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海鹏:为温州模式卸妆

现实的意识形态角力,温州不得不接受保护者的化妆,减轻来自政治体制内部的非难。在改革30年后,真实的温州,仍在那抹浓浓的红妆之下。

文/杨海鹏

当记者最大的乐处,是且行且知,于我这种饕餮之徒,还有一个且吃。与朋友聊温州模式,在遥隔七年之后,苍南金乡镇破败市街上的猪油炒海瓜子,仍旧可以勾出我一肚子馋虫。那是一个酷热的夏天,我终日在苍南的山陬海角徜徉,寻找所谓“温州模式”的幼年故事。蚊虫的叮咬和持续的腹泻,让我几乎没有精力消化自己笔记本上的素材。

关于温州,很多人讲着不同的故事。温州的政治老人如80年代后先后担任市委书记的袁芳烈和董朝才的版本,就与官方文人煌煌十大册的《温州经济丛书》不一样;而这些袁董这些老人的叙述,与乡野小老板的故事也不一样。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温州,而温州只有一个。

当时持续的腹泻抑制着我的判断力,直觉上,我更相信袁董和民间人士的叙述,而不相信《温州经济丛书》中“浓重的红妆”,虽然他的编著者是我敬重的前辈。令我生疑的是他们的出发点,或是为了抵消来自体制本身的“排异性”,一定要把温州的故事变成红色的“帝国叙事”。在温州改革的前十几年,一直磕磕绊绊,跌跌撞撞。他们太秀异了,每一次政治上的风暴,体制内的左右交锋,“毛栗子”总是要落在温州头上。

没有邓大人划一个圈,温州总是左派的猎苑。因此,地方官员和学者,出于保护乡土的意愿,为温州画上浓浓的红妆就不奇怪。比如里面说,其中写到温州一家著名的国企如何如何经营管理得好,与私企比翼双飞,在我看来有些发噱:温州妇孺皆知,这个企业是靠政府划拨的土地办市场收租过活。但维持对她的输血,对地方而言,就增加了政治保护色。

李约瑟把中国技术在明代之后的落伍,归诸于帝国政治势力强大,窒息了技术发展。技术如此,工商业也是如此。

采访温州专家,开篇谈党的领导时,我就掉头而去。如果把功劳归于党,那温州模式恐怕与苏南模式别无二致。他们习惯于温州的辩护人的角色,而意识形态法庭,当时多掌握在左派手里。辩护人的立场,要迎合法庭,提出有利于其委托人的证据,因时因地的策略,以争取地方发展模式的生存权和发展权,可以理解,然辩护人的事实和立场,不能等于史家的事实和立场。

大约如此,在中国30年改革史上,很多历史叙述都是似是而非的。面对繁杂而矛盾的史料,新闻报道,辩护人的论文,那些人和事,往往让人觉得置身一场不散的假面舞会。温州的真身,也似乎被掩盖于亿万文字构建的浓浓的红妆之下。

政府与社会

我之解读温州,或是从台州找到入口。

温州和她北面的台州,说起来市场经济起步差不多,发展模式也相同。在温州模式备受敌意时,台州隐身于温州之后,政治安全许多。来自政权内部的敌意既少,也就无须多少化妆,由此从台州的素颜上,多少可以窥见她姐妹城市温州的真容。台州人好朋友,多爽朗健谈;温州人多把所有操文字业者视为官家人,言语或有隔膜。

在台州和温州,最有组织力的民间力量是宗族。围棋国手俞斌长大的天台县水南村是一个极端的例子。在建国50周年前,几乎是一个独立的“国家”。该村距离县政府只4里路,但对这个人口高达万人,以许姓为主体的血缘村落,政府一直苦无办法渗透。

她有隐形的“议会”,叫“三防会”;宗祠下有自己的“政府机构”;还有“马刀队”“刺刀队”,分属“内务部队”和“国防军”系统。代表政府的执法机构,一直无法进入该村落。在建国后,其与邻村的武装械斗发生多起。90年代初的一次械斗,居然变成相邻四县10多万人的宗族混战,以致时任浙江省委书记的李泽民亲自从其他地区调集武警方得弹压。这些,无法见诸正史,或对我们强大的政权而言,这等事简直是奇耻大辱。

天台的政法委副书记,曾在一年内抓了十几个宗谱的编辑班子,他对这些只知有家,不知有国的村民毫无办法:“一修宗谱,便记起几十年甚至几百年的旧恨,稍有小摩擦,勾起先人往事,各自拉亲族参与,就演成‘世界大战’。”“温州人也修谱,人家是集合资源做生意,但我们这里就是械斗”。

这些身材多瘦小的农民,为家族利益多肯慷慨赴死,让人无法不惊叹,这种传统组织的凝聚力。而在比天台县更加天高皇帝远的温州苍南,宗族械斗,不同方言人群之间的械斗亦多见闻于人们的回忆。

这是个幅员1260平方公里,隔山就是福建,起码有五种无法正常交流的方言的县,1981年从平阳析分而成。

当时,政府的临时班子,请来了上海的城市规划专家,也是苍南金乡人的殷体扬(也是现任上海副书记殷一璀的叔父),为未来的县城选址。他从贸易,交通和城市发展角度,认为当时常见走私者交易的鳌江南岸入海口一带,最为理想。但这个选择,引起内陆说闽南话的语族的不满,他们把政府的筹备班子绑架到一座山上,逼迫省政府把县治落在闽语区的灵溪。几经反复,政府居然让步,抓了几个为首者,算是保留了面子。而这几人,至今还为灵溪人感念。

政府的力量小,或使这里的“古代中国社会”得以保全。当年,从省一级政治堡垒杭州到温州要10几小时,经行不便;从地一级的政治堡垒温州市到苍南也要6个小时。80年代初任温州书记的袁芳烈对笔者说,温州行署和温州市当时相互恶斗,几乎瘫痪。其中一派以南下大军干部为主,另一派以浙南游击队的本地干部为主。规模最大一次武斗在1975年,双方动用枪炮,温州20万人倾城逃亡。浙江军区派出正规军,方使武斗平息。

温州当时在战略上,被认为是一旦台军登陆,即应放弃的滩头,是故国有投资甚少。浙江全省的人均投资,已是全国最末,而温州则是全省最末。温州之地狭人稠,没有计划经济之周到照拂,人们只有自求生路。

家族,也因为政府缺少破坏她根植的社会关系的利器——国有企业得以保留。在艰难时世中,她的对成员的保障功能更加凸现。相对于国内大多数地方,温州的最大不同,就是“没有被计划过”。

很多人后来援引远距现代千年的温州先哲叶适和永嘉学派的实用主义思想,来说明今日之温州人之所以富。

然而,在近古和现代,温州商人相对于浙江其他地方的商团,声名不著,更不用说与明清的晋商,徽商,扬州商人,和近代执上海现代商业牛耳的宁波商人比。从商业文化的积淀和商业传统上言,这种说法太牵强了。人均识字率,交通条件,基础设施,经济资源,温州底子之薄,几同乞丐。如果找理由的话,没有被计划过,是计划经济之网的漏网之鱼,或是温州的优势所在。

计划经济下人和人的关系,取向于上下之间的忠实,而不是横向的合作。这是一个经济制度的乌托邦,移植于中国社会之上;而温州人只有建立在血缘地缘上的平等合作,才有生路,这是中国传统社会的底色。

家族成员间的信用和责任,形成了资源的积聚和社会保障的供给。几年前,我手下一记者采访回迁的三峡移民,他们痛斥政府腐败,但我遍观稿子,发现证据不足。觉得真实的原因,是政府希望这些移民分散安置,尽快与当地人同化有些操之过急。中国农民也是“网络化生存”的,这个网络是血缘亲缘地缘网络,处在这个网络中,困顿时他可以得到救济;病老时他可以得到扶助;就是家里来了客人,也可以向邻人借板凳碗筷。在农村金融破败的情形下,这些移民根本无法在民间融资。记者再一调查,果然。

日出而作,日入而息,凿井而饮,帝力于我何有哉。在政府力量/帝力所未及之处,民间社会还存在,而在鄙远的温州,她保留得十分完整。他们不用按血手印,就可以偷偷分田到户。因为温州人面对的国家基层政权,远远不如交通方便,但同样贫困的安徽凤阳那样强大。而基层政权的构成,又多当地人,属于命运共同体,受制于家族等地方力量,不会盲目迎合上级政权。

“我到温州时,最先眼前一亮的是女孩子的着装。杭州还是满城蓝色列宁装时,温州女孩子可以穿上非常时髦的碎花裙。”袁芳烈说。没有计划过,也就没有被身份社会扭曲审美追求。在进口电影或书报上,偶然窥到的外国女装,第二天就被穿上街头,女孩子们竞相比较女红水平的高低,而不是服装带来的政治身份的暗示。

他当时未明白,以后成为温州工业支柱之一的时装业,正是发韧于此。

温州的市场经济是自己生成的。当时视之为“怪胎”的温州,实际上是延续的只是明清到民国工商业发展的路子。中国历史的固有的逻辑发展,在那里没有打断。后来我问一经历过温州很多风雨的老干部,如果当时有大量国家投资,你们会怎么做?

“那当然按上面的意思做。”他回答。

家族的组织力

我一直喜欢阅读关于中古中西交流的著作。在几百年前,很多欧洲旅行家和传教士曾经到达中国。我好奇的是,那是以贵金属为交换媒介的时代,一个人孤身远行,成公斤重的贵金属带在身边,无疑会带来不测的风险。

一本传教士的传记给我了答案。他从意大利到中国,先跑到一个犹太银行家那里,将大部分金币换成一封信;随后,他乘船到了印度的果阿,把信交给另一个犹太人,兑现了部分金币;他再带着果阿这个犹太人的信到澳门,从澳门一个犹太人那里最后提现。

在帆船时代,有如此远程的信用,是一件非常不简单的事情。这几个犹太人属于一个大的家族。中世纪的犹太人之能控制商业,一是他们的国际化,没有祖国;二是他们强有力的家族联系。这是一个各个宗教相互敌意的世界,没有武力的犹太人在其中发现市场的缝隙,而敌对的政体和宗教,也不得不利用这个民族的信用,作为彼此交流的媒介。

有学者90年代初期观察过温州乡村祭祀活动,各房各支各家,均有尊长,负责祭祀费用的筹集。族人多文化不高,但公开帐目的水牌帐目一清二楚,绝无贪墨。而宗族活动的执行机构“首事会”,绝对敬于其事,不会用控制的经济资源瞒着族人进行投资活动。在他们看来,投资是族人的企业做的事情,而作为“公家”的“首事会”只提供祭祀,抚恤,公共建筑维护等“公共服务”。“政企”之界限分明,我们的中央政府或要学习一番。

他观察的家族是平阳腾蛟镇的苏氏家族,数学家苏步青的父族。

然而,犹如宗教是科学之母一般,家族祭奠活动,让学者们看到了股份公司的组织雏形。在组织形式上,这种祭祀活动的安排,或与股份公司的商业活动同构。以后在温州遍地开花的股份公司,亦是以家族或亲族成员的合作,为基本的组织形式。相形于当时日见破落的城市国企,他们在制度上已经先人一鞭了。

在相当多的史料中,谈及当时苍南沿海乡镇很多制度创新:比如股份公司和私人钱庄等等。我一直怀疑,这些创新活动直接或间接与当时或此前苍南沿海的走私活动有关。

在70年代末到90年代初,苍南海外一个叫东墩的岛屿,是台湾渔民和苍南渔民交易走私货物的地方。温州学者朱康对曾对笔者说:开始时,台湾人在晨昏时与我们的渔民贸易,收取人民币,但后来台湾人发现有假钞,于是要求用也许是20世纪中国最出名的货币——“袁大头”。温州人有一个全国性网络,弹棉郎,修鞋匠,理发师,他们开始在国内收银圆,在一个月间,将“袁大头”从8元炒到20元一枚。交易的货物,是手表,电视机,录象机,录音机,尼龙伞,打火机,太阳镜等。

一位早年参与走私电器的乡镇官员对我说:当时钱存在银行,肯定不划算,“我们家族的人只有我是初中毕业,到过杭州,算是见过世面的,于是,亲戚都把钱两三分利借给我。或者入一份股,只要钱不是吃喝嫖赌掉,亏了他们还会借给你。”在1980年左右,他就完成了近10万元的原始积累。

但走私活动中最知名的那些人,或系狱,或沉湎赌博重新不名一文。走私贸易在几年间,走入低谷,以后国内的走私活动,多舍温州这种交通不便的地方,走私主体也变为国企,政府机构甚至军队。但她给温州留下了很多东西:比如说,走私市场旁边,有用人民币兑换银圆的摊点,以后成为私人钱庄的雏形;上岸的货物有破损,产生了维修匠,比如打火机,手表,太阳眼镜等,通过维修,他们掌握了制造技术,成为制造商。走私货的商标破损,及后来的仿制,也带来了商标印刷业的繁荣,到现在仍然是这里的支柱产业。

走私活动是不容于”帝国叙事”的,但横亘20余年的沿海走私,对民营经济的推动是难以估价的.比如石油,当时计划内和计划外价格相差很大,而国内价格远比国际价格高出许多.襁褓阶段民营经济无以得到计划特供的”奶粉”,唯有通过走私一途.如果民营”赖昌星们”,现在闽浙的很多产业的形成是难以想象的.走私背后是打破计划经济身份社会(企业和个人都讲身份)垄断性和自由贸易的需求.

而走私和反走私的拉锯,甚至造成这些毫无技术背景的农民强烈的技术追求.全国第一个想造飞机的农民,是温州人,另外一个农民居然造出了原始的潜水艇___我想他的技术甚至比居里夫人的情人,潜水艇的发明者郎之万的要高几个档次.而这些技术冲动,多源于逃避缉私警察的追击.

而最为宝贵的资产,是号称十万分布全国的推销大军。在走私货断档之后,这个网络在,刺激了苍南和温州仿制品的生产。而每一种产品,从生产到销售的各个环节,零部件的配套,几乎都是通过家族组织来完成。

意大利中世纪的城市国家,多也是在西班牙法国奥地利等宗主国的管制下,拥有相对的自治权,如威尼斯佛罗伦萨等,执政权虽非世袭,也是几大商业家族轮流坐庄。而这里发生的所谓“市场经济萌芽”,其制度创新,技术的进步,金融的发展,也是与地中海贸易/走私有着密切联系。在中东出现新的强权,中国货物如陶瓷,丝绸被抽取巨额关税,商业利润陡减后,他们开始仿制瓷器和丝绸,向上游发展。而到今天,意大利企业的主要组织形式,仍然是家族企业。

当时,一个苍南龙港的商人这样论述家族之于他的重要:我的企业管理职位只用亲人,只会在本家族或者妻子的家族中挑选。用外人会跳巢,带走我的商业机密和技术机密,还有订单,那我就什么都没有了。如果亲人这样做,他会面对整个家族的抛弃。做生意难免会要融资,家族成员的借款比钱庄要利息小得多,展期也容易。就是我彻底败了,我有经营经验,也会被亲戚的企业雇佣。

清末,中国最有力的组织,如曾国藩的湘军,李鸿章的淮军的各个子系统中莫非“子弟兵”,以具体的乡籍组军,他们打败了洪秀全假托上帝的拟血缘组织,而且绝少内讧。宗族,在传统到现代化过程中,其组织力之强,也可见一斑。

相对政府力量,在如今温州乡村,家族力量异常之强大。表面上,基层组织或一应俱有,但实际上多为宗族势力支配。国家权力,或只是一种象征性的存在。至少在乡镇一级的地方自治,在温州或是一种事实的存在。

及至90年代末,我在温州下属某市调查一卖官案,卖官的书记是外来的流官,而其他主要领导多是当地人,家族多有着雄厚的经济实力。对经济活动,多秉着类似苏氏“首事会“那种态度,让企业家群体决策,政府辅助。但该书记太想作为了,圈地搞开发区,想为自己造政绩,强令私人企业入驻,然而,圈出的地,多荒芜,他的热心难以得到有地方政经家族背景的企业响应。

于是,在换届过程中,他用当地的“寒族”干部任要职,行贿多属于象征性的数额;还用黑社会分子监视控制诋毁不中意的手下,意图无非是让自己政令通畅。最后,他还是因为“群众举报”落马,演成温州官场一大丑闻,相对于树大根深的家族,凭奇技淫巧,难以撼动。

90年代后全国政府学温州,我真不知道学些什么?真实的温州,还是化妆的温州?

我采访时那里的温州书记,是前省委书记的秘书。这位省委书记曾在92年前的中央党校发表演讲,说温州是社会主义的毒瘤。

那是针对温州最严厉的一篇檄文。而这个文章,正是这位当时为省委书记秘书的人起草的。现在他已经成为化妆后的所谓温州经验的布道师,官拜正部级了___创造温州模式的是老百姓,80年代保护这个市场摇篮的,是与百姓血乳交融的干部,他们也是化妆师,动机不过是为了保护这个嬗变中的社会.但这些干部多被19年前的政治风浪冲击,逐渐被人遗忘,到90年代后,这个模式的”政治资本”,多少已被以后的化妆师们贪墨掠取,成为他们升官发财之阶.

所谓温州模式的组织内核,由家族而变换为政权.由”老百姓经济”而为”官商经济”.进入福布斯的温州富豪,几人不是为官僚集团扶持?有几个没有在在税收减免土地甚至司法等方面受到官员无微不至的照拂?而草根的温州资本更多成为"盲流资本",这几年间在国内各种市场狼奔彘突,爰得其所.

素颜的温州,在几代化妆师的”政治时尚妆”的涂抹下,已经不伦不类,难以窥得真面目.

                  (原载<中欧商业评论>2008年9月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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