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观察网:皇帝为何喜欢查户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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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某日,笔者下班回家,发现门把手上插了一张粉色宣传单。这原本司空见惯,混入小区散发小广告的人不计其数,只是这回“广告”落款是“北京市公安局”和“北京市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领导小组办公室”,来头不小啊。

  这张《致被调查户的一封信》大意是让家里留人,户口、身份张、护照、暂住证甚至“房屋出租合同”,凡有的就统统拿出来交由工作人员勘验。

  总结起来,说通俗点:政府又要查户口了。

  自打我懂事起,户口二字不绝于耳,来北京上大学,更是明白了有一纸京城户口有着分外不同——真正意义上进了北京城,否则终是“北漂一族”。这“一纸辛酸泪”曾惹得无数大学生“满腔愤怒言”,在这里也不必重复。

  笔者乃学历史出身,多年的专业训练,让自己情不自禁地翻出史籍,吹去蒙尘,发黄的纸页,哗啦啦作响……作为一项绵延两千多年的制度,有其存在的必然理由;古代帝王及其朝廷中枢,对老百姓户籍,只有更严格勘察造册,没有一丝一毫松懈之意。

  若问,皇帝们为何喜欢查户口,听听他们自己的回答。

  刘邦说:得户籍者得天下

 
 《史记?萧相国世家》记载了这么一件事:当初秦末天下纷乱,项羽与众英雄盟约,谁先入咸阳即为天下共主,阴错阳差,起于泼皮无赖的刘邦得了先。刘邦军队
进入咸阳,诸将都忙着冲进后宫或达官贵人府邸抢夺金银财宝和美女,只有萧何一头扎进丞相府、御史大夫府以及皇家图书馆,将
“律令图书”转移到安全地带派人严加看守。

  后来的事儿,家喻户晓,著名的“鸿门宴”上刘邦金蝉脱壳。刘邦被项羽封为“汉王”,萧何为“丞相”,项羽自封“西楚霸王”,与各路诸侯大肆罗掠,然后一把火少了咸阳城。

 
 太史公司马迁记载这件事后写下这样的话:“汉王所以具知天下厄塞,户口多少,强弱之处,民所疾苦者,以何具得秦图书也”。意思是,刘邦日后能够迅速由弱
转强,最终消灭包括项羽在内的各路诸侯,关键是了解当时中国的地理民情,而这些都来自萧何当初在咸阳的“收藏”。萧何私自收藏的图书中,有相当一部分是秦
国户口版籍,这一举动在中国古代王朝更替的惨烈斗争中具有强烈的符号象征,可谓意味深长:拿到了户口版籍就可以了解秦国的国情,并进而控制土地和人民,获
得了它,也就象征着获得了国家政权。

  隋文帝说:有图有真相,严查偷税漏税

  古有谚云:“王者有二宝,土地与人民。” 土地的大小,决定着国家的规模;人民的多少,决定着国力的强弱。

 
 隋朝承袭北朝的经济制度,以人头与土地相结合,赋税的征收和徭役兵役的发动都是以户为单位,以人头为核算起点。要知道确切的赋税额,其前提,必须有个确
切的户口数,也就是确切的户籍数。可是,从南北朝以来,政府所掌握的户籍数,与实际户口情况极为不符,隐漏非常厉害。造成隐漏的原因,大致是:有些家庭的
户籍,仅报丈夫,不报妻子;有些家庭虚报年龄,或老或小,避开丁男(国家年龄达到法定赋税徭役起征标准)年龄段;有些游手好闲者,荡逃在外。所有的表现,
症结只有一个,即逃避赋税力役。

  为解决户口隐漏问题,隋文帝在开皇三年(公元583年),推出了检括户口的运动,即“大索貌阅”。运动首先在山东进行,继而,推广到其他各地。

  大索貌阅的具体方法是:“阅其貌以验老小之实”,就是按照户籍登记的年龄,来对照各家庭成员的实际形貌,以定真伪,套用时下流行的网路用语就是:有图有真相,无图无真相。此外,还检查每个家庭是否在户籍上有隐瞒、脱漏等欺诈行为。

 
 如此大规模的户籍普查运动,仅靠中央政府的力量是远远不行的。隋文帝对此作出的对策是,将任务下放到基层组织,并由其承担责任。隋朝地方上的最基层组织
是三长,京畿地区为保长、闾正、族正;一般地区为保长、里正、党长。三长负责大索貌阅的具体事宜,一旦发现其负责的范围内有户口不实的问题,三长当被发配
远方。隋朝所谓“三长”类似于今日的“居委会”、“街道办事处”、“社区服务中心”等等,笔者接到的那封《致被调查户的一封信》最后一句话如是说:“或带
相关证件到居委会登记”。

  任由时间在变,发动基层组织的传统策略不会变……

  隋文帝大索貌阅的工作,做的相当细
致、相当到位,可以说是卓有成效。最终,政府公布的成绩是:增加丁男四十四万三千,增加人口一百六十四万一千五百。业五年(公元609年),文帝的接班人
隋炀帝在大臣裴蕴的建议下,再度大索貌阅,并立法规:凡是某地户口有一人不实,当地长官削职;若某人检举出某家隐匿一个丁男,可以此被纠之家代替输缴赋
役。此法规颁布后,共计增加丁男二十万三千,增加人口六十四万一千五百。

  宋太祖说:严禁“高考移民”

  杨坚父子在中国古代户口管理的制度建设方面功不可没,除了搞“有图有真相”,还把户籍制度和科举制度结合起来,按照地域来分配考试名额,史称“本贯应举之制”,“本贯”就是“户籍在本地”之意,“应举”即“参加科举考试”,套用现在的话说:必须在户籍所在地参加高考。

 
 “本贯应举之制”渊源在隋朝,真正确立是在唐朝,宋代予以继承和发展。开宝五年(公元972年)十一月,宋太祖下诏规定了三项内容:一是考生一律在有户
籍的本贯州府参加考试;二是不准以寄居他州的名义应试;三是特殊情况特殊处理。在其基本原则指导下,科举制中的户籍要求贯穿于科举的全过程,

 
 应试考生报名,要向州府递交状纸,上列姓名、乡贯、三代情况等内容。地方官据此进行审查,其中乡贯的户籍要求很严格。据《贡举条例》,仅有户籍还不行,
须实际居住在本贯才合格,“虽有户籍久离本贯者”(虽然有本地户籍,但长时间不在本地居住),则要有命官担保方可。在开封府应举的户籍规定更严,天圣七年
(公元1029年)改为须有户籍七年以上并实际居住“即许投状”,户籍不足七年、不住开封者,“不在接收之限。”

  户籍在宋代科举制中
的重要意义已如上述,宋政府为保证科举的质量和公正,对户籍要求相当严格。但制度的制定是一回事,制度的实行又是一回事,更何况道高一尺,魔高一丈。为了
科场取胜,入仕做官,许多士子是不惜代价,不择手段的。问题的根源是“解额”,即分配给个地方的“取士名额”,相当于现在中国高考制度下每个省的录取分数
线与招生名额不同。既然考生与解额比例差别因地而异,考生多、解额少的地区的考生,便想方设法转移到考生少、解额相对多的地区应试,以增大胜出的机率。

 
 在北宋,冒贯最多发生在东京开封府,首先是因为开封府解额最多,其二宋代科举制允许外地人在特殊情况下,按一定要求、程序在开封应试。其三,开封是文化
中心和最发达的首善之地,在此可直接获得时尚的、顶尖的文化。正如司马光所说:“朝廷每次科场,所差试官率皆两制、三馆之人,其所好尚,即成风俗。在京举
人追趋时好,易知体面,渊源渐染,文采自工……国家用人之法,非进士及第者,不得美官;非善为诗、赋、论、策者,不得及第;非游学京师者,不善为诗、赋、
论、策。以此之故,使四方学士皆弃背乡里,远去二亲,老于京师,不复更归……盖由每次科场及第进士,大率皆是国子监、开封府解送之人,则人之常情,谁肯去
此而就彼哉!”(本段文言,比较浅近,恕不译作现代汉语,因为古文自有其韵味,读者自己品尝)

  开封就是龙门所在,既是科举的起点又是终点,故而吸引聚集了大批外地学子。宋仁宗时,“四方士子客京师以待试者,恒六、七千人。”其中狗苟蝇营之徒,当然会冒贯开封。例如天圣七年上封者揭露:“今岁开封府举进士者千九百余人,多妄冒户贯。”利之所在,自当趋之若鹜

  如果我们看看当下,凡是从外地考到北京上大学的人,恐怕都有类似经历:学校里北京本地的孩子遍地走……其中缘由,古今一也。

  宋真宗:城里人交钱,乡下人出力

  北宋时期,城市商品经济快速发展,市民阶层空前壮大。据考证,北宋崇宁时(宋徽宗赵佶的年号,共5年)东京开封约有十三万多户,总人口当在一百五十万左右,可见当时东京开封城市居民的数量之庞大,它是当时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大都市。

 
 城市人口的剧增,户籍治理碰到新的问题。宋太宗几次下诏整理户籍,都未解决户籍混乱的问题。因为当时无不动产的人口太多,不轻易注册定籍。宋真宗天禧三
年(公元1019年)十二月依准户部尚书冯拯之奏请,委派苗稹为钦差,与河南府知府薛田一道在洛阳进行坊郭户(城市居民)列籍定等的试点,然后推广于全
国。

  当时全国大约共有坊郭户九十八万户,人口约五百万之众。这些坊郭户被单独列籍,按财产多少分为十等。坊郭户就是今天所谓的城镇户
口,它是商品经济发展的必然产物。它的出现,不仅表明北宋城市商品经济呈现出繁荣之势,而且标志着市民阶层的正式形成,在中国社会与经济发展史上具有十分
重大的意义。

  自西周,有户籍制度雏形以来,政府征税的依据一是人口二是土地,农民的经济生活相对最简单,地方政府收取赋税和派遣徭
役,操作程序也简便。然而,城市中的居民,其财产类型多样,房舍、店铺是有形的,而在商品经济发达的宋代,以货币形式存在的个人财产,是无法统计的。城市
居民阶层复杂,上自名商巨贾,下至以及专以佣工为业的手工业者,甚至乞丐,经常流动。

  针对这种情况,北宋专为城市居民单独造户籍,根
据核查到的财产分成若干等,税种也多样,比如宅税(类似今天的房产税);地税,指城市店宅地基税(类似今天的土地税)。盐钱,以及临时摊派。这些税种都以
货币形式征收,所谓“出钱”;而农村,主要征发徭役和兵役,即“出力”,综合起来,就是“城里人出钱,乡下人出力”。

  朱元璋说:离家百里,先得申请通行证

 
 朱元璋建立明朝后,总结前代的经验教训,并与当时的赋役制度的变革相适应,创造以登记人口为主的“黄册”和以登记土地为主的“鱼鳞册”,标志着中国古代
户口调查登记制度的相对成熟。这个制度肇创于明太祖朱元璋,虽然随着形势的变化而代有增损,但其基本框架和根本原则,终明之世并无改变。

  为了让农民安心耕田,朱元璋制定了“路引制度”。外出百里之外时必须持有官府发给的“路引”,路引相当于通行证,需要向官方申请。没有路引,就不能随便离开土地,这种制度将农民的行动限制在很小的范围。

 
 到了朱元璋的后代统治时期,明朝的土地制度渐渐发生了变化。明朝中期开始出现了太监直接管理、收税的皇庄,这样就出现了大规模强占土地的问题。明孝宗年
间,有皇庄四处,官田不到两千顷,后来逐渐发展到五处皇庄,占地一万二千八百顷。明武宗年间,皇庄增加到三十六处,占地五万三千多顷。

  皇室开皇庄占地之风,其他皇亲贵戚纷纷仿效。据《明会要》记载,洪武二十六年,田地总数是八百五十多万顷,到了弘治十五年,减至四百二十二万顷,这减少的一半就是被皇亲贵戚们兼并了,所以这些数字都不在官册。

 
 土地的大量被兼并,使得无数农民无地可种,从而流离失所,又因为明朝的路引制度,这些流亡到外地的农民被官府追捕,自然而然成了所谓的“流民”。每逢饥
荒横行,便是流民四起之时,大明朝成了名副其实的“流民帝国”。最严重的一次,当属明末李自成起义,当时流民的数量到底是多少无法统计,但有一个数字比较
能够说明问题,1639年(崇祯12年),躲在商洛山中的李自成带着只有50来人的队伍重出商洛,轻骑走河南。河南流民听说后,纷纷前来投奔,李自成一下
子发展到了七、八万人的队伍。

  宋太祖及其子孙,遇到灾荒之年,不断地将流民吸纳进军队,目的就是,即便造反也是叛军而非叛民;相形之下,朱元璋的做法颇不高明,为子孙万代着想的户籍制度,因为“路引”一项,而买下了祸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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