对就业与医疗保障等社会主义因素形同放弃,对马克思学说,更进一步地束之高阁,不再理会,专心致志地以权力与资本交易,从市场化中牟取利益。市场那边,国有经济大幅度调整其布局,同时,仍然依恃财政力量投资扩张,在“国退民进”之际积蓄力量以待时机,于是,在国有经济力不能及的地方就任意开放,政府也无意在那里维持市场规则,市场化在行政控制、垄断下无序发展。

  在这种状态下,表面上“发展是硬道理”,实则经济增长成为发展的唯一内容,于是,20世纪末21世纪初,中国再现资本原始积累的疯狂过程。在中共控制下,经济自由进入一种极其扭曲的状态,其特点是,市场力量支持的“国退民进”,掩盖着“国进民退”潜流,一旦市场化受挫,后者即涌为滔天巨浪,而且顺应着全球化趋势,向国际市场蔓延。

  其中的主旋律,是权力通过与资本的交易而丰满、而膨胀,由此,酿成政治专政的极权化发展。自然,这样的发展不能不表现为普遍化的腐败,同时,也还有一大硕果,即所谓“计划政治”。

  “文革”的基本问题,集中体现为“接班人”问题,而在打倒了两任接班人刘少奇、林彪之后,仓促选定为华国锋,问题本身依然存在。

  毛泽东逝世,“文革”失败,中共痛定思痛,达成了反对“终身制”的共识。邓小平态度坚定,要改革“党和国家领导制度”,要改变这些制度中的“官僚主义现象,权力过分集中的现象,家长制现象,干部领导职务终身制现象和形形色色的特权现象”。这些,看上去都很不错,然而,不开放政治竞争,这些就只能是大话空话,而其实践,则只能是对“终身制”做些改良。

  用邓小平自己的话说,他是中共第二代领导的核心,而比较起来,他与毛泽东,其实很是相象。他们都在多年里受到过压抑、打击,经历过妥协、退让,而一旦成为“核心”,即当仁不让,一手遮天。毛泽东崛起时,中共党内竞争状态的空间还不小,张国焘、王明都曾与他势均力敌。而邓小平崛起,先是“文革”停滞不前,后来则是毛泽东逝世、江青集团失败后出现一个特殊时期,他因势利导,先逼退华国锋,再力压陈云,“残酷斗争无情打击”方式有所变化的同时,跌入老人制衡的怪圈。

  也正是在这一特殊时期,中共党内胡耀邦、赵紫阳等人,或在中央推动拨乱反正、平反冤假错案,或在地方推行改革,以突出政绩而在党内形成威望。他们进入邓小平“核心”圈子,须老人们慧眼推荐及点头认可,体现为中共惯例,一时难以逾越,但是,这些比较开明的政治家手中握着权力,若延续时间能够比较长,则中共改变其蜕变的方向,也不是没有可能。

  问题是,“两手都要硬”的实践,不可能风平浪静,总会出现波澜,而一旦风吹草动,保守派即兴风作浪,力求改变邓“核心”偏向于开明政治集团的状态。邓力群、胡乔木屡次发难都未能完全扭转局面,而李鹏抓住八九民运兴起的机会,再次触及邓小平痛处,一击而功成。然后,又一次在仓促之中,于似乎是对立双方之外的某处选定了一位接班人。这次是江泽民。

  更有意思的是,把江泽民“扶上马”,其保守表现却又不能令人满意,就再选一位,胡锦涛,作为江的后任。表面上,“文革”后的中共摆脱了“家天下”,告别了“终身制”,而这样的体现长期计划性的钦点,则实在令人惊讶。

  “终身制”不能不打破,不打破则胡锦涛无法接班,但“终身制”的精神又必须延续,否则,选定的“接班人”在其任内,或选定的后任“接班人”的接任,都会有变数──党内竞争其实是自然存在的,只是被强制地排除或限制而已。

  作为“终身制”的一种改良,“计划政治”,一种有限的“终身制”,就这样酿造出来。它的“终身”意义有限,不能无限期地延续,而它的计划性则明显,亦即排除党内民主的竞争机制,“核心”在其“终身”限度之内一般不受挑战,可以顺利连任,大体上一朝为“核心”,十年掌大权。早先,邓小平对赵紫阳就有过让其作两任总书记的话,这可以视为这种一任“核心”两任十年的最初表示。

  邓小平对江泽民“送一程”之时,一度因为不满意而起了将其废黜之心,江急忙转舵妥协而避过一劫。这意味着,老人定下的事情,老人自己可以推倒重来,一旦这老人离去,其选定“核心”的安全性就大为提高,再将其扳倒就很不容易。“终身”也好,“计划”也罢,中共体制,终究拖着一条不光彩的尾巴。

  任何事情都有例外,而例外之事若一再受到遵循,也可以成为常规。邓小平从华国锋手中接任中央军委主席,在胡耀邦、赵紫阳任内,以此显示其“核心”地位,即使退出中央委员会,也还是不放手,直到江泽民上台。以普通党员之身担任中央军委主席,在邓小平那里看来有些偶然,到江泽民效仿之际,就有了一种惯例之势,那不光彩的尾巴上,又多出了一缕异常的毛色。

  由此,再来看邓小平所谓“两手都要硬”,实际上,他真正硬的也是一手,亦即中共的一党专政。他以中央军委主席作为其专政的工具,阻止中共党内的自由化倾向。在和平时期,这样坚持“枪杆子里出政权”而维持自己的执政地位,只能证明,中共无法进步为一个适应现代民主政治的政党,它在蜕变为一个依靠刺刀的极权集团。

  ■江泽民“三个代表”

  “计划政治”的一大特点,从一开始就显露出来,即老人“钦定”其“核心”。这在政治上有先天不足。无论江泽民或胡锦涛,他们与胡耀邦、赵紫阳不同,很难说他们是党内成长起来的政治领袖,最多只能说,他们是老人们看中的“接班”苗子。

  当然,“苗子”未必不能成为政治领袖,问题是,他们必须尽快证明他们的政治实力。

  江泽民的特殊在于,他接任中共总书记时,多位老人还在,特别是邓小平、陈云都还在,他的处境与其前任胡、赵颇有相似之处,一时还难以自由施展。而在经济方面,因为对待市场经济保守而气短,就连李鹏也被迫对朱**基忍让。这样,“江李”居然显出了某种“无为而治”的姿态。

  然而,邓小平逝世的翌年,江泽民就借洪水而兴风作浪,舍分洪而大肆调动军队,以临战姿态验证其权力的实际把握。此后,事隔一年多,2000年2月,再从政治思想领域下手,提出他的所谓“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其第三代“核心”头上罩起了光环。于是,这棵“苗子”似乎一下子生长成为一株参天大树。

  所谓“三个代表”思想,其实并不复杂。据江泽民论述,“总结八十年的奋斗历程和基本经验,展望新世纪的艰巨任务和光明前途,我们党要继续站在时代前列,带领人民胜利前进,归结起来,就是必须始终代表中国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代表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

  口气很大,但也只是涉及中共自身,充其量是对中共建党理论归纳出一种新的说法而已。

  但是,在中共官方的宣传中,它可真是不得了——瞧啊,它在理论上“是对马克思主义唯物论的新贡献”,“是对科学社会主义的新概括,标志着关于社会主义本质和社会主义发展道路理论的统一与创新”,“是对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的新发展”,而其现实意义,在于它“集中概括了我们党和国家全部理论活动、实践活动,包括一切工作的根本方向、根本准则、根本依据,是指引我们党和国家新世纪伟大进军的行动指南”。

  真正有意思的,是它的所谓现实意义,而那三条“理论意义”,最后一条归结到建党学说,还算沾边。

  对比马克思恩格斯的《共产党宣言》,那里对共产党的说明,是将其视为一个在工人政党中显示出自己的先进性的政党——

  它“不是同其他工人政党相对立的特殊政党”,“没有任何同整个无产阶级的利益不同的利益”,“不提出任何特殊的原则,用以塑造无产阶级的运动”,它的先进性体现为,它在工人运动中“始终代表整个运动的利益”,“了解无产阶级运动的条件、进程和一般结果”。这样,它“为工人阶级的最近的目的和利益而斗争,但是他们在当前的运动中同时代表运动的未来”。

  这样来看,共产党,的确应该有其先进性,不过,这种先进性,是以其远见卓识而在各个工人政党中表现出来,而非依恃权力而来。

  中国共产党在中国成为执政党,它的气魄,就比马克思恩格斯大得多了。它成为一个不能容忍面前出现政治挑战的特殊政党,其它任何政党生存的先决条件是,不能争取执政、必须服从它的领导,亦即成为它的附庸。为此,它提出它的特殊原则,即它领导一切、永远执政。由此,生出它的许许多多的特殊利益,其中,特别与它原本身为工人政党的身份形成鲜明对照的是,它对工人运动的条件有其特殊规定∶工人不得自发组织他们的工会,更不能独立地组织他们的政党,一切都由它来代表,服从它的领导(控制)。

  这一切,到江泽民提出“三个代表”,的确是更为清晰了,更为光彩夺目了。

  在身边智囊帮助下,江泽民以他的“三个代表”思想,在建党理论上的所谓突破,只不过是再度强调先前苏联共产党已有所论述的所谓“全民党”而已,而其独特贡献在于,将中共的“永久执政”地位突出到前所未有的高度,并由此而连带地引出了所谓“资本家入党”。

  依照共产党的传统观念,它是工人阶级先锋队,而进入到无阶级、非对抗的“社会主义”社会,这似乎应该有所变化。于是,从苏共开始,有了“全民党”的概念。现在,中共也在其十六大通过的党章里这样明确规定∶“中国共产党是中国工人阶级的先锋队,同时是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先锋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领导核心”。

  查阅中共掌握政权以后的几个党章文本,先前的表述还比较传统,诸如,“中国共产党是中国工人阶级的先进部队,是中国工人阶级的阶级组织的最高形式”(八大),“中国共产党是无产阶级的政党”,“是由无产阶级先进分子所组成,领导无产阶级和革命群众对于阶级敌人进行战斗的朝气蓬勃的先锋队组织”(九大)。到江泽民任总书记的十四大,出现了变化,即“中国共产党是中国工人阶级的先锋队,是中国各族人民利益的忠实代表,是中国社会主义事业的领导核心”,显然,其十六大通过的党章,是顺着这个变化而明朗化的。

  这样规定,意义有二,一是“全民党”,一是“领导核心”,即永远的执政党──倘若这个“领导核心”不能执政,即意味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失败。可以说,这一观念对中共而言,早就不言而喻,然而,在自己的党章里这样将自己默认为永远的执政党,的确体现着共产党建党理论的一大特色。

  毛泽东在建国之初就说,“领导我们事业的核心力量是中国共产党”,这样的话语,到中共十四大的1990年代初写进了党章,体现着社会环境的变化和中共的应对立场。

  中共取得政权,成为执政党,应该说,直到改革开放之初,没有受到真正的挑战。其间,只是在1957年整风之际,毛泽东再三要求人们提出批评意见,才有人大著胆子,秉承新民主主义的精神,批评了“党天下”,出现“轮流坐庄”的说法。这种意见依据的是共和制度下的常理,结果遭到中共严酷打击,一蹶不振。

  那么,可以说,改革之前的社会默认中共为“领导核心”,它似乎不必在其党章里作相应的规定或说明。

  改革开放以市场化为导向,进而正式接受市场经济,自由与竞争的观念与精神再度脱颖而出,为自己开辟发展的空间。这样的变化从经济中发端,在政治上也有反应,于是,自由化在“解放思想”的气氛中不断地冲击着共产党专政的观念。

  对此,中共当然是有警惕的。它接受市场经济时,不仅给它带上一顶“社会主义”的帽子,而且修改党章,明确将自己规定为“中国社会主义事业的领导核心”。当时人们苦于“六四”镇压后对自由化的空前的压力,邓小平“南巡”时一句“中国要警惕右,但主要是防止‘左’”,令人们感觉振奋,似乎没有在意中共的小动作。

  然而,永远执政的党,看上去要象个“全民党”,似乎才是名正言顺──不再只是工人阶级先锋队,更作为全民的先锋队。中共与社会阶级之间的联系变得模糊不清,永远执政的伟业才清晰起来。不过,观念中这样绕来绕去,却绕出一个颇有些尴尬的印象∶不满足于只是工人的先锋队,乃因为工人不一定是“先进生产力”,市场化时代的“先进生产力”,其实是以企业主阶层,或资本家,为其代表。于是,“资本家入党”引起了很大的争议。

  “三个代表”思想对“资本家入党”没有明确的论述,只是含糊地承认,中共必须扩大其社会基础,也就暗示了“资本家入党”的实际需要。

  “资本家入党”本身不是什么问题,共产党历来没有明确禁止资本家入党,资本家成为党员早就不是什么新鲜事。但是,资本家作为个人入党,毕竟不同于资本家阶级成为共产党的社会基础。

  其实,所谓“全民党”,只是“社会主义”幻象的一个侧面──社会主义意味着消灭阶级,则工人政党也失去了意义,于是,它在“社会主义”社会里执政,就成为“全民党”。而现实的“社会主义”,不仅无法消灭阶级,而且阶级之间的对抗性更为鲜明。共产党作为执政党,即使它身为工人政党,也须兼顾其它阶级的利益,然而现实的问题是,它为了它的永久执政,以“全民利益”的名义下,放弃工人政党或左翼政党的身份,重组其社会基础,亦即权力、资本及知识三方精英在它的控制下实现新的结合,组成为权贵阶层。

  在这个意义上,中共明确坚持它作为永远的执政党,与它重组其社会基础而转为右翼政党,是同一变化的两个侧面,而这个变化,就是它的蜕变。

  现代市场经济,是企业家主导的发展阶段。资产阶级作为一个社会阶级存在的合理性,即在于他们作为企业家,为追逐剩余价值,为使企业有利可图,必须表现出谋求发展、追求创新的冲动。中共从敌视市场经济,到接受市场经济、承认市场体制为改革目标,意味着它的“社会主义”不能不向市场经济低头妥协。

  奇妙的是,这一低头妥协却表现为,把非阶级的社会主义社会的概念,套在现实中市场经济尚在发展的阶级社会头上,“社会主义”成为一个怪胎。中共则以这个怪胎的名义,从工人政党一跃而为“全民党”,它的永久执政,以及其它党派只能是它的附庸,也似乎都顺理成章了。

  以江泽民时期为一个转折点,中共明确强调它作为永久执政党的身份的同时,也承认它已突破作为工人政党的“局限”。它的蜕变表现为,名义为“全民”实则为右翼政党,开始把权贵作为自己真正依靠的社会集团。

  ■胡锦涛“科学发展”

  江泽民喜欢表演作秀,到了让人讨厌的程度,于是许多的人们对胡锦涛寄予期望。江泽民不放手军委主席职位,遭到舆论谴责,而胡锦涛刚刚表现出一点儿“亲民”模样,即得到一片“胡温新政”的欢呼。

  无奈,胡锦涛其实是个极其平庸之人,他不可能在人们关注的政治改革方面有突破之举,他能做的事情,是把这架党政机器的主旋律弹奏得更让人难以接受。他的平庸,表现为他的墨守成规,将一党专政从“大国崛起”发展为依恃经济增长而在全球范围内挑战自由市场经济,将转向右翼发展为深度依赖权贵阶层。与此同时,他也不能不继续走“创新理论”之路,然而却越走越有兴致,不断抛出漂亮的理论口号,以包装严峻的社会现实,两者之间,形成强烈的对比。

  平庸之人在“创新理论”方面未必是低能之人,甚至有更大的热情。邓小平本不以理论见长,他也不在乎什么理论创新,一切都讲究实用,“猫论”“摸论”之类,都以通俗话语为人所理解。而江泽民,在其任上接受了市场经济,对于理论创新,有他的实际需求,只是,中共理论家们实在是不懂马克思的科学社会主义,根本无法创新,结果只弄出个建党理论范围内的“三个代表”思想。那么,到了胡锦涛掌权,中共的理论水平未见有什么改善或提高,而理论创新不创新也实在意义不大,然而,胡锦涛不甘寂寞。

  似乎是为了让所谓“胡温新政”真有新气象,他一上来就口号不断,新三“民”姿态,以人为本,科学发展,和谐社会,真个是天花乱坠,让人目不暇接。胡锦涛本人一脸缺少表情的尊容,喊口号作秀的本事,倒是比江泽民不逊色。

  具体而言,江泽民还算有开拓创新之勇气,十四大接受市场经济,十五大隆重推出“邓小平理论”,十六大再为“三个代表”思想加冕,一步一个脚印,而且他很是“先人后己”,忙完了邓小平的事情再干自己的事情,实在劳苦功高。胡锦涛在前人的肩膀上,与时俱进,快马加鞭,一任之内的十七大,即完成了自己的事情,把“科学发展观”之类写入祖谱序列,而且将这一序列隆重命名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实践相辉映,简直壮观得不得了。

  这样当然有其好处,即十八大不必在那“序列”上再费心机,可以喘口长气儿,专心于政治权力再分配,而不太好之处,则是不免造成某种压力──未来的新“核心”若不能在其第一任内完成对那个“序列”的贡献,就不免给人以逊色的感觉。

  平庸之人在政治权术上也未必是低能之人,而胡锦涛,以其长期准备接班状态的磨练,不动声色地操纵局势,使得“计划政治”的一代“核心”两任十年一思想,这一权力周期与理论周期,在他手中稳定下来,对中共这党机器的运行,有他的实际贡献。

  不过,稳定之中有变数。邓小平、陈云诸老已逝,江泽民以及李鹏、万里诸老,其“老”的意义有所不同,对于新的“核心”之产生,权力之争的态势就有变化。有分析说,胡锦涛面对党内危机四伏的现实,以卸下“国家主席”而争取三连任总书记和军委主席,有实际的诱惑力,甚至将他的儿子纳入接班序列,在“太子党”已成风气的中共党内,也已不是太离谱的选择。这样的话,“计划政治”就面临新的大波动。

  中共内部历来“山头”林立,只是它们的政治竞争性尚不明显,因为在“伟大领袖”专断的环境里不能不自我收敛。后来,历史形成的“山头”逐渐淡化,新的派别悄悄形成,这时,竞争性也更为明显。胡锦涛是否真有胆魄玩出大的花样,人们可拭目以待,而无论如何,这种状况看来表明,实际上出现了一种错位──计划体制时代,“计划政治”在中共“八大”之际本来有呼之欲出之势,表现为以“集体领导”取代毛泽东个人专断,却终于夭折;而到了市场化改革开放,中共正式接受市场经济之时,“计划政治”反而成形,但这时,与党政机器运转较为有序的状况形成对照的是,其派别及家族的多元化也逐渐突出,无序状态如影随形。如此,中共一党专政在20世纪才降临,到21世纪才显出其走向规范化的模样,实在是逆天时而悖地利,与现实经济基础天生就不适应。

  平庸之人对他的党的蜕变,其实也不失敏感,而且很恼怒很头疼,只是,他没有办法,更没有魄力改变现状。

  中共的蜕变,以坚持它的一党专政为主旋律,坚持它作为一个特殊政党,有其特殊原则和特殊利益,然而,先前一向是罩在“左”的光环之下,而江泽民时期开始于“六四”镇压,中国社会的理想主义被浸在血泊之中,而中共在邓小平的压力下接受了市场经济,于是,向右翼政党转变日益明显。它更为强硬地限制民众权利,抛弃工农劳动阶级,投入权贵怀抱。到胡锦涛时期,社会矛盾趋向尖锐化,中共嘴上一套,实际另一套,其蜕变已无所顾忌。

  基于经济增长的“崛起”,使中共踌躇满志,而全球金融危机爆发之际,中国经济本身,则因为市场经济刚刚在展开,起伏之间“宏观调控”频频出现,它的周期性似乎正在形成之中,全球危机与其本身危机相互间有影响,却尚未形成周期“共振”。这样,中国经济在全球危机中仍能保持增长,中共的得意自大,时不时地溢于言表,当年以“世界革命中心”自居的感觉,又膨胀起来。况且,这一次,这种感觉有“经济基础”作支撑,埋葬全球资本主义的景象似乎真的触手可及,“中国模式”,乃至“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不是终于在毛泽东之后的第四代领导人面前出现了么?

  一党专政固然不大好听,但是,一旦它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联系起来,居然就“与时俱进”,变成为一种让人感觉其闪闪发光,实则让人莫名其妙的“中国模式”。

  胡“核心”以其“团派”出身,在这方面有其特点。不久前网上流传一份“中共内部座谈会部分谈话”,其中谈到,当年传出毛泽东谈论“我们这一代青年人,将亲手把我们一穷二白的祖国建设成为伟大的社会主义强国。将亲身参加埋葬帝国主义的战斗,任重而道远”的一席话,“我听说后,兴奋了好多天而夜不能眠。自那以后,我就下定决心,一定要参加这场决定谁胜谁负的最后斗争”。笔者一位友人,毕业于清华大学,当年也有类似的经历和感受,至今历历在目。可以相信,胡锦涛以毛泽东的哲学与抱负自我安慰,以为把毛的说法套在现实中共的头上,中共的胡作非为就可以合理化,是他的精神胜利法。

  由此也可以理解,他们何以那样声嘶力竭地反对“西方式”民主,反对“三权分立”与多党制。人们看到,它标榜的“民主”是它自己控制下的伪民主。它以党权执掌行政权,直接控制司法权,而立法权,即使它的党员官僚已渗透、掌握立法机构,它也还是竭力防范,唯恐立法权以监督而突破其控制,威胁到它的一统天下。至于它所谓“多党合作”,合作的条件是其它党派无条件接受它的领导、成为它的附庸,从而生造出一种以“政治协商”为外衣的“主仆合作”模式。这样的恶劣行径,在中共官僚眼里,只要它们与“埋葬帝国主义”、“最终解决谁胜谁负”相联系,就算不得什么了。

  面对市场经济发展引发的自由化,特别是权利意识觉醒、公民社会逐渐生长,“胡记”中共已经完全失去了左翼政党应有的本能反应,反而,从它的大小官僚的现实表现可以看出,他们从心底里生出厌恶民众、敌视公民社会的感觉,唯恐民众的自由发展威胁到它的统治地位。

  人们原本对胡锦涛抱着很大的希望。他们当然知道,胡锦涛难以根本改变中共一党专政的传统,然而,江泽民“三个代表”思想要求扩大中共的社会基础,对企业家有所重视,都有其合理性,其蜕变也多少有些模糊,有些不确定性,因为此时,官僚与资本结合为权贵阶层,尚处在不稳定状态。胡锦涛接手之际,若能以较广阔的政治视野,运用政治智慧,做出某种调整,其实还是有可能在相当程度上扭转蜕变之势。

  但是,胡温集团徒有“亲民”之表,实则,他们无情镇压异议人士,竭力控制网络舆论,对失地农民和被拆迁市民频频使用武力,对权贵阶层,则消极坐视,甚至曲意逢迎,让其成长壮大,羽翼迅速丰满起来,它们对各种社会事务的影响力之大,让人难以想象。

  如今,80后、90后的崛起,是社会变化中引人注目的侧面,而人口老龄化,也是现实的趋势。这时的中国共产党,官僚气已是极其深重。年轻人入党,大趋势是在庞大的党政机器中同化,独立思考能力减退,趋利逐流蔚然成风。这样的政党,难免老态龙钟,蜕化之势实难逆转,不过,社会新生代中党员与非党员的差别,很可能是未来最为引人注目的现象。

  ■蜕变主旋律∶特殊利益

  梳理至此,人们对于中共的一些疑问,看来容易解答了。这些疑问,可以归纳如下∶

  ——中共究竟有没有它的“自身利益”,或者“特殊利益”?

  ——中共为什么坚持其“共产党”的名称?

  《共产党宣言》说,共产党“没有任何同整个无产阶级的利益不同的利益”,那么就是说,共产党没有什么不同于工人阶级利益的“特殊利益”。共产党是政党,它会争取执政,而《共产党宣言》说得很明白,工人革命的第一步就是使工人阶级上升为统治阶级,争得民主,则共产党执政是为工人阶级执政,其中没有什么特殊利益。

  这里的关键在于,《共产党宣言》说,共产党“不是同其他工人政党相对立的特殊政党”,那么,共产党存在,不排除其它工人政党或其它别的政党的存在,共产党执政,不排除其它工人政党或其它别的政党也可以争取执政。

  而问题就在于,共产党执政后,无法真正铲除资本主义,相反,它面对着市场经济长期发展的现实过程,于是,滋生了它的“特殊利益”,它成为了一个“特殊政党”。得以执政的共产党,最初看来或多或少有些不得已,后来就越来越自觉地排斥其它政党的存在。考茨基当时写了一本小册子,《社会民主主义反对共产主义》,对列宁的布尔什维克提出尖锐批评,他写道,“立宪会议可以为了工人的利益实行一切可以实现的事情,而且比布尔什维克单独地干要做得更为合理,取得更大的成功。但是,这样就得要求布尔什维克只能站在平等的地位来干,不能作为一个专政的党,从上面来发号施令。”布尔什维克以铁腕排除政治竞争,开了共产党专政的先例,由此,即开始形成其特殊利益。

  中国共产党也不例外,它有自己的特殊利益,在中国社会里是一个特殊政党。

  中共的这种状态,已经引起人们的注意,而且,官方理论界也开始关注这个问题。人们注意到,《学习时报》最近有两篇文章,一篇是方工的《党没有自身利益应成为全党共识》,一篇是王长江的商榷文章《党有自身利益是一种客观存在》。在网上,则有章文的一篇评论,《“永久执政”是党的最大利益》,点产了这一“利益问题”的关键。

  显然,方工表达的是他的希望,即中共仍然还是共产党。他援引《共产党宣言》的论述,认为中共“只是代表人民的利益,为实现人民利益服务,不仅不应该,而且也不可能主张自身利益”,但是,他不能不更进一步,断言“在我国社会变革的现实中,党有利益说不符合社会实际”,似乎所谓“中共仍然是共产党”不仅是其希望,更是客观现实。这是中共官方理论家的通病,也是他们的悲哀∶无论他们是否真心论述马克思学说,都要罔顾现实,为中共脸上贴金。

  相对而言,王长江是比较正视现实的一位学者,但是,顾了现实,理论那一头就多少有些顾不得了。王长江的“商榷”直言不讳,直言中共有其“自身利益”,“是一种客观存在”。但是,《共产党宣言》说得很清楚,方工的看法也很明白,所谓中共的“自身利益”,是指同工人阶级利益(或人民利益)不同的、这些利益之外的“自身利益”,而王长江就不得不耍个手腕,回避《共产党宣言》那个明确论述,硬说“从革命领袖的论述看,他们从来没有说过党没有自身利益”。这样一来,这个争论的意义就大打折扣,因为,争论涉及的恰恰是,中共究竟有没有《共产党宣言》明确否定的、与工人阶级利益(或人民利益)不同的利益。

  有意思的是,王长江论述中共的“自身利益”,以它的活动经费为例。他看上去理直气壮地问道,“如果党没有利益,党的活动经费算什么?”他说,“我们既不可能说党的活动不需要经费,也不可以说,党的经费和人民的财产不分彼此,是一回事”。这一针扎下去,差点儿就见了血,只可惜那进针的手停了下来,看来是竟然不愿意扎出血来——任何政党的活动经费都来自该党党费,它们与人民财产当然不是一回事,而共产党若仅以其党费为其活动经费,也谈不上它的利益与工人利益有何不同;但是,中共不同于世间其它的政党,它的活动经费不以其党费为限,它自封为“永久执政”的党,把人民财产视为其活动经费,似乎理所当然,这样,它的“自身利益”当然是“特殊利益”。

  王长江认为,“执政就是政党最大利益之所在”,当然不错。问题是,中共的现实利益体现在,中国的工人政党唯中共一家,正如官方工会在中国唯此一家一样,其它的工人政党不允许存在,而其它党派,即所谓“民主党派”,则须经阉割才能存在,亦即,它们必须服从中共的领导,必须以贯彻中共意志为自身生存条件。

  显然,排除其它工人政党、阉割其它党派,且以国家军队为自己之“党军”,以保证自己“永久执政”,方为中共的最大利益所在,而这些限制条件,正构成了中共利益之“特殊”。

  中共肆意横行,把个中国政坛弄得如《红楼梦》所说,“白茫茫一片大地真干净”,然后再鼓动人们渲染,说是,中国没有什么政治力量可以取代中共,中共若被推翻则中国必将大乱,其厚颜无耻,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

  那么,中共以其“特殊利益”蜕变为“特殊政党”,在市场化进程中,它纵容权贵阶层生长壮大,使得中国徒有“社会主义”之名,难以遏止权贵资本主义恶性发展,这样一个政党,何以还不愿放弃它的“共产党”之名称?这样做,究竟有何好处?

  答案很简单∶放弃了“共产党”之名,则它“混同于”一般政党,就不能再那样看上去理直气壮地高喊“抵制西式民主”、“反对三权分立”,它就不能不正视政治民主化,不能不放弃政治垄断、面对政治竞争。

  现实就是如此微妙∶中共的利益特殊,却隐藏在“共产党”名义之下。

  《共产党宣言》讲得很清楚,但它毕竟是马克思时代的文献,而共产党的实践,造成了排斥其它政党存在的现实传统。这样,“共产党”三个字,在世间似乎即意味着一党专政,不能一党专政的似乎就不是共产党。既然如此,中共好端端地执政,何苦要放弃“共产党”这块招牌!

  接下来的问题则是,中共如此这般,遭受过不得了的挫折或失败,还是强悍得不得了,它的大权在握,究竟有几分“可持续性”?

  这是一道现实的难题,超出了这里考察中共蜕变的范围,在这里只能简略而言之。

  中共执政以后,基本就已经不再把历史规律之类放在眼里,“文革”前就“奇迹”不断,“文革”中出现一个“奇迹”的高潮。“文革”结束、改革开放,“奇迹”沉寂了几年,到1980年代中后期,似乎又有了再现“奇迹”的心气,而到了1990年代,“六四”伤痛渐渐“被淡忘”,经济增长的能量在多种因素作用下持续释放,于是又进入到“奇迹”的高潮之中。

  然而,在“奇迹”背后,中国的发展变化展现着它自身的规律。

  中国人口在60年里从4.5亿增长到13亿,增长约两倍,其中,近30多年实行以行政控制“一胎化”为主要特征的“计划生育”,增长速度减缓,人口老龄化趋势出现,生育意愿也在发展过程中逐渐变化,同时,独生子女普遍化的诸多社会问题也逐渐显现。

  这样一个人口大国,在其人口迅速增长之际,其城市化进程一度相对缓慢,计划体制下的工业化进程,小心翼翼地维持着城乡二元化的格局,尔后,城市化在改革开放年代迅速发展,但仍维持着城乡居民身份差别的特殊格局。

  工业化的进程,在计划体制下偏重于重化工业化,管制一旦放松,则自然地出现工业结构轻型化的趋势,而信息化、网络化更是得益于管制力的局限而蓬勃发展,而近年来,在酝酿“国进民退”潮流的同时,重化工业化再度兴起,民营经济也顺应市场化的趋势而卷入其中。

  多民族的现代民族国家在形成之中,民族主义显示其生命力,同时也在民族矛盾中显示出某种对抗性。中共的民族区域自治体制,可以表现为对少数民族的尊重,然而,这种尊重的形式化,以及汉族同化其它民族的趋势,往往表现得更为强烈,特别是在新疆、西藏地区,民族矛盾较为突出,自治在专政的压制下愈益萎缩。

  中华民族在现代国家的门槛面前徘徊已久。在战争结束的和平时期里,在市场经济全球进程展开的趋势推动下,其发展能量的释放是一个极其自然的过程,而这个过程,又在计划体制下受到压抑,则近30年来的发展变化,是一个“回归自然”的过程。

  改革开放的实践证明,中共的管制与垄断松动,经济就增长,就繁荣,而中共仍迷恋管制与垄断,置正常的政府监管于不顾,则致使经济增长的环境生态代价极其高昂。

  中国共产党很愿意让世人相信,在它领导下,才“解决了中国人的吃饭问题”,才实现了经济持续高增长的“奇迹”,而它极其不愿意人们关注的是,它对政治折腾的持续痴迷、它对市场的诸多垄断与管制,一直是市场经济难以正常发展的严重障碍,也一直都在扭曲着市场经济。

  中国共产党处心积虑地打击和压制独立的社会力量,将一切可能对其执政地位形成威胁的发展变化都扼杀在摇篮之中。这样一个庞大工程,造成了宪政、法治的荒芜状态。中共将其标榜为“抵制西式民主”,实则,仅仅为了它的一党专政而已。这样,中国数十年来的发展变化,“奇迹”被突出,挫折被淡忘,民众得到的实惠,在巨大的国家财富面前,相形见绌。

  中国人在一百年前推翻了皇权专制,一直未能实现宪政,法治进展缓慢,陷入了党权专政的怪圈。现在,中共维持其党权的意志很坚决,民众对于宪政、对于法治,则总是显得犹犹豫豫,左顾右盼,心神不定。

  那么,“奇迹”正未有穷期,若要见证历史规律,的确需要耐心。

  ■结语

  资本主义作为一个历史发展阶段,历经数百年,至今仍显示着活力,特别是,到20世纪中期,市场经济全球化、民主政治全球化的大趋势逐渐清晰起来。由此来看,这样那样的“社会主义”实践,其实都只不过是这两大趋势在运动中荡起的一堆浪花而已,看上去五光十色,免不了还要落下去,顺应社会深层运动中的主旋律。到1980年代中后期,对历史顺序变化懵懵懂懂的共产党们,不得不面对市场化进程,不得不正视政治竞争,而这时,它们的竞争力早已萎缩,接二连三地丢掉了政权。

  而中国,在这个阶段上跌跌撞撞,百年间的发展十分曲折,未来何时能走出这个阶段,还渺茫得很。出现这样的状态,特别是因为,在全世界多数共产党对历史规律低下头来的时候,中国共产党拼死抵抗,不惜调动数十万军队,悍然对和平示威的民众大规模使用暴力,将民主运动浸在血泊之中。

  然后,它显出一副若无其事的模样,试图淡化矛盾冲突,同时,以发展市场经济、刺激经济增长,缓和矛盾冲突,延续它的一党专政。

  中共这样做,成就极其显著,代价极其高昂。

  这样的经济增长方式,以高能耗、高污染,以及劳动者低收入、民众低人权为其特点。即使经济转型迫在眉睫,在中共坚持的国有体制支配下,仍然步履维艰,而党政官僚的腐败、社会分配的不公,同样难以遏制。

  同时,中共自身,也在付出蜕变的代价。人们看得很清楚,蜕变正在成为中共的主旋律。它坚持一党专政,维护权贵利益而与民众为敌,在市场经济全球化与民主政治全球化的大趋势中,奏出它的极具特色的音调。

  这一过程,目前还在继续,将来如何,可拭目以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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