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年砍柴:没有选票的围观改变不了中国——围观昌北机场女厕攻防战有感

应当真诚地感谢江西省宜黄县官府,也真诚地感谢县尊邱建国大人以及他的众多幕僚。

  此言决非讽刺。9月10日和9月16日,在宜黄县钟家的楼前,在南昌昌北机场,宜黄官府分别在副县长和县委书记的现场指导下,上演了两幕必将载入史册的人世悲剧,这两幕在全国网民的围观下,演示了权力是如何的霸道、蛮横、为所欲为,演示了官员为了维护自家的利益,是如何冷血、凶残、谎言连篇;也演示了从秦始皇开始,经过历代装修粉饰的政治制度,在众目睽睽之下如何千疮百孔,公信力已荡然无存,以及权力那种凶相毕露和惶惑恐惧交织的窘态。

  钟家人所做的,是两千多年来中国普通百姓受冤抱屈后才采取的传统救济方式:先死给官府看,希望给官府有道义上的压力;然而进京叩阙告状,希望圣君清官能为自己做主。这是典型的子民心态,也是典型的弃妇逐臣心态。死给官府看,实则将官府看成掌握自己命运的父母大人,父母如舜那位瞎子父亲一般不明不慈,可做子女的,不敢不孝,只能用一种自虐的方式来唤醒“父母官”心底那一点点良知。而“父母官”的良知唤醒不了,只能去找能管住“父母官”的“祖父”,希望祖父能阻止“父亲”的胡作非为。

  基于这样的逻辑,历代王朝的最高统治者是非常珍惜子民“死给官府看”和“告御状”的情结的,他们知道如果连这点希望都破灭了,那么绝望的子民恐怕就会下与子偕亡的决心了。因此,在明清两代,若有细民因官府逼迫而公然自杀抗争,那么当地官员十有八九会被言官参劾,不罢官也会脱层皮。即使到了清末,王朝已风雨飘摇,老佛爷依然利用“杨乃武与小白菜”的案件,企图在朝廷的厚脸上涂抹一层公正开明的金粉。

  从整个权力的构架和运行方式来说,当下和两千多年秦始皇一统宇内、郡县天下的时代没有根本的区别,其特点简言之是权力高度集中,从上往下授权,从下向上负责,所谓“千年犹行秦政法”。皇室对臣下特别是天高皇帝远的地方官,采取监察制度和这种处罚制度来监督他好好为皇室打工,而用各种激励制度——如加官进爵来鼓励官员好好干。而儒家的仁义之学,从来只是罩在外面的一件漂亮的大褂,直到本朝顶多,“秦始皇”外面换了件“马克思”外衣而已。历代官场的激励制度,几乎把人性的恶催发到极点,也就是说,为了达到目的,绝不问手段是如何的严酷——当然,朝廷会想方设法为这种严酷的手段装修,宣扬其正当性,如“菩萨心肠,霹雳手段”,以及“对待敌人,要像严冬一样残酷无情”。秦国当年整合全国军民打造成一部战斗机器时,就明确地制定了军功换取爵位的办法,将捕杀的敌人人头多少和爵位高低联系起来。这种办法沿袭两千年,各时代朝廷“中心任务”可能有变化,但这种赤裸裸利益和目标挂钩的方式没有改变。当下各地政府和官员GDP崇拜本质上就是如此,因为最大的政绩指标就是GDP的增长速度,那么地方官员为了GDP无所不用其极,难道不是很正常的么?

  但古代王朝和现今有所区别是:古代中国是个农业帝国,是自然经济占主体,农民们耕作、商人们做买卖,官府无需太多地介入,只要做好收税、治安、赈灾就行了。因此朝廷对地方官的要求也很单纯,对地方经济的增长速度,倒不是特别看重。那么地方官想升迁,其打造政绩的重点不是搞经济。对于官员来说,利益有两类,期权和现金。期权是长期目标,比如升官;现金则是现实的利益,如利用职权谋私,“千里做官只为财”就是这样的道理。由于古代中国的经济、政治结构,决定着官员的“期权”和“现金”两类利益容易发生矛盾,如果过于重视“现金”,搜刮民财,引起民怨,可能会影响官声,对其升迁不利。而在当下,一切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围绕党国的中心任务,地方官的“期权”和“现金”在一定程度上能协调统一。比如大力招商引资,大力发展房地产,其带来的危害,比如环境问题、比如地方实体产业受影响,是往往多年以后才能显现,地方主要官员收获的则是利益:既能出政绩获取期权收益,又能通过主导交通等基础建设、房地产开发、招商引资来获取丰厚的“现金”,那积极性比古代官员肯定高得多。当然,越到后期,资源消耗得越多,那么普通百姓对利益被侵夺的紧迫感和现实感越来越强,那么冲突就会越来越尖锐,官员两类利益协调统一的难度也越来越大了。就如这几年越吃越血腥的强拆事件。

  而当下和中国古代帝国还有一个巨大差别是:古代中国历代王朝在各个时期,无论其政治是清明或腐败,这个国家的产权是明晰的。从整个国家来说,皇帝受命于天,天下是赵官家或朱明家的,皇帝为了子孙后代的利益,为了国祚长久,对官吏贪赃枉法是很痛恨的,常常会用严酷的手段惩贪——当然由于制度的原因,这种治标不治本的办法作用也有限。而且当时帝国基本上是封闭的,几乎不可能出现“裸官”们早把家属送到美欧,把钱存进外国银行。皇家和旧官僚还有一种恐惧,因为一旦政权易手,出现黄巢进长安“天街踏尽公卿骨”、崇祯帝对长公主感叹“为何生于帝王之家”、以及李自成进北京拷掠王公贵族的概率极高。而当下,国家的产权不明晰,说是“主权在民”,你我那点“所有权”如何体现呢?在现代文明社会,这种“主权在民”的产权必须要由一张张实实在在的选票才能体现。国家产权理论上属于全体人民,但实际上没有具体的、稳固的产权所有人,那么从上到下,他为什么要想得太远,向以后的当政者负责呢?自然就是一种“击鼓传花”的心态,而明末官员那种恐惧已被全球化的时代打破了。——全家逃生的船票早已准备好了。

  由此,我们就能理解为什么中国古代王朝,王朝最高负责人处于为子孙后代计,一定要维护子民叩阙告状的孔道,朱元璋甚至鼓励地方长老搞群众专政,捆绑贪官上京,而对堵塞这种孔道—–就是现在的“截访”,严惩不贷。因为地方官那样做,等于赤裸裸损害皇家的利益。而今为了维护政权理论上的合法性,上级政权机关表面上是要维护“告御状”的孔道,但由于对自身没有直接的利害关系,对地方官员的“截访”,反而听之任之。而地方官员也摸清了上峰的心思,知道不管做什么缺德的坏事,只要不被媒体报道,形成公共事件,那就一切OK,上面知道了也会睁只眼闭只眼。即使被媒体知道了,他们也笃信可以和上峰形成利益同盟,而且认为手中有权就无所不能,可以摆平一切。

  从成都唐福珍到东海县陶会西,再到9月10日的江西宜黄事件和9月16日昌北机场女厕攻防战,明白地显示:地方官吏以“维稳”绑架中枢,屡试不爽。县衙的政治智慧超过他们上司的上司。他们知道,只要作恶到足够的程度,任由媒体报道影响的不仅是他们的官帽,更是所谓江山社稷之稳。所以,一定会有上司的上司主动给他排忧解难。因此,对舆论,作恶者也不用太担心。“宜黄事件”清楚地显示,“维稳”其实就是两种“维权”的剧烈冲突:官家要维护权力(power)的垄断地位和百姓要维护本属于自己的基本权利(rights)。而在这一点上,官场上下,其利益有惊人的一致性,那么各方面、各层级的权力拥有者一定会很快求同存异,舍分歧而维护共同利益。因此,尽管昌北机场女厕攻防战被微博现场直播,全国网民围观,算是网络时代一种进步,但这种技术上的进步究竟能对政治上的进步有何促进,我很不乐观。因为他们可以凭权力驱赶围观者、屏蔽现场。下次,我们可能连这种围观的机会都没有了。

  没有选票的围观,改变不了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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