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向何处去:四大利益集团已挟持改革 危及社会稳定与发展

       导语:自改革开放以来,改革、发展和稳定一直是中国三个互相关联的政策领域。通过改革而得到发展,通过发展而达致稳
定,而稳定本身又反过来有助于再改革和再发展。这是一个良性的循环。但近年来中国总体局势的发展在很多方面表明这三者之间似乎已经开始进入一个恶性循环,
即无改革、高发展和不稳定。或者说,改革停滞不前,发展速度加快,社会则变得越来越不稳定。

        1.垄断国企利益集团

        我国的垄断行业已经形成了一个世袭的利益群体

垄断行业收入分配改革的理论廓清

垄断行业收入分配的畸形已经成了当前我国收入分配两极分化的重要根源,不改变垄断行业收入分配的畸形,就难以建立科学的、有利于社会健康和谐发展的分配结构。而要从根本上解决垄断企业的畸形分配格局,就必须从基本的经济理论出发,廓清正误。

一、在市场经济下,企业首先应当参与利润的平均化,垄断企业的问题在于拒绝参与利润的平均化

垄断行业收入分配的畸形在于深层次的理论的误区。误区之一是在市场经济的条件下,各个行业、各个企业首先应当参与利润的平均化,然后才是企业内部各要素之间的分配。然而,当代中国的垄断企业则以阻挡其它资本,特别是民间资本进入的方式拒绝参与利润的平均化。

在马克思经济学里,成熟的市场经济是等量资本获得等量利润。什么是等量资本获得等量利润呢?
即无论是投资于资本有机构成高的重工业,还是投资于资本有机构成低的轻工业,无论投资于工业、农业、还是商业、银行业的资本,都应当按照社会的平均水平获
得平均利润。如果那个行业的资本不能获得平均利润,投资者就会减少或者不在这个行业投资,社会的经济结构就会失去平衡,经济规律的强制作用使得各个行业必
须获得平均利润。以保持经济结构的合理和平衡,平均利润规律是市场经济成熟的标志。那么,是什么样的机制保证了平均利润的形成呢?是公平竞争和投资自由,
是资本可以在各个行业之间自由转移,自由进出,或者说资本的自由进出是平均利润形成的基本前提。这就是说,如果没有平等进入,就难以形成平均利润,就是变
了形的市场经济,就必然会形成垄断。

在马克思经济学里,垄断被定义为独占。垄断者凭垄断高价(出售自己的商品时),垄断低价(面
对产业链上其它环节提供的产品和服务时)获得垄断利润。垄断利润中的一部分来源于其它行业所创造的价值。垄断阻碍了竞争,丧失了效率,发达市场经济国家都
有反垄断法,都对垄断作了严格的限制。

有必要指出的是,我国的垄断行业不同于成熟市场经济国家的垄断行业,垄断企业。成熟市场经济
国家是靠市场力量自发形成的垄断,是所谓的大鱼吃小鱼,小鱼吃虾米的结果。其背后没有行政力量的支持。我国的垄断行业都有行政背景,一些行业进入标准的全
国性文件都是由垄断企业、垄断行业起草的,他们自觉不自觉地以国家政策的方式保护自己行业的利益,把部门利益法制化。于是我们看到了非常尴尬的现象,中央
政府两次出台了民间资本可以平等进入的两个“36”条,但都收效甚微。这些垄断行业不仅千方百计地不让其它社会资本进入,就连招工有的也只招他们的子弟。
他们已经形成了一个独特的、甚至世袭的、阻碍社会收入分配科学和公平的独特的利益群体。

二、国有垄断企业的所有者都是国家,其分配问题是所有者的意见占主导地位,而不是企业里边的工作人员

垄断行业收入分配必须搞清的第二个理论问题是谁是企业真正的所有者,企业所得在各个生产要素
的所有者之间的分配谁说了算,企业所得在各个生产要素之间应当如何分配。基本的经济学原理告诉我们,企业是谁的,谁就在生产和分配中处于主导地位,在我
国、垄断行业和垄断企业是国有的,是全民所有的,例如国家电网、中国电信[3.97 -0.50%]、中石化、中石油、中国邮政等,
不仅实物资本归国家所有,而且无形资产也归国家所有。按照土地得到地租、资本得到利润,劳动得到工资的基本原则,国有垄断企业所得红利应当悉数上缴国家,
国家可以再投资,也可以用于全国人民基本福利。在这里,是不存在归企业所有的,企业本身就是一个客体,是所有的对象物。说归企业所有逻辑上是不通的。

进而,垄断企业所得收益如何在各生产要素之间分割,即土地、资本、劳动各占多大比例,同样应
当是企业所有者的意见处于主导地位,而不是企业领导和企业员工说了算,企业是全国人民的,不是企业领导和在企业工作的员工的。员工也是所有者,但只是员工
作为全国人民一分子的时候,这个判断才是正确的。即使退一万步,员工所得也只能是企业所有者或代表所有者的政府有关部门和员工协商。政府有关部门应当参照
全国各行业职工的平均收入水平,给出一个相关的参照和执行标准。现在,政府有关部门只是规定了国有企业领导者的工资不能离谱地高于本企业职工的工资,这虽
然是正确的,然而却是不够的。实际上这些垄断企业职工的工资和福利,也不能离谱地高于其它行业从业人员的工资水平。目前的实际情况是一些垄断企业的奖金、
福利离谱的高(经济学意义上的工资应当包括奖金福利),已经引起了人民群众的强烈不满。

此外,政府有关部门对国有企业领导进行考核时,一般要征求企业职工的意见,一些国有垄断企业的领导为了换取职工的好评,往往慷国家利益之慨,拿国家和全民的利益给企业员工发福利,也是一些垄断企业奖金福利高得离谱的重要原因。

三、国有垄断企业的领导不能等同于国际上同类企业的企业家

国有垄断企业在分配问题上的第三个理论误区是把国有企业的领导人比对于国际上同类行业的企业家或职业经理人,从而获得天价的年薪。这是一个深深的误解。实际上我们的大型国有企业的领导者本质上是一级行政干部,是有行政级别的,是可以按级别换到相关政府部门工作的,而且这种互换是经常的:燕山石化的领导到北京市当了副市长,长春一汽的领导到吉林省当了副省长。他们都是党的干部,归党的有关部门和政府有关部门管,是党把干部派到政府部门还是企业去工作的问题。他们的工资应当是行政领导干部的工资标准,而不应当比同于国际上同类企业家的天价年薪。

事实上,国有企业的领导者和国际上同类企业的企业家承担的责任是不一样的。国际上同类企业家
的业绩来自于他们审时度势的经营,而其审时度势的能力则来自其以往的经营经历和经营业绩。他们的选拔机制也是按市场原则进行的,是时刻有潜在的经理来代替
其位置的,使其不得不如履薄冰、战战兢兢的经营,被“辞退”的处罚会使其声誉受到巨大损害,甚至一蹶不振。而我们国有垄断企业的经营业绩很大程度上来自于
垄断地位,是凭垄断地位获得的。盈利时他们可以说成是自己的业绩,亏损时则找出种种理由让国家注资、补偿。对经营不善者,最多是调离领导岗位。国有垄断企
业的领导目前的收益与责任并不对称。

四、国有垄断企业畸变的分配格局的消极影响,必须强烈推动这种畸变的分配格局的改革

目前国有垄断企业畸变的分配格局引起了种种消极影响:第一,畸变的分配格局颠倒了基本的理论
是非,引起了一系列认识上的混乱,甚至是将错误的误以为是正确的,例如,国有垄断企业领导人比同于国际上同类企业的企业家等,并以此要求天价年薪。第二,
畸变的分配格局实际上是给国有企业的保护,并且造成经营不菲的“业绩”。在保护的情况下虽然可以做得很大,但在国际上不一定有竞争力,因为它是靠垄断地位
和特殊的政策做大的。美国学者迈克尔·波特曾经和两个日本学者对日本企业作过长达八年的研究,发现凡是在日本国内市场竞争得你死我活的企业在国际上都有竞
争力,凡是在国内市场上有国家保护,虽然表面上做得很大,在国际上都没有竞争力。第三,畸形的,难以动摇的垄断虽然可以使垄断企业获得丰厚的红利,但并不
代表国民经济运行的效益,相反,可能正是由于垄断妨碍了竞争,妨碍了效益。第四,国有垄断企业畸变的收入格局加剧了两极分化,引起了人们的强烈不满。目
前,这种畸变的收入分配已经使其成为一个特殊的利益集团,为了调整分配结构,使整个社会更为和谐,使更为广泛的人民群众真正享受到改革开放的成果,在从理
论上弄清正误的前提下,应当按照经济学理论所揭示的基本原则,制定科学的分配政策,大力推进垄断行业的收入分配改革。没有中央政府的强有力的推进,垄断行
业既有的收入分配格局的改革是难以推动的。

□ 李义平 (作者系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教授、博士生导师)      来源:       经济参考报

2.政府部门利益集团

一些政府部门已演变成与民争利的利益集团

       最近关于“国富民穷”的讨论不经意间又多了起来,在全社会都在求解收入分配最佳路径的大背景下,这并不让人感到奇怪。其实民穷只是相对国富来说的,这并不代表支持这一论者对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给国民带来的巨大利益视而不见。

       国富了,当然是一件好事情。我国在国际社会上的地位提高就是以此为基础的,历史经验表明,一个贫穷的国家既不可能真正强大,也不可能赢得国际社会的普遍尊重。中国的崛起,离不开国家财富的增长。国富是国家走向强大的物质基础。

       然而,仔细观察之下便不难发现,目前的国富,其实存在着多重隐忧。这些隐忧若不排除,不仅国强和民富会遥不可及,就连国富本身也将难以持久。因此,不能不引起重视。

      
巨额财政收入是国富的一个重要表现形式,而我国目前的财政收入在组成结构上存在着至少三个方面的问题:一是地方财政对土地和房地产依赖严重,卖地收入和各
类房地产税收成为地方财政收入的重要来源;二是个人所得税中低收入阶层和高收入阶层承担比例倒置,收入和税收的配比与发达国家正好相反,从根本上扭曲了个
人所得税调节收入的功能;三是财政收入中央集中的比例过高,让中央部门滥用财力成为可能,同时又使地方政府所拥有的财力和其需要行使的职能难以匹配。这些
问题最后导致的结果是,我国社会经济的发展对房地产行业依赖严重、房价在高地价的支撑下不断上涨;中低收入阶层收入增长缓慢、消费能力不足进而导致内需不
足;地方政府所提供的公共产品和服务严重缺乏、很多民生问题长期不能得到有效解决。

      
财政收入的增长依赖于国民收入的增长,我国国民收入现存的一大问题是,其增长速度并不能真实地反映社会财富的实际增长速度,主要原因在于,一些投资建设行
为并不能带来社会财富的增长,有的甚至还有可能使既有的社会财富受到损害和破坏,像上马过剩产能、楼盘烂尾、开发区半途而废等等,就是典型例证。更何况还
有一些地方政府为了凸显自己的政绩而在国民收入这一指标上弄虚作假。由此可知,尽管表面上我国财政收入只占国民收入的20%,比例好像并不高,但实际上社
会财富通过财政税收等方式集中到国家手中的比例要远远高于这一比例,这也就意味着,社会民众对于国家的贡献和承受的负担也要远远高于这一比例。社会民众负
担过重是抑制其收入水平增长的一个重要因素,对此大家不可不察。

        
国家手中的财富最终要通过各级政府部门来支配使用,当前一个突出问题是,一些政府部门已演变成为一个与民争利的利益集团,它们依靠手中的权力可以轻易获得
超常规利益,使一部分国家财富以各种渠道或公开或秘密地变成了自己的财富。这方面只要看看一些地方把那些按照豪华大户型标准建设的住房以经济适用房的价格
卖给所属公务员这一典型现象,就可以推测国家财富通过这种途径流失的程度。更何况除了这类公开的集体分肥之外,还有各种暗藏的权力寻租和贪污腐败行为,其
吞噬的国家财富又会有多少,大家不难想象。目前这已成社会焦点,民愤极大,政府公信力也由此受到前所未有的严峻考验。

       
国富意味着政府部门拥有更多的财富分配权,由于“有形之手”和“无形之手”相比,效率上总是不占优势,因此,过多的社会财富通过政府之手进行二次分配并不
是一件好事情。我国各级政府之所以长期存在着难以遏制的投资冲动,除了追求自身政绩表现的内在需要外,也与其手中拥有过多的社会财富有关,因为正是数以万
亿计的财政收入才为各级政府实现投资冲动提供了坚实的物质基础。这种投资冲动固然带来了经济的增长和就业的增加,但同时也不同程度地导致了产能的过剩和资
源的浪费。

       
有论者认为,政府拥有巨额财富可以通过转移支付等方式还富于民,使国富逐渐转化成民富。这种愿望固然不错,我国政府部门在这方面也确实一直在进行着努力。
然而,从社会公平和效率来讲,与其通过先征税然后再进行转移支付的方式来提高社会民众的福利水平,不如直接通过减税等方式来藏富于民,因为税收的征收和财
政支出的划拨都是需要成本的,更何况在这个循环过程中还存在各种“漏出”的可能。这些成本和“漏出”不仅会耗费社会财富,而且还会带来腐败和不公平,所以
应尽力避免。当然转移支付也是不可少的,我们所反对的是那种只从财政支出的角度着眼而不知道正确运用财政收入手段来达到改善民生、提高社会公众福利水平的
想法和做法。在目前宏观经济尚未完全稳定而财政收入又创新高的形势下,减税肯定比增加转移支付更加具有现实意义。

       
从理论上讲,国富应该建立在民富的基础之上,因为民为国之本。而我国目前情况却并非如此,国富但民不强,这实在是很不正常的,所以必须尽快扭转。扭转的根
本途径在于正确处理好国家、企业和个人之间的分配关系,具体地说就是分配要向个人进行倾斜,同时要加大对个人收入差异的调节力度;在未来一段时间内要确保
个人收入的增长速度快于国家财政收入的增长速度,使其在国民收入之中的比例逐渐恢复性提高,使社会民众能真正走上富裕之路。民富了,国富的基础才会稳固,
国富也才有实际的意义。

        储著胜

        来源:  证券时报

        3.官商勾结利益集团

        上海塌楼揭开房地产官商勾结隐秘:官员参股利益共享

6月底、7月初的上海一直下雨,来自当地气象台的消息说这几日气温骤降。

缩在工棚里的沈强神色黯然,至今他回想起当日的情景来仍心有余悸,作为遇难者的工友,他脑海时常不断闪现6月27日早上5点半那一刻,“像放电影一样,不到半分钟整座楼轰然倒地,声音闷而低沉。”

这一天,上海闵行区莲花南路,在建的莲花河畔景苑楼盘中,一幢13层居民楼直挺挺的倒覆在地,一个28岁名叫肖晓的安徽籍年轻工人丧生,肖晓生前系上海梅陇铝合金装潢有限公司员工。“楼倒的瞬间,附近的6个人分散跑出,但肖晓跑的方向恰好是楼倒的方向。”沈强回忆。

肖晓已经不可能知道,这座塌楼牵出了上海房地产圈最为隐秘的事情——官员参股、利益共享、低价拿地。

“官办房地产公司是上海乃至全国地产圈的一个毒瘤。”一位民企负责人不无忧虑的对记者说。

倒塌之谜

7月1日,《中国经营报》记者通过相关渠道再次进入经过警察、保安层层戒备的事故现场,与事发当日的现场相比,清理工作已经开始,堆积在工地的巨大土方也已被运走,不过工地依然泥泞不堪,暴雨冲刷过的痕迹依然明显。

记者在走访中发现倒塌的楼房是临近淀浦河边
上,这边的泥土尤其湿润松软,倒塌的楼房桩基横截面像刀直接切出来的一样,钢筋水泥裸露在外。一位上海当地房产公司负责人对记者表示,在他去过现场勘察过
后发现,高楼倒塌之后,楼的骨架依然完好、钢筋大部分没有断裂、甚至连玻璃窗也完好无损,这表明楼房质量尚且可靠,问题可能就出在地基上面。

据上述业内人士对记者透露,上海的土质并不适合建高层建筑,尤其是靠河边的地方,因为这些地方往往暗河汹涌,地基很难打牢。

记者查到《上海地基处理若干示例》也有以下表述,“上海地区地基土为松软土,形成年代较新,固结度低,土质软弱。……地基的容许承载力,传统采用每平方米8吨,有‘老8吨’的习惯用法。”

而事发的楼盘当日正在开挖地下室,上万立方米
的土堆并未被及时运走,而是用于小区花坛等的再次利用,而按照常规应该将土方运出存放,而这种就地存放将可以节省数百万的开支,但这种存放将对地基产生严
重的破坏。一位业内人士估算,事发之时,地基上存放的土方高达近10米,将对地基每平方米产生17吨的重量,这个的重量已超过标准2倍以上。

一位接近事故调查组的知情人士向记者透露,塌楼的地块地质条件很差,如果地基没有打牢很容易出现塌楼事故,“目前,有迹象表明可能在这一地块下面有暗河或者是填河造楼。”

一位不愿具名的业内知名建筑师对记者表示,从
目前的情况来看,主要可能是土芯取样抽查出现了问题,这导致了设计失误,而且打桩也不够深。“按规则,发生事故的楼房打桩深度至少要在25米以上,而从现
场看来远没有达到这一标准,而同时从桩基断裂的痕迹来看,桩基之间的连接处也显然没有焊接好,而桩的数量也偏少,从这上面看建筑公司存在偷工减料的现
象。”

不过,按照7月3日上海市政府公布的调查结果,房屋倾倒的主要原因是紧贴7号楼北侧在短期内堆土过高。与此同时,紧临大楼南侧的地下车库基坑开挖深度达4.6米。大楼两侧的压力差使土体产生水平位移,过大的水平力超过了桩基的抗侧能力,导致房屋倾倒。

官员入股利益链条

而在楼房倒塌背后,作为莲花河畔景苑的开发商,“上海梅都房地产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梅都公司)这个在上海地产圈籍籍无名的开发商开始逐渐浮出水面,而其背后复杂的官方背景也渐渐清晰起来。

7月1日,记者到梅都公司的注册地莘朱路968号采访发现,整个大楼空荡荡的,一位工作人员对记者说,自从出事以后,几个主要领导已经好些日子没有见到了,处理公司正常业务的是几个执行董事。

在事件发生之后,外界对梅都公司存疑,而据记者调查了解,此公司原先的属性是梅陇镇下属三产企业,后改制为私营企业。

工商资料显示,成立于1995年12月12日
的梅都公司,起初的注册资金为800万元,当时是集体企业,由梅陇镇征地服务所和上海莘闵房地产开发公司共同出资成立,由阙敬德出任法人代表、董事长,张
志琴出任董事。在2001年,梅都公司完成了企业改制,由张志琴、阙敬德等24人出资近1800万元全额置换梅都公司股份。

此前,坊间对阙敬德、张志琴身份多有疑问。而
据记者了解,阙敬德如今仍然担任上海梅陇镇镇长助理,而且也非之前官方所说,只是挂个虚职非公务员。另据记者多方了解,今年51岁的阙敬德在担任助理之
前,还担任过梅陇镇征地服务所所长、沪杭磁浮工程动拆迁工作的闵行指挥部梅陇镇办公室工作组组长等官方职位。

7月1日,闵行区区委宣传部新闻科科长卞庆芳对《中国经营报》记者表示,“对于阙敬德的身份我们正在核实,如果事实确凿,将严肃查处。”

当地一位政界人士也向记者证实,张志琴实为梅陇镇派出所某前任所长之亲属,但记者就此向梅陇镇政府求证时,并未得到相关回复。

而据记者了解,该项目承建商众欣建筑的法人代表张耀杰和物业管理迅梅物业管理有限公司法人代表徐道安也为梅都房地产股东。

“从某种意义上讲,梅都公司成为了当地官员的小金库,虽然性质是民企,但背景仍然是官方,这让这个小公司拿到了很多梅陇镇辖区内的地产项目。”一位业内人士对记者评价。

而这种暗箱下的交易,也让入股的官员们赚了个
盆满钵满。资料显示,梅陇镇26号地块商品住宅项目的投资额为18830万元,总建筑面积为80200平方米,工程建安造价约为11998万元,而至出事
前的6月26日,该楼盘的累计合同均价每平方米16000元,粗略估算,即使除去政府各项税收和银行的贷款利息等等,这个三级资质的开发商仅从该项目就可
获得数亿元的收益。

撕破“官办”的面纱

事实上,梅都公司只是上海“官办”房地产公司的一个缩影。

根据上海官方房地产交易网“网上房地产”上显示,目前上海的房地产开放商共为2794家,其中一级资质的房地产开发企业38家、二级资质企业244家、三级资质企业300家,照此推算剩下多数都属于无资质的企业,而梅都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正属于这无资质的其中之一。

一位业内人士对记者透露说,这其中很多都具有官方背景,或者有官员及亲属入股的情形存在,而这种现象大部分又集中在多数无资质的企业当中。

值得注意的是,“区办、镇办、村办房地产公司在上海是很普遍的现象分布在上海各个地区,如今的地皮早就没有卖楼更赚钱,而且通过暗箱操作,可以低价拿地,高价卖楼,一进一出之间,利润就是几倍。”

“莲花河畔景苑”项目就是一个佐证。

来自上海市房管局网站显示,“莲花河畔景苑”项目土地梅陇镇26号地块出让日期为2003年10月10日,方式为邀请中标,而非公开出让,价格是4600万元。

而以这一价格计算,土地楼面价格不到604元
/平方米,同期另一块闵行地块的楼面价格为1929元/平方米。这个价格只有当时周边土地价格的三分之一,而目前该楼盘对外销售在1.6万元左右,楼面地
价仅占到目前房价的4.2%。正是当地官员们的入股,才让它低价拿地谋取了巨额的利润。

虽然在2004年,中央为了杜绝房地产的暗箱
操作,土地出让开始全部面向社会“招拍挂”,但最终的决定权还在地方政府,暗箱操作空间依然巨大。“要想根治官商勾结,就必须逐步完善相关制度建设,房地
产反腐败应该将房地产行政审批过程中涉及的有关部门及其工作人员违法违规行为设为首要内容,对官办、官员及亲属入股等行为进行严查。”一位专家表示。

作者: 叶文添、董娟、王其明    来源;中国经营报

4.身份血缘利益集团

 权贵经济泛滥将否定改革发展的正义性

中国经济发展取得了世界瞩目的成就,人民生活普遍得到极大改善,这是不容否定的客观事实。然
而,今日中国还存在另一个事实:一部分人富裕很快,一部分人发展较慢,受“极差乘数效应”影响,标识收入差距公平程度的“基尼系数”日愈加大,直逼
0.5,接近社会可承受的极限。社会矛盾日愈恶化,仇富仇官情绪蔓延,“端起碗吃饭,放下筷骂娘”,不问青红皂白一呼百应,“无直接利害者”参与的群体性
事件愈演愈烈,改革发展的正义性遭遇收入差距过大的严重挑战。两大事实叠加交错,使人迷惘,使人晕眩。

影响中国何去何从的根本问题是什么呢?舆论界普遍认为是收入分配不公,收入差距过大。我认
为,这些仍然是现象。收入差距是各个国家普遍存在的社会现象,如果机会公平、程序公平、结果公平,弱势群体也会接受收入差距,至少不会上升到质疑改革发展
正义性的程度。我认为,导致人们质疑改革发展正义性的根源是日愈凸现、日愈壮大的“权贵经济”,是产生“权贵经济”的二元经济体制形态。

“权贵经济”是权贵者借助经营者实现权力寻租,经营者依傍权贵获取超额利润,彼此沆瀣一气,
狼狈为奸,高速敛聚财富。财富来得容易,自然挥金如土、骄奢淫逸。据中国社科院等单位发布的《商业蓝皮书:中国商业发展报告(2009-2010)》报
道:截至2009年,中国奢侈品消费总额已增至94亿美元,全球占有率为27.5%,并首次超越美国,成为世界第二大奢侈品消费国。然而,中国人均GDP
仍在百位之后,中国内需严重不足,不仅有2000万绝对贫困人口,还有数以亿计的人群背负住房难、看病贵、学费高等新“三座大山”。同一片蓝天,冷暖迥
异。“权贵经济”挥金如土、骄奢淫逸的行为,刺激并激怒广大遵纪守法者。
“权贵经济”不仅正在加重社会民怨,改变改革发展的性质,而且正在挑战我们党驾驭全局的执政能力。如果“权贵经济”继续泛滥,必将否定改革的正义性、否定
经济发展的正义性,进而动摇我们党的执政地位。

那么,权贵经济从何而来?如果将“权贵经济”的出现和泛滥归咎为改革,归咎为选择了市场经
济,就本末倒置了。放眼世界,在市场经济体制完善、将权力关进“笼子”的市场经济国家,难以形成严重的“权贵经济”。我认为,“权贵经济”不仅不是市场经
济的产物,刚好相反,“权贵经济”是市场经济的最大破坏者。一方面,市场经济体制要求市场发挥对资源配置的基础性作用,而“权贵经济”是抓住配置资源的权
力不放;另一方面,市场经济强调市场规则,而“权贵经济”蔑视市场规则,在“权贵经济”的冲击下,按部就班遵循市场规则依法经营者往往举步维艰,通过向权
力行贿可获得超常规的高额回报,“不找市场找市长”成为普遍存在的“潜规则”。“黄光裕现象”就是对依傍权贵可富甲天下、一步登天的最好说明。所以说,“权贵经济”是市场经济的最大破坏者,它迫使经济活动遵循约定俗成的“潜规则”。

实际上,“权贵经济”是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转型期间,两种经济体制同时存在而形成的
产物。中国经济体制改革是从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转型的渐进过程,但是经济体制的改革还未完结,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影响还顽强存在。所谓计划经济,
就是政府权直接介入经济活动,政府权发挥配置资源的基础性作用。所谓市场经济,就是资本追求利益最大化的经济,在利益最大化的驱使下,资本的天性是,只要
有300%的利润,就敢于冒上绞架的风险。由于我们的经济体制改革主要是在增量方面,即培育市场经济,通过建立市场经济体制来培育和保证市场经济的发展。
由于对存量方面的改革还处在攻坚阶段,政府权直接介入微观经济活动还冠冕堂皇地存在,并且,由于对存量的改革涉及政治领域、涉及改革执行者自身的利益,存
量方面的改革必然艰难。在这个阶段,中国经济实际上就是市场经济与计划经济并存的二元经济,政府的职能就是二元经济政府职能。

二元经济政府职能使政府配置资源的权力在市场经济环境里有更多、更大的寻租空间。在这种环境
里,很容易孳生“权贵经济”,即中纪委曾经指出的“权力三化”:政府权力部门化,部门权力个人化,个人权力商品化。腐败屡禁不止,就是因为政府权在两种职
能并存的情况下谋取部门利益、个人利益得心应手,游刃有余。权力一旦异化为资本,面对300%的超额利润,权力资本就利令智昏了,即使法纪严密、重拳出
击,仍然是“一个胡长清倒下了,千百个胡长清站了起来”。为什么?归根究底,就是体制在做祟。这个体制,既不是市场经济体制,也不是计划经济体制,而是处
在过渡时期,政府权介入经济活动(计划经济体制)与利益最大化(市场经济体制)这么一种混合体制。

因此,只要继续深化改革,彻底清除传统体制的弊端,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二元经济”
混合的结构性体制不复存在,“权贵经济”孳生的社会条件自然丧失,“权贵经济”就难以形成气候了。“权贵经济”貌似强大,但它与社会主义制度相背离,与我
们党的执政宗旨相背离,与人民的心声相背离,再强大也见不得阳光。改革是时代潮流,不可阻挡。完善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必将替代二元经济混合体制,政府
权必将关进笼子里,权力必将在阳光下运行。

作者:陈伯君      (作者为西南财经大学经济学院兼职教授、香港中文大学访问学者)      来源:人民论坛杂志

        深化改革须超越利益集团羁绊

        身份不平等固化通常会制造一批利益集团,他们因担心权利被稀释,而反对改革。这类人平庸而恶,如城乡二元户籍制度
制造的阻挠户籍改革的市民利益集团 、左右养老保险改革的公务员利益集团和事业单位利益集团。
利益集团已经全方位影响经济、社会和政治改革,导致改革举步维艰。

         自从新拆迁条例草案出台,各方意见不同,支持者认为最大限度地保障了被拆迁人的利益,而反对者认为对强拆者过于温柔有绥靖之嫌。但新拆迁条例迄今未能有进一步行动,证明利益阶层的游说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

        
改革难以推进,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既得利益在作怪。邓小平对于政治体制主要弊端的表述非常准确,他指出这是一些“现象”:官僚主义现象、特权现象,等
等。现象背后还有实质的东西,那就是既得利益。我不能说党内既得利益集团已经形成,但是既得利益非常厉害,而且很可能朝着既得利益集团的方向去发展。

 维系现行户籍制度的最大受益者是谁?城市原有的居民及其管理者。他们对附着于户口本的种种优惠政策的自觉或不自觉的维护以及对外来者的本能排斥,使户籍制度改革难以深入。

小产权房不慎透露了房地产业的天机——土地(空间)资源的统购统销,触犯了包括地方政府和开发商在内的既得利益群体。所谓“保护耕地”的理由根本不能成立。

         政治体制改革,是自己改自己,政府改政府,官员改官员,所以相对经济体制、社会体制改革而言政治体制改革更困难一点,需要有“壮士断腕”的勇气,要有自我改革的决心和献身精神。

          党是中国社会里唯一的政治力量,如果它没有任何政治倾向,那社会自己就会发出政治倾向,强势利益集团就会来左右政府,因为经济自然的发展趋势就是两极化。如果党是一个中间偏左的意识形态,它就会去照顾底层民众,对利益集团的发展会有一种警戒。

        《人民日报》前副总编辑周瑞金近日撰长文,痛陈以公权力为背景的“特殊利益集团”不断坐大对中国社会的伤害,呼吁高层拿出老一辈革命家在改革开放初期的勇气,与政商勾结的“特殊利益集团”切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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