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府丑闻:卫生专家举报中共高层失职致艾滋病爆发

11月28日,在”世界艾滋病日”前夕,北京爱知行发布原中国健康教育研究所所长直接致信胡锦涛,揭露河南”血浆经济”引爆的中国艾滋疫情、剑指现任中共高层的李长春和李克强,在任职河南时严重失职、中国当局刻意隐瞒真实的艾滋疫情并对艾滋病维权人士进行打压

  连续发出的举报信和公开信

  78岁的原中国健康教育研究所所长、中国健康教育协会会长陈秉中发出公开信,向胡锦涛直接陈情中国艾滋病疫情的严重性,要求惩处责任官员,主要是现任中共常委的李长春和李克强。

  早在2010年9月,曾向中纪委监察部举报中心举报,当时的文章题目是《导致艾滋病在中原大地暴发流行的血祸责任者难辞其咎》,共有四万余字。

  文章指出河南”血浆经济”最大的获利者和受害者、始作俑者是何人。河南因”污血案”致艾滋疫情爆发并蔓延至全国其他省份,文章也揭露当局对艾滋病患者家庭救助不利的不负责任态度并打压艾滋维权人士。其中直接指出时任河南省领导的李长春在当地推行”血浆经济”,导致艾滋病暴发,但此举报在当时未被受理。

  其后陈秉中教授又曾致信胡锦涛、温家宝,未有当局回应,及至11月28日,陈教授发出公开信,将他在公共卫生部门调研了解到的中国艾滋病疫情等情况公之于众,强烈要求中国当局严惩”血祸”最主要的责任人并给予艾滋病患者救助和赔偿。

  李长春,1990至1997年在河南省任职;李克强,1998至2004年任职河南,后二人都进入高层的核心;李长春任职期间河南省政府九十年代推行”血浆经济”造成上百万人感染艾滋病毒、数万人因此死亡,李长春时代的河南和李克强时代的河南,当局皆刻意隐瞒疫情,又成为艾滋疫情一发不可收拾传播至全国其它地方的原因,相关官员并没有因此受到惩处,而抗击艾滋病的高耀洁、王淑平 等人却屡遭打压,被迫远走国外。

  我不能把艾滋病疫情的真相带到棺材里

  德国之声记者在获悉陈秉中教授发出公开信后,电话专访了陈教授。以下是记者与他交流的全部内容

  记者:”您今天为什么要发出这封公开信?”

  陈秉中:我9月1日写过一封举报信,从那个材料当中你会看到问题是非常严重的, 世界上再也没有比中国更严重的艾滋疫情了,而这样的疫情,当时河南的省委书记和省长却没有受到任何处理,目前河南很多艾滋病患者被迫上访,处境非常悲惨,政府根本不管他们的死活,看到这里我觉得从良心上过不去, 我收集这些材料已经有好几年,今年六月才写成,作为一个中国人我应该站出来,替受害者说话和请命。我觉得我应该把这些情况反映给当局,所以今年9月1号我给中纪委写了举报信,10月13日再次致信胡锦涛、温家宝等四位领导人,都没有回应,在这种情况下我觉得我再给他们写信没什么用了,因此我写了这封公开信,把这一切向全世界公布,以期给中国政府形成压力,看他怎么办?我掌握的这些事实是确凿的,我有把握我所说的都是事实。

  记者:”河南当时推行的血浆经济引爆中国的艾滋疫情,您对官方刻意隐瞒怎么看?”

  陈秉中:”他们是有意掩盖,他们对现在到北京上访的艾滋病患者打压报复,象这次河南的田喜,因为输血感染已经上访六年,政府都不给解决任何问题,还找借口对他治罪,他们不但在艾滋病领域掩盖实情,象赵连海案也是这样。我也把这些都写出来。第一步是揭露这两个高官,他们是负主要责任的,他们有意隐瞒,如果在其他国家发生这样的事情,他们早该被撤职。可中国官官相卫,还给他们提拔起来,还进入国家最高决策层,这很奇怪,他们掩盖事实,我要把这些都揭出来。”

  记者:”您也知道很多人因此受到中共的压力,您想过您会遇到很大的压力或迫害吗”

  陈秉中:”对我来说,风险性是非常大的,高耀洁受到迫害,已经移居国外,我是不能离开这里的,我也不怕,顶多就是一个死,而且我现在也是肝癌晚期患者,趁着我还有点体力的时候,我要把我想说的话全说出来,不要把这些都带到棺材里。如果那样是非常遗憾的。所以我最后可能受到怎样的压力,我也不得而知,我也无法防备,如果有人想追杀我,我虽毫无反抗之力,但我不去管这些,我目前就要这么做,我现在生死都不怕、置之度外了,如果为了自己的安全,那除非你什么都不要做,也不要举报,那活着还有什么意义”

  记者:”您对现在中国公共卫生系统的官员怎么看,中国公共卫生事件频发,他们基本不说真话,有很多失职”

  陈秉中:”他们已经是利益集团了,他们心里都明白,就是不敢说话,也不愿意说话。现在中国负责抗艾的官员是李克强,我这次公开信里主要提的是他和李长春,让一个罪魁祸首来管艾滋病,中国的防治艾滋病工作怎么会有起色呢!他敢接见来自河南的到北京告状的艾滋病患者吗?他道歉吗?不会!他的官当得还很好,因为他的上边也在保护他,在这个信里我这次并没有写到这一步,我下一步再说。”

  记者:”您知道这次又有六十多位河南的艾滋病患者和家属代表来上访吗?另外还有上海生物制药所八因子污染案的二十多位艾滋病患代表来京,您想向他们了解一些情况或想对他们说些什么吗?

  陈秉中:”我知道上生所那个案件,这次这么多人来,中国这边管制厉害我没法传出文件,如果你方便的话帮我把我9月1号那份举报信和这次的公开信发给他们,让他们知道,北京也有人在支持他们替他们说话,他们不是孤立的。光靠他们自己上访力量也很薄弱,我这样也算帮一把吧,只要大家互动起来,还有点希望。”

  记者:”您如果受到很大的压力,又听说您的孩子们都在国外,您会不会也选择到国外”

  陈秉中:”我的女儿在华盛顿大学医学院,双博士,我的儿子也在美国,双硕士,但我不想去国外,一是我的身体原因,二是这事我得做,我就活也活在北京,死也死在这儿了,我做这事,现在就我老伴儿非常支持我,也担心我。”

  记者:”您作为一位公共卫生专家,对中国抗击艾滋病的未来还有什么愿望吗?”

  陈秉中:”政府应该马上出面,对河南的或其他地方的艾滋病患者给予关心、救助和陪偿。中国政府不能造成艾滋病高发的恶果然后不负责任,中国政府不能再让他们到处上访,叫苦连天了,要解决问题。”

附:陈秉中致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胡锦涛的公开信:

  我的姓名是陈秉中, 男性,现年78岁, 1953年入党。退休前我的职务是中国健康教育研究所所长、中国健康教育协会副会长、北京医科大学兼职教授。

  我曾于今年9月1日以文题是《导致艾滋病在中原大地暴发流行的血祸责任者难辞其咎》 向中纪委监察部举报中心进行举报,但未被受理。之后我又于今年10月13日仍以文题是《导致艾滋病在中原大地暴发流行的血祸责任者难辞其咎》向胡锦涛总书 记、 吴邦国委员长、 温家宝总理和贺国强纪委书记四位党和国家领导人进行举报,也未获结果。在两次举报未果的情况下,由于此举事关重大又投诉无门,故只能冒昧地以公开信的形式 向总书记直接举报”告御状”了。我本次仍以《导致艾滋病在中原大地暴发流行的血祸责任者难辞其咎》一文再次进行举报。文中所有材料,可以说是查有实据,所 言非虚,而且文责自负。

  关于《导致艾滋病在中原大地暴发流行的血祸责任者难辞其咎》这一材料,是我经过多年的资料积累潜心撰写而成,原来 的目的是分送给相关专家学者和有关媒体,以期引起各有关方面对这一问题的高度关注和求得一个公平公正的结论。现在看来,这样做是很难达到预期的目的,故产 生了向总书记进行举报的动机,这可能是我最佳的投诉选择。

  我举报的河南省”血浆经济”案件问题的严重性,无论从灾难的规模之大、殃及范围 之广、受伤害人数之巨以及灾难造成的深远影响而言,比”毒奶粉事件”和”非典事件(SARS)”都要严重好多倍,而且比我国任何一次矿难和火灾造成的灾害 都要严重得多。这一事件导致至少有数万甚至10万以上纯朴农民感染艾滋病毒和至少有一万多感染者因艾滋病命丧黄泉,是当代令全球最受关切的一起十分严重的 公共卫生事件。”毒奶粉事件”公开处理了,”非典事件”在国内外的压力下也公开处理了,唯独比上述两起事件都严重得多的河南省污血案事件却拖到今天也没有 对事件负有罪责和和严重过失的相关人员进行处理,特别是当时先后在河南省主政的两位高官,在没有进行任何问责和司法追究的情况下,竟然平步青云、一路升 迁,而且还堂而皇之地进入了党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这个党和国家的最高决策机构,其中一位竟在党的16、17连续两届的代表大会上当选为政治局常委。这种极不 寻常的耐人寻味的景况,着实令人匪夷所思。

  1980年代法国曾发生震惊世界的因为输了被艾滋病毒污染的血液导致数千名患者感染艾滋病毒和 数百名患者因艾滋病死亡的事件,但法国司法部门对事件责任者进行了公开判决,时任的法国总理和卫生部长均坐在庭审的被告席上。相比之下,我国河南省污血案 事件的严重性,要比法国的污血案严重多了。然而对河南污血案的责任者,特别是目前仍然身居党和国家最高决策层的二位”官高爵显”的官员,不但没有进行任何 追究,反而委予重任,这是令人无法理解的。还应值得一提的是,这二位高官从事件发生后就一直采取欺上瞒下的手段隐瞒疫情,欺骗舆论,而且对河南省最早站出 来揭露这一事件有”中国抗艾第一人”之称的高耀洁医生百般进行迫害。同时,对站出来不断揭发这一事件的原中国健康教育研究所万延海也百般进行迫害。这就构 成了既对河南省污血案负有罪责又压制打击对他们的举报者,可以说是错上加错、双罪叠加,对此,怎么能一味袒护,百般包庇,不了了之?!

  关 于在河南省发生的骇人听闻被称之为”血浆经济”的污血案事件,发生的背景和事件的严重性,我在《导致艾滋病在中原大地暴发流行的血祸责任者难辞其咎》一文 中,以大量事实记述了事件的来龙去脉和导致的严重后果。我所揭露的只不过是冰山一角,而实际情况则远比我所披露的要严重得多。如果我的举报与事实不符,我 甘愿以诽谤和诬蔑罪接受审判;如果我的举报属实,那么对河南省污血案事件负有罪责的二位高官应进行公开和公正的审理。在对这一事件进行审理之前应由国家成 立调查组对事件进行深入调查,这个调查组内应有病毒学领域中从事艾滋病病毒研究和防治艾滋病的专家以及流行病学专家参加,以确保案件调查和审理的公正性。

  疫 情就是火情。疫情火情就是命令。及时和真实的疫情报告,是有效揭制疫情发展的关键性因素。疫情报告每拖延一分钟,都有可能造成难以弥补的损失。就疫情的重 要性而言,瞒报疫情本身就是犯罪,何况疫情瞒报又常常导致重大灾难的发生。对此,任何国家都是零容忍。可是我国一而再三地发生谎报灾情的恶劣事件,并且已 成为一些事故责任者欺世盗名的惯用手段而屡禁不绝。河南省这种被称之为 “血浆经济”的骇人听闻的案件,于1980年代末至1990年代初就已初露倪端。1992-1993年是”血浆经济”在河南省大发展的”全盛”时期。这样 人命关天的严重疫情,河南省当局和我国主流媒体始终没有向全国公开报道和披露,而是一味掩盖,集体”沉默”,而且亦不顾国际机构的警告,因而错失了一次次 化险为夷的有利时机,以致酝成极其严重的无法挽回的后果。这种有意隐瞒疫情的真实性而导致一大批生命如花的青壮年农民感染艾滋病严重后果的行为,是绝对不 可宽恕的。对于事到如今已欠了近20个年头的”巨额大债”,至今仍然采取官官相护、视而不见的回避态度,让受害者今天仍然走在讨”说法”的漫漫路上,甚至 对受害者,特别是对死者连一句致歉的话都没有,这未免有失政治家风度。这样对待重大灾难怎能向国人特别是众多受害者交待?!数万乃至十数万受害者的悲惨命 运竟然憾动不了有严重历史污点的一二位高官,还有什么公平公正可言,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在这里岂非成了一句空话。冤有头,债有主,欠帐总是要还的。躲过初 一,躲不过十五。获得一个令人信得过的公平、公正、透明的结论,是众多受害者理所当然的司法追求。

  我此次举报对我个人来说,因为涉及党和 国家决策层两位高官,可以说是是一次风险极大的铤而走险的行动,很容易遭遇”小人”的算计和背后”追杀”,对于这一点我是毫无防范手段的,只能听天由命 了。但对于我这个已是风烛残年、朝不保夕、病入膏肓、完全靠药物维持生命的肝癌晚期患者,并已有57年中共党龄的人来说,我宁愿在为公平、正义和捍卫人权 的斗争中战死,也不愿靠药物维持生命苟且偷安病死。也就是: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决心为众多因污血案事件的受害者请命,向不诚实守信、很难称得上是正 人君子、又身居高位的人挑战,以我的生命为良心作证。这也可以说是我人生走向尽头的最后一次奏疏。不成功,便成仁。

  衷心期待我的举报能获得总书记的重视和躬亲,以求迟迟未予审理的河南省污血案能早日划上一个圆满句号,以此告慰在污血案事件中长眠地下的亡灵。

  此致敬礼!

  原中国健康教育研究所所长

  原中国健康教育协会副会长 陈秉中

  原北京医科大学 兼职教授

  2010年11月 2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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