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寒冰:粮价投机与农民之苦

美国前国务卿基辛格博士曾说:“谁控制了石油,谁就控制了所有国家;谁控制了粮食,谁就控制了人类;谁掌握了货币发行权,谁就掌握了世界”。

  粮食是最重要的资源,其地位无可比拟。

  历史学家认为,中国王朝的更迭,往往与通货膨胀尤其粮价的上涨有关。有研究者曾感慨道,倘若产量巨大的土豆、红薯不是在明末清初才引进,而是更早时出现,中国的历史将被彻底改写。

  因此,食品类价格上涨,城市民众倍感生活压力(贫富分化的必然结果),政府也紧张万分。于是,“国十六条”问世,意在去除粮价、菜价、肉价等的投机之翼。

  我们有必要知道,投机之翼在哪里?

  今年2月,国家发改委发布了一份粮价研究报告,认为:2009年,国际投机资金主要集中在能源、金属、油脂类商品中,在流动性充裕的背景下,2010年有可能借机转投前期涨幅较小、目前价位较低的粮食品种,粮食产品的金融属性有可能得到进一步提高,从而推高粮价。

  果如所料,粮价在2010年,显得势不可挡。

  实际上,即使没有热钱涌入,国内的流动性问题亦不可小觑。中国货币供应量的飞速增长(媒体报道称超发43万亿元),决定着,相关资金必然要寻找流向。房价一调控,资金稍微流到农产品中去,就会激起波澜。食品类价格由此拉开上涨序幕。

  问题是,农民是粮食上涨的最大受益者吗?国内粮价常年低于国际价格的状况对农民的伤害,又有谁去真正关注呢?当以房地产为核心的经济发展模式,将大片耕地吞噬,当怀揣暴利的开发商冷酷地转身离去,作为粮食的提供者,农民的利益被置于何处呢?

  悲哀之处在于,粮价上涨,农民难以受益。中国的粮食流通环节侵占了绝大部分利润,农民只是获取一点蝇头小利。而粮价下跌,农民则是最直接的受损者。一旦农民的积极性遭受重挫,谁来支撑起粮食的供应呢?

  当人们把矛头指向投机者的时候,我们又不得不思考一个问题:任何炒作都面临着各种风险,一旦失败,数以亿计的资金,将灰飞烟灭。因此,在流动性充足的前提下,决定投机严重程度的其实在于风险的大小。投机者为什么敢于炒作?谁为他们提供了动力?

  我们知道,发达国家对农业的补贴一直非常高。像澳大利亚、美国等国,农场主的收入80%左右源于政府补贴。不妨看一个具体的例子:2007年,中国猪肉价格飞涨,而同期德国的猪肉价格却远低于中国。原来,德国政府给每头猪补贴大约30欧元(折合人民币312元)。仅这一条,德国猪肉价格就没有涨上去的理由。而国内的养殖户,养一头猪的税费加起来就达80元左右。

  发达国家对农业的补贴之高,服务之系统、周到,常常令我感叹不已。有这样系统的保障和严格的法律,谁敢轻易去炒作农产品呢?

  相比之下,发达国家的农民与中国农民的积极性,哪个更高,是不言而喻的。

  相比之下,中国投机者炒作农产品的风险之小、利润之高,是顺理成章的。中国农民生产积极性的降低和投机者不劳而获、不劳而暴利的畸形分配机制,一方面导致了财富分配机制的扭曲,一方面导致了粮食生产动力的萎靡。

  发达国家长期实行工业补贴农业的政策,而我国的农业却常常受到工业的挤压,最典型的当属农产品价格的低迷和农用生产资料价格的持续上涨,导致农民的利益受损。由于农业生产的利润太低,导致农民的积极性受挫,在一些地方,土地撂荒比例甚至在20%以上。

  显然,这种现状降低了投机者的风险,是他们敢于炒作农产品的根本原因。倘若农民种粮、养殖得到更多政策扶持,获取更多收益,他们的积极性被调动起来,农产品这种随处可见、储存成本又高的东西,谁敢轻易去炒呢?

  因此,粮价上涨的根源,乃是国内粮价向国际粮价寻求对接的直接结果。中国的粮食问题不在于价格上涨速度的快慢,更在于整个粮食生产体系动力的缺失。当然,货币的飞速膨胀也是最重要的推手。要想遏制农产品炒作,一方面要必须收缩货币供应量,从源头上减小流动性,另一方面,必须给农民更多补贴和服务,让农民得到更多的收益和鼓励。如此,才能真正消除农产品的投机之翼。至于粮价本身,则应该由市场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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