纽约时报深度报道:中国经济“国进民退”的背后

原文标题:China Fortifies State Businesses to Fuel Growth
原文出处:纽约时报
原文作者:MICHAEL WINES

  在其快速增长的数十年间,中国允许一度被压制的私人企业家兴旺发达——经常以牺牲陈旧、低效的国有经济部门为代价——进而使中国经济呈现出一派繁荣昌盛的景象。

  现在,无论是煤炭资源丰富的山西省,北部工业心脏地带的钢铁厂,还是在空中翱翔的航空公司,阔步前行的,往往是中国的国营公司。

  在中国政府变得更加富裕的同时,它也更加担忧狂飙猛进的经济增长的可持续性。中国政府已经向公司注入公共资金,希望以此助推工业基地升级,提升就业人口。此举的受益者是许多分析家曾认为,在面临私营部门竞争时将逐渐萎缩的国有企业。

  世界银行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去年,国有企业工业产值在工业总产值中的比重有所上升,阻止了一个缓慢但似乎不可避免的陨落进程。此外,在中国政府为应对全球金融危机而增加的数千亿美元政府开支和国有银行贷款的驱动之下,国有企业的投资额度急速飞涨。

  包括上述情况在内的一系列信号,正在引发分析家的热议:自称社会主义国家,但经常被西方视为执行残酷的资本主义政策的中国,是否正在着手增强政府对某些经济领域的掌控力?

  现在,这种特性所蕴含的意义或许更胜于往昔。中国现已超越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其政府主导的发展模式正在对许多穷国产生巨大的吸引力。甚至许多西方人士也对中国建设世界一流的基础设施,将城市转变为展示品的能力敬畏有加。

  在这次金融危机期间,曾经渴望向美国学习的中国领导人再次肯定了他们对于自己更具国家集权主义特征的经济管理方式(私营资本主义只能发挥补充作用)的信念。

  “社会主义制度的优势能够让我们高效决策,组织有力,集中力量办大事,”温家宝总理在3月份的政府工作报告中这样说道。

  国营vs.私营

  在中国,国家与私人的经济控制权是一个棘手的议题。经过了数十年的改革,许多大型国有公司面临真正的竞争,并被寄予了盈利的期望。最大的私营公司经常从国有银行获得融资支持,跟政府协调其投资方向,这些公司的老板经常是政府咨询小组的成员。

  此外,中国领导人不再公开强调所有权的意识形态之分。但中国政府从未放松过对某些被视为战略要害部门的控制力,比如金融、国防、能源、电信、铁路和港口。

  相比于启动经济改革的前几代领导人,现在的中国领导人似乎不太看重外国投资者和国内私营部门的利益。他们更愿意增强处于等级排序顶层的国有公司的力量及经济触角。

  “中国总是有一项主导的产业政策。但曾经有几年的时间,中国似乎在放弃积极的干预政策,转入一种无为而治的经济管理方式,”西北大学政治学家威托施(Victor Shih)最近在接受电话采访时如是说道。

  包括威托施在内的许多学者现在认为,80年代释放私营部门和90年代摧毁大量国营部门的部分改革成果,正在被废除。

  “问题在于,头20年的改革,即1978年至90年代末的改革,其实并未触及政府的权力,”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主任姚洋教授说。“所以,在其他改革完成之后,你会发现政府其实正在扩张,因为它的权力没有受到制衡。”

  占卜政府的角色

  并没有全面的统计数据可以概括出政府对经济的影响力。所以,中国经济正在发生的这种转换,部分推断自一些粗糙的指标(比如,国有银行提供的融资在经济中占据的份额,这一比重在此轮金融危机中急剧增长)或中国100家最大上市公司的名单(仅有一家公司不是政府绝对控股)。

  一些分析家认为,显示国有部门工业产值份额上扬的统计数据,仅仅是一种暂时现象,而不是一个趋势的开始。世界银行驻北京高级经济学家高路易(Louis Kuijs)表示,随着政府刺激开支的结束,国有部门非同寻常的快速增长很可能将趋于缓和。

  “随着增长进程再次正常化,国有企业在经济中的份额逐渐下降这一传统趋势将再度浮现,”他在一份电邮中写道。“我认为,最高层领导人并没有扭转这一趋势的战略。”

  但其他人声称,就在中国政府卖掉或关停榨干政府预算和银行系统资本的亏损国有企业之时,官员们总是打算创建一个充满活力,在重要产业中完全压制私营部门的国有部门。

  政府不断扩张的角色最近引发的警报,基本上是“成为现实的感知。”北京经济预测机构龙洲经讯公司(Dragonomics)的阿瑟·克鲁伯(Arthur Kroeber)如是说。

  从某种意义上说,这场争论中的分歧非常小。每个人都认为,中国运行的是一种分叉型经济:在一个层面上,充满活力、极具竞争力的私营部门主宰着工厂组装生产的出口商品、衣物和食品。而在诸如金融、通讯、交通、采矿和金属等更高层面上(所谓的经济制高点),中央政府均绝对控股,并且实行一定程度的管理控制。

  然而,这两大阵营对于中国未来的观点却迥然不同。几乎看不多国有部门扩张迹象的人士普遍认为,在中国经济成熟之前,中国经济强势增长的时间还可以延续10年,甚或更长的时间。他们以一种金发女郎式的观点,看待政府干预——不要太多,也不要太少,刚好驱动一个发展中经济体走向繁荣。

  质疑者持有更为灰暗的观点。他们认为,很大程度上由于政府干预导致的扭曲和浪费,业已造成严重的资本配置不当,并终将在2020年前拉低经济增长率。质疑者表示,他们如此悲观的理由是,像上一代的日本一样,中国对于自上而下的经济战略(这种战略跟西方传统理论大相径庭)过度自信。

  质疑者也指出,中国国有企业巨头(129家巨型企业直接对中央政府负责,省市一级政府掌控着数千家规模略小的国有企业)的政治和金融影响力与日俱增。

  虽然没有公开的数字细目,但大多数专家表示,中国政府4万亿救市资金(主要用于建造新公路、铁路和其他大型工程)的绝大部分流入了国有企业。一些最大型国有企业使用涌入的海量资金加强其在所处市场的支配力,或者携巨资进入新的经济领域。

  过去一年多以来,许多央企强势进入中国的房地产业,在建设工程和土地交易中投入了数千亿美元。国有钢铁巨头赤字收购更具盈利能力,经常也更富效率的私营竞争者。许多国有企业集团争相抢购山西省的煤炭开采公司。

  “2009年,政府在公司部门的角色显著扩张,”麻省理工大学教授,研究中国式资本主义的顶级学者黄亚生在接受电话采访时说。“它们生产酸奶,进军房地产业。一些处于上游的国有企业正在向下游扩张,重组为垂直型单位,经营规模远大于昔日。”

  地方利益

  黄亚生指出,仅在2009年,中国地方政府就组建了8千家国有投资公司,以此为渠道,将政府资金输入工商企业。有一个例子足以说明问题:私人控股的中国企业制造商浙江吉利控股集团于3月份同意从福特公司手中购买瑞典的沃尔沃公司。15亿美元收购资金的相当一部分并不是来自吉利公司相对微薄的利润,而是来自中国东北和上海地区的地方政府。

  为了回报地方政府,吉利公司本月宣布,该公司将在上海的一个工业区兴建沃尔沃总部和一家汽车组装厂。

  政府更大规模参与企业的原因不尽相同。政府控制能源供应,是中国经济增长的关键环节,国有企业接管山西煤矿将增加煤炭产量,保证一些国有公用事业部门的燃料供应,并给予中央政府控制煤价的新权力。国有煤炭公司也声称,相对于事故频发的私营竞争者,它们的安全生产记录更为卓越。

  但在其他领域,政府则显得更加唯利是图。

  比如说通讯业。在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的时候,中国政府许诺向中外合资企业开放其通讯市场,包括本地和国际电话服务、电邮、寻呼和其他业务。但8年过去了,中国政府还没有发放一张牌照——美国方面表示,出现这一幕的主要原因在于,资本要求、监管障碍和其他壁垒使得这类合资企业毫无现实意义。如今,中国的基础电信业务蓬勃发展,但几乎完全是国有企业的天下。

  以航空客运业为例。6年前,中央政府邀请私人投资者进入这一领域,至2006年,已涌现出了8家私营航空公司,挑战国航、南航和东航这三大国有航空公司的市场地位。

  国有航空公司旋即发起价格战。提供飞机燃料的国有垄断企业拒绝以给予三大国有航空公司的优厚条件向私营航空公司提供服务。中国唯一的电脑订票系统(三大国有航空公司目前持有其三分之一的股份)拒绝向私营竞争者提供预定航班服务。当管理不善和2008年经济危机导致三大国有航空公司陷入资金困境时,中央政府以购买股票的方式对其进行紧急援助:东航获得了大约10亿美元;南航获得了4.3亿美元;国航获得了2.2亿美元。

  春秋航空是目前硕果仅存的私营航空客运公司。这家无比坚韧的公司的创始人异常节俭,他跟公司首席执行官合用一间100平方英尺的办公室,而且经常搭乘地铁参加商业会议。

  春秋航空创始人王正华能幸存下来的部分原因是,春秋航空构建了自己的电脑订票系统。他取消了《纽约时报》预定的采访。根据中国媒体报告,他对给予其竞争者的政府补贴发表了非常苛刻的评论。“现在,由于政府向东航和南航注资100亿,一切都陷入混乱,”在接受中国杂志《商业评论》采访时,王正华如是说道。

  中国的私营企业家用一个口头禅来形容政府的这种做法:“国进民退”。

  中国的国有企业已经占据了最好的经济部门,“国企吃肉,私企喝汤,”浙商资本投资促进会副会长蔡骅在接受采访时这样说道。

  国企优先

  蔡华表示,中国需要政府运作的企业参与国际竞争,管理国内的发展。但在地方层面上,国企享有的优势——优先获得国有银行的资金,陷入困境时优先获得政府的援助资金,优先获得救市资金——对于私营竞争者来说,是“极大的不公”。

  一些分析家声称,用国家的资金建立起来,试图培养为全球竞争者的国有企业集团,现在已经演变为政治权力中心,甚至能够抵御中央政府为了抑制它们所采取的各种措施。

  在129家大型央企中,超过一半的董事长,以及超过三分之一的首席执行官,都是由中组部任命的。其中有20多人是中共中央委员会(这一机构负责选举执政的政治局成员)的委员。这些央企不仅控制着中国经济的命脉,而且还掌控着一项“利益均沾”体系:将享有高薪的高管职位分派给党政领导的亲属。

  过去一年中,中国的领导人偶尔也寻求控制国有企业在房地产、资金出借和其他领域的过度投机行为。5月份,国务院颁发命令,鼓励私营公司进入道路桥梁建设、金融,甚至军工业——这些领域现在几乎全部由国有公司掌控。5年前,国务院也发布过几乎相同的法规,但收效甚微。

  然而,现在还很难下定论,中国经济所取得的成就自身就证实了其自上而下的战略,其他经济学家表示。韩国和日本等亚洲经济强国在构建起现代化经济的时候,亦受到了政府强有力的帮助。许多经济学家认为,精明的政府管理或许比市场力量更能帮助一个发展中国家站稳脚跟。

  辩论双方的专家只有两个问题。一个是,在政府对经济施以广泛控制的情况下,中国目前的经济增速究竟还能延续多长时间?

  另一个问题是,如果这种战略不再有效,中国是否有能力改变这一战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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