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连杰的“现金不可靠论”令人警醒

李连杰谈到壹基金的三年时表示,在国内遇到的最大问题是,捐出去的钱最后有没有帮到真正需要的人。在内地的几个项目做下来,他慢慢发现,给灾民发放现金是最不可靠的,而发放物品比发放现金效果要好,把善款变成粮食送到灾区,是为了减少被贪污的可能。(9月26日《扬子晚报》)

  民间慈善做到李连杰的地步,出来说几句实话大抵不能算是居心歹毒或信口雌黄。说起慈善,病因多归咎于制度,但所有的制度其实都指向一个问题:善意难彰、善款不达。李连杰说得很坦白,在内地的几个项目做下来,慢慢有了一些“经验”,比如云南地震,不看红十字的收据、只看老百姓的签名和手印;他慢慢发现,给灾民发放现金是最不可靠的,而发放灾民需要的物品比发放现金效果要好——而同样的物品发放,大米、面包就比衣服、鞋子效果要好。

  道理说出来令人潸然:“我为什么一直把善款变成粮食送到灾区,是为了减少被贪污的可能,因为你贪污最多拿一袋米走,从一个省到县到基层传递下去,你最多就贪污两袋大米,你不可能把一百袋大米搁家里吧。”这个无奈的逻辑背后,意蕴这几层潜台词:一是善款几经转手后或明或暗的“折损率”不低;二是慈善从不是一尘不染的净土,权力染指、监管阙如的症结同样令人担忧;三是慈善领域的信息公开程度已经严重影响了捐赠者的信念与热情。不捐,对不起自己的良心;捐了,又因其间的“逶迤曲折”而郁闷。最后的结果,就是捐一些寻租者看不上的物事,以期减免被权力揩油的几率。

  慈善与权力之间的纠结繁复,一语难以道尽。事实也许比抽象的道理更有说服力:余彭年资助建设了“立珊中学”,由于没有处理好与地方的关系,“有些人从中作梗”,不仅招生和师资力量跟不上,校舍维护也每况愈下;全国人大代表、茂名市工商联会长倪乐在企业所得税法草案讨论时,表示“一次水灾后,我给某山区捐了100万,结果总共要征收50%的税款,而因是以我个人名义捐赠的,还要交个人所得税,最后交了共60多万元税,等于我一共捐赠了160多万元!”捐得不舒心,用得不放心,根源仍在于慈善机制的晦暗不明。去年8月,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披露了一个调研数据:汶川地震后,700多亿社会捐款中约八成流向政府,统筹使用。有媒体就此专访民政部社会福利与慈善事业促进司司长王振耀,他说,“慈善捐款流向政府是体制性尴尬”,“应该尽快建立与中等经济发展水平相适应的国家福利体系”。

  善款也是硬通货,在权力生病的时候,善款同样不会天然具有免疫力。李连杰的“现金不可靠论”,其实也只是印证着坊间早就流传的诸多质疑而已,但这番论调依然值得相关职能部门警醒——若不能令行善者放心、安心,慈善之精妙终究要化为群体性犹豫与猜疑,而慈善为弥合社会断裂所承载的成本,也许就需要政府从捉襟见肘的财税蛋糕中予以垫付。

  眼下而言,既然慈善离不开权力系统的运作,那么,权力当有自证清白的义务,不要让社会慈善的层级永远停留在“大米面包”的水平。(邓海建)

镜像链接:谷歌镜像 | 亚马逊镜像

分类: 新闻, 观点 标签: , ,
  1. 本文目前尚无任何评论.
  1. 本文目前尚无任何 trackbacks 和 pingback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