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史笔记:若宋因无马而败于北虏,则亡宋者,国有制也

前些时候到新疆,意外发现新疆羊肉居然比北京还贵,当时认为,也许北京便宜的羊来自临近的内蒙,内蒙拥有无边草原,羊肉价格便宜是理所当然。然而仔细一打听,不是那么回事,北京消费的低价羊肉,很大部分来自山东,山东的羊肉较之内蒙便宜。
山东的羊肉便宜,原因有二:
  一、集约化饲养;二、品种优秀。
  当然,来自西北的穆斯林餐厅或内蒙肥羊涮肉店的老板们,会认为只有他们家乡草原上的羊才好吃,山东的羊不好吃。
  山东、河南出产的羊肉,几乎全部来自有国宝之称的“小尾寒羊”,它是目前中国本土羊毛兼用型品种里最好的一个。首先是长肉速度快、体型巨大,而内蒙的蒙古羊,成年体重只相当于其三分之一,改良过的最好品种,也直只达到其体重的一半,至于宁夏滩羊,与蒙古羊一样。其次,是繁殖率高,小尾寒羊大都两年三产,部分一年两产,每胎2只以上的情形极为常见,多的甚至达到每胎6只,而传统品种羊只有一年一产,通常每胎一只。
所以,现在小尾寒羊被用于各种肉裘兼用型土著羊的品种改良。
如此好的品种,是游牧人培养出来的么?当然不是,是北方地区(尤其是山东)的汉人在饲养蒙古羊时精心选育出来的品种。所以,千万别相信什么土产的血统最纯的品种,比如藏獒,西藏产的藏獒是一定不如内地狗贩子和藏獒繁育基地培养出的藏獒,要说纯种,后者才是最纯的。就像蒙古羊,并不像腾格尔的歌里唱的那样是雪白的,通常头面或四肢是有黑色或褐色斑块的,倒是小尾寒羊因为经过不断筛选,才会是白色的。
顺带说一句,传统牧业地区和农业地区对中国肉产品的供应,即使去掉猪、禽类、水产品类,传统牧区的贡献也远没有我们想象得那么大。下为2009年官方统计数据:
牛肉排序:河南84万吨、山东69万吨、河北55万吨、内蒙47万吨、吉林42万吨
羊肉排序:内蒙88万吨、新疆43万吨、山东33万吨、河北28万吨、河南26万吨
牛羊肉总产量前三位排序:内蒙135万吨、河南110万吨、山东102万吨
若算肉类总产量,则完全没有内蒙、新疆、西藏、青海这些地区什么事了。
  怎么会从羊肉价格扯到了宋朝的灭亡上去呢?不急。
  宋的灭亡,完全是军事上的失败,而宋的军事失败,一个被认为最重要的原因就是,宋比之前代,有个军事上巨大的先天不足,即缺少马匹。汉、唐两代亦曾面临北方强大游牧帝国的军事威胁,但汉、唐能在全盛之时大举反击,乃是因为有大批的马匹可用。而宋则一直难于搜集到足够的马匹用于边事。而宋之无法像汉唐那样繁育大批马匹,是因其立国之初,就比汉唐全盛时期少了几块可供牧马的北方草原。所以,宋代用于马政的投入远大于汉唐两代,但依然难于筹集到足够马匹。
  网上历史类论坛上,今天依然有无数爱好者为灭亡了八百年的大宋朝支招,政府该怎样怎样急需增大投入、加强监督,以建立起一个可不受制于敌的“民族养马产业”。问题是,有宋一代,朝廷上下为了解决“国家马匹安全问题”,其殚精竭虑程度实在比我朝今天解决“能源安全问题”更高。那些自认聪明而替古人担忧的爱国青年,想出的招,没有一个超出宋人。有些狠招,恐怕不等敌人来消灭大宋,自己就会先垮台。
  更要命的是,在我看来,在养马国有化上穷尽国力、民力和想象力,恰是宋帝国马匹越来越少的原因之一。
  查汉、唐、宋,乃至元、明,一旦重视起国家的“马匹安全问题”,郑重其事地搞起“马政”,无一列外都是国有化思路,即大规模建官办马场的路子。这很好理解,因为国家一旦觉得马匹是战略稀缺物资,自然就恨不得把一切马匹都牢牢抓在手上。但汉、唐两代,养马经济奉行的是以国有化为主导的、允许多种马匹产权所有制并存的市场经济,一旦急需,民间还可以征上一些马来。
  大抵而言,汉代对民营养马经济还采取听之任之的态度,甚至采取免税方式鼓励,所以,中国历史上汉代民间养马之风最盛,此时国家、民间颇有爱马和改良马匹品种的热情,驻边骑兵也多用自家的马,所以即使边境战争每次动辄造成数万数十万的马匹损耗,它也能消耗得起,国营马场的马消耗得差不多了,民间还有马,能很快恢复得过来,所以,东汉时代虽然国有“马经”衰落,但民间还能征得上马。
  到了唐代,就开始对民间养马采取打压和抑制政策,养马之风不再,也更谈不上马种的培育改良,中原地区的马种退化到了与蒙古劣等马相当的水准,但好歹国家占有的草原土地广大,马匹的国家拥有量也达到了70万匹的历史顶峰。
  到了宋代,立国之始就面临着强敌环伺,到灭亡为止,从来就没喘息的机会,所以,集中力量办大事,马匹完全国有化,当然,也搞了一段时间的国有民营,即国家的马作为任务摊派给老百姓来代养,作为报酬,可免除相应劳役税负,这种国有民营强行摊派下去,导致一些领到这个光荣任务的老百姓,只能弃家逃跑。当然,为新政辩护的人喜欢举例说,其实当时还是有人报名愿意主动认领官马的,这不奇怪,今天还有人能把家产交了党费。
  宋代适合放牧的地方少,但还不是窘迫到没有,北宋分布在各地的牧马监共有14个,但搞到最后马越来越少,甚至有的骑兵部队只有1/10的人配有马,就不全是战争消耗的缘故,要说战争损耗,汉、唐的损耗要惊人得多,宋代马政的失败,彻底的国有化是最重要因素。有研究马政的历史学者认为,宋代马政不如唐代,是因为宋人较之唐人,虽制度更完善重视且投入更大,但毁于政策多变故,所以,宋在真宗时期国有马的数量达到20万匹的顶峰,其后改革派失势,马匹存栏数直线下降,马政就无非是做作样子而已。问题是,马政搞不下去,是因为当时一匹国有马的成本高达500贯,而西北边贸中,一匹马的价钱才25贯,国有的马资产越多,财政压力就越大,小老百姓的日子就越难过。
  细究起来,汉唐的马政其实越到后期越搞不下去,马这个东西不像盐铁专卖,是由老百姓直接买单,光靠政府财政买单,总有一天维持不下去。
没有适合放牧传统的牧场,宋人是不是就真的没有办法拥有巨大的马匹储备?
按国有化的思路,毫无疑问,宋缺少前代的大面积牧场,自然不可能拥有大批的马,但你若相信市场的伟力,马根本不是问题。
回到我们前面羊的问题上,最好的羊居然不是游牧民族培育的,而是农耕的汉人培育的,而且山东如此人口密集的地方,其牛羊产量居然与内蒙不相上下。
——这太正常了,几乎我们今天使用的一切生物资源,其品种的优化改良工作,都是定居民族完成的。就定居民族更善于改良畜牧业的品种而言,其实,马是一个比羊更好的典型。
中国人知道的最早的好马是大宛良马或汗血宝马,这种好马不产自大草原上的游牧民族,而产自山地与平原地区的结合部(即今天费尔干纳盆地附近)的定居民族,而且,今天我们知道的一切好马,一切因骑、乘、挽、食用等等不同需要而选育出的马种,无一例外都是定居民族培养的——我们熟悉的阿拉伯马并非阿拉伯的游牧人选育的结果,实际源头也是我们所熟悉的汗血宝马——,而在亚欧大草原上以最粗放自然方式的游牧民族,无论各种用途,统统都是不堪用的蒙古马。游牧生活的分散和不重积累,决定了游牧人优化改良品种的能力和意识远远不如农耕民族。而游牧的粗放自然的畜牧业经营方式,也决定了单位土地可承载供养的牲畜远不如定居民族的产业化经营。
  北宋在与西夏、辽国统统关系搞僵,真的出现“马匹安全问题”时,转而又向西南诸番购买西南山地马,若论养马的环境,西南山地比之中原,似远不如,但它倒成了纾解宋廷“国家马匹安全”的援手。如果云南等地的小藩国也像中原一样搞国有化的马政,那西南地区的马恐怕得绝种。为什么山东人能从蒙古羊里培育出小尾寒羊,而中原王朝如此缺马,中原却始终培养不出马来?因为这个缺乏却始终无法变成市场信号,无法调动全社会以定居方式养马、培育马的热情。即便中原地区的汉族人,并无养马的习惯,但并非不能培养,就像山东人根据蒙古羊培养出了小尾寒羊一样。
拥有大数量的马,而且是高品质的马,大面积的草原绝非先决条件。小小的英国,即使今天,依然拥有100余万匹马,并且是世界最大的良种马输出国,要知道,英国这个岛国以前可是不产马的。
你可能会说,英国人现在依然能养这么多马,与它整个社会的发达程度高度相关,而且,它不需要考虑粮食问题。但新疆的例子或许有一定说服力,新疆的天山以北,有大片适合游牧的丰美草原,而在南疆,则是隔壁沙漠中以农耕为主的小块绿洲,后者虽然人口密度大得多,土地的生物承载能力也低得多,但当地农村的家庭牧业,牛羊肉的总产量依然大于北疆的牧区。
可以想象,很多人看到这里,依然会坚持,宋人无马而败于北虏,国有化的原因缺少足够说服力,除非人家拥有大片草原,因为国有化,马变得越来越少。
OK,我们让灭掉了宋人的蒙古人登场说话。
  话说,大蒙古国消灭了撮尔南蛮宋国,发现宋人除了花花世界,还是有不少东西是越看越有道理的,马匹的国有化经营就是一个。
第一个被汉人认可是“咱的皇上”的忽必烈登基后,在汉人的撺掇下,开始了蒙古版的“国进民退”,先是仿照汉唐宋旧制,建了一整套官僚机构,先后有过群牧所、尚牧监等等名目和机构,总之,你只需要知道它是个相当于“全国马匹生产经营领导委员会”的正部级机构就成,而无比辽阔的伟大祖国的14个国营官马道,就是由这套系统管理的。
如你所知,某些半市场经济国家,比如大蒙古国,比完全的计划经济国家,比如大宋国,整体经济的表现还要糟糕,这很正常,毕竟蒙古国的干部素质较低,大字不识一个,蒙古国各级政府的执政能力,低下草率到它的国有马场的马匹牲畜数据没几个人能搞得清楚,但它至少有一点比宋代强,就是它证明了南方也是可以大规模养马的。因为庐州、饶州、恩州、冠州这些地方也成功地证明是适合马儿大规模放养的。
就马匹的生产经营来说,如果说宋朝的搞法像是苏联人纯正的计划经济,而大元朝则像我朝今天的搞法。你可以想象,世界上不可能还有伟大的大蒙古国这样得天独厚的条件搞国营牧马场,它的得天独厚这里值得一说:
第一、无与伦比的辽阔土地,这个恐怕人人都知道,但你还是要知道,蒙古国的国营牧场差不多和大宋国面积相当;
第二、无偿的资本,这个资本既有各地抢夺来的牲畜,还有周边农业地区必须免费提供饲料和设备;
第三、取之不尽的人力资源,大蒙古国拥有无穷无尽的战俘、奴隶之类的人力资源,当然,大部分农民工是汉族人;
第四、最严厉的管理制度,除了有马匹保护法之类对杀、盗牲畜行为严厉惩戒外,还有及其苛刻的各种赔偿措施,以保护国有资产,此外,必须给牲畜盖暖棚之类也有细则规定;
总而言之,秦晖先生说的中国今天“低人权竞争优势”的一切要素,大蒙古国都是只多不少,惟一的区别是,大蒙古国的这些优势都只用在国有企业上,而民营企业的生存环境则极为恶劣。
一般情况下,蒙古国官营和民营井水不犯河水,但国家需要时,“全国马匹生产经营领导委员会”就会对民企搞搞“和买马”,所谓“和买马”,就是用国家的计划指导价格收购马匹的意思,忽必烈时代,主要是在汉人地区“和买马”,往后,蒙古草原地区开始成为重点对象。
  一点不难想象,由于大蒙古国的国有牧场马匹产量越来越少,仅仅对民营经济体搞“和买马”是远远不够的,因为政府的财政狠吃紧,而且,大家已经吃不消“和买马”了,于是,“刷马”的次数就越来越多,所谓“刷马”,也就是你以Free的方式“被国有”的意思。
  最初,它是蒙古国打江山时的战时经济所迫,所以蒙古草原的百姓们对“被刷马”支前是很踊跃的,因为接下来是只“刷”汉人,不“刷”蒙古老区人民的,再后来,汉人被刷完了,自然蒙古人也跑不掉。
  如你所知,忽必烈一上台就“国进民退”,咱们好歹还搞了三十年放水养鱼,可供刷好长一阵,而大蒙古国不然,所以各族百姓的私马几下就给“刷”没了,于是就“刷”出来红巾军,“刷”出来个朱元璋。
  大蒙古国巨大的国有企业迅速资产流失,经营管理不善是一个原因,改制也是一个原因,14个大牧场的4个就是这个原因消失的。
  从忽必烈上台开始,蒙古国的畜牧业水平就由盛而衰,公允地说,气候变坏的原因是重要因素(甚至它是驱动蒙古人四处征伐的原动力,详见本人《谁在挥动上帝之鞭》一文),但学习汉人搞国有化的“马政”,肯定是更重要的一个原因。征服南方时,他们是来无影去无踪的骑兵,等到南来的汉人造反时,他们早已凑不齐一支纯粹的骑兵了。
好了,若宋因无马而败于北虏,则亡宋者,国有制也,你是否同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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