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瑜:政治是个柴米油盐、衣食住行的东西

凤凰网读书:各位好,谢谢大家来参加凤凰网读书会和单向街沙龙。请到刘瑜老师也特别不容易,她很低调,归国后的首次露面就是现在了。今天这样爆满的场面也只是网络报名中一千多人里的三分之一,大家都满怀期待。

刘瑜:非常感谢大家这么远赶来,站在这么一个拥挤的空间里。其实我一开始不是特别想来参加这种活动,两个原因,一是我不特别擅长演讲,相比演讲,我可能更擅长写东西。

另一个原因是以前写东西有编辑帮着把关,不用很担心说话走火。我刚回国才两个月,不想太快得变成一个惹人注意的词。比较幸运的是刘军宁老师和许知远同学愿意来陪我承受这个压力。刘军宁老师,我们都是读他的书,书步入中年吧,受益匪浅。今天他可能就这个话题也有很多东西跟我们分享。

今天我们的主题是“作为生活经验的政治”,我之所以选择这个题目,除了它比较好讲以外,还因为在我们当代的中国谈论政治经常有两个误区。一个是把政治作为一种高层的精英活动来看待,就是党中央要开什么会了,领导人又接见谁了。所以小时候老师给学生写评语的时候,一般第一段总是会写你的政治思想状况。老师们特别爱写某某同学特别关心国家大事,经常阅读《人民日报》,观看新闻联播等等这样的。

凡是这种视角都是把政治作为一个高高在上的东西,而没有把它看作是渗透包围着我们的柴米油盐的生活。像我们这代更是这样。你们在座的很多80后也许经历这种东西少一点,但我们在饭局上经常会看见有人特别振奋的窃窃私语“国家问题”。大家看我们的政治史实际上就是一个宫廷八卦史,弘历亲信了一个小人,这个朝廷就完了。这样一种认识历史、认识政治的方式,是一个误区。

另外一个误区是把政治看作一种纯粹概念性的、理论性的、漂浮的东西,不去追求你同伴的判断。一些概念性的东西到底有没有现实经验的论据支持,这也是很常见的一个状况。讲到这一点,我就想起前一段许知远同学跟我交流他和另外两个所谓新左派前辈的对话。像许知远肯定和那些新左派发生一些辩论。他跟我说辩论到最后,那两位新左派的前辈就会说你为什么会中自由主义的毒呢,你读书太少了,读书只读到了19世纪的西方政治思想史,没有往下读。你如果往下读就会意识到美国的民主是虚伪的资产阶级民主等等。

我当时听了这个话印象挺深刻,后来我就在想如果是我在那里可能不会这样跟他们辩论。这两个新左派的前辈里面有一个还是在美国著名的大学教社会科学的,跟他比阅读量是比不过他的。你跟他讲哈耶克,他会给你讲福柯;你跟他讲福柯,他跟你讲德里达;你跟他讲德里达,他跟你讲德勒斯。就是说你是不可能真正地辩论过他。如果我在那里我不会这样去跟他辩论,如果你跟我讲福柯说过什么,我可能会跟你讲我二舅说过什么;你跟我讲德里达说了什么,我可能会跟你讲我表弟身上发生的故事。我的意思是当他企图不断地想把你往理论的高峰推的时候,你要不断地把他拉回到现实当中来,这是我们讨论政治的一个正确的思路和方法。否则他那种思路在我看来实际上是刻舟求剑。如果我们把西方的学者的名字刻在船上去找那把剑,实际上我们是找不到的,但我们刻了很多很多名字,我们以为越来越近了,但实际上并不是这么回事。

在我看来,面对这样两个经常出现的误区,一个比较好的讨论政治的方式是回到生活本身,回到事实本身,这是我们讨论政治非常必要的一个态度。前两天,我跟另外一个记者朋友聊天,他说有人说女人谈论政治是行为艺术。这话听起来很奇怪,我说这是对女人和政治的双重误解。

其实政治是怎么回事呢?比如说像你现在住的小区,今年物业费是2000,到了明年变3000,你心里就会犯嘀咕,为什么要加这一千,这一千块钱用到哪里去了?我交这一千块钱跟我商量了没有?到物业去讨论这个事情,甚至去抗议,对你来说是一个自然而然的事情。其实国家生活是一样的,只不过把它无穷放大了而已。比如最近在讨论加房产税,房产税要不要加,加多少我有没有发言权?再比如说像我住的那一地带,晚上到吃饭时间特别不好打车,这也是政治。这涉及到比如说政府的出租车管理有没有垄断,或者发放的牌照够不够之类的问题。中国很多家长像我这个年龄都有孩子了,他们总是苦恼让孩子正常地上学还是让他去学奥数。有的家长认为奥数加分,我说这也是个政治问题。谁来规定你学这个可能没什么用处的奥数加分?这种事情是谁作出的规定?这个规定合不合理?

政治本身是一个柴米油盐衣食住行的东西,没有必要把它看成很高层。它并不是一个高高在上的东西,它的主角不仅仅是政治家,它的主角是我们自己。当我们对一个事情做出判断的时候,要想有没有论据去支持它,要想这个宏大的判断是不是一个漂浮的东西。比如说面对这样一个判断:美国的民主是虚伪的资产阶级民主。实际上这是一个经验的判断,你是可能去检验它的。美国政策的决策和民意调查的后果,你可以对比。提高教育的开支,它的政策是这样的,我们看民意调查是不是这样。如果能对上,它就是不虚伪。当然事实上有很多调查显示在绝大多数情况下,尤其在媒体报道比较多的情况下,民意调查和政治的后果是相符合的。当然你可以不同意这个标准,可以提出其他的标准。比如说看这个国家的福利和社会保障、民生等等方面的开支占它的财政开支的百分之多少,这也是一个可能的标准。美国实际上连年在联邦的财政开支上,50%以上都按照民生的福利和社会保障的开支,所以它是有标准的。当然如果你说它的标准就是某日报的社论,那就没办法了。

刘瑜:我们常常受到层层伪现实的屏蔽

刘瑜:我们回到事实本身来讨论政治听起来很容易,是不是我了解政治的方式就是我东张西望一下就了解了政治呢?其实没有那么容易,我们观察政治实际上是非常困难的,回到生活本身,回到事实本身是非常困难的,有非常多的障碍。我们受到层层的伪现实的屏蔽,第一层就是权利的屏蔽。我前一段时间在网上看一个假科学性的访谈,对其中一个片断印象非常深刻。贾樟柯讲到为什么他会拍像《小武》、《站台》这样的电影,很重要的原因是他发现他看到的关于中国的电影和他的现实生活毫无关系。比如说他所经历的、所看到的中国人吃早饭是推开一个黑糊糊的厨房,桌上摆着剩菜,你把它热一下,可能也不太好吃,就糊弄过去了。可是你在电视上、电影上,他看到的早饭是一个窗明寂静的餐厅,左边一个橘子汁,右边一个煎鸡蛋,有人推开一扇门说,我昨天晚上刚从巴黎回来。

根据2006年以后的数据,中国群体性事件每年9万起。这些群体事件我们在电视里、在电影里都看不到。2008年时的美国大选,我当时在国外,但是我也会看新华网的报道。中国对这方面的报道铺天盖地,不但是它们的政策,候选人的背景,具体到希拉里那颗眼泪是不是真的,或者麦凯恩的老婆是干什么的。但另一方面让你觉得特别滑稽的是,我们不知道的权利的屏蔽导致我们生活在一个哈哈镜的世界里面。

我们有些很重要的东西被无限缩小,有些其实很不重要的东西被无限放大。我们生活在一个哈哈镜的世界里面,看不到我们真实的生活和事实是什么,这是一个权利的屏蔽。第二个屏蔽是价值的扭曲或者缺失,有些事情我们看到了,但我们不觉得它是一件事。因为我们的价值体系不支撑我们把它看成一件事,比如说美国的关塔那摩监狱在美国是个非常重大的事件,美国政府未经审讯关押了几百个恐怖分子嫌疑人。从公民团体到律师团体再到新闻媒体,你会看到非常多的抗议,甚至很多在美国的中国留学生也会针对这件事情来说美国政府。

但另一方面在我们自己的生活空间里,我们有多少人把它当成一件事来看待的呢?当然,这个权利的屏蔽很重要,但你权利的屏蔽,最多导致你敢怒不敢言。我们有多少人会感到愤怒?这个价值的扭曲或者缺失会导致我们对事情的判断力。对事情的观察是有选择性的,我们可能会真正的Look at something,但不会真正see,我们会看到一些事情,但我们不会看见一些事情。

有一个非常有趣的对比,在其他的一些国家是事情的,我们不把它当做事情;在其他一些国家不是事情的,在我们这里可能就成为事情。前两天我看电视,有点被雷到了,当时的那个节目在讨论中学学校的校方有没有权力管理女生的发型。前一段时间有一个女孩子给逼死了,好像她烫过头发,学校三番五次地说她的发型不合格。小孩子精神比较脆弱,就跳楼自杀了,这是一个很大的悲剧。

有这种讨论都是对人的羞辱,谁有权力来支配我的身体,决定怎么使用我的身体?但你会看到不但有这种讨论,而且现场的很多嘉宾、观众非常理直气壮地说,我们就是有权力管理你剃什么发型。所以大家可以看我们的价值体系支撑什么样的问题、意识。一方面,我们觉得女孩子剪什么发型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另一方面,成千上百的妇女被抓去强制堕胎不是问题,不会引起我们的愤怒。而这种价值在我看来是一种价值的扭曲和缺失,它会扭曲我们看到的现实,这是第二点。

第三点,什么东西会屏蔽我们对现实的观察?这个东西未必是和政治体制相关的,很大程度上也是跟人性的局限性有关。我们时空的局限性,每个人都是井底之蛙,我们看到的现实都是有限的,肉眼能观察到的、耳朵能听到的东西都是有限的。这种有限性有时候会把我们看到的局部的东西当做全部的现实。我在国外生活很多年,北京的朋友圈子的生活水准和我在国外的朋友的生活水准是差不多的,甚至可能更高。但如果我们把这个现实当成全部的现实,当做中国的全部现实,我们对现实的诊断和问题的解决方案的提出,可能都是有偏差的。在我们说话的此时此刻,可能还有人关在类似于那种黑监狱里面;可能还有人在黑窑里工作;可能还有很多像那种富士康的小孩,一天工作12个小时不许说话,住在一个不太好的生活条件里面。所以我们要时时刻刻提醒我们自己所看到的现实并不是全部的现实。时间上也是一样的,我们自己的生活是一个碎片,我们只是巨大链条当中的一个环节。

我前一段因为看了德国的纳粹史,德国很多看似很正常的人都成为纳粹罪行的很重要的参与者。原因之一,就是每个人在这个体系里面可能仅仅是一个螺丝钉。比如我仅仅是把犹太人推上火车的人,或者我仅仅是把犹太人登记待客的人,这个事情不是由我负责。或者像《朗读者》里面那个女人所讲,我仅仅是看守,这件事情我也不负责。他们所有这些看似无关紧要的链条组合起来成了一个巨大的悲剧和罪行。

我们在现实生活中也是一样的,有的时候,可能我们的承诺恰恰是一个巨大悲剧的链条里面最重要的一个环节,不仅仅是环节之一。所以我们要提醒自己,把自己从井底之蛙那个井底拔出来,俯瞰我们的生活,在更大的一个时空里。我们可能东张西望,但我们看不到现实,我们需要去发现现实,因为我们生活在一个哈哈镜里面,我们的价值观是有问题的,我们是井底之蛙,我们看到的东西是有限的。

尼采说,真相最大的敌人不是谎言而是信念

刘瑜:最后一个方面就是怎样能尽量地突破,拨开这种伪现实,看到更多的真实的生活和世界。怀疑的精神特别重要,怀疑的精神就是尽量不要去人云亦云,如果大家都说《红楼梦》是红学巨著,是伟大的著作,可能它的确是伟大的著作,但最好大家去看了,自己有所体会了,再下这样的论断。比如对鲁迅甚至是王小波这种人,我们都要自己去消化这个知识、这个信息,再做出判断。比如像我们经常会听到这样的论断:“生存权、发展权是第一人权。”言下之义言论自由权、政治权利是第二人权,相对不太重要。这样一个观点,表面看好像也没什么错,谁能说生存不重要,发展不重要呢。但另一方面,如果我们抱着一种怀疑的精神就会去想,为什么我们要把这两者对立起来,只能二选一?实际上如果我们纵观整个政治历史,就会发现很多时候言论自由权实际上是生存权的一个前提。最典型的例子就是“大跃进”,恰恰是普通人被剥夺了说话的权利,被剥夺了说真话的权利,最后没饭吃了。所以把生存权和言论自由权对立起来,其实经不起推敲。我们要抱着怀疑的精神去面对那些施加给我们的观念。

还有,重要的不仅仅怀疑别人施加给你的东西,也要勇于自我怀疑。尼采说的一句话我特别欣赏,他说“真相最大的敌人不是谎言而是信念”。这句话的意思是,有的时候我们过于顾及我们的信念,它可能会决定我们看到更全面的东西。英国老师给学生改卷子是大家集体协商的,我们老师有一个共识,给学生扣分的时候,扣分最多的情况就是学生没有严肃地对待可能的驳论。这是一个很大的不同,可能我同意你的观点,但是如果你没有把你的观点建立在可能的、严肃的、驳论的讨论上,我就觉得你的观点可能是站不住脚的,是无效的。这是在英国你要取得一个比较好的成绩很重要的标准。当然在中国可能相反,你千万不要严肃地对待这可能的驳论,否则你就考不及格了,如果考试题目是让你去论证稳定施加的一切大事,你千万不要说可能的严肃的驳论是什么,这个东西很重要。

我对民主这种价值有非常强烈的认同,但与此同时,那些批驳反对民主的观点我也洗耳恭听。比如说民主会不会导致多数暴政?民主会不会导致族群的矛盾激烈化?民主化了之后,会不会导致经济的萧条和社会的动荡?这些都是特别值得思考的问题,不要一听到这种与你的观点不相符的东西就暴跳如雷,气急败坏,那是一种特别不好的态度,所以怀疑的精神很重要。

其次是实证的精神,就是刚才我讲的为你的观点寻找论据的精神,这个东西特别重要。其实和那种怀疑的精神连起来就是胡适先生说的“大胆假设,小心求证”。实证精神本质上是一种知识的谦虚和开放性。我前一段写了一篇文章,引起了很多争论,从经典到经验。其实我不太在网上看大家对我的讨论,我这人特别脆弱,别人对我的表扬和批评我都觉得是一个负担,但有的时候,我的好朋友会把别人的评价发给我。有一个评价我觉得特别有意思,他觉得我特别反制,他说我只要求大家来关注这个经验的世界而不去读经典的那些书。首先我要澄清一下,我并不是说不鼓励大家去读经典,我只是说在中国这种传统里面,我们更要注重的是对经验的观察。他说我特别反制,我当时就觉得很奇怪。因为实际上对经验的观察比读经典要难的多。读经典是打靶;你对经验世界的观察实际上是打一个移动靶,打一个变数移动的靶,因为现象是不断的变化的。政治学里面有一个大家经常讨论的命题,就是经济的发展会不会带来民主化?你会发现不同的研究,比如1950年到1991年这一段可能是这样的结果,如果拉到1850年到2000年,发现结论又是不一样。或者观察亚洲是这样的,然后拉丁美洲又是另一个结果,所以经验的现象是不断的变化的,你用一种实证的精神去面对问题,实际上是用一种开放的眼光去面对问题。胡适先生一句话说得特别好,“一切知识都是奖励”,当然可能放在自然科学里面不一定对,但放在社会科学里面是非常好的一句话,一切知识本质上都是奖励。坏处是我们不可能一劳永逸地去得到很多问题的答案,好处就是像我这样的人永远不会失业。

最后一点,比较的眼光有助于我们观察和了解政治的现实的知识。我们要把我们所置身的这个现实看做很多种可能性当中的一种。我们从小到大会经常被灌输一种观念,说事实只能如此,我们也没办法。实际上,去了不少国家以后,我认识到我们所面对的现实经验是各种可能性当中的一种。比如说,我在英国看到了议会辩论,非常惊奇。他们的议会辩论看起来像一个球赛一样,非常的不严肃,起哄的、狂笑的、鼓掌的、非常热烈、激烈的辩论。你再看,比如说某个国家的人民代表大会,会发现人人都是面无表情的,一声不响地坐在那里,你会觉得自己走进了一个蜡像馆。我在美国那些年是布什当政,对布什的批评非常多,我那本《民主的细节》里面也写到了,多到最后把布什的肖像都印在手指上,你看另外一个国家是什么样的情况。你发现这个国家的领导人在一个中学的、小学的黑板上写了几个字,这个黑板居然作为一个重大的纪念品给保护起来,给摘下来放到当地的展览馆或是博物馆里面去,这是呈现在我们面前不同的可能性。

所以我激励我自己去观察、追问政治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我对这种不同的可能性感到的惊奇。我希望大家也能够保持这种惊奇,以前我在博客专栏里面说到俾斯麦的一句话,我想把它重复一遍:“政治是可能性的艺术,希望我们能够通过观察政治去发现更好的可能,更好的自己。”

镜像链接:谷歌镜像 | 亚马逊镜像

分类: 新闻, 观点 标签:
  1. 本文目前尚无任何评论.
  1. 本文目前尚无任何 trackbacks 和 pingback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