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大火后被拘的农民工

  电焊工王永亮、吴国略,电焊包工头沈建新,脚手架包工头支上帮,正是上海胶州路公寓大火后首批被拘的四人。

  在“头七”祭奠现场,一张卡片上写着:“向遇难的民工和保姆们致哀,我们会找到你们的名字。”

  

上海大火中的农民工

  对于习惯了卖力气挣饭吃的建筑工人们来说,有证还是无证,已经成了一个问题。 (CFP/图)

  11月15日,电焊工王永亮到上海的第30天。这一天电焊包工头沈建新分配给他和工友吴国略的工作是:在上海胶州路教师公寓外墙改造工程的第10层,焊接脚手架承重工字钢。

  在他们头顶的22层和26层,脚手架管理员李新模和陶余武在给钢管刷漆。再往上的28楼,十几名来自重庆梁平的架子工正在继续向上搭建脚手架,管理架子工的包工头支上帮在他们之间巡视。

  下午2点,一场猝不及防的大火包围了整幢大楼。大火发生后不到24小时,上海警方公开了事故初步原因:由无证电焊工违章操作引起。4名相关责任人已被刑拘。

  电焊工王永亮、吴国略,电焊包工头沈建新,脚手架包工头支上帮,正在被拘四人之列。

  十天后,他们被上海市人民检察院第二分院正式批捕,同时批捕的还有其余9名犯罪嫌疑人,13个人的罪名都一样——涉嫌重大责任事故罪。

  截至目前,大火已造成58人死亡。李新模和陶余武的名字已被列入死亡名单。

  电焊工王永亮吴国略:最后的施工

  吴国略父亲收到的拘留书上,记录着吴被抓捕的时间:午夜零点18分。

  除了是一名在江浙沪的工地辗转多年的电焊工之外,吴国略还是一个5岁男孩的父亲、一个服装厂女工的丈夫,以及一个经营着电器维修铺的老汉的儿子。

  来自江苏建湖县的吴国略来到胶州路工地刚好一个月,之前他和妻子在浙江平湖打工,经朋友介绍来到上海。“无非就是为了工钱多一些”。

  吴国略是5年前开始做电焊的。吴的父亲说,吴曾在盐城一家技校经过专业培训,拿过电焊证,但由于没有年检,证件可能过期了。

  火灾发生当日中午,吴国略在电话里告诉妻子,他在八楼的脚手架上,当时风很大,晚点再和她说话。这是吴与家人至今的最后一次通话。

  和吴国略一样,来自河南驻马店的王永亮也刚到上海一个月。一个月前,他和妻子曾通过一次电话,当时王永亮从广东潮州一家瓷器厂辞职,想到上海闯闯,到上海的时候王已身无分文,连买火车票的钱都是跟亲戚借的。

  在老乡的引荐下,之前跟别人学过半年焊接的王永亮加入了沈建新的电焊队伍,工资每天120元。沈建新,便是后来被媒体广泛报道的“负责分包电焊的沈某”。

  23岁的沈建新和吴国略是老乡,已有七八年的电焊经验,据沈的爱人说,这是沈第一次接这么大的高层住宅,火灾当天,意外摔了一跤受伤的沈正在家里休息。

  其时大楼的电焊工作已经结束。但由于楼层太高,一楼的脚手架基础难以承受这么大的重量,施工中在10楼、16楼、22楼分别焊接额外承重的工字钢。

  在11月15日中午,施工现场的监理发现10楼一处脚手架“松了”,王永亮和另一名来自江苏的电焊工因此被叫来再次焊接加固。

  事发后除王永亮之外,还有五名电焊工接受了警方调查,一位接受过调查但免于刑拘的电焊工说,他经过技校培训,是有证上岗,而王没有证件。

  幸存的民工没有人能说清楚火是何时从何处引燃的。大火蔓延至整幢大楼才引起所有人注意。脚手架管理员陶余武的妻子从大楼旁的住处出来的时候,大楼已被浓烟包围,而侥幸逃出的人群中始终没有丈夫的身影。

  架子工们都逃到了楼顶,有人提议用尿液把袜子浸湿抵挡浓烟,有个年轻小伙子觉得太恶心拒绝了,但他成了第一个晕倒的人。

  大约5点,脚手架包工头支上帮被几个人从楼里抬了下来,当时他满脸漆黑,脚都站不稳。清醒过来的支上帮似有预感,他干的第一件事情是给浦东家里的妻子打电话:“出大事了,大楼着火了,你拿几件衣服和孩子回老家。”

  楼顶的十几名架子工是最后被救出来的,消防员最终冲进大楼把他们半拉半抬了出来。在有毒浓烟和烈火炙烤中坚持了半个下午的他们逃出生天后,被立即安排接受调查询问,为此在附近派出所的走道里坐了一夜。

  第二天从派出所出来,强忍着喉咙的疼痛,工友们找到一个简陋的饭馆,对着廉价的白酒,一干而尽。“能捡回一条命,已属万幸。”一位工友说。

  架子工李新模陶余武:干活、睡觉、干活

  李新模的遗体是在楼道里找到的,当第二天他的家人在龙华殡仪馆里看到他的时候,这位身高只有156厘米的安徽太湖人鼻孔和嘴角还有残留的鲜血,估计是在往下逃跑过程中窒息而死,而他的工友陶余武已成焦炭,只能通过DNA确认身份。

  和已被刑拘的支上帮一样,李新模和他的同乡陶余武都是1992年前后到上海的,当时,上海刚刚开始开发建设浦东新区,整个浦东遍布工地,支上帮最初以在菜场卖鸡为生,后来,在静安一位退休官员的介绍下,做起了架子工。

  那会儿的脚手架还由毛竹制成,而上海建筑工地的工人构成正是从当时形成:江苏人做外饰装潢,安徽人搭脚手架,四川人做苦力。支上帮当时的工资一天不过8元,从8块钱一天起家,支用了十多年的工夫,拉起了自己的包工队伍。

  李新模没他的老板这么幸运。由于身材矮小,又大字不识一个,除了脚手架保管员,他很难找到什么好活,为了供老家子女读书,李在上海过得相当节
俭。抽烟只抽大前门,喝酒也只喝5块钱一瓶的双沟,衣服从来都是捡来穿,在龙华殡仪馆里见他的遗体时,身上穿的还是侄孙女军训时的迷彩服。

  除了偶尔和工友们打点小麻将,李新模的生活单调得就像一张白纸:干活、睡觉、干活,周而复始。但他似乎却很少抱怨,有一次有个亲戚跟他借了200块钱,他身上钱不够,最后跟包工头的老婆转借了50块钱。

  偶尔喝多了,他也会絮叨一下自己的悲苦。他总说他活着唯一的奔头就是能给家里盖一栋楼房,让儿子结婚。

  陶余武挣钱的主要目的也是为了孩子。儿子今年上高三,女儿上初中,正是最需要用钱的时候,每年开学前夕都是陶余武往家寄钱的日子。干活之余,陶的唯一娱乐是租武侠小说看。

  按照原来的计划,再过几日,脚手架完工后,他们也就与这座高楼没有关系——散居于这座水晶般城市的各个迂折弄堂的他们,将会为新的高楼围搭脚手架。

  和胶州路公寓里的死难住户一样,这些在大上海讨一小碗饭吃的农民工们的生活,也因一场大火戛然而止。陶余武的老婆有着典型的农村妇女的沉默,她好像不知道该如何释放自己的情感,总是说着一句话:“这是命”。

  包工头支上帮:没搭过这么高的脚手架

  大火后一天的傍晚,包工头支上帮的妻子去胶州路给死难者磕了个头,她是悄悄去的,怕被别人看见。在她的理解中,她的丈夫犯了大事,而她同样担心
的还有那些租来的脚手架,“不知道被查扣后还会不会还”。“钢管值好几百万,如果不给人家,人家跳楼怎么办?”她说着就哭了。支上帮的银行账户已全部被冻
结,拿不出一分钱。有个北京律师想帮支上帮做代理,不用给律师费,只出点来回路费就行,支上帮老婆想了想还是拒绝了。

  今年是支上帮生意最好的一年,在支妻的印象中,支很少有休息的时候,每天天还没亮,支就去工地了,要晚上10点多才回来,世博会期间都没有停
过。在做胶州路这个项目前,刚刚做完海防路的一个项目。一位知情人说,静安这些年搞节能环保试点,不管是外墙保温,还是学校加固,支或多或少都有参与。但
在过去所有的项目中,几乎没有一个项目高于10层。现在看来,支在搭建高层脚手架经验上的欠缺成了命门。

  当初拿下这三栋楼的工程,支就有些力不从心,三栋楼光租钢管的费用就得一百多万,至于施工的资质,则是他的一个朋友帮他找的公司挂靠。

  由于办资质的门槛过高,要想拿项目就必须挂靠一个有建筑资质的公司,而这在上海的建筑市场再正常不过。“安监部门的安全许可证至少要一年才能办
下来,然后每年还要年检,很繁琐,一般有资质的公司都有很强的背景。”上海一位在脚手架行业浸淫十多年的老板说,基本上80%的公司要把工程分包出去。

  在这位老板看来,真正引燃大火的不是这些电焊中出现的火星,而是那些保温材料。“两层架子之间相隔1.8米,即便着火也要至少半个小时才能延烧到上一层。”他说,但是碰到保温材料就几乎一点就着。

  保温材料距离墙壁有一米左右,是用一种喷枪喷出发泡剂,遇到空气之后就会自动变成海绵材质。喷涂的过程中肯定会沾到毛竹片和钢管上。

  按照正规施工流程,脚手架搭好之后才能弄保温材料,但脚手架搭到第10层之后,保温材料的施工队就开始作业,在交叉作业的施工现场,施工管理人员和监理各自忙乱,这个小小的脚手架加固施工,从来没人注意过。

  电焊工“持证”之难

  王永亮、吴国略、支上帮和沈建新的被捕,已经成为一个标志。大火之后,各地陆续掀起针对无证电焊工的整肃风暴。

  11月22日出版的《重庆日报》称,重庆在一场“巴渝风暴1号”火患拉网清查行动中,查处了两起违规进行明火作业的行为,对3名违法人员进行了行政拘留处罚。北京市消防局也在近日表示,北京市推出六项超常规措施严查,无证电焊施工一经发现将被拘留。

  根据消防法规定,除非是“指使或者强令他人违反消防安全规定,冒险作业的”,才处十日以上十五日以下拘留,情节较轻的只处警告或者五百元以下罚款。

  在上海律协刑事委员会副主任张培鸿看来,无证电焊工上岗作业确属违法行为,但让这个违法行为和后果发生联系的,是对其“雇佣”过程中对“证”的无视行为。

  一位建筑结构工程师说,“加固”只是一个比较简单的电焊操作,几乎没人在意“持证”问题。某种意义上,无证电焊工的操作,只是这场火灾的“导火索”。

  另一位施工单位的项目经理表示,现实中,如果不是技术要求比较复杂的操作,施工单位并不会把有证无证作为强制要求。

  在国内建筑市场上,无证电焊工的数量无法考证,而建筑行业普遍的估测是,进行电焊操作的人员里大概只有30%是持证上岗人员。而业内的一个说法是:在工地上,经常是找一个有证电焊工要比找一个无证电焊工更难。

  无证电焊工只是建筑行业“冒进”的一角,这与房地产和基础设施建设的数年持续繁荣不无关系——施工单位不断“缺人”的现状,亦为无证电焊工们提供了广阔的生存空间。

  而如果王永亮们要获得一张“证”,首先要到各地安监局指定的中介培训机构培训和委托报名,在最多一周的课程培训之后,参加由安监部门组织的笔试和实际操作的考核后,拿到上岗证。

  多家培训机构或安监部门均反复强调,“必须要在安监总局指定的培训机构”培训,否则“考试可能通不过”,而这些机构会向考生收取少则三五百多则上千的培训费。

  到实际操作中,其实报名后还需要等到培训机构凑满一定数量的学员,方才开班。这个等待的周期“可长可短”,取决于该机构报名人数的进展。培训结
束之后,何时考试也需要等待当地安监部门攒到一定量的考生。一张证前后要折腾小半年时间并不为奇,这对四处流动的农民工来说,漫长的等待意味着巨大的不确
定性。

  经过这样繁琐的程序之后,也只意味着拿到了一张6年有效期的上岗证。并且每三年复审一次。复审时还必须重新进行体检和考试,又必须缴纳两三百不等的费用。此外,如果离开这个岗位六个月以上,重新上岗也必须再次考试。

  一位项目经理表示,在用工时,施工单位往往要求包工头雇用的电焊工必须是“熟手”,而不是“持证”。这正是已被刑拘的吴国略和王永亮们被雇用的现实原因。

  收到拘留书之后,吴国略的父亲独自一人坐了3个小时的汽车,从建湖赶到上海。因为没有熟悉的亲友在上海,他几乎立即迷失在这个庞大城市的街头。最终,吴父没有见到儿子一面,他甚至没有找到上海市第二看守所的具体位置。

  除了一张拘留书,没有其他任何部门或人员向吴家介绍过情况,有关大火的经过,几乎都是前来采访的媒体记者告诉他们的。

  11月30日20点,南方周末记者拨通吴家的电话,在电话里,吴国略的母亲哀叹“自己不争气,让孩子十多岁就外出打工”。她最后说:“真的不知道做些啥,只能相信政府。”

  听说电焊工王永亮家境困难,有个律师特地从北京赶到驻马店去做法律援助,但律师到了之后,王永亮的家人却没有跟他见面。“从村里去一趟驻马店要花七十多元的车费。”王永亮的妻子说,“找律师需要钱,还是先等等再说吧。”

  建筑市场的整治还在继续深入,对于胶州路教师公寓工地上的民工们来说,直接的影响显而易见:即将到来的这个春节将成为一个难过的年关。一位逃生的民工说,他还有几千块工资没有结算——这是他还呆在上海的唯一理由。

  让他们稍能宽心的是,上海市民并没有忘记这些工人。在“头七”祭奠现场,一张卡片上写着:“向遇难的民工和保姆们致哀,我们会找到你们的名字。”还有人在地上用粉笔写下:“民工兄弟一路走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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