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现代人的眼光解读秦桧

在中国历史上,做奸臣做的最有名的,大概就数秦桧吧。“风波亭中害岳飞,朝堂之上跪虏使”他一辈子做的两件大事:“诛岳飞”、“签和议”把他永远定格在了民族败类的形象上。可是有多少人知道秦桧年轻的时候,也曾慷慨激昂、积极主战过,更做过一些常人所不能为的忠义之举。后来他又为何而改弦易辙,积极求和?这位背负着一门祖孙三状元及宋体字发明人等众多传说的人身上,到底发生过些什么?究竟是什么一步一步推动着他,使他成为了后来的秦桧?他的大奸大恶之名,又有几分符合史实和真相?对金求和,诛杀岳飞,他是主谋,还是帮凶,其中有多少是形势使然,又有多少是他个性使然?他在南宋整个朝代,究竟扮演了什么样的角色,是拯救者,还是陷害者,假如当初没有他的力排众议,坚决求和,南宋王朝,又会有什么样的命运?且让我们拨开历史的层层迷雾,透过人性本能,还原当时各阶层真实现状,为秦桧——这个乱世中求存的策略大师——为什么会那样做,做一个全面解答。

秦桧于1090年宋哲宗在位时,出生于南京一底层知识分子家庭,在家中排行老三。秦家祖祖辈辈一直在底层挣扎,到其父才当上了一个小县令。秦桧父亲秦敏学在世之时,还处于北宋时期,虽然朝廷高层新旧两派,斗得鸡飞狗跳,但毕竟天下太平,秦敏学为官正直,在当地素有清名,所以秦桧从小也没少听孔孟之道,礼仪教化之类的东西。说秦桧从小是因为道德教育做的不好,长大了才当奸臣,肯定是说不过去的。然而秦桧也算命苦,没享受几年富家子弟的光阴,他父亲就撒手人寰。少年时即丧父,孤儿寡母一行几人不得不改投到亲戚家,从此过着寄人篱下的生活。

“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其实并没什么道理,大多数时候这个句子只是用来哄骗别人面对困境要挺过去的而已。就像美国大片《在云端》里专门被各公司聘来解聘员工的人,每次都要提一下:多少成功人士都是从这一刻开始迈向后来的辉煌。实际上,从计算机模拟和概率论来讲,一个人下一刻的受磨难指数,和上一刻的处境是有很大正相关性的,大部分苦其心志的人一辈子都会愁苦郁闷,而劳其筋骨者,永远也别想停歇,很多人面对困境,一挺就挺“过去”了,永远都没机会翻身。历史上,出身贫寒落魄,历经磨难而终得成功的人,就像新闻报道里的拾金不昧,千里迢迢找寻失主的人一样,都是另类。我丢了钱从来不指望有哪个拾金不昧的人会双手奉回,所以小时候秦桧家里,其实也从没怎么指望过他将来会飞黄腾达,后来所传的故事,什么乡绅名人很小就觉得秦桧天赋异禀、聪明机灵,将来必成大器之类的,都他妈的是在扯谈。如果不是事后诸葛亮,就是如算命先生批发“此子将来必会大富大贵”一样,蒙的多了,总有几个会蒙中的。

秦桧在年轻的时候,过过一段苦闷的日子,为了混饭糊口,不得已开了个小私塾,骗骗那些跟他同样穷困的家庭,利用他们望子成龙的心情,许诺他们把小孩送来读书,将来就一定会有出息——当然,他当时肯定说不出口说你们小孩长大后,只要学习好,就能跟我一样有出息。秦桧因为家道中落,两个兄长都还在打光棍,他的婚事更是遥遥无期。在那个时候,他会不会做梦,梦到自己哪一天会权倾朝野,贵不可言?不可能,因为那已经完全超出了他的想象,但是在他身居高位之后,倒应该会经常梦到当时穷困潦倒的时候吧。

当日的秦桧成为后来的大奸臣秦桧,有多大的必然性呢?从科举取士制度来说,以秦桧的文采和学识,会不会注定迟早都能胜出呢?如果我们从历史上那么多进士出身的文人才子着眼,肯定会相信这一点,毕竟古代绝大部分文化名人,都是从科举考场走出来的。但是我们只能说,从科举里面出来的,往往会成为文化名人,但是文化名人,未必就能从科举中胜出,而且注定有很多本来会很有名的人,就是因为科举失意,一辈子没迸发出他的光芒来。当然,这些人是谁已经永远不可考了,因为他们所有的才华和精力都为一个目标努力去了。幸好还有其他一些反例,给我们提供了蛛丝马迹。李白终身未参加过科举考试,杜甫连续参加过两次,被打击的没信心,改走后门,求权贵向唐玄宗举荐自己,曹雪芹、蒲松龄、吴承恩被科举考试弄得灰头土脸,彻底放弃科举,改写小说,康有为和孟郊倒是中了,不过都是年近半百的时候了。孟郊有句名诗:“昔日龌龊不足夸,今朝放荡思无涯,春风得意马蹄疾,一日看尽长安花”,我当时还以为他的春风得意是和年少轻狂搭在一起呢,没想到他那个时候都可以当爷爷了。他后来还有首描述自己当初铁了心倾家荡产卖家具也要考中进士的诗,“借车载家具,家具少于车”。我们从历史故事中,仅仅看到了贫民子弟因为科举高中而改变了命运,却从来没看到过多少人因为科举不中,而同样改变了家族的命运——一代接着一代读,富农读成了中农,中农读成了贫农,虽然大部分人都愿读服输,但也有例外,黄巢和洪秀全就脾气暴躁点,你不让我上榜,我就让你灭亡。当然,黄巢最后也还是兵败了,不然他如果坐上了皇帝,可能也同样会再延续科举制度吧。毕竟人们往往是反对别人歧视自己,但并不反对自己歧视别人,就像我们怒斥别人贪生怕死,但一点都不妨碍自己贪生怕死一样。统治者搬出科举制度来,从来都不是为了选拔人才,而只是为了给知识分子洗脑,让所有读书人,都会自发的从有利于统治者的角度来思考问题。科举题名,除了基本的学业功底之外,其他的就跟中500万大奖一样,纯粹靠运气。所以黄巢在早我们一千多年前就知道了“读书害死人”。

幸好,命运之神,终究还是垂青了秦桧,徽宗上台后,改革了之前的科举制度,建立太学制,大概就像现在九年义务制教育,不过只是对官宦子弟及富家子弟开放。秦桧家道虽然中落,父亲为官多年,也没留下什么遗产,但毕竟秦桧还是落到了一个官宦子弟的身份,得以进入太学,而后又利用自己的机灵讨得学校主管的欢心,得到一个保送参加殿试的名额。最终秦桧不负众望,拿到了一个第三,取得进士身份,开始了他的仕途。

像秦桧这种从穷苦家庭出身,好不容易挤进上层社会的人,有一些富家子弟少有的优点:能屈能伸,懂得察言观色,善于结交权贵。从他高攀上了前宰相王圭的孙女就可以看出,他很早就在将来的仕途发展上做好了准备。

然而,如果不是后来中国历史上发生了一件非常有名的事,秦桧很可能会继续十年如一日的坐在教育部门的冷板凳上,至少不会如后来那样为世人所知。变幻莫测的历史,究竟是成全了秦桧,还是毁灭了秦桧,又有谁能说得清。

在描绘秦桧如何第一次才走向历史舞台之前,我们需要先把镜头往回拉几年。

祸起张觉

如何让两个素无忘来的人成为亲密战友呢?只要让他们拥有一个共同的敌人即可。对于国家,也是如此。后来纷争了百年之久,时战时和的宋金两国也曾有过一段蜜月期。他们共同的敌人就是大辽。想当初大辽雄踞北方,在大宋王朝还没出世的时候,就镇后唐,灭后晋,威慑中原,等到赵家子孙夺了天下,也依然是南欺大宋,北压弱金,终有一天,金不堪压迫了,没想到一反抗,就迸发出了强大的能量,本来以为是要和大宋联手才能灭掉辽的,没想到才几个月不到,就把大宋百年以来从未胜过的大辽给灭了。而大宋在这场联合军事行动中的作用呢,趋近于零。宋廷本想趁着胜势下山摘桃,却两次被辽军的残兵败将打得落花流水。金当时或许一下还没适应自己原来已经是如此强大,所以金太祖完颜阿骨打还很守信用,如双方盟约所言,归还了“燕云十六州”中已经攻克下来了的燕京、涿州、易州、檀州、順州、景州、薊州,唯独平州没有归还。而这个没有归还的平州,日后却成了一个……
张觉,原大辽读书人,曾中进士,官至平州节度副使,在金辽大战时,一不小心正节度使就被人杀了(按照正局长被杀,跟副局长脱不了关系的定理推测……),然后他这个副职出面平定了大局,理所当然的被众人推举于新领导。而后张觉见势不妙,于是弃暗投明,携平州全城百姓投降大金,过了段时间后,觉得还是回到汉人怀抱比较好,又再次携全州百姓弃暗投明,投了大宋。等到金廷大怒,来攻打时,他还想再弃暗投明时,对方已经只允许他投胎了。
金太祖的诏文如下:
“我刚来到燕京时,为了嘉奖你们官民是辽境内最早主动投降的一批人,所以把平州升格于南京,减轻徭役,降低赋税,对你们格外开恩,为什么却顷刻间要做叛逆的事呢。本来打算派兵攻打你们,但现在正值农忙时节,不忍心因为一个恶人而害得所有百姓跟着遭殃。今天大辽所有土地,都归我占领了,你们一座孤城,又能怎么样呢。今天我们只要把罪魁祸首拿下,其他的人可以安然无事。”
(“朕初驻跸燕京,嘉尔吏民率先降附,故升府治以为南京,减徭役,薄赋税,恩亦至矣,何苦辄为叛逆。今欲进兵攻取,时方农月,不忍以一恶人而害及众庶。且辽国举为我有,孤城自守,终欲何为。今止坐首恶,余并释之。”)

然而全城百姓已经为张觉所胁迫,就算想感谢金太祖的宽宏大量,也不可能了。要么是拒不听张觉的命令,立即被处死,要么是帮助抵抗金兵,等城破后也难逃一死。身为乱世之百姓,碰到这种动不动就“弃暗投明”的将军,也只能暗叹一下乱离人不如太平犬吧。而作为将军,张觉的回旋余地和选择自由,则大了很多,他也早就盘算好了一切:大不了,抗不住金兵的进攻就往大宋境内逃呗。难道泱泱大国,中原王朝,还能被这种小国欺负。但当时的宋廷之弱,远超乎金朝和张觉之想象。宋徽宗自己清楚,自从他祖宗赵匡胤杯酒释兵权,创立文官指挥军人的制度以来,被篡位的风险是大大降低了,可对外作战能力,就惨不忍睹了。所以宋徽宗很快就认清楚了形势,他秘密下诏让宣抚司王安中便宜行事,力求息金怒。据史载:
宗望军至南京城东,觉兵大败宵遁,遂奔宋,入于燕京。宗望以纳叛责宋宣抚司,索张觉。宣抚王安中匿之于甲仗库,绐曰:“无之。”宗望索愈急,安中乃斩貌类觉者一人当之,金人识之曰:“非觉也。”安中不得已,引觉出。数以罪,觉骂宋人不容口,遂杀觉函其首以与金人。燕京降将及常胜军皆泣下,郭药师自言曰:“若来索药师当奈何。”自是,降将卒皆解体。
张觉临死,不知道是如何慰问了赵佶十八代祖宗,但无疑赵佶临死之时,也断不会忘记张觉的祖宗。

南宋后来其实还有类似的因为投降问题,导致的纠纷。1139年,在完颜昌主导下,宋金两国第一次签订《绍兴和议》,按照协议,宿州和寿州将会归还给宋国,但两地的知州赵荣和王威邀功心切,还没到协议履行时间就归顺了宋国,惹得金人大怒,然后那两个官员又赶紧开溜,逃到了宋国。跟张觉的情况一样,金人当然不肯罢休,要宋国交出这两个人来。秦桧为了不破坏他的和谈大计,自然是要把这两个人交出来,然而韩世忠力劝秦桧说:赵荣、王威一心归顺,你怎么忍心把他们押回去送死呢,以后还怎么服中原人心。于是秦桧上演了一场好戏,让赵荣、王威自己从淮西逃回去,然后诏以:“荣、威屡抗官军及驱掠两州之罪榜谕中外”,大骂这两个家伙不是个好东西,总是对抗我们南宋解放军,然后金人一听,心想原来这两个人还是我们金国的大忠臣啊,“金越王宗弼得之,复以荣为将”。赵荣、王威虽然因为投降的问题,惹出了一堆的麻烦,但最后命运,却还算是不错。从这件事也能看出来,秦桧奸诈狡猾的同时,也并不是只干坏事,在不危及他的利益的时候,他还是很乐于救人一命的。

而之后,有一个关于投降与否的故事,就比较惨烈了。

秦桧有个重孙名叫秦钜,(其实跟秦桧一点血缘关系都没有,只是他养子的后代),1221年,镇守蕲州,二月,金兵来犯。知州李诚之与通判秦钜率领 3000将士及全城人民积极加固城墙,添置军械,储备粮食,决心与侵略者决一死战,与罗州城共存亡。金兵依仗人多势众,将罗州城团团围住,并决堤烧船,火毁护城木栅,日夜攻城。南宋几路援兵或半路被金军杀败,或畏缩裹足不前。李诚之和秦钜毫不气馁,仍然激励众人,昼夜登城,指挥民众抗敌。金军见久攻不下,又从黄州增援大批人马围城,两军共约 10 万之众。金兵在围城的时候闻听守城的是秦桧的重孙,立即派使者前来劝降,被秦钜一口拒绝。李、秦二人将全城老弱妇孺全部动员上城防守,并屡出奇计,挫败金兵进攻。金兵于是在城西北白云山上架设火炮、石炮,居高临下,炮弹直入城中,掩护士兵架云梯登城。至第25日,罗州城军民终因寡不敌众,孤守无援而被敌人攻人城内,李、秦继续率部和敌人进行巷战,后因反击无望,李诚之引颈自刎,秦钜拉着一双儿女蹈火自焚,另外四位家人也跟着跳进火堆,全城军民几乎全部壮烈牺牲。后当地百姓为了纪念这位英雄,为他在蕲州城建了庙,皇上还亲自为其庙赐额,御题“褒忠”二字。

不知道是因为这个秦钜完全没继承到秦桧的基因还是为何,完全没有秦桧的风格,假如秦桧当时守城,见10万金兵来攻,大概不用怎么考虑就会投降吧。至少自己不降,也应该让自己的儿女家人,还有当地的老百姓投降,其他人或许看到了“褒忠”,而我只看到了冷血和疯狂。不知道后来当地百姓为什么还要纪念这位英雄,难道是因为大量减少了当地百姓的人口数量,为其他百姓腾出了田地?

在这里,涉及到投降是不是个好的生存策略。如果说不管张觉是投降到金还是投降到宋,都是不义的,也就是表明我们为了义,将会拒绝敌军将帅的投降,情愿牺牲守城的老百姓和双方的兵士,也要达成所谓的“义”。如果说,张觉投降到金是不义的,但是投降到宋,则并非不义,那只能说明儒教的“义”之含义根本没有绝对的标准,就是是对自己有好处的就叫“义”,没好处的就叫不义。这就好比对方偷我的东西是不义的,但我偷对方的东西时,则不算不义。
以张觉、赵荣、王威为例,他们的投降,更多是一种投机行为,相当于为了自己的前程,而当无信之人,其投降的是不值得提倡的。而另一种,如秦钜面对的形势,被敌军围困,反抗绝对不可能有活路时,如果投降可以留条小命的话,要不要,可不可以投降,就像现代人最耳熟能详的一道题:“要钱还是要命”一样,根本就不是一个需要思考的问题。
投降或许是可耻的,但比投降更可耻的是剥夺他人投降的权力。几乎所有的统治者被敌人逮住,宋徽宗,宋钦宗,都没有立即英勇的慷慨就义,但是他们却非常鼓励其他人为了保卫他们的利益,而舍生取义。就这一点,我倒是非常欣赏古人的幽默感。

张觉的投降点燃了北宋灭亡的导火索,也把本来默默无闻的秦桧推向了前台。

1126年,金以宋廷破坏盟约,容留叛臣张觉为借口,以摧枯拉朽之势打到汴京城下,要求宋廷签订城下之盟,割让太原、中山,河间三地,当时人微言轻的秦桧,向朝廷呈上了秦四点:一曰金人贪得无厌,止给一城即可;二曰金狡诈无比,应加紧防御,积极备战;三曰召集百官议论战事择其中合适意见作为誓书;四曰对于金使来京,不可让其入城进殿见驾,在城外建馆令其居住则可。这四条,宋钦宗或许因为看得太多了这种政治上绝对正确,但实际上绝对无用的废话,所以并无多加留意。

不过秦桧当然不会放过这苦等了十年的机会,逢人便提一遍他的秦四点。秦桧本来就口才不错,写的奏折文采飞扬,再配上慷慨激昂,挥斥方遒的语气,很快博得主战派的垂青,开始在政治上崭露头角。后来连宋钦宗本人也有所耳闻秦桧的能言善辩、气势如虹,决意让他陪张邦昌一起出使金国,商谈割地之事,想凭借他的口才和浩然正气,多捞些谈判砝码,再现蔺相如逼退秦王的唇舌之功。

秦桧一听到这个就傻眼了,本来他是想卖弄卖弄自己的主战意志,捞个好听点的名声,谁知道皇帝竟然把这种任务交给他。于是再三上书说“割地赔款之事,和我的政治主张背道而驰,断难接受此任务”,后来皇帝只能让可怜的张邦昌,一个人傻乎乎的去做这种既容易掉脑袋,又容易掉名声的差事。然而,由于朝中其他大臣的抨击,张邦昌也没有顺利的完成这个任务,但是那些抨击张邦昌所为丧权辱国的人,自己并不愿意去解决这件事,金兵围在城外烧杀抢掠,毕竟不是长久之道,这事总得有人去解决。

于是众人,又想到秦桧,把他往皇帝面前推。秦桧也知道,再拒绝就说不过去了,何况宋钦宗也知道这事大家都不想干,于是给干这差事的人许诺加官进爵。秦桧心想,之前做那么多,也还不就是为了捞个政治资本,既然有现成的升官的好事,那还拒绝做什么,何况做臣子的,食君之禄,忠君之事,这也是里所应当的。秦桧既已经同意前行,宋钦宗便给他挂了个尚书衔,全权负责与金国的谈判沟通事宜。

秦桧在去往金营的路上,一路上都在想着如何可以既可以让大宋不那么丢面子,又能平息了金国的怒气,没想到半路上即听说朝中大臣中又有人出了馊主意,说服宋钦宗明着同意割地,暗中指示那些被割地的守将假装不服从“朝廷旨意”,擅自拒绝割让。这不是拿秦桧的小命开玩笑吗?秦桧第一次发现主和的差事不好干,不但会被那些主战派害死,而且死后还会落个软弱投降的坏名声。于是他中途掉头返回,及时从鬼门关兜了回来。宋钦宗也知道自己理亏,没追究他有辱使命,还是按照原先许诺给他升了殿中侍御史,而后坐到了左司谏的座位上。

1127年,金以宋违约背信为由,再次发兵征讨,并发出“坚欲得地,不然,进兵取汴京”的威胁,钦宗吓得够呛,连忙召集群臣于延和殿召开圆桌会议,对于是否同意割地,来个民主表决。结果106个大臣,70个举手赞成割地,37个举手反对割地。秦桧有前车之鉴,知道当个主和派是个吃力不讨好的差事,所以为了表达他强烈的主站愿望,举了双手。

其实如果当时宋廷这种民主会议多开几次,发明出了完善的匿名投票制度,也许秦桧就不会冒险投反对票了,毕竟秦桧也不傻,谁也不会为了皇帝家的几块地,冒着让敌人杀进城来的风险。不过既然是公开投票,又估猜肯定有足够多的人是贪生怕死之辈,他投个反对票,其实也不影响大局,而又实实在在的可以捞到好名声。秦桧此次又顺利的得到了抗战派官员的支持,而升迁为御史中丞。不过毕竟主战派嘴皮子硬敌不过金兵的刀枪硬,还没等到秦桧好好享受他升迁之后的荣华富贵时,北宋王朝的大厦轰然倒塌,靖康之难把两个皇帝连同皇亲国戚、满朝文武一起压在了碎石底下。

史上最可怜的皇帝张邦昌

靖康二年,金兵攻陷汴京,掳走徽钦二帝及皇族470多人。为了扶植一个易为操纵的傀儡政权,金国决定立张邦昌为大楚皇帝。
张邦昌一开始就知道,这个世人梦寐以求的皇位,对于自己来说,却是场飞来横祸,金廷跟他开了个彻底的国际玩笑,他无兵无卒,无德无能,让他做皇帝,简直就是把他挂在火上烤。所以他是百般哀求,别让他做皇帝。金廷看他那样子,感觉直接逼迫没什么效果,三月初一开始警告他,称若到了初七,张邦昌还不登基就杀大臣,纵兵血洗汴京城。于是那些大臣贵族,都纷纷上门,痛哭流涕,求他勉为其难,保全大伙的性命。

在这种环境下,即使以往的强硬派,也识时务的闭上了嘴,当时只有秦桧等少数人挺身而出,坚决反对立张邦昌为帝,秦桧在折子中称张邦昌这人名声太坏,无法服众,将来肯定会给金国惹麻烦,还是劝金人选个姓赵的皇帝,但是又表明“桧尽死以辨,非特忠主也,且明两国之厉害尔。”这句话非常巧妙:表面上维护了原来的主子,又暗中表明了自己不是因为特别忠于原来的主子才这样说,也完全考虑到了新主子的利益。既不会显得谄媚,又不会失于迂腐。可惜金国并未采纳他的意见,但是却从此对他刮目相看,后来金人在撤回老家的时候,破格把他掳回了北疆——本来以他当时的官职品级,是没有资格跟着那些朝廷重臣们一起被掳走的。从这件事可以看出,秦桧不但处变不惊,敢作敢为,而且敢于另辟蹊径,做常人所不能做之事。

张邦昌于是被迫做了三十多天皇帝。
除了在金人面前虚与委蛇之外,张邦昌在宋人面前从不穿帝袍,不口称朕,不让别人称自己为陛下,也从不在正殿办公,可谓处处小心,时时注意,最后,当金廷退兵北归时,他又委婉而坚决的拒绝了金廷留一万金军帮助其巩固统治秩序的好意,等到金兵退去之后,他马上找到康王赵构,然后“伏地恸哭请死”,希望能得到赵氏宗室的宽恕。赵构一开始还没有动他,毕竟他给自己的流亡政府的带来了不少官员,但还没过到几个月,赵构还是找了个名目,将他赐死。

据称张邦昌读罢赐死诏书,“徘徊退避,不忍自尽”,执行官逼他就死,最后他登上潭州城内天宁寺的平楚楼,仰天长叹数声,自缢身亡。

而且可怜的张邦昌,就算死了,也还是不得安宁,《宋史》将其列入《叛臣传》,和位列的《奸臣传》秦桧,刚好可以遥相呼应。

宋朝本来有不杀文臣的传统,但是一旦触及统治者的底线,比如涉及到皇位之事,则决没有半点商量。在宋朝天子眼里,大臣上书进谏,抹黑朝政甚至毁谤天子者,可以饶,朋党之争,玩弄权势,弄得朝廷不得安宁者,可以饶,但被逼着叛逆,竟不以死明志者,则不可以饶。今天你可以被外族胁迫着当皇帝,明天不就可以部下逼着当皇帝吗?赵构对皇位的极度敏感,给秦桧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这也为后来的诛岳飞,做好了铺垫。

秦桧被掳到北疆后,又重温了一下他少年时经历过的穷苦潦倒生活。身处异域,目睹昔日王公贵族的落魄,更激起了他对权力和安逸生活的怀念。作为一个俘虏,他几次被转卖掉,后来被金国大将完颜昌赏识并留用。完颜昌看过他反对立张邦昌为帝的折子,感觉他是可用之才,既没有彻底背叛旧主人,又没有堵死侍奉新主人的路。在投降与否的问题上,也算仁至义尽。毕竟徽钦二帝被俘了,也没自杀殉国,他一个中级干部,跟着大家一起苟活下去也不为过。或许因为经历了这场家国破灭,沦为奴隶的沉重打击,秦桧彻底改变了以前的主战立场,变成了一个务实派。他后来充当完颜昌的私人秘书,为完颜昌代写了很多文字性的东西,甚至完颜昌叫他劝降楚州的守将,他也照做了。——因为在绝对打不赢对方的时候,投降是最好的保存自己实力的方式。投降了,只要小命还在,至少还给以后留了一丝翻盘的机会。

投降事敌了几年后,在金兵攻打楚州之时,秦桧带着一家老小趁乱逃离了金兵的监视,竟然奇迹般的逃到了南方,找回了组织。一见到赵构他就激动不已,添油加醋,声情并茂的讲述了自己一路如何艰险,如何波折。然后又表示只要能辅佐皇上,复兴大业,就算粉身碎骨,也在所不辞。
赵构当时想,我还不知道你为什么不远千里逃过来,还不是看这里有大把的职位空缺,别以为你在金营里劝降楚州守将的事我不知道。

不过当时正是赵构刚创业的时候,原来北宋的朝中大臣都被掳去当苦工了,南宋朝廷正缺人,急需招揽前朝的大臣良将。目前又正是南宋人心浮动,大家都对未来都没什么信心的时候。把秦桧南归的事包装包装,再提名为感动南宋年度十大人物之一,发动说书人到各个街头巷尾反复介绍他的英雄事迹,这不就成了个活生生的爱国主义教育典型吗,如此一来,还怕南宋百姓民心不振?

于是赵构以皇帝的身份率先表扬秦桧是个苏武式的好同志——苏武是谁?苏武就是秦桧式的好同志,在匈奴守节的同时,还不忘为华夏增加人口,他在匈奴19 年都还保持着汉武帝赠的使节杖,连晚上和匈奴美女睡觉的时候都还要拿着,后来因儿子谋反受牵连罢官,但之后又因为拥立新君重新上台了。前宰相李纲也跟着盛赞秦桧“精忠许国”,“立大节于宗社倾危之秋”,一堆的小官员看准了秦桧是个黑马,将来前途无限,也开始友情宣传,一时临安街头纷纷嚷嚷,前十大热门话题,都跟秦桧有关,就算是那个送秦桧南渡的船家,也被八卦了个底朝天。

当然,质疑声也很快出现,不少原来的官场红人,嫉妒他的名声蹿升,抢了自己的风头,都跳出来指责秦桧是北方那边派过来的奸细,不然凭什么其他人都没回来,就秦桧一家回来了。现任宰相范宗尹主动为秦桧辩护,并暗示相关部门加大辟谣宣传。秦桧自己也赶紧写了个《北征纪实——我从北方回来不得不说的真相》。一来二去,不但把信任危机化解了,也成功的实现了赵构要求的宣传效果,秦桧因此顺利的捞了个职位——礼部尚书。

礼部尚书这个官嘛,说小也不小,说大却也不大,朝廷之内至少有那么几十个人,可以与自己平起平坐。这可远远满足不了秦桧的胃口,毕竟他千辛万苦一路南逃,真可谓九死一生,这笔买卖可是下了血本的。当上礼部尚书没几天,他就整天在脑中盘算着该如何继续往上爬。要在官场上混得好,盘根错节的背景少不了。虽然娶了前宰相的孙女,但那毕竟是前宰相,而且名声也不太好,至今没派上多大用场。靠老婆靠不住,那只能靠自己了。

他扫描了一下朝中有何贵人可巴结,宰相范宗尹首先进入了他的脑海。借口感谢他当初力挺自己的大恩,秦桧提了大包小包,外带几瓶绍兴老酒来到范宗尹家,一上来就是夸奖了范宗尹虽然比自己年轻十岁,但智商和办事能力却胜自己百倍,实在是让他佩服的五体投地云云。几杯迷魂汤下肚,外加秦桧明里暗里的死命溜须拍马,范宗尹很快就跟秦桧称兄道弟起来,还没等秦桧把自己的抱负说完,他就自个儿把胸脯拍得巨响,说“只要你我联手,以后升官发财的事,都包在我身上”。秦桧见这范宗尹,受不了几下恭维,就得意忘形,看来并不是个多难对付的主。可以先借他上位,日后要踩在他身上往上爬、取而代之,也不是难事。

过了没多久,机会来了,范宗尹为了安排更多自己的人马,决定把大奸臣蔡京的旧部属赶下台去,这事实现和秦桧商量过,秦桧也觉得可行,毕竟腾出点位置,他也好更有机会些。
范宗尹于是在上朝的时候,对皇帝说朝廷中现在有很多人都是前朝奸臣蔡京的部属,然后又历数蔡京的陈年旧账,说大宋落到这个地步,都是那些奸臣惹得祸之类的,要求皇帝重新考虑这些人的任职。赵构也不傻,心想没那些奸臣,我现在还能当上皇上,何况现在正是用人之际,我的皇位都还没坐稳,那由得你乱搞,于是一句:“朕不欲归过君父,敛怨士大夫”来一口回绝。秦桧一开始本来准备力挺范宗尹的,后来看到皇上态度坚决,他很快就来了个180度的大转弯,把矛头转向范宗尹了,说现在朝廷未稳,团结是第一位的,身居宰相之职,不能因个人恩怨非议同僚,要一切从大局着想啊。这一番话说出来,让范宗尹猪八戒照镜子——里外不是人,在朝廷上再也无立足之地了。秦桧此举不但迎合了皇上,又讨好了被批的官员,一举多得,这一战得了个满分,等到范宗尹下台之后,朝廷需要众臣举荐一个新的宰相,秦桧自然成了热门人选,毕竟要资历他有资历,要文凭他有文凭,于是秦桧顺顺当当的进入了权力核心。

秦桧上台之前,曾给皇帝灌过一大碗迷魂汤,称臣有良策,可使天下归定,日后恢复中原,皆是指日可待之事。其实秦桧之主张,简单来讲,也无非就是分析当前局势,认清形势和双方力量对比,一面积极布防,一面整顿内务,修养生息,蓄积力量。先维持南北对峙的局面,‘南归南,北归北’,等到以后有实力再谋其他也不迟。大概末尾还少不了引用一下勾践、韩信之事,以此二者忍辱负重,最终都得以实现自己宏伟抱负的故事来激励赵构。

然而官场上风云变幻,绝不是靠仅仅对着皇帝耍一下嘴皮子,献个一言一策就可以高枕无忧的。只要你身居高位,挡了别人升官发财的路,自然就会成为众矢之的。何况当时的秦桧也还是未经磨练,不够奸,不够老练。秦桧在宰相之位上,屁股都还没坐热,数不清的明枪暗箭,就蜂拥往他身上射来了。因为赵匡胤当初立下了规矩不杀文臣,不诛上书言事者,所以宋朝的言官制度,非常成熟,其中所言之事也都尖锐无比,里面高帽子,一堆一堆的,足以将神经衰落的官员,吓回老家。时任中侍御史的黄龟年屡次上疏弹劾秦桧。其中的罪名有“欺君罪、徇私罪、专主和议,不抵抗外敌罪、结党营私,窃弄权柄罪”。里面的内容大多是空话套话,有名无实。

黄龟年之所以敢直斥秦桧,除了为博出位以外,更重要的一点是他的背后靠山是左丞相吕颐浩。吕颐浩虽然眼高于顶,刚愎自用,但在政治倾轧中,却颇有两下子,当然容不得半路杀出个秦桧来,跟他分一杯羹。尤其是他之前极力主战,自己也一度亲往前线,准备弄个大捷给自己脸上增个光。可惜半路上,还没开打,就有一部分精锐部队未战先降,投靠了刘齐政权。他这么一弄,自然无形中加强了秦桧休兵养息,求和缓战的正确性,所以更要视秦桧为眼中钉,必先拔之而后快。

在黄龟年开了第一炮之后,吕颐浩又联合朱胜非、权邦彦明里暗里猛攻秦桧。再加上由于赵构一开始指望着秦桧当上宰相能与金国的高层搭上线,按照“南归南,北归北”的方针先和谈,让南宋这边喘口气再说。可惜金国当时已经在北方建立齐国,立汉人刘豫为皇帝,并通告天下称只要汉人都以刘豫为正统,则金齐两国时代和睦,可保天下太平。这使得赵构政权的合法性大受打击,失望之余,赵构顺势罢免了秦桧的宰相职务。

此后的秦桧在观文殿大学士的职位上闲了四年,一边冷眼旁观朝廷局势,一边费尽脑汁思考当前局势,到底该怎么做才能从倾轧中胜出,在朝廷立于不败之地。当时的南宋朝廷,一方还没唱罢,另一方就抢着登场,但没有任何一个人让局势真正得到改观。每个主战派调子都越唱越高,但金兵的边都还没粘到,光是跟齐国的部队耗着,就快把南宋给拖垮了。幸好1137年,金国嫌刘豫统治不力,没给金国带来多少好处,倒添了一堆麻烦,把他给废了。赵构心里又燃起了求和的希望,于是重新启用秦桧为宰相,专门负责与金国的联络和谈判。

秦桧的生存策略,核心就是考虑多方的利益,尤其是皇帝赵构的利益,只有受到赵构的信任和支持,秦桧才有可能实现自己的利益。在忠君一点上,秦桧其实比岳飞做的更极致,也更让赵构放心。

秦桧要制定自己的策略,首先要做的就是看清楚别人的策略会是什么,必须清楚处于当前的形势下,每一个牵涉其中的个人和利益团体会做出如何反应。一个只顾着自己出牌,希望所有的人都按照自己的思路走的人,是注定要满盘皆输的。秦桧要想获得成功,就必须把所有参与对象的策略参悟透,错走一步,错判一人,都可能会造成致命的后果。
秦桧要完成和谈使命,必须首先弄清楚金人是怎么想的,有没有和谈的基础,然后岳飞这个人什么底细,军人集团又会是什么态度,还要知道地主农民的利益立场,皇帝和朝中大臣又是怎么想的。

金国的和谈意愿

首先先介绍一下,为什么历史上北方游牧民族,总会屡屡入侵中原。是他们侵略成性,还是不得已而为之?这是因为北方的可用草原面积是有限的,能养活的牛羊也有限,自然能养活的人也是有限的。为了防止人口超负荷,在古代,汉族对少数民族,辽对金,金对蒙,通常都会实行“减丁政策”——就是古代的计划生育制度,不过不是在人还没出生的时候计划掉,而是把已经成年的男子按照抽签等制度“计划”掉一部分,这样就可以保持人口稳定,不会导致因游牧民族人口暴涨而必须通过侵略来求存的局面。

但是如果原来的强弱平衡被打破了,一下没注意控制,只要两三代的时间,人口数量就会呈几何级数暴涨——一个家庭生六个小孩,六个小孩再各自生六个小孩,草原上的资源很快就会不够用,首先出现的事情就是草原游牧民族之间打的一塌糊涂,然后战火很快延伸到中原来。光从从这一点就可以得知,游牧民族的战斗能力,和农耕民族,完全不是一个档次上的,北方游牧民族的士兵打起仗来,注定是视死如归的,因为劫掠农耕民族,是他们唯一的活路。其作战意志,是汉族的农民所无法比拟的。因为汉族的农民参军,往往只是因为参军也是一种求生的出路,可以不从事劳动,而又能获得一定的经济回报,纯粹是一种经济上的理性选择,两军交战时,汉族士兵以及将军很可能会出于贪生怕死而临阵退缩,然后趁溃败时逃回老家继续种田活命。

金国作为游牧民族,当时还没怎么适应中原的生活习惯,政权建立时间也不长,刚刚吞并了辽国那么大块土地,人口相对来说还不足,所以对统一全中国并无多大兴趣,很多时候发动战争,只是为了抢夺一些财物和生活用品。所以占领中原后,也往往就是挑选某个汉人大臣做子皇帝,作为金的藩王镇守中原,然后每年向金国贡献固定的金银物资,也省得他们长途跋涉来抢夺。金国当时的国之根本在于先巩固吞并辽国之后得来的土地,他们对跨过黄河,跨国长江来灭亡南宋,缺少迫切性和必要性。因为就算花大力气真的能把南宋灭了,以当时金人的数量,也还是要在南方扶植一个傀儡皇帝,然后每年给自己上交岁贡。如果能和南宋和谈,不用流血而能捞到同样多的好处,那自然是上上策。

此前多次名义上的宋金战争,实际上只是南宋和刘齐政权,汉人与汉人内部之间的战争。南宋军队,只有到1137年之后,才有真正意义上的与金兵交锋。双方虽各有胜负,但金国当时是防御性出兵,主要是害怕刘齐政权被南宋灭亡后,伤害到他们的既得利益。一旦岳飞渡过黄河,要全盘夺回故土,金国势必会调动所有人马反扑,而在北方,缺少后援支持的岳家军,面对金国精锐部队,能否再打胜仗,实在很悬。所以宋金双方都有非常大的和谈动机,彼此在前线厮杀只是为了取得更多的谈判主动权。

诡异的是,当初收留秦桧的金国大将完颜昌,由于在金国内部提倡和谈,主动同意把北方部分领土归还南宋,而被新上台的金熙宗视为卖国求荣,最后在欲逃往南宋的路上,被完颜宗弼(金兀术)所杀。由此可见,秦桧能处在赵构领导下,还算是大幸。毕竟和谈这种事,即使对双方都有利,也还是容易为各种因素干扰中断,一不小心就会掉脑袋。而那个一上台就把国内主和派都干掉了的金熙宗在派兵征讨南方无果后,第二年,也终于还是认清了宋金两国,谁也一口气灭不了谁的现状,接受了《绍兴和议》。

岳飞其人

岳飞一开始是靠帮助南宋稳定内乱发家的,所谓内乱,就是指南宋境内的农民动不动就拒绝交粮,武力反抗。宋朝在朝廷官员内部,虽然党争事件屡禁不绝,但所用方式是极其文明的,很少有人因为政治斗争而掉脑袋,但是他们对待拒不履行义务的农民是绝不含糊的。毕竟党争是内部矛盾、路线之争,甚至有的时候,还可以说都是为了国家利益,但农民不交粮,则触犯了他们最根本的利益了,这一点是决不能容忍的。在北宋期间,方腊起义、梁山伯一百零八将等故事,我们都耳熟能详。在南宋,声势浩大一些的,也有王宗石、李敦仁、杨幺起义。其中后两起起义,都是由岳飞领军剿灭的。岳飞自己,虽然也是农民出身,但毕竟已经分属不同阵营,换了任何一个人,都会和他一样做。何况岳飞也知道农民起义,多半都是因为活不下去的原因,所以常常在打垮了对方之后,又把那些起义军中年轻力壮,又不愿回家种田的农民招到自己麾下,改吃官饭。

因此岳飞的军事实力逐渐变得越来越强,打胜仗的概率也越来越大,官衔自然也越升越高,表达欲和炫耀心理也越来越重,常常在暗讽朝廷“尚禽色之乐,多无用之物”,“上无良相,朝乏贤臣”,后来干脆抛出“文臣不爱钱,军人不惜命”的绝对标杆来压迫鄙夷他人。其实岳飞固然可以不贪财,不好色,不惜命,因为他至少还能换得数不尽的赞赏和荣誉——或许在某种意义上,这比金钱、美女、性命更宝贵。如果没有那些凡夫俗子相衬托,又怎么能显得出岳飞的高尚和伟岸以致彪炳史册呢。跟他同时代的其他人,已经不可能做到比他还极端了,跟着他学又能得到什么呢。

就像做好事一样,只有大家都不做好事,而你偏偏一个人坚持做好事,大家才容易给予你认可和尊重,或许一不小心,还能名利双收。如果是大家都在做的好事,也就无所谓好事,也没有人会觉有什么了不起了。难道这世间,还会有不爱钱,不爱色,不惜命,又不是为了求名利之人?那他生来是为了什么?难道和蚂蚁窝中的工蚁一样,生来就是为别的蚂蚁奉献一切的?那他倒确实不适合当人,而应该下辈子改投蚂蚁了。后世的海瑞,或许是从岳飞的成功案例中得到启发,看来不仅做奸臣是一种投机取巧,做忠臣,何尝不需要投机取巧呢。

海瑞和岳飞还有一个共同点,就是视名声比自己的生命还重要,当然,比起别人的生命,那就更重要了。海瑞为了实现“饿死事小,失节事大”的完美品格,活活饿死自己五岁的女儿,博得千古名声,而岳飞为了严肃军纪,对于胆敢搔扰百姓的亲舅舅,也最终是亲自给他做人体解剖。此一大义灭亲之举,竟然常被后世岳飞粉丝所溢美。
《三朝会盟汇编》关于此事有记载如下:
有百姓诉其舅姚某搔扰,飞白其母,责之曰:“舅所为如此,有累於飞。飞能容,恐军情与军法不能容。”母亦苦劝而止。他日,飞与兵官押马,舅亦同徒刑。舅出飞马前而驰约数十步,引弓满,回身射飞,**鞍鞒。飞邓马逐舅,擒下马。令王贵、张宪捉其手,自取佩刀,破其心,然後碎割之。归白其母,母曰:“我锺爱此弟,何遽如此?”飞曰:“若一箭或上或下,则飞死矣。为舅所杀,母虽欲一日安,不可得也。所以中鞍鞒者,乃天相飞也。今日不杀舅,他日必为舅所害,故不如杀之。”
也不知道他舅舅到底是如何搔扰了百姓,但这种事裙带关系惹祸的事,确实是常常发生的,善于治军如岳飞者,自然懂得把这种坏事变成好事。这一招也常常为后世治军之将所学,《李宗仁回忆录》里曾记载着一个他的一个治军故事:有次一个士兵被当地农民拖到李将军面前告状,说那个士兵偷了他一件东西。士兵坚决不承认。李决定要严惩他,该士兵大恐,用同乡之谊来请求从轻发落。李见是同乡,更决定杀一儆百。于是,在全军面前,枪毙了他。从此军纪肃然。当然,李宗仁到暮年后,一直为此事不安,豪气干云的岳飞,大概这种治军之术运用纯熟,已经完全不会有心理障碍吧。

岳飞追求成为一个道德完人的事,还不仅仅是这点,为岳飞生下了岳云、岳雷两个儿子的刘氏,在岳飞跟随大军南遁之后,身处沦陷区的她竟然不耐贫寒,改嫁他人。后来韩世忠意外帮他找回了刘氏,被岳飞坚决拒绝了,对比一下赵构——生母韦氏已经被金大将凌辱并生下两个儿子了,他竟然也还要接回来,岳飞在道德上的苛求,实在是无人可及。

秦桧在为人方面几乎就完全是岳飞的反面,岳飞爱惜羽毛,纤尘不染,视个人名声为最高价值,秦桧对待名声问题处理灵活,在年轻的时候往上爬的时候懂得捞取忠义之名,在成了国之栋梁的时候知道不为虚名羁绊,从实用出发。岳飞脾气暴躁,性格耿直,逢人都是一本正经,言必称忠义,酒后曾痛殴过赵秉渊,还被告状到赵构耳中,在军中也鞭打过岳云、任士安,以及最后帮助把他送上了黄泉路的爱将王贵,在朝廷中缺少人缘,即使是朝中第一大将韩世忠也对他也颇有微词,位在其上的张俊干脆就一手促成了对岳飞的陷害;而秦桧则虽然老谋深算,但平常都是嘻嘻哈哈,跟朝廷众臣关系都不错,很多人官员都乐于巴结他,即使有些与其政见不同的主战派,对他也是赞誉有加。岳飞不怕流血不惜性命,跟20世纪的巴顿一样,把沙场裹尸视为自己的宿命,平生也别无所好,征战杀敌,立定战功是唯一兴趣;秦桧虽然也主战过,也在金人立张邦昌为帝的时候冒着生命危险站出来抗议过,但大体上应该还是贪生怕死之辈,秦桧后来所为,都是建立在人都怕死的逻辑上,所以他自己才深知那些儒生文人鼓动天下人皆不畏死地保家卫国,完全是一种异想天开和脑袋进水,秦桧的生活兴趣广泛,一生酷爱古玩字画,平时喜欢自己吟诗作对自夸,更喜欢接受官员作诗制表吹捧他。岳飞极其注重孝道,在北伐关头,岳母去世,他也毅然决定先守孝丁忧三年再说,连赵构亲笔写信求他也没用,只有最后赵构下旨“(岳飞)至今尚未祗受起复恩命。显是属官等并不体国敦请”,“如依前迁延,致再有辞免,其属官等并当远窜”,要把岳家军上上下下的官员全都撤职流放了,他才终于决定放弃尽他的孝道。而反观秦桧,连“不孝有三,无后为大”的孝道都不懂,自己早先有过一个儿子,却因为害怕妻子不高兴,而不敢让对方认祖归宗,只能抱了一个妻兄的私生子做养子。

十一

岳飞的军队,素有不拿群众一针一线的好传统,“冻死不拆屋,饿死不扰民”是岳家军的座右铭。不过实际上,岳家军的军饷待遇,一项比其他的杂牌军好很多,因为当时很多杂牌军,甚至因为军饷发放不及时,就沦落为草寇,或者投降到刘齐政权去了。其实这也是为什么多路人马纷纷强烈要求加入岳家军跟着沾点光的原因,史书上有记载:李道、牛皋等屡次申状岳飞和江南西路安抚制置大使赵鼎,“乞听岳飞节制”。原来被岳飞狂扁过一顿的赵秉渊,一开始当朝廷准备把赵秉渊调拨给岳飞时,赵秉渊激动地表示宁死也不做他手下,到后来等岳飞的部队待遇越来越好时,赵秉渊又强烈要求归到岳飞部下。

当时的岳家军,或许比呆在其他部队里风险会更大一些,但要知道当时处于乱世,皇帝老儿、贵族大臣的命,也是说丢就丢了,更别提普通老百姓,当时的青壮年,根本没有太多出路,要么是做流民盗匪,要么是从军入伍,要么就只能呆在家里被人劫掠饿个半死了,军队就是一个巨大的铁饭碗,在乱世下,对普通农民老百姓,有着无穷的吸引力,只要参了军,报了国,呆在里面,侥幸没死,生活质量和前途,都会变得更好些。所谓“竖起招兵旗,就有吃粮人”是也。

从最底层的士兵来说,他们并不关心具体参加的是哪个部队,打的是什么仗,只有那些号称要书生报国,投笔从戎的知识分子,才会有些远见,参军之前会找准品牌,第一最好是王师,比如领头者是某某贵胄后裔,多少多少世孙,第二如果是叛军,也要师出有名,最好是清君侧,或“天命所归”才行,第三,如果这两者都不具备,起码该军队要重视知识分子的力量,赶快提携他们做参谋,捞个肥缺,也好绞尽脑汁编出符合前两条的理由来。话说回来,岳家军,在当时简直就相当于现在的公务员或事业单位编制,而且还不设门槛,不需要走后门,所以自然大家鱼贯而入,发展迅速,没几年就发展到十万岳家军了。所谓的“大炮一响,黄金万两”,打仗军纪和指挥固然是第一位的,但是后勤和粮草,才是岳家军战无不胜背后的真正法宝。

一旦打了败仗,污了名声,伸手向朝廷要粮就没那么理直气壮了,“打胜仗,好吃饷”是岳家军士兵们每天都要在心里默念一百遍的口号,也是岳家军的核心利益所在,任何一个士兵胆小怕死,影响士气,都是对其他人生存权利赤裸裸的侵犯。这也就是岳家军之所以能保持强大士气的秘诀所在。因为岳家军每次征战,都是高举“收复河山,迎回二圣”的响亮口号,所以岳家军在军饷供应方面,态度极为坚决,对拖欠军饷行为保持零容忍,朝廷为保证岳家军的后勤供应,往往“以军期责认州县划刷仓库,科敛疲民,公私罄匮”。到月底士兵欢天喜地准备领工资时(即月钱),“不问州郡有无,皆有定额,所桩窠名,曾不能给其额之什二三,自余则一切出于州县之吏临时措画,铢铢而积,仅能充数。一月未毕,而后月之期已迫矣”,时称“病民最甚”。“皆系军兵计日指准,不可稍有欠阙”。岳飞动辄以贻误军机,误了复国大业该当何罪的高帽来吓唬地方官,所以州县官员对农民的搜刮盘剥也只能是毫不手软了,一开始官员还总会耐心的对农民做思想工作,说这一切还不是为了大宋,我们当官的所做的一切还不都是为了你们人民好。到后来,次数多了,他们自己都可能觉得那套说辞不中听了,就再也不做任何解释,碰到农民家中有粮,拿来就是,懒得费那些口舌。所以岳飞军队行军各州县,当地农民见军容整肃,于民间秋毫无犯,还以为岳家军跟那个些征他们粮的穷凶极恶的家伙是两伙人,经常向岳飞哭求能不能顺便帮助灭了他们。

岳家军,在南宋军队中,还要算是最好的。《文献通考》上说“诸将自夸雄豪,刘光世、张俊、吴玠、韩世忠、岳飞,各以成军,雄视海内。廪稍为其所赋,功勋惟其所奏”,几员大将拥兵自重,要多少粮食就给多少,战功说多少就是多少,“将版之禄,多于兵卒之数”,要的俸禄比当兵的人数还要多,“志意盛满,仇疾互生”,彼此之间又骄横生隙,朝廷很难控制。

而且军人集团的利益,和国家和民族并不完全一致。在有些时候,还会形成截然相反的立场。军人最大的梦想,就是军功卓著,而要得军功,则需要不停的打仗,如果跟北方游牧民族一样,可以以战养战,倒也可以越战越强,这也就是为什么游牧民族对农耕民族,普遍有战略上的优势。而一个农耕民族,对外开战不但将耗费大量青壮年劳动力,其军粮物资的巨大需要,也会是压在黎民百姓身上的沉重负担。由于将领参与一场战争本身几乎不承担任何代价,胜了则大部分收益归自己,败了,只要兵权还在握,朝廷也不敢轻易动他,万一惨败,回朝有性命风险,身处乱世,也还可以选择做流寇或投降敌人。

所以从经济学上讲,这是严重的收益和风险不成正比。所以军人通过扩大战争来最大化自己的利益几乎是必然之举,历朝历代都是如此。即使在太平年代,军人集团中的活跃分子,内心都难会渴望着发生什么才好,“沧海横流方显英雄本色”,世道越乱,越能给自己机会以拯救苍生,名满天下。而在本来就处于国仇家恨的战乱时期,表面上的冠冕堂皇之词,更是绝好的帮助掩饰了军人们的真实动机。这也就是为什么在伊拉克和阿富汗地区,最舍不得美帝国主义军队走的人是谁?当然是基地组织和本拉登。

后来在《绍兴和议》签订之后,南宋驻扎在边防上的一些将领,不堪忍受朝廷和平妥协的策略,经常组织义士悄悄潜入北方,进行地下革命工作,屡次被毫无爱国心的北方农民举报到金人那里去,害得南宋朝廷甚为惊骇,赵构每每听到他的爱国将领给他捅这么大篓子就整晚整晚的失眠,这多少也帮助他下了诛岳飞、杀一儆百的决心。

十二

罗素称古代中国是一个强大到不想去侵略别国的国家,其实并不全对,古代中国还是一个弱小到不想去反抗别国的国家——只要你比他强大。为什么会如此?因为中国古代的地主,外加文人墨客,知识分子,绝大部分都是热爱和平的,只要自己百亩田尚在,仆人佃农也还都在自己管控之下,其他的小事,比如当今皇家姓甚名谁,本族外族,其实并没那么重要。古往今来,真正让封建卫道士们害怕的并不是篡位本身,而是这种行为带来的后果暨不确定性。

这也就是为什么鲁迅说中国古代“外寇来了,暂一震动,终于请他作主子,在他的刀斧下修补老例;内寇来了,也暂一震动,终于请他做主子。”民间地主、知识分子,之所以推崇儒教的三纲五常,其实并不是视之为一种信仰,而是一种手段。不论是开疆拓土,东征西讨、还是收复中原,没有一样是地主会真心支持的,因为这些事跟他们毫不相关,他们希望的仅仅是一只部队,能维持现状,保护他们已有的利益不受侵害。

宋金交战时,大部分地主,都很清楚双方的力量对比,没几个人会希望战争旷日持久,最好的方案,莫过于和谈,南北维持现状。那些少数民间知识分子,跳出来表态要支持“收复河山,迎回二圣”,也并不是他们不懂的自身利益点所在,只是看到其他人都做沉默大多数,自己可以跳出来慷慨陈词,占据道德的制高点,说一些空话套话,满足于自己救国救民,指点江山的自我幻象中。

至于农民,对于是支持议和,还是继续开战,简直就是不言自明的,南宋初期,由于立足未稳,各种重建工作耗费巨大,赋税比率极重,农民不堪其负。到绍兴和议签订之时,几乎已处于崩溃的边缘,南宋的四种官方赋税中,就有两种是作为军费支出开征的,(月桩钱和版帐钱),加上当时各个将领任意加编,私募军队,赋税日重,大部分农民都更情愿去参军,而不是种田,这又进一步加大了农民的负荷。岳家军从一开始成立的三万人,迅速扩充到十万之多,如果后续要继续深入到北方作战的话,军队人数则还需要进一步暴涨。除非你相信岳珂给他爷爷编的朱仙镇一役,500背嵬精兵大破十余万金军的神话。

农民在当时,往往缺少话语权,但是他们会用脚投票,当时南渡北逃的人都不少,互相都会权衡哪个地方更适合生存。统治者对于农民来说,断不是什么拯救者,而只是强奸者,古代人对妇女灌输的道德教育就是如此:因为我之前强奸过你,所以你为了保持你对我的忠贞,你不应该再让别人强奸。农民可不吃这套,反正无论在那里做农民,都得受统治阶级盘剥,供谁都是供,只要哪一方安定点,苛捐杂税少点,他们就往哪逃。当然也有极端的,不堪重税了,则揭竿起义,公然反抗朝廷。光是岳飞负责平定的就有好几起。所以南北双方能解甲休兵,对于农民来说,是天大的好消息,至于说农民听说岳飞被杀了,嚎啕大哭,实在是匪夷所思,难道一个农民会整天不关心自己田里的收成和要上交的粮食,而是关心河山有没有收复,二圣有没有迎回来?明清大儒黄宗羲和顾炎武对此问题有过精准的论述:国家兴亡,肉食者谋之,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国家兴亡,朝代更迭,是当权者需要考虑的事,只有到了天下大乱,人杀人,人吃人的地步时,匹夫才也有责任。不过由于黄宗羲和顾炎武两个人都领导过抗清战争,失败了竟然没有去死,在很多人眼里,已经是不义之人了,说出来的话,自然不再有分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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