财新网:一本“非法出版物”的诞生

种种正式的言路被堵塞后,三门峡的移民史,化为这本“非法出版物”

“非法出版物”《大迁徙》内页图片

  金色封皮,大16开本,218页。

  上万册《火花》杂志2010年增刊《大迁徙》一书,躺在陕西省渭南市辖区的文化出版部门的查扣仓库中。

  35万字的书稿,以三门峡水库由兴而废作为历史背景,历数移民在过去数十年中的蹉跎命运。按原计划,此书将在渭南当地散发,移民群体引颈相盼。

  但是,该书在今年6月下旬运抵渭南城区及下属华阴市不久,即被当地文化部门以“非法出版物”之名查抄。

  8月19日下午,陕西渭南警方赴京,将该书作者谢朝平从家中带走。渭南官方至今并未公开声明书中有任何失实之处,仅指出该书出版印刷过程中的问题,即增刊出版未进行审批。临渭区公安分局以涉嫌“非法经营罪”,对谢朝平立案调查。

  事件曝光,舆论哗然。渭南存在多年的移民问题也再次浮出水面,受到各界关注。

  诚如《人民日报》社旗下人民网9月2日刊发的网友评论所言:“如果不是这种违法抓作者事件被媒体曝光,除了阅读《大迁徙》的读者,有多少人尤其是外地人知道渭南移民中存在的问题,起码我等生活在异地的普通百姓不知道,或永远不知道,甚至就不想知道,但现在就不一样了。想知道究竟‘写’了什么,当地官方居然那么‘怕’。”

  又据《法制晚报》报道,9月3日上午,中国作协创联部负责人表示,陕西渭南警方带走报告文学作家谢朝平,是对作家创作权的侵犯。中国作协将严密关注事态发展。

  记载移民之痛

  近年来,经由媒体对历史的重新梳理,三门峡水库的功过是非,早已不是秘密。当年寓意“圣人出,黄河清”的三门峡水库,而今被认为是“政治冒进”年代的典型工程。自论证时即强烈反对工程上马的水利专家黄万里,现在被看成“科学家的良心”。

  伴随水库兴废的,是移民的境遇。

  今年76岁的老人董百祥对本刊记者回忆说,1956年他参加先遣队迁往宁夏时,展现在面前的是沙漠边缘的漫漫戈壁。沙尘暴肆虐之时,“恨不得跟着风吹回老家”。《大迁徙》一书中刊登了当年先遣队出发前的合影。董百祥已经无法分辨他是其中的哪一个了,那年他只有22岁。由于迁入地生存条件恶劣,移民纷纷从渭北、宁夏等地偷偷返乡,至1961年出现第一个高潮。

  当年,已经运行一年半的三门峡水库遗患渐显:潼关河床抬高4.5米,黄河上游及支流水面连连上升,以西安为中心的工业基地受到水患威胁。国务院据此决定,三门峡水库运行方式由“蓄水拦沙”改为“防洪排沙”。此后三门峡水库蓄水减少,原来淹没的土地陆续浮出水面。

  返乡第二次高峰开始于1978年,诱因是分田到户政策陆续实施。移民代表喊出口号说:“库不修,民必返,地必还”。1984年,8000多移民携带锅灶强行进入库区,与此前已经进驻库区的农场、部队争夺资源,引发官民冲突。

  事实上,历史遗留问题还在向深处延伸。问题之一是返库移民总数。1985年,中办、国办曾下发文件,提出利用库区土地对15万移民进行重新安置。中央并据此下拨移民款项。但时至今日,库区实际安置人数,仍然是官方一个说法,民间一个说法。

  另一个敏感问题是库区富余土地的处理。中央确定移民安置政策后,库区农场、部队陆续向移民返还土地。但移民持续不断举报说,本应返还给移民的土地被部分官员和机关瓜分转包,与民争利的事情一直持续到现在。

  更敏感的内容,出现在《大迁徙》第六章和第七章。第六章记叙了渭南市移民局工会主席的李万明举报及其引发的《工人日报》风波。1996年底,《工人日报》刊登了李万明反映库区腐败问题的“读者来信”,数千份报纸流入库区,有移民代表将群众召集至当地小学宣读报纸。这一事件被定性为非法聚集,李万明被秘密关押。

  第七章则描绘了一组移民代表群像,以他们越级上访、进京上访,以及政法机关针对性行动为主要内容。这一章亦取名“库区要犯”。

  按照谢朝平的老领导、最高人民检察院主管的《方圆法治》杂志社编辑部副主任龙平川的说法,《大迁徙》一书出现了太多渭南的“忌讳”。

  被撤稿之后

  2003年,渭河流域遭遇历史罕见的暴雨洪灾,华阴市将辖区内11个村确定为泄洪区。洪水过后,经国家发改委批复同意,5906万元中央资金下拨至陕西,用于灾后重建。

  这笔巨款并没有达至预期效果。直到2006年,当地还有灾民生活在简易房屋和救灾帐篷中。而华阴市委、市人大耗资1600万元新建的办公大楼,在地基被洪水冲毁的情况下拔地而起。

  时任渭南市移民局工会主席的李万明投书媒体,引致包括《焦点访谈》在内诸多媒体密集曝光。国家发改委介入调查后发现:国家下拨资金中,有 4700余万元尚停留在陕西省财政厅账户,有930余万元停留在渭南市财政局账户,有250万元下拨给负责安置工作的华阴市移民局。截至2006年7月 20日,只有不到52万元建房补助资金到达灾民手中。

  当时供职于《方圆法治》杂志社的谢朝平赶赴当地采访。他以李万明投诉材料为线索采访调查,写成“655次举报”和“渭南移民问题调查”两篇文章。《方圆法治》杂志原定将这两篇报道作为封面文章发表,之后因渭南官员赴京公关,终于撤稿。

  作出撤稿决定的时任《方圆法治》杂志社编辑部副主任龙平川,四年后成为《大迁徙》一书的作序者。他写道:“现实的情况是,我们有太多的忌讳。这些忌讳甚至不是‘上边的意思’,是我们自己给自己戴上的镣铐。我们为什么要戴上它?因为一种合理的推定,让我们进行了安全的选择。”

  《大迁徙》收录了当初被撤的稿件,并解读了历史问题长期得不到解决的根源。其大意是:那些与举报内容无涉的领导,那些对贪污腐败问题深恶痛绝的官员,出于眼下维护稳定的目的,亦为了对付那些他们想解决又无力解决的问题,主动走进了一个“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圈子。

  为了写作此书,在此后三年,谢朝平六次赴渭南采访。李万明对谢朝平的采访颇为支持,不仅提供背景资料,还为其介绍采访对象。这位移民局干部自1992年开始举报资金乱象,之后18年中遭到持续打压。

  曲折出版

  2010年初,《大迁徙》书稿完成后,谢朝平联系过多家出版社,均被以内容敏感为由婉拒。在谢朝平写作过程中,文学界老前辈任彦芳对其多有鼓励。通过他的介绍,谢朝平于今4月结识《火花》杂志社负责人魏丕植。

  据任彦芳回忆,通过魏丕植,文稿交给杂志社一位编辑审读。十余天后,《火花》同意出版。魏丕植表态说:考虑到《大迁徙》反映民生疾苦,杂志社不收管理费,作者自行解决印刷费用即可。魏丕植则告诉本刊记者,双方之后还有一些附加约定,例如增刊不能刊登广告,不能卖钱等。谢均一一应允。

  为筹集这笔费用,谢朝平和移民代表商议,共提出了两种方案。其一为移民集资,其二为移民中老板赞助。

  据移民代表、63岁的董生鑫介绍,传播反映移民生存状态特别是库区问题的监督型报道,在移民群体中已成惯例。如果是纸媒报道,得到消息后在附近大城市集中购买,再运回库区散发;如果是电视媒体报道,即通过记者提前获知播出时间,将节目录相复制后做成光盘,分发到各家各户观看。期间所需资金的筹集,上述两种方式均有使用。

  此次印刷《大迁徙》一书,筹资方案并未最终确定。计划由谢朝平暂为垫付,之后再争取一些富裕移民的赞助。但最后,筹资计划并未能实现。据律师转述谢朝平的说法,他共分两次向印刷厂支付费用计10万元左右。

  6月26日晚,杂志运抵渭南城区。李万明安排当地朋友代为储存4800册,其余部分分别由移民代表连夜转运至华阴市、大荔县等处。在储存及转移过程中,杂志被当地文化稽查大队没收查封。

  惶恐的日子

  《大迁徙》的出版过程确有纰漏。根据相关规定,杂志社出版增刊,须报上级许可,而《火花》杂志社没有履行报批手续。

  这与该杂志社分别在北京和山西两地运转有关。该杂志为每月两期,分别由两地编辑部负责编辑出版。《大迁徙》即出自后者。

  不过之前没有人注意这一遗漏。《火花》杂志社于今年5月21日出具准印函,同意将此书以“增刊”形式付印1万册左右,印务费用由作者谢朝平自行负担。

  6月底,渭南市文化广电新闻出版局(下称渭南市文化局)函告杂志社上级主管部门,向山西省新闻出版局通报情况,山西省新闻出版局于7月21日对杂志社进行处罚,宣布其北京编辑部永久性停刊。

  两地文化系统联手整顿的同时,8月2日,临渭公安分局民警赴京调查。杂志社负责人魏丕植回忆,渭南方面来人共有三位,分别是渭南市文化局一位队长、渭南市公安局临渭分局大队长朱福利等两名警察。

  魏丕植对此表示不解。他提出,增刊送审是新闻出版机关管辖范围内的事情,就算需要司法机关介入,也应由山西或北京警方出面。朱福利则回应说:此行不是来听课的,要求杂志社配合公安机关调查。

  此次会面气氛紧张。魏丕植最后听到渭南文化局来人说:“我刚才给我们书记打电话了,他让我们把你请到他那里去。”

  据魏丕植回忆,当时他心中不服,顶了一句:“我们又没有违法犯罪,我是北京市居民,工作单位在北京,就是违规犯罪了,也应当由北京市公安局管辖呵!《火花》是山西省刊物,也应当由山西公安或新闻出版局来管呀!”

  话音未毕,一位年轻的渭南警察站起来喝道:“我是警察,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每一寸土地上的事,我都可以管……”

  谢朝平在入职新闻媒体之前,曾有15年检察官任职经历。他意识到,渭南方面正在促成证据包围之势。他开始记录事件进程,并将此备忘录发到友人处保存。

  据上述文字记录及谢妻李琼回忆,8月15日,杂志社迫于局势,派人找到谢朝平,要求签署数量缩减至500份的准印协议。两天后,杂志社又送来《紧急通知》,其内容说杂志社决定收回此前准印1万份的文件,同意准印500份。该通知落款为2010年5月25日。

  签署这些协议,意味着问责天平逐渐向作者本人倾斜。谢朝平在备忘录中写道,配合杂志社工作,“目的是把责任揽过来,免得公安去骚扰;这样很危险”。李琼对此解释说:对于杂志社遇到的麻烦,谢朝平过意不去,亦不愿连累朋友。

  另据谢朝平留下的文字记录,最迟在7月30日,他即接到渭南方面朋友通知,称相关调查已由文化系统移交至政法机关,调查范围也将由陕西、山西两省延伸至北京。

  “我和我的作品也许真的要‘升级’了”,他在备忘录中说。

  此后直至被抓前,谢朝平一面向家属交待,如果最糟糕的情况发生,亲人应该何去何从;一面向《南方周末》等新闻媒体通报情况,寄望舆论能够出手救援。

  “天天都在往此文上添写内容,天天都预感一双邪恶之手正在逼近。”8月17日,谢朝平在备忘录最后一次更新中写道。

  两天后,谢朝平被渭南警方从北京家中带走,至今扣押在渭南市临渭区公安分局的看守所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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