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筱赟:广州亚运会至少落后印度英联邦运动会一百年

核心提示:
广州市长万庆良在市政协常委会上说,他碰到不少人,一直到现在,一说到广州,就这也不行那也不行。万庆良说应该学习上海人,上海人的自豪感很强,作为广州人,自己要有自豪感,“我们要说广州好。”广州自从学习上海世博会的经验,必须“要说广州好”以后,广州就越来越“上海化”了。
但长期以来形成的媒体氛围,广州媒体有着为了揭露真相而前赴后继的精神,这一点,是广州所有媒体人共同努力争取来的,而不是政府恩赐的。就在离亚运会还有一个月之际,广州老工程师钟吉章在网上发帖揭露地铁三号线北延段的联络通道,施工方在混凝土抗压强度报告上作假通过了验收,如果投入使用,可能存在严重安全隐患。从10月12日开始,广州几乎所有媒体,都在头版大篇幅报道了此事。如果在上海,绝对不可能有任何上海媒体报道,他在上海本地论坛发的帖,也根本不可能审核通过,而他本人,马上作为散布谣言分子,抓到牢里去吃牢饭了。
为了迎接英联邦运动会的召开,印度新德里市政府准备驱逐街头小摊贩,被小贩告上印度最高法院。最高法院判决:“街头叫卖是印度宪法所保障的基本权利。”印度虽然在很多方面不如中国,但印度是一个民主国家,是一个宪政国家。一个没有民主宪政的国家,和一个有民主宪政的国家,相距又何止一百年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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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刚搞完SB会(世博会),广州又马上来了yy会(亚运会)。大概只有汉语的拼音才有如此绝妙的缩写:世博会纯属SB,亚运会完全是yy。我在今年年初(1月21日)上海世博会进入倒计时一百天之际,曾经写过一篇《上海世博至少落后广州亚运一百年》(这篇文章在我的多个博客被屏蔽,目前能打开的网址是:http://www.douban.com/group/topic/9672892/),在网络上流传甚广。

我的这篇文章的结论是:“虽然上海的经济总量非常巨大,但从上海世博会和广州亚运会相比较,从公民社会的成长和公共媒体的开放程度而言,上海比广州至少要落后一百年!思想舆论上,上海的严厉管控,让上海已经失去活力。”而与之相比,“广州的媒体氛围和上海完全不同。广州在迎接亚运会的建设过程中,广州的几乎所有媒体都持续不断揭露抨击亚运工程对广州市民日常生活的干扰,甚至连广州市的高层官员,也出来做这样的表态。”这在上海是完全无法想象的。

可惜的是,这种广州媒体、市民批评亚运会的氛围,随着亚运会开幕只剩下几天的时间,几乎完全消失了。而这一套钳制公众舆论的手法,都是广州市政府从上海世博会取经学来的。据7月6日《广州日报》报道,今年7月5日,广州市长万庆良在市政协常委会上说,他碰到不少人,一直到现在,一说到广州,就这也不行那也不行。万庆良说应该学习上海人,上海人的自豪感很强,作为广州人,自己要有自豪感,“我们要说广州好。”万庆良说,政府要引导广州人树立广州人的荣誉感、自豪感、归属感,不能从领导到企业到老百姓,总是把自己的家园讲得不好。

广州市长万庆良跑了一趟上海世博会回来,好的不学,坏的倒是一学就会。上海人确实喜欢只说上海的好,尤其在外地人面前,因为所有的外地,包括北京,在上海人看来都是乡下,当然不如上海好。难道广州市的领导竟然不觉得,广州最值得自豪的,不正是广州人和广州的媒体喜欢批评广州吗?广州公民社会的成长和公共媒体的开放,才是广州的宝贵财富。媒体可以相对自由的批评政府,这正是广州媒体的优良传统,才是真正值得骄傲的。我在《炎黄春秋》今年5月号发表的《世博会与亚运会的不同舆论生态》(网址是:http://www.yhcqw.com/html/wenzjc/2010/510/10510185500744F7306BD89K93J99J72DJ.html)揭露,上海当局利用行政权力制造全面表扬政府的舆论环境,为了编造市民拥护世博会,相关的新闻报道甚至不惜违背正常人的逻辑胡编乱造。任何不利于世博会的言行,都要被扼杀在萌芽中;作为上海市民,表态支持世博会成了义务,否则就是不顾大局。

当然,上海也不是因为世博会才如此,其实上海媒体一贯如此。所以我在《炎黄春秋》公开发表的这篇文章里说:“上海没有媒体,只有宣传。”

而广州自从学习上海世博会的经验,必须“要说广州好”以后,广州就越来越“上海化”了。珠江新城封城、二沙岛封岛,全部凭证出入,沿江的居民必须在开幕式当天晚上(亚运开幕式在珠江里的海心沙举行),不能住在自己家中,全部必须迁出,每人给200块钱补贴,除非是老弱病残行动不便者,可以不走,但必须派一个志愿者在家里陪同。还有住在珠江沿线的居民,开幕式那晚要求开灯(给30块钱电费补贴),以配合中央电视台对广州进行航拍。亚运期间,为了保证空气质量,珠三角地区停止房屋装修。

广州市政府最为愚蠢的决定,是从11月1日起,全市免费乘坐地铁、公交和过江轮渡,结果造成公共交通超负荷运行,我有一天有时出门坐地铁,人山人海,简直被挤死了。于是在实行一周后,广州市政府在11月7日晚上9点半召开发布会,宣布从11月8日起,全市取消免费乘坐地铁、公交和过江轮渡的优惠措施,按每个户籍家庭(含在广州居住半年以上流动人员)发放150元现金,集体户口人员按照每人50元标准发放现金,作为交通补贴。难道广州市政府在出头这个政策前,没有进行过可行性论证?完全是拍脑袋的决策啊?现在搞不定了,又匆匆取消,朝令夕改,失信于民。反正现在不取消也被老百姓骂死,取消了更被老百姓骂死。我住的地方离亚运赛场很近,属于重点防范地区,结果居委会的人三番五次来上门查验证件,有一次早上我还在睡觉就来敲门,我干脆就假装没人在家,干脆不去开门了。其他诸如此类的劳民伤财的举措不断,而广州的媒体都不再如此前那样,可以对政府的这些举措肆无忌惮的批评了。

广州现在已经“上海化”了,而香港则早就“大陆化”。所以成龙说“中国人是需要管的”,当权者听了当然高兴。有人说我说“上海世博至少落后广州亚运一百年”是五十步笑百步,因为政府都是一丘之貉。这样说,当然不无道理。既然“中国人是需要管的”,从管控媒体角度而言,任何地方政府都是想把媒体牢牢管住,让他们成天为政府说好话,在加强管制方面,所有政府都是一样的。而广州一直有相对良好的媒体开放氛围,不是他们不想这么做,而是实在没办法,搞不定。所谓“非不为也,实不能也”。

但是,长期以来形成的媒体氛围,广州媒体有着为了揭露真相而前赴后继的精神,这一点,是广州所有媒体人共同努力争取来的,而不是政府恩赐的。很多人好像完全没看懂我那篇文章,认为我在吹捧广州市政府。我分明是表扬的广州的这种为了揭露真相而前赴后继的媒体精神,而从来没去吹捧政府。政府只是在这种前赴后继的媒体精神下没了办法,只能做出必要的妥协。当然,政府能做妥协也应该肯定。这总比恼羞成怒抓记者好多了。而这些,都是上海所完全不具备的。

我举例一个突出的例子,这在上海是完全无法想象的。就在离亚运会还有一个月之际,广州老工程师钟吉章在网上发帖《“冒死爷”爆料:通往2010广州亚运会的死亡之路》揭露:地铁三号线北延段的联络通道,施工方在混凝土抗压强度报告上作假通过了验收,如果投入使用,可能存在严重安全隐患。这或将导致该段线路坍塌,甚至可能堵塞地铁地下水通道,使地铁隧道瘫痪。从10月12日开始,广州几乎所有媒体,都在头版大篇幅报道了此事。这位老工程师自称“冒死报料”,所以被媒体称为“冒死爷”。如果上海有这样一个“冒死爷”,绝对不可能有任何上海媒体报道,他在上海本地论坛发的帖,也根本不可能审核通过,而他本人,马上作为散布谣言分子,抓到牢里去吃牢饭了。

而在上海更加不可能发生的是,在广州地铁公司发表声明称三号线北延隧道结构安全后,广州所有媒体仍然狂轰滥炸,以致最后不得不由市领导做出批示,要求彻底调查。要知道,地铁三号线北延段属于亚运配套工程,而10月12日,离亚运会开幕的11月12日只有一个月了。在亚运前夕,如此重大的负面新闻,也只有广州媒体有勇气和胆识揭露了。最终的结果,我事先估计,应该是调查认为检测报告确实造假了,但经过工程处理,不影响地铁安全。结果就和我的预测一模一样。虽然结局并不能令人兴奋,但这在全中国大陆任何一个城市,都是无法想象的。这是广州的媒体在推动社会进步,这是广州媒体人的执着精神和斗争策略赢得的,而不是政府恩赐的。

但是我为什么突然说“广州亚运会至少落后印度英联邦运动会一百年”呢?其实我在写《上海世博至少落后广州亚运一百年》时,就还想说“广州又至少比香港落后一百年”,“香港又至少落后美国一百年”。只是后来一想香港现在都“大陆化”了,比广州也先进不了多少,而美国和香港的比较,我没有掌握太多的例证,所以也没法说。我一向都是言必有据,从来不说没证据的话的。

但前不久看了关于印度英联邦运动会的报道,其中有一个细节让我想到,我完全有理由说“广州亚运会至少落后印度英联邦运动会一百年”。

据《新京报》10月24日报道,为了迎接英联邦运动会的召开,印度新德里市政府准备驱逐街头小摊贩,印度全国街头小贩联合会在今年6月将新德里市政府告上印度最高法院。经过4个月的法庭斗争,10月20日,最高法院判决:“街头叫卖是人们谋生的一项基本权利,政府需要贯彻一项成文法来规范街头小贩,而非打压。”这意味着,街头小贩赢得了这场官司。最高法院的判决还要求,印度政府必须在规定时间内实施相关法律,保护路边摊贩。“到2011年6月30日,必须通过一部法律,规范路边摊贩以及他们的基本权利。”判决书中称,“街头叫卖是印度宪法所保障的基本权利。”

这才叫真正的法治国家,这才叫真正的司法独立!为了保障政府的面子工程,凶神恶煞般的城管驱赶小摊贩,这在中国是天经地义的事情,如果没打死打伤人,根本上不了报纸版面,而在印度,小摊贩联合起来上诉到最高法院,最高法院不仅受理了,还判决印度政府败诉。“街头叫卖是印度宪法所保障的基本权利”,说的多好!我们中国虽然也有一部宪法,但离真正的宪政还离得很遥远。宪法上很多条文,在现实中都没有落实。这就用不着我一一举例了吧?大家都是明白人,都懂的。

不要说现在离亚运会开幕只有几天时间了,就在好几个月以前,我住处和单位附近的小摊贩(粤语叫“走鬼”)就统统消失不见了。难道是他们自觉维护亚运会的面子,自动下岗了?当然不可能啊。报社附近有个老太太,经常推着小车卖糖水、姜醋猪脚。我觉得姜醋猪脚味道不错,经常找她买。姜醋猪脚她一般卖6块钱,而在超市一样的量要卖15.8。我曾经和人说,她就是靠做掉小本生意维持生计,反正也不贵,就不要和她讨价还价了。她现在卖不成了,怎么维持生计呢?还好亚运会时间短,如果像世博会那样持续6个月,她还不是得去喝西北风啊!这不是广州市政府一家如此,中国各级政府都是这样的治理模式。

11月8日的星岛环球网,转载了福布斯中文网日前发表的一篇文章,题为《下一个超级大国是印度,不是中国》,作者乔杜里·巴尔(Raghav Bahl)是印度最大媒体集团Network18的创始人兼编辑。这篇文章主要是从经济学角度分析的,我是想谈谈另外一个方面,一个没有法治的国家,怎么能成为超级大国呢?一个国家就算经济总量上巨大,还不是和我上文分析上海虽然经济总量很大却丧失活力一样吗?而印度虽然在很多方面不如中国,但印度是一个民主国家,是一个宪政国家,没有这样的政治制度作为基础,怎么能成为一个超级大国呢?一个没有民主宪政的国家,和一个有民主宪政的国家,相距又何止一百年呢?

2010年11月10日凌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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