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季冰:真正需要警惕的是对通胀的不当应对

刚刚过去的两个星期里,“抑制通货膨胀”突然成了各级政府当下压倒一切的首要任务及媒体的核心关切。通过这个事例,中国政府全方位的社会动员和控制能力再一次给人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11月16日的央视新闻里,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在广州一家超市里发表讲话,突显了政府对食品价格不断上涨的担忧。翌日,温家宝亲自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确定了稳定物价的多项政策措施,如确保市场供应、完善补贴制度、增强旨在改善价格环境的调控针对性和加强市场秩序监管等。这次会议首次提出的“必要时将对重要的生活必需品和生产资料实行价格临时干预”,成为国内外媒体广为关注的焦点。到11月20日,国务院办公厅通过中国政府网发布了《国务院关于稳定消费价格总水平保障群众基本生活的通知》,要求各地和有关部门及时采取16项措施,进一步做好价格调控监管工作,其中包括引人注目的“米袋子”省长负责制和“菜篮子”市长负责制以及建立市场价格调控部际联席会议制度等。第二天,新华社全文发布上述“国16条”,在接下来的这几天里,发改委、财政部、铁道部、农业部、商务部、工商总局和国家粮食局等国务院各相关部门以及各级地方政府紧锣密鼓地表态,将会打出政策“组合圈”,遏制消费价格上涨。如我们常见的,它们无不对保持价格稳定表示出了十足的信心……

大量历史经验告诉我们,恶性通货膨胀会对经济社会的健康运行造成严重冲击,甚至直接威胁社会稳定。从不久前公布的一系列数据来看,10月份中国CPI指数高达4.4%,不仅在9月份3.6%的基础上继续急剧攀升,而且已创出连续25个月新高,也远高于全年3%的政府调控目标。尤为令人担忧的是,在这一波的通胀势头中,与普通老百姓日常生活息息相关的食品价格的猛烈上涨既是先导,又占据了最大权重。数据同时显示,10月份食品涨幅达10.1%;而新华社的一篇报道还指出,仅11月上旬,在全国36座城市,包括白菜、黄瓜和土豆在内18种主要蔬菜的平均价格就较去年同期猛涨了62.4%。由此来看,政府和社会舆论对通胀的强烈忧虑以及想要采取(呼吁)有力措施加以遏止,非但是完全可以理解的,还是政府和媒体的责任所在。从某种程度上说,现在才把通胀真正当回事,恐怕已经有些晚了。

然而,更多的历史经验还告诉我们,相对于通货膨胀本身而言,政府对它的不恰当应对很可能会对经济和社会造成更大的危害。

就拿眼下各级政府蓄势待发的价格管制冲动来说,我们就看不到其中有任何合理性。在市场经济体制里,价格是反应一种商品供求关系的最直接信号,它显示了在当下的各种综合因素条件下,资源朝何种方向去配置能够产生最大的效率。当然,资源的最有效配置从来就不等于价值层面的合理性,但要促进后者,我们也只能采取顺应市场规律的手段。否则,不但效果往往适得其反,还一定会产生严重的副作用和后遗症。经济学理论和经济实践一再表明,政府对某一商品实行最高限价,结果一定是造成该商品的供应短缺以及由此而生的猖獗黑市。如果政府决心不惜一切代价贯彻它的限价政策,那么它就必然要投入无数的人力物力去打击黑市和查处“囤积居奇”。然而,它们都是注定无望成功的。因为最高限价实际上是在明确地告诉本来想要从事这种短缺商品的生产以期从中获利的生产者:这么做是无利可图的!从而进一步抑制这种商品未来的市场供应。而且,鉴于中国经济的对内对外开放程度已相当高,一方面,在全球市场同类商品价格上涨的前提下,在国内实行限价几乎还等于以低价拿本国本来就短缺的商品去补贴外国;另一方面,它又毫无疑问会激起国内不同省区市之间限制短缺商品流通的与邻为壑的保护主义地方政策——如果玉米的市场价格是1块钱一斤,并且看趋势还要猛涨,而国家规定只准卖8毛,我实在想象不出河南省有什么理由不把本省出产的玉米高价卖到东京去而偏要赔本卖给北京?……无数活生生的事实告诉我们:政府对价格进行直接干预,几乎总是加剧了价格的上涨及波动!事实上,仅仅因为对中国抑制通胀政策不确定性的担忧,国内国际期货市场上的绝大多数大宗商品的价格近几日已经出现了惊心动魄的剧烈起落。

至于眼下许多媒体热衷于宣扬的所谓中间环节投机加价及销售商囤积居奇,依我看来,在一个进出自由的充分竞争市场(食品就是中国目前最典型的充分竞争市场之一),生产者(销售者)要想长久维持价格串通以牟取暴利,几乎是不可能的,因为一个市场内的垄断暴利一定会诱使“后来者”源源不断地加入到这个市场里来。相反,只有与政府行政力量相勾结或本身就是由政府直接保驾护航的行政性垄断(通过“审批”、“牌照”等行政手段限制那些潜在的“后来”竞争者),如当前中国的金融、通信、能源等行业才能做到这一点。

除了上述这些直接的价格管制以外,政府可能作出的对通胀的错误应对还有许多,例如出于一时之需重拾许多计划经济的手段,限制一些本已基本实现市场化的领域里上马(或下马)新的生产能力,或者政府干脆直接去从事一些短缺商品的生产等等……考虑到中国特有的与行政权力紧密关联的无数国有企业以及不在官方税收和统计覆盖之内的庞大的“地下经济”,政府应对通胀的不当举措往往便会比在成熟市场经济国家引起更加复杂和有害的现实后果和连锁效应。而在我们所有的担心中,最值得警惕的,是一些地方政府及政府部门打着治理通胀的旗号大规模干预市场自由交易、直接插手微观领域的经济活动——对于许多执行部门和官员而言,这里面巨大的寻租空间的诱惑实在是难以抵挡的。而这一切,都将严重动摇正在艰难成长中的原本就十分脆弱的市场经济的基础。

还有一些并不那么直接的物价干预的不恰当政策,这里不妨把话题稍微扯得远一点。近年来,有关建设国家储备体系的呼声越来越高,从贵金属到粮食,再到食糖、棉花……似乎需要由国家来储备的重要战略物资越来越多。而伴随着储备物资的涵盖面日益广泛,一种错误的观点也甚嚣尘上。根据这种观点,国家储备体系的目标似乎不应仅局限于对一些国家认为至关重要的战略物资的“储备”(本质上就是储存),还应当起到平抑市场价格的作用。据说,国家可以通过对事关老百姓基本生活的商品和物资(如比方说棉花)进行“高抛低吸”的市场操作,从而实现上述目标。这种想法表面上看起来相当符合市场规律,但在我看来,它不过是一种以计划经济手段去操办市场经济的注定要失败的企图而已。我们只需稍加深入思索就会发现,成功的“高抛低吸”是建立在一个大有问题的预设前提之上的,即国家事先知道一种商品(物资)的价格在一段时期内维持在怎样的区间内才是“合理”的。注意,这里的“合理价格”应当是指正确地反映了供求关系的市场交易价格,而非国家认为它卖多少钱才对国民经济和人民生活最有益。如果不是这样,那么国家的干预是不可能成功的,因为市场经济体制本身早就决定了商品价格不应该受到国家(或任何其他个人和组织)意愿的控制,否则便回到计划经济了。但事实上,只要不处于垄断状态、不通过内线交易,国家其实也像炒股票的个人或机构一样,它根本无从先知先觉“合理”的市场价格。因此,在我看来,把大量的金钱和资源托付给国家储备局的少数几个官员,指望他们的市场判断能力帮助我们平抑物价,无异于把把毕生积蓄交给证券中介商并指望他只赚不赔。何况,证券中介商在为我们打理投资事务时还有自身利益挂钩的激励,国储局的干部就得全凭他们身上的共产党员党性和公仆精神了。我这么说并不是指国家储备体系不应该搞,但我认为它必须回归“储备”(储藏)这一简单功能,且它的覆盖面应当少而又少,依靠它来平抑物价实在是一种天真的一相情愿,近年来国储系统内时有发生的重大操作失误、巨额损失乃至贪污腐败的事例难道还不能让我们看清这个简单事实吗?

诚然,一个负责任的政府绝不会坐视凶猛的通胀造成老百姓的生活困难,也不会听任长期的实际负利率蚕食老百姓的家庭资产。然而,我们需要一再强调,真正有效的应对必须是那些符合市场经济原则、顺应市场力量的明智之举。

乍看之下,当前中国的通胀显然是由食品价格上涨驱动的,然而这只是表面的假象而已。为了应对2008年夏席卷全球的金融危机,中国政府在过去两年多里动用了超常规的财政和货币政策,继去年新增贷款10万亿元以后,今年全年银行新增贷款目前看来势必将突破7.5万亿元的年初计划,加之美元超发引发的全球流动性泛滥,归根结底,这次来势汹汹的通货膨胀,主要是钱太多惹的祸。

因此,从宏观上看,只有在未来相当长一段时间内有效收缩货币发行,才能从根本上起到遏制通胀的作用。一个月来,央行先是在事隔34个月之后果断宣布加息,后又在短短9天里连续两次上调存款准备金率,显然是一个正确的开端。预计未来货币政策还将持续收紧,今年内再度加息的可能性亦在增加。但是,货币政策的信号传导到消费物价是存在迟滞效应的。随着国际粮食市场的波动,从现在一直到明年中,中国的通货膨胀水平将令人不安地继续上升,现在看来已是不可避免。从微观上看,采取有效措施扩大供给,才能扭转市场对未来的强烈通胀预期,进而引导物价回归稳定。这可能对抑制通胀的作用更加直接。在这方面,下一步应该做的不仅不是加大管制,而恰恰是进一步放松管制,破除国有行政垄断,让更多民营资本参与到资源、原材料及敏感生产资料的市场竞争中去。同时,还可以通过关税调整等办法鼓励居民到国外去消费,鼓励企业进行全球投资,这种向外输出流动性实际上等于向内引进了有效供给。此外,对于因消费价格上涨而发生生活困难的一部分低收入人群,各地政府可以采用临时性现金补贴的办法,助其度过难关。

上述这些符合市场经济规律、顺应市场力量的政策举措一方面能够真正有效地发挥遏制通胀的短期功效,另一方面还能对中国未来的经济转型和结构调整奠定长期的有益基础。

最后我还想要指出一个重要的原则: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政府对物价的宏观调控,其目标只能是使某些关系到老百姓日常生活的生活必需品的价格在一定的时间段内不致大起大落,使其波动尽量平滑,而绝不能给任何一种商品的价格涨跌设置具体的定量目标。换句话说,政府在其施政目标中可以提出“全年CPI指数力争控制在3%(比如说)以内”,但绝不能提出“面粉价格必须控制在每公斤3元以下”之类计划经济的指标。

今天的中国人吃得、穿得和行得(甚至住得)无疑比30年前要好得多,一个显而易见的事实是:这并不是靠政府更多地“管”出来的,正是政府“管”得越来越少,才有了今天的繁荣。而教育、医疗、住房等政府仍然不停地在“管”的那些领域,恰恰是老百姓的不满呼声最集中和最强烈的。这个简单的道理也同样适用于当前我们面对的棘手的通货膨胀问题。

初写于2010年11月21日,修改于2010年11月22日。文章中的一部分系我应约为《南方都市报》所撰之该报2010年11月22日社评(标题为《顺应市场力量,应对通货膨胀》,链接;全文经删节发表于2010年11月29日出版的《经济观察报》(标题为《遏制通胀小心开错药方》,链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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