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胀临头,都是票子太多惹的祸

导语: 11 日,统计局数据显示,10月份物价指数同比上涨4.4%,创25个月以来新高。尽管有关官员否认”全面通胀时代已经来临”,人们似乎还对”中国超发货币近 43万亿带来巨大通胀风险”的论断记忆犹新。货币超发,是酿成本轮通胀最主要原因之一。 那么,过量的纸币缘何超发,又到底对普通百姓有什么影响?

有一分发展就有一分通胀,一纸政令就能让央行发票

回顾新中国60年经济发展历程,几乎伴随着一部“通货膨胀史”。1958年,“大跃进”开始,新中国货币投放量也开始了第一次“大跃进”。此后,为了不同的目的,历史上中国还有过数次人民币基础货币投放增长量每年平均超30%的时期:1965-1968年,1970-1979年,1984-1989 年,1994-2001年以及2004年至今。

增发货币,几乎成了一种“历史国策”。但这不能完全责怪人民银行。按中国法律规定,中国人民银行虽然是唯一能发行“法定货币”(人民币)的机构,但与美联储等世界其他国家央行相比,它的任务实在过于复杂。简单来说,中国央行的最高目标,并非控制通胀或其他,而是“有利于国民经济又快又好发展”,这就使得央行的独立操作空间很小。事实上,央行每年货币发行都须上交审批,国务院再依据“国民经济的整体需要”来制定计划。

随着现代金融体系的发展,人民币的“发行”和“印制”是分离的。

赌上一道门又开另一道门,有天量外汇就只能天量发钞

虽说管不住发钞冲动是“历史痼疾”,但实际上早在1994年,全国人大早就通过《人民银行法》从制度上禁止“主动印钞”的行为了,也就是说,政府再也不能随随便便就把央行变成实际的印钞厂。政府可以通过发国债、提高税收、央企国企等渠道积累财政收入,但你不能随便发票子。这样,央行“钱柜子的门”算是被赌上了,不再主动超发了。问题是,另一扇“门”又打开了,被动超发来了。

实际上,过去很长时间以来,央行发行货币都是为了应付“强制结算外汇”制度。由于中国对外汇实行管制,个人和企业即使通过贸易赚到了美元,都不能随意持有或转移,在法定限额以上的外汇,你统统得到银行换成人民币──而且,“好心”的央行还愿意以1:7的比率(实际汇率连1:6.7都不到)换走人们手中的美元。近几年人民币基础货币投放量大增,就来源于这部分用于换外汇的人民币的增量。上世纪90年代,外汇储备增长个几百亿美元不得了,现在中国年度新增外会储备2、3千亿美元已不算新闻。2009年,即使遇上了“百年不遇”的金融危机,中国外汇储备还继续逆势新增4500亿美元。既然中国人这些年在巨额贸易顺差中赚取的美元,央行都得换成人民币,那得多少票子?(详见2009年的央行资产负债表)

中国有巨额的外汇储备,但实际上“有名无实”。

发钞不是给百姓“发红包”,银行国企“近水楼台先得月”

既然需要那么多票子,发了也就发了。问题是,这些多发了的票子上哪去了呢?央行发行货币,当然不是平均按照增发的货币数量,给老百姓们“发红包”。有经济学家把这种货币注入过程称为“倒蜂蜜”:就像粘稠的蜂蜜一样,发货币产生的效应需要一段时间才能影响到每一个人。

不过,总有先获得“蜂蜜”的人,他们总能抢先购到尚未涨价的廉价商品和服务。央行投放的人民币,除了通过直接购买国债把钱交给政府外,基本上都通过上述强制结汇制度安排和央行再贷款,配给了体制性垄断的银行。获得这些钞票的大银行又大多倾向于贷款(通常还是以低利率)给大企业、大国企和地方政府,这些群体成了最先获得“蜂蜜”的人。[详细]

作为“最后贷款人”的央行,总能合法增加法定不可兑现货币,因而有了对付金融风潮、储户恐慌的终极利器。

印钞相当于征收“通胀税”,老百姓只能乖乖借钱

尽管“蜂蜜”还没滴到每一个树洞就给分走了,处在利益链终端的老百姓依然不知道、也没有办法抗拒。央行印钞,其实是通过国家强制力向老百姓“借钱”。经济学里有一个“通货膨胀税”的比喻,说的就是政府增发纸币弥补赤字,增发货币就相当于隐形征税。在“法定货币”的制度下,加印钞票几乎是“下个行政指令”就能实现的。市场上流通的一张一张的人民币现金,和人民银行真正凭空“发行”的人民币并无关系,百姓拿到手里的“钱”,本质上只是可以用来购物和缴税的“空头支票”。

不仅如此,加印的钞票总是先变为政府财力,至于超发货币可能带来的负面后果——相对价格变动和总体物价上升,要经过一定时间才会在市场上显现。即使真显现了,最后买单的,也是承受通胀的老百姓。[详细]

滥发票子之所以没有“后顾之忧”,很大程度是因为老百姓貌似总能消化一轮轮上涨的物价。

超发货币让人民币对外不贬值,却使人民币“在国内贬值”

经济学家、中欧商学院教授许小年曾尖锐地指出,又要稳定汇率又要防止通胀,是冲突的“鱼与熊掌”,根本不可能实现。但在央行的众多政策目标里,前者似乎压倒了后者。如前面所提到,央行的大举购汇,已经让人民币币值的内在稳定受到冲击了。简单地说,就是对外维持住了人民币不升值,但对内却让人民币愈发不值钱了。

举个例子,美国人认为1美元只能兑换4块钱人民币能买到的商品(即汇率1:4),但中国非要坚持让美国人花1块美元换7块钱人民币的东西(即汇率1:7),有什么办法?答案就是让人民币越来越多,直至1美元真的能换取7块民币商品为止。然而,这就导致国内商品价格上涨,老百姓始终在购买本来不值这么多钱的商品──除非,工资也以相应的幅度涨了,但这似乎并没有发生。[详细]

计划经济时代的粮票证,反映了“票子太多、商品太少”的极端程度。

“水多面少”,钱多了就四处搅局物价

前述“货币如蜂蜜”的效应,还有另外一层意思,即货币入市后并不像水一样平均流到国民经济每一个角落,而是像粘稠的蜂蜜一样,先流到一些地方、再流到别的地方──而先流到哪里,哪里的相对价格就升。除了真实需求推动以外,无论股市涨、方式涨,还有“蒜你狠”、“豆你玩”等一波波价格上涨,都与货币太多不无关系。

再借用如今已被广泛引用的、周其仁教授提出的比喻来形容,就是“水太多了、面不够”:央行投放的纸币就像盘中的水,商品就像本应倒到水里和的面。在出口导向政策引导下,在中国制造的商品都卖给了外国人,可是因此换回来的外汇往往又“舍不得花”而卖给了银行(在中国的购汇政策下,卖给银行比直接换商品更划算)。长此以往,总体上看中国就攒了过多的货币。表面上看钱是不少,但由于国内商品供应本来不足、而中国人又难以买到国外商品,过多的钱就长期追着太少的商品转。所谓物以稀为贵,物价怎么能不涨呢?

1962~1964年,为了吸引此前多发的票子“回笼”,北京、上海等大城市甚至开设了有很多“高价饭馆”。

要让超发不影响经济继续快速发展,唯有涨价能让票子“回笼”

现在,货币是放出去了、物价也涨上去了。悲哀的是,从历史上看,要让多投放的货币“回笼”,几乎还得靠涨价。改革开放前,国家曾调高工业制成品(包括自行车、收音机、的确良衬衣等商品)价格,就是为了回收货币。改革开放之后,回收此前超发的货币,也基本都靠涨价解决。1962至1964年左右,北京上海等大城市甚至还开过“高价餐馆”,也是为了让市场上过多的票子回笼。通过抬高商品价格吸走市场上多余的票子、以让物价趋于平衡,很可能已成为不得不用的方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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