警惕“农转城”变成中国式圈地

从今年秋季开学起,重庆各高校都在动员拥有该市农业户籍的学生转为城镇户籍。昨日,多名拒绝转户的学生告诉本报,动员目前已变为强迫,拒绝转户者被教师约谈,并以奖学金、入党甚至毕业证等事项相要挟。(《新京报》2010-10-28)

重庆政府对于“农转城”有一个很具体的数据:10年完成一千万。从而能够实现到2020年时,城镇化水平达到60%目标,以便推动推进工业化、城市化、城乡统筹一体化。这一政策目标的制定者认为,这个目标是科学的。我们就相信这个说法。只是,如何做到恐怕才是关键的问题。作为中国传统的农民,世世代代,有多少人都对变身城市人梦寐以求?那可是“跳出农门”,不再被人讥为“乡下佬”的千载难逢的绝佳机会。而这一举措推出的初期,也的确引发了农民“农转城”的井喷——短短两个月内,已经有30万人实现了由农民到居民身份的转变。如果能够保持这个速度,那么,十年之后,就不是有一千万人完成这种身份的转化,而是一千五百万。如此看来,这个决策应该不仅是科学的,顺应历史潮流的,而且是深得民心的。

问题是,为什么如此一个深得民心的举措,如今却要将它跟大学生的奖学金、入学,甚至毕业证之间挂钩?而且据有重庆的网友反映,这种做法不仅大学有,“很多企事业单位的临时合同农民工都被领导“做思想工作”,言辞利弊之间,不乏威吓之调。”这就让人不解了,一项好的政策,能够让农民既实现身份的转变,还能获得许许多多的实惠,却要采取一种强迫的方式来推行,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如今,身份的问题,归根到底,就是一种利益的问题。中国的城乡二元结构,本身就问题多多,将农村人与城市人之间划出了一条鸿沟,其种种待遇有着天壤之别,并加大了收入差距,让城乡之间的人,不仅在身份上有差别,就是在经济上,心理上,感情上,都有不小的距离。这对于中国的工业化、城镇化、城乡一体化都是不利的。当农民及其后代在选择继续保持农民这一千百年的传统身份,还是将自己的身份改变为“城里人”时,除了个别人的不假思索,大多数一定会进行利益的对比,哪个“划算”就选择哪一个。从重庆市政府有关关于《推进重庆市户籍制度改革有关问题的通知》里可以看出,对于“农转城”者的利益考虑上,还是想得比较周到的,可以说是考量了农民的基本利益,而且其中还强调了“自愿有偿”。按照正常的逻辑,沿着前期的井喷而不断有人选择“当城市人”应该是顺理成章的事,可是为什么如今却来了个强迫当城市人的举动,而且是由非相关部门来进行?

可能的解释就是,政府及相关部门对于那个被称为具有“科学性”,十年完成一千万的宏伟目标心中并没有数。特别是有了当初的井喷之后,是不是出现了后继乏力的情况,使相关部门担心到时候这个政绩会成为笑谈,所以,还得不择手段,还得沿用政府部门最熟悉的行政命令以及准行政命令来确保目标的实现,从而才有了这种不正常的做法?这就让人不得不重新来解读《通知》中的内容,是不是其中包含了一些摸棱两可的内容,是不是其中涉及到一些重大利益的时候采取了到时候可以“灵活对待”的东西?是不是一些重要的内容,从表面看是非常完美,而实际上是缺乏可操作性,经不起“斤斤计较”的农民的“小算盘”?当重庆开始实施这个计划的时候,就曾有人怀疑政府是在利用行政力量来让农民“自愿”廉价让出土地,从而达到政府低价圈地的目的,但愿这只是一些人的无故推测。另一种可能就是,尽管前面的问题并不存在,但是,政府还是对这个目标的实现急于求成,希望早日完成任务,于是,将应该遵循的基本原则全部忘记,又在重复拔苗助长的老式做法。

无论是哪一种情况导致如今这种做法,都是不应该的,因为都违背了农民的根本利益。而这样的做法,让人不禁想到当年英国“羊吃人”的圈地运动。虽然它最终也的确帮助英国实现了工业化的资本原始积累,却是血淋淋的;如果今天的重庆在实施农民“农转城”的过程中,在制度设计以及在实际操作上,也侵犯了农民的利益,违背了自愿原则,说不准就会将其演化为一场中国式的“圈地运动”。那样,可就是得不偿失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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